方梦之译学思想之“三”观
——兼论近五年国内译学研究热点与趋势(2019~2023)
曾 萍 范武邱
引用信息：
曾萍、范武邱. 2024.方梦之译学思想之“三”观
——兼论近五年国内译学研究热点与趋势(2019~2023)［J］. 当代外语研究（5）：57-68,198.
摘要：方梦之先生是我国翻译研究的专家、全家和大家，为翻译学尤其是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方先生的翻译思想中，三分思维是贯穿其翻译研究与实践始终的显著特征。文章以方先生译学思想“三”观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梳理他的译学论著和思想创见，从纵、横两个研究向度揭示这一观念的认识论根源、立体式内涵和预测性价值，并对近五年国内译学研究热点与趋势进行计量分析，以此验证方先生译学思想的前瞻性、指导性与生命力。
关键词：方梦之；译学思想“三”观；应用翻译；译学研究热点
0. 引言
方梦之先生自少时起学外语、做翻译、教翻译，尽管早年生活经历磨难，却从未间断翻译事业，至今已在翻译学领域开疆拓土、贡献卓著，成为我国译学“专”家、“全”家和“大”家。方先生翻译研究之“专”，在于他在科技翻译—应用翻译—翻译学的研究道路上，从科技翻译实践起步，引领应用翻译研究，眼观翻译学科全貌，由近及远，几十载热忱心系我国译学发展，始终如一；方先生研究活动之“全”，在于他在翻译领域重实践、深理论，写辞书、编词典，创学刊、办学会，善教学、育人才，由点及面，将他的所译所著所思所愿，显于著书立论、实践交流和教书育人的行动之中，贯通融会；方先生学术成就之“大”，在于他以翻译为业，紧随国家和时代发展之需，深入浅出，系统而独到地认识译学本体、论述研究方法和思考译学话语体系建构，推动我国翻译学尤其是应用翻译学向前发展，高瞻远瞩。
笔者通过研读方先生的译学论著和思想创见，发现其翻译研究之路呈现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和承续性。若以时间为轴，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科技翻译实践阶段，20世纪末20年的中外语言对比及科技翻译理论研究阶段，21世纪前十年的译学词典编撰及翻译研究之研究阶段，以及此后至今的应用翻译研究和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建构阶段。若以思想为索，方先生在翻译研究与实践中大力提倡的译学思想“三”观，即“一分为三”翻译观，成为贯穿始终的重要线索，一脉相承，它以经验为基础，由实践而提炼，形成系统的理论观和方法论，具有厚重的理论内涵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以方先生译学论著为语料，以其译学思想“三”观为对象，从横截和纵切两个研究向度，揭示其根源、明示其内涵、预示其价值；与此同时，通过对近五年国内译学研究热点进行计量分析，亦可见方先生译学思想之前瞻性、指导性与生命力。
1. 方梦之译学思想“三”观的认识论根源
人类最早以一元论认识自然，认为人类自身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存在，主客间并无差别，充斥着感性、神秘色彩。直到17世纪笛卡尔提出“心物二元论”，严格区分人类主体与自然界客体，人类以主体和中心意识重新认识客体化、外部化和对立面的自然界；而20世纪初期量子理论的问世，为人类开启了探索微观世界之门，革命性地改变了人类对宏、微观物质运动与结构的认知及运用。二分思维是人类思想走向开化、通向科学的重要阶梯，其认识论价值毋庸置疑；但在方法论上，它易于将事物分成两面对立而未统一，易导致思想僵化和认识片面，有其弊端。三分法是二分思维的有利和必要补充。事实上，数字“三”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传统中占有不可替代之席，哲学史家庞朴先生(2003)从辩证思想角度，深入探讨了“三”的哲学内涵，他指认数字“三”为中国文化密码，认为三分法可有效解读中国文化成果；老子在《道德经》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阐述，将“三”解释为万物演化的基础。具体到翻译领域，二分思维如直译与意译之争、忠实与叛逆之争、科学与艺术之争、可译与不可译之争等，为认识翻译活动提供了充分智源和理性认知；三分法则挣脱了二元对立在方法论上的桎梏，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国内译界重以三分论译道，方梦之教授正是译学思想“三”观的集大成者。
2. 方梦之译学思想“三”观的立体式展现
国内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主要从两个层面切入。一是从整体纵览，如郭建中(2014)、曾利沙(2014a)、钱纪芳(2014)、范武邱和吕松博(2023)，学者们条分缕析，对方先生的译学活动与思想、译学方法与路径、译学贡献与影响进行梳理与剖析，高度赞誉方先生的学术成就。二是据侧面展开，深度挖掘方先生在科技翻译(穆雷 1996；刘金龙 2012)、应用翻译(曾利沙 2014b；黄忠廉等 2014；刘朋朋、耿纪永 2019；蓝红军 2020；傅敬民、袁丽梅 2022；王峰、刘伟 2023)等具体领域的独特见解。值得一提的是，孙吉娟(2020)以较为详实的史料，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方梦之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应用翻译学科发展之间的关联。然而，本文尝试另寻路向，对方梦之译学思想“三”观进行纵横解析：纵切以观其本体内涵，横截以明其来源去处及价值。本部分拟展现其内涵。
2.1 译学发展体系：“一体三环”构想
2.1.1 “一体三环”论的雏形
方先生于2005年正式向学界提出“一体三环”论，于2006年发表“译学的‘一体三环’——从编纂《译学词典》谈译学体系”(方梦之 2006)一文，由此论及译学的发展和形成的体系。其中，“一体”即译学本体，包括翻译理论、翻译方法和翻译史，是千百年来译学不断孕育、壮大和完善的基础。“一环”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由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构筑而成的翻译学最重要、最直接，也是最早形成的外围学科。“二环”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由哲学、思维科学、逻辑学、信息科学、心理学、交际学、符号学等交叉学科形成的第二层外围学科，为翻译学提供立论基础、论证方法及参照条件。“三环”指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文化转向，以文化学和政治学为学术背景，涵盖广泛而丰富的“文化”内容。
2.1.2 “一体三环”时空图的定型
随后几年，方先生对“一体三环”的内涵进行了两次较大修订。2010年，随着以“一体三环”论为基础的《中国译学大词典》的出版，方先生认为新世纪以降文化转向已经完成，翻译中的文化研究已成为常态，而新世纪翻译技术的应用和研究已日益普及，于是将一体三环中的“第三环”改作“文化与翻译技术”，以使翻译研究的综合性更加完整。2013年，在《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与技巧》一书中，方先生再次完善了一体三环中“一体”的内容，将其修正为“翻译原理、翻译策略、翻译技巧”，使翻译研究更加聚焦本体、凸显理论意识。译学研究的“一体三环”时空图以发展时间为经、关联学科为纬，至此“达到了几近完美的程度”(王宏 2014：13)。
2.1.3 “一体三环”译学体系的运行
每一个新论从诞生到成熟，若非历经千锤百炼，难以在学界站稳脚跟、发挥作用。“一体三环”论作为“我国学者独创的译学理论之一”(蓝红军 2018：14)，一经提出与阐发、几经修订与完善、多经热议与运用，迄今已走过近20年的旅程。方先生在“一体”和“三环”中，对三分思维进行了双重巧用，匠心独具。其中，“译学本体”是这一体系的核心，高度概括了翻译研究的本体内容和研究对象；“译学三环”则以本体为中心，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等维度，受外围学科滋养、向外围学科扩散并与之交互融合，清晰勾画了当代译学走向，映射出“三”自初始为万物演变基础的发展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翻译研究在经历了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社会学转向、技术转向等不同“转向”之后，正走向纵深，实现研究对象向译者认知、翻译过程、实践方法等全方位的变革。但不论翻译研究如何发展，其本体始终应是“对翻译活动本质属性的探索与把握”(许钧 2018：446)。“一体三环”译学体系立足本体、融通三环(孙吉娟 2020：217)，反映了译界在“不变”与“变”的守正与创新中对翻译研究基础领域的持续深耕和对新兴领域的不断突破，亦揭示了方先生对翻译学科作为一门年轻独立学科之过往、当下和未来的审慎思考。
2.2 译学理论层次：“宏观-中观-微观”三分图
方先生在阐释“一体三环”之本体时，已然采用了宏-中-微三分思维；后又聚焦应用翻译学科，从翻译实践出发，将翻译理论分为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三个层次，并以翻译策略为表征，辟以专章阐明了中观理论层次的特点、性质、内容和方法等(方梦之 2015)，扩大了理论视域。笔者尝试以“整体”到“局部”再到“内部”的视角，对方梦之应用翻译理论分层与翻译实践关系图(方梦之 2019b)进行解构。
2.2.1 译学分层理论以翻译实践为根基
就学科整体而言，翻译研究的终极任务是解决翻译实践的问题。方先生提出的应用翻译学科宏-中-微理论层次，共同以翻译实践为根基，各层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有远近之分，并以不同方式作用于翻译实践：宏观理论包括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和认识论，从较高层次描述和解释翻译的普遍问题和根本问题，它对翻译实践进行总体思想和认知层面的远程方向性指导；中观理论研究翻译策略、翻译方案、翻译模式、翻译模块等，对翻译实践进行技术谋略和布局规划；微观理论研究翻译方法与技巧，直接作用于翻译实践，在操作层面发挥启示和示范作用。
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形成一种紧密的互动关系，理论源自实践，实践呼唤理论。从长远看，离开翻译实践这一根基，翻译理论如同无本之木，难以存续；离开翻译理论这一指引，翻译实践又像无的放矢，目标阙略。
2.2.2 译学理论三层成互补互构之经络
方先生提出的译学分层理论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体，既建立了宏观的核心理念，又有中观策略的过渡，还以微观技巧为手段，但三者并非完全独立或彼此割裂，它们之间的关系形成如有两条明显的经脉：其一，自上而下——宏观理论衍生中观翻译策略，中观理论引发翻译技巧，翻译技巧再作用于翻译实践；其二，自下而上——以翻译实践为基础，归纳得出翻译技巧和方法，翻译技巧经集约化或概念化，形成中观翻译策略和范畴，中观理论再抽象为宏观理论。然而，即使是最高层最顶端的宏观理论，也是基于大量的翻译实践反思后形成的。因此，我们若纵观翻译理论发展，可以认为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各层之间彼此影响、互补互构，成一个通畅完满的闭环。
2.2.3 译学理论各层以三分子层为骨架
此外，方先生还对译学理论各层次内部进行了多维度阐释。具体而言，各层次可再一分为三：在宏观层面，方先生将应用翻译三原则归纳为达旨、循规、共喻，将翻译活动按作者、译者、读者三要素展开论述；中观层面，他认为翻译策略应考虑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三要素，描绘出直译、意译、零翻译的翻译策略三元图；微观层面，则从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研究语言层面的翻译技巧。
译学理论宏中微三层次各以三分子层为骨架，内涵丰富、逻辑分明、彼此相连，形成强有力的支撑结构，维持译学理论的稳定性、平衡性及动态发展性。
2.3 译学研究路径：“学科-学术-话语”三位一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方教授将汉语语境下应用翻译研究的“三大体系”建设，厚植于他的整个学术和实践生涯，有力推动应用译学知识体系、活动体系和言说体系的发展与融合。
2.3.1 引领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建设
方梦之教授是我国应用翻译研究的开创者和引领者。我国的应用翻译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翻译研究的特有产物”(傅敬民、袁丽梅 2022：97)，关切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现实需求，大规模的应用翻译实践呼唤理论的跟进与创新。方教授提出建构应用文体翻译的理论系统，恰逢其时。虽然方教授以谦虚治学的精神，将其命名为“应用翻译研究”而非“应用翻译学”，但从理论体系建构的角度看，应用翻译研究实为翻译学科的专门研究和重要分支，在研究对象上与“文学翻译”相对，在学科上与“应用翻译+学”范畴相应(黄忠廉 2013)，理应有自成一体的学科体系。
为建设我国本土的应用翻译学科知识体系，方教授从修订霍尔姆斯译学路线图着手，将应用翻译研究与文学翻译研究并列(方梦之 2014)，锚定其学科定位；述及应用翻译研究的本体特征、价值功能和方法原则，确定其核心理论；指出应用翻译涵盖文学文本以外人们日常接触和实际应用的各类文字，涉及对外宣传、社会生活、生产经营等方方面面，界定其研究范围。近年来，译界在应用翻译研究领域十分活跃，除了对应用译学思想进一步阐发外，还着眼于我国应用翻译史(方梦之、傅敬民 2023)、我国特色应用翻译研究(傅敬民、刘金龙 2021)、应用翻译教育(黄友义 2019；周丽敏 2021)、应用翻译批评研究(傅敬民、王一鸣2017；袁丽梅2023)等，更涌现出大量对应用翻译分支领域的微观探讨，学科认识、理论建设和实际应用不断深化，学科体系日趋成熟。
2.3.2 推动我国应用翻译学术体系创新
面对应用译学，方教授自身开展了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术研究活动，从语言到科技、从科技到应用、从应用到理论，一步步迈进(黄忠廉、佟颖2023)，其思想基于经验、源于实践并显于理论之中。年少时的多语能力修炼和科技兴趣萌生，为方先生后来进行科技信息的翻译、研究和编辑工作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和专业基础，沉潜译事成就了他在工作之余的诗意生活。到中年之时，方先生进入大学教翻译，结合多年翻译实践经验，对比中外语言异同、深钻翻译研究之道，撰写教案、自编教材，为其应用翻译研究之发轫。而后出版的数部学术专著，如《科技英语实用文体》(1989)、《英语汉译实践与技巧》(1994)、《英语科技文体：范式与应用》(1998)、《翻译新论与实践》(1999)，则奠定了他在国内科技翻译研究乃至应用翻译研究领域的引领地位。
基于自身富赡的学术研究活动，方先生还开创了跨越时空的学术交流活动，以躬体力行之功、领学界集体之力，推动我国应用翻译学术体系创新。一是编撰词典，引介译界前人的学术成果。方教授主持编撰了多部译学词典，其中：《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1991)以我国科技翻译学人为主线，梳理我国科技翻译史；《译学辞典》(2004)以译学术语为视角，呈现新世纪以前国内外译学发展概观；《中国译学大辞典》(2011)及《翻译学辞典》(2019)，则以中国译学和新世纪译学为圭臬，突出翻译研究本土化和时代性。二是创办平台，构筑译界今人的交流桥梁。方先生于1985年创办的《上海科技翻译》(今《上海翻译》)，既探讨翻译研究基础问题，又创设应用翻译研究栏目，兼具刊物共性与个性，从未远离应用翻译研究之宗旨，现已成为国内应用译学思想争鸣的主要阵地。此外，在方先生的筹办与推动下，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自2003年首次举办以来，已举办十届历经20年整, 见证了我国应用翻译研究从无到有建设和发展的全过程(戴光荣、王晨谕2024：7)。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为学科发展培植良好学术生态，与学科相互依存、共生共荣。三是深耕教坛，思虑译界后人的培养路径。方先生自1978年始入外语和翻译教学之路至今，已在教坛耕耘近半百年，不仅在三尺讲台直接培育出一大批翻译人才，更以其译学思想和精神间接影响无数翻译学人，思考并践行翻译专业人才培养路径，为翻译学科持续勃兴强化主体保障。
2.3.3 完善中国特色译学话语体系建构
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构成学科体系之网的纽结。继20世纪末20年国人对国外译论的大规模引进、新世纪以降国人在国际译坛的奋力发声，我国译学研究基本赶上了国际步伐，甚至跻身当代译界的主流队伍，但在建设能够解释我国本土实际问题的创新译学话语体系、提升我国译学话语能力和国际学术影响力等方面，仍大有可为。
2017年，方先生提出“翻译大国需有自创的译学话语体系” (方梦之 2017：93)，正式开启对中国特色译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宏观思考，后又针对如何建设中国译学话语的认知与方法进行中观研究(方梦之 2019a)，提出承古创今、西学中用、外为内合的策略方法，并进一步落实到译学术语、翻译标准、关键词解读(方梦之 2021)等具体学术抓手的研究中来。需要指出的是，方先生对术语研究情有独钟，不仅对古今中外、源流支脉的译学术语爬梳剔抉、编撰成典，还追踪术语的生成、发展与迭代更新，成为透视我国译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生发的重要窗口。近期，方先生推出新作《中国译学话语：建构与阐释》(方梦之 2024)，对以概念框架、范畴体系和术语发展为主体的中国译学话语研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理论思考和方法示范，并铺展了我国译学话语的跨学科研究创新之路，为完善我国特色译学话语体系建构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方先生在翻译研究中考究翻译学原理，倡导应用翻译学科，开展翻译学术活动，完善译学话语建构，实践出一条依托“学科-学术-话语”三位一体的独特译学研究路径，既有理论高度和思想深度，又具实践广度和可操作性。
3. 方梦之译学思想“三”观的预测性启示：近五年国内译学研究热点分析(2019~2023)
为考察方梦之译学思想的理论价值，本文还将借助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近五年(2019~2023)国内译学研究热点与趋势进行分析，并明确其与方梦之翻译思想的互动关系。
3.1 数据采集
本文选取的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中国翻译》《中国外语》等18种国内外语类CSSCI期刊(含扩展版)或大陆地区翻译类专业期刊(名单见表1)，所选刊物基本上每期都有固定的翻译研究栏目，所刊论文可有效反映国内翻译研究的最新成果。
将选取的18种刊物分别作为“来源期刊”，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检索词为“翻译”或含“译”，时间区间设置为2019~2023年。在检索结果中手动剔除通知、目录、动态、翻译实践等非研究性论文，共获得有效文献3721篇，各刊物发文情况见表1(按翻译类发文数量排序)。下载并保存上述检索出的文献题录信息(包括题目、作者、关键词、摘要)，后导入CiteSpace软件，结合传统文献计量方法，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以期梳理近五年国内译学研究热点。
3.2 数据呈现
选取高频关键词作为分析对象，因关键词通常是文献核心内容的概括和浓缩，若同一关键词在该领域不同文献中反复出现，则其为高频关键词，可视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运用CiteSpace 6.3.R1软件从前述所获文献的题录信息中提取高频关键词，绘制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和聚类图谱，并整理出高频关键词表(表2)。
3.3 数据解读
参照关键词聚类图谱对高频关键词进行分析归类，发现近五年国内翻译研究围绕翻译策略、翻译教育、翻译理论与翻译技术等宏观问题展开。再结合对相关文献的深入研读，可得近五年我国翻译研究热点，但因此处文献众多，无法一一罗列，仅进行概要分析，亦可见一斑。
一是翻译研究的本体性回归。一方面，除“翻译”和“翻译研究”这两个核心关键词外，“翻译策略”为第一高频词(方梦之 2022)，“翻译学”“翻译史”“翻译理论”“翻译思想”“翻译方法”“翻译规范”“翻译原则”等紧随其后，体现了国内译界对翻译基础性问题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对中观翻译理论的高度重视，直接反映了方梦之先生翻译研究应“以译学本体为核”的思想内涵；而“知识翻译学”“生态翻译学”与“社会翻译学”近年来成为翻译研究新热点，学者们以跨学科路径不断创新和发展译学理论，是方先生译学体系构想的现实呈现，也是完善我国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进展。另一方面，“文学翻译”与“翻译批评”高频出现，表明文学翻译理论、批评与译介等传统话题仍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具体体现在“典籍翻译”“诗歌翻译”“中国文学”等研究，为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基础。此外，对“翻译过程”“译者行为批评”“译者主体性”“译者风格”等的研究，反映出翻译研究的主体、客体及过程意识，仍属本体范畴。方先生倡导译学本体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而国内译学研究也紧紧围绕译学本体，以推动译学发展为宗旨，两者强烈的本体意识，成为翻译学科独立于交叉学科、外围学科抑或关联学科的坚固基石。
二是翻译研究的现实性关切。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紧密关联，翻译实践契合当下国家社会现实需求。针对“国家翻译实践”“民族语文翻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国际传播”“外宣翻译”等议题的反复探讨，是学界对我国国际话语权提升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问题的学术反哺，在理论层面突出翻译事业对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意义。还需要指出的是，方先生引领的“应用翻译”研究作为词条本身其词频为9(未呈现在关键词表中)，但其意蕴广泛而深厚，涵盖了如“术语翻译”“法律翻译”“科技翻译”“语言服务”等诸多分支，形成我国应用翻译实践的理论高地，是对时代变革与社会需要的积极响应。而“英译”“传播”“方法”“路径”“创新”“影响”“接受”等词汇频次也较高，说明学界注重解决或改善这些实际问题的途径与效果。方先生翻译思想根源于我国社会翻译现实，秉持翻译研究应“以翻译实践为根”的理念，坚持理论出自实践、实践催生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翻译研究服务国家战略社会需求，与学界旨趣共同形成“实践-理论-国家利益”“三位一体”的逻辑闭环。
三是翻译研究的数智化诉求。随着信息时代和数字化革命的到来，翻译研究的范式发生了深刻变革。众多学者借助“语料库”技术和“多模态”视角开展翻译文本特征、翻译规范、译者风格、应用翻译和口译研究等，以量化的工具和方法，对研究进行理性阐释，以提升理论高度和研究影响力。数字与技术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广阔资源和工具支撑，在此背景下，方先生坚持“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数据手段，以更加全面、清晰、客观地观测译学研究的宏观趋势(方梦之 2016)、学科概貌(方梦之 2023)及主要论题(方梦之、袁丽梅 2017)等。同时，“机器翻译”“人工智能”等术语也占据词表高位，说明技术驱动的翻译模式经历嬗变，即计算机辅助翻译—机器翻译译后编辑—交互式机器翻译(王均松等 2023：16)，由此引发的机器翻译质量问题、翻译伦理问题及对人工翻译形成的挑战也成为研究的新课题。
四是翻译人才的系统化培养。技术赋能和学科融合引发“翻译教学”和 “人才培养”的多维研究，包括本-硕-博人才培养层次的体系化探索，翻译专业“口译”教学与研究的双向支撑、“课程思政”的融入建设，翻译策略能力、翻译规范意识、译出型翻译人才培养的系统对策研究，以及由语言能力、翻译能力、文化素养、政治素养、协作能力、技术能力以及学习能力构成的综合“语言服务”能力培养，为新时期“翻译学科”与“翻译教育”的发展出谋划策，也为我国翻译领域和语言服务产业储备人才力量。除翻译教学实践外，方先生还在翻译教育改革与创新、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中融贯 “人才培养为本”的理念，向学界输之以思想观点、方法路径，为后辈树立学术榜样和育人典范，推动学科繁荣和人才传承相佐共进，是翻译研究与实践健康发展的持续保障。
综上分析，近五年国内翻译研究以强化学科发展和服务国家需求为目标，以人才发展与技术运用为双翼，驱动学科理论与实践并行，展露出明显的学理意识、问题意识、方法意识与人才意识。这恰好与方梦之译学思想中的本体论、实践论、方法论和育人观交相呼应，不谋而合，既折射出方梦之译学思想的预测力、指导力和生命力，又共同指向助力建设根植中国的学科体系、基于实践的学术体系及自主融通的话语体系。
4. 结语
本文先探究了方梦之译学思想“三”观的来源及内涵，发现其源自数字“三”的哲学史观、文化传统和方法意义，涵盖“一体三环”译学体系构想、“宏-中-微”译学理论分层和“学科-学术-话语”三位一体研究路径，重本质、重实践、重体系建构；后经量化统计辅以质性分析，发现当前我国翻译研究既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如立足本体研究、珍视人才培育，又紧扣时代性学科特点如关切现实需求、诉诸数智技术；方先生译学思想与国内译学研究在认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论上形成良性互动，可谓一套有依据、有内涵、有出路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工具。笔者以方先生译学思想“三”观为着眼点，景仰方先生译学成就，亦欣见学界共同为提升翻译学学科自信、学术自信及话语自信，为促进我国翻译业大而强而不懈努力的图景。并借此文，向方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衷心祝愿先生身笔俱健、福寿绵长！
*本文承方梦之教授亲笔指点和审稿专家评审指正，在此一并表达诚挚谢意！
参考文献
见期刊原文
作者简介
范武邱，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 英国曼切斯特大学访问学者,《外语与翻译》执行主编, 湖南省翻译研究基地主任。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30余年。出版著（译、编）作20余部；在Babel, Wiley,《中国翻译》《中国外语》《现代外语》《中国科技翻译》《上海翻译》《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3项，省社科基金4项，其中重点1项。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语言美学。
曾萍，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西理工大学讲师，在《中国科技翻译》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主持市级社科基金一项，参与省社科基金若干项。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