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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翻译活动的多维场域研究
[摘要]文章从场域视角考察严复翻译惯习的形成、权力关系的博弈、资本形式的转化等内容，以展现严复翻译活动的社会维度。文章将其翻译活动的场域分为体制外场域和体制内场域，前者主要包括官办高校和机构，后者主要包括民间出版社和学会。通过剖析严复所处各场域中的翻译活动及其关联互动，立体、动态地考察严复翻译实践的背景和动机，阐发其翻译活动在历史时空中的影响与功用。
[关键词]：严复；翻译；场域
文献来源：《翻译与社会》2024年10月第1辑。转发请注明【翻译研究动态】及文献来源。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晚清中国译者的文化认同研究（1840-1911）”（项目编号：21YJC740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苏艳，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翻译史、典籍翻译与翻译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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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如伟，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MTI硕士导师，研究领域：翻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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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人类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语言具有社会建构功能和机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91：10）认为语言具有象征性权力（symbolic
power），可以维系或推翻社会秩序。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华康德，2004：133）社会个体都是场域作用的产物。个体之所以以独特的身份存在，是因为有与之相对应的场域存在。（同上：145）在布迪厄提出的四种资本类型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是资本的基本形式，而象征资本可由前三者转化而成（Bourdieu，1986：241-258）。“社会空间被各种场域结构化，场域如同一个市场，每个行动者携带自己的资本为谋求各自的利益进行资本的交换和权力的争夺与再分配，而行动者的社会地位取决于其在场域中占有的资本总量及各资本的相对比例。”（苏艳，2008：77）社会主体在场域中携带资本竞争，基于译者的社会属性和翻译的社会建构功能，可以认为，译者所处历史场域充满各类资本和权力之间的博弈，直接影响译者的身份塑造与资本转换，这在社会和文化转型时期尤为激烈。因此，从场域视角考察历史转型期译者的翻译活动具有学术合理性。严复是清末翻译家，其翻译活动与晚清中西碰撞、古今相争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他从私塾教育、留学教育和举业经历中获取了文化资本，形成了个人化的双语惯习。他怀揣着“三民”理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理想投身翻译事业，积累了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除了译者身份之外，严复还兼具体制外的报人、名学会创办者以及体制内的译书局总办、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大学校长等多重身份，这意味着其翻译活动存在多维场域，使其行动者角色呈现不同的禀赋构型。本文根据严复的多元身份，大体将其翻译场域分为体制外场域和体制内场域，阐述在特定历史场域中其翻译惯习的形成、权力关系的博弈、资本形式的转化等内容，分析其所处多维场域之间的互动关联，由此立体、动态地考察严复翻译实践的背景和动机和其翻译活动在历史时空中的影响与功用。布迪厄（1997：175）曾指出场域和惯习之间的两层关系：一是场域构造惯习，惯习是体现场域的内在必要性的产物；二是两者之间是知识的关系，或是认识的建构关系，即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富有意义和价值的世界。严复1879年自英国留学回国后，先是回母校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第二年8月奉调天津，参与筹建天津水师学堂相关事宜。至1900年6月北洋水师学堂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之中，严复在此已任职20年之久。在此期间，一批政治和文化精英为制夷图强，先后发起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试图在与西方的竞争中积累军事、经济和政治资本，在此过程中，“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曾国藩，1994：446），“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梁启超，1999：172），即以语言交换为中介的文化象征性实践成为权力竞争和社会变革的首要途径。在此翻译场域中，严复并不安于教育事业，在心理上与传统知识分子一样，仍认同于“士”的身份。若非幼时因家庭变故被迫由私塾教育转向西学，他本会沿着科举之道走下去，“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严复，2014a：13）表达了他对“正途”的渴慕之情。本杰明·史华兹认为：“他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社会传统观念的转变并没有深入他的骨髓。”（2010：16）当时的当政权威人士鼓励新式学堂师生参加科举考试、走向求仕道路。如李鸿章（1982：397-398）于1887年6月19日奏请朝廷准许北洋水师学堂师生一体乡试，为天津水师、武备学生及教习人员参加科举考试提供便捷。严复积极寻求获得“士”的身份，他感到在体制内场域中“出身不由科第，所言多不见重”，于是“欲博一第，以与当事周旋，既已入其彀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风气渐可转移。乃发愤治八比，纳粟为监生，应试”（王蘧常，1926：10）。1885年至1893年间，严复四度参加考试均名落孙山。实际上，举业的经历对他人生成长并非毫无裨益。首先，这段经历有效地训练了其古典文字运用能力，为他之后翻译实践选择文言书写打下了语言功底。陈衍曾说：“几道学无师承，少壮时文字尚多俗笔。厥後研究子部，且得力于外国名家文法，尽燮其往时滑易之病”（黄曾樾，2002：706），认为严复早期文字并不出色，其后研习了诸子百家，综合西方名家文法之所长，才避免了往日文章的“滑易之病”。钱基博也指出，严复文章“籀其体气，要皆出于八股”（钱基博，2017：481），认为其文字虽保留了八股的体式，但“文理密察”，堪称“逻辑文学”，和他西学素养不无关系。严复在很大程度上从举业中提升了古文功底，加之他接受的私塾教育和西学教育，为其翻译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本。严复翻译文风融传统八股与西方逻辑为一体，这是他作为译者的倾向性特征之一，构造了独特的翻译惯习，这一惯习又反作用于他的翻译活动，特有的语言风格为其译著划定了读者受众和思想传播层面。其次，这一经历让严复切身体验了科举制的弊端。严复认识到，八股取士牢笼人才、禁锢思想，偏离了为国求才、劝人为学的创立初衷：“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2014b：47）他分条详述了科举制度如何“锢心智、坏心术和滋游手”（同上：45-48），深化了对人才素质培养的认识，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面对“民智不开”，朝廷之中守旧与维新两派均无法解决的现实困境，他寄希望于西学思想以达成所愿，选择“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严复，2014a：130）。他乐观地认为西学具有启迪民智的功用，遂将愈愚救亡的抱负同西方思想密切关联起来，藉此期待中华民族的复苏。本着开民智的信条，他走向了译书之路。严复所怀有的“三民”理想和政治抱负左右了他译书的选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等多个方面，使其翻译惯习富有个人特征，促使他有倾向性地投身于翻译实践活动，进而为构建他所期待的世界发挥能动性。晚清中国在文化、社会、政治等领域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西方现代文明的诱惑下，晚清知识分子开始将目光投向西方。当时中西交流最大的障碍是语言障碍，晚清当政人士对此也有所意识。恭亲王奕䜣等大臣在奏折中讲道：“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朱有瓛，1983：5）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洋务派开始创办学习西文、西艺的新式学堂，一定程度上转换了社会风气，也为之后体制内场域中翻译活动的展开培养了翻译人才,为近代教育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基调。严复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在1906年至1912年期间先后出任安徽高等学堂、复旦公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校长，“对旧式教育体系进行改革，按自己的思想主张组织教学和管理”（皮后锋，2000：54）。早在1902年，他便明确宣称“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2014a：204）为谋求“中国之幸福”（同上：206），他提倡学习西方科学并广泛应用，以渐进的进化观看待社会的改造和发展，还倡导科学精神的确立。他“从西方‘科学立国’的历史经验出发，认为要‘愈愚’只能‘科学救国’，西方科学知识的翻译与传播是必要基础，科学理性精神的宣扬与培养才是长远之计”（苏艳、丁如伟，2023：80）。他深受斯宾塞（Herbert Spence）和赫胥黎（T. H. Huxley）等学者教育思想的影响，提出了“德智体”三育并举学说，曰：“教人也，以浚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严复，2014b：24），“讲教育者，其事常分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同上：179）此外，严复还“注意到艺术在陶冶民众情操、开启民智、移风易俗上的积极作用”（苏艳，2018：111-112）。这些教育思想体现在他对教学教材的翻译上，他在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一职时，制定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规定以翻译中小学教科书为主，将所译教科书分为38个门类，涵盖了“德智体美”四方面内容，指出含美术在内的“或事切于民生，或理关于国计”的专门专业之书，“但使有补于民智，则亦不废其译功”（严复，2014b：125）。这些翻译选材思想同样体现在他自身的翻译实践中，他先后翻译出版了八部西方社会科学名著，含涉近代政治、经济、伦理、哲学、法律、教育、历史、社会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学术思想和成就，有助于更新国民的宇宙观、世界观、政治观和价值观，贴合他“开瀹心灵”“增广知识”（同上：243）的民智培养目标。在体制内场域中，严复的教育思想和翻译主张契合当时社会背景与现实需求，与政治场域权威人士的认识趋同，在权力博弈中更易获得支持。在体制内场域，除了高校场域这一主要关系空间外，严复还涉足其他官方机构子场域。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光绪帝谕令：“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朱有瓛，1986：639）1902年10月，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成立，严复受聘为总办，颁布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包括局章、薪俸、领译合约、章程条说四大部分，其翻译宗旨有四：“一曰开瀹民智，不主故常；二曰敦崇朴学，以棣贫弱；三曰借鉴他山，力求进步；四曰正名定义，以杜杂庞。”（严复，2014b：125）这些宗旨与严复开启民智的教育目的、保种求强的政治理想、中西会通的文化动机高度契合。此外，1903年严复在《英文汉诂》卮言开篇提到：“……旧学之必不足恃，而人人以开瀹民智为不可以已。”（2014c：82））1905年，严复在伦敦与孙中山会面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当今之计，惟急以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严璩，1986：1550）可见严复的教育目的、翻译动机、政策制定理念都与他开启民智的理想分不开，在不同场域中表现出了思想的贯通性和一致性。1909年，清政府设置的学部奏请开设编订名词馆，拟推严复为总纂，统筹编订各学科中外名词对照表。名词翻译是西学翻译的基础，译名的审定直接影响西学翻译的开展，严复强调“名词者，译事之权舆也，而亦为之归宿”（严复，2014b：344），对中外名词对照审定极为重视，“建馆前严复制定计划、聘请馆员；建馆后几乎每天到馆，事无巨细，亲自过问，对术语审定工作是极其认真负责的。”（沈国威，2019：186）自己确立译名时更是达到“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严复，2014d：79）的境界。在名词馆维续的两年时间里，严复组织人共审定了3万余条词汇，含涉数学、逻辑学、心理学、植物学、伦理学、地理学等多个学科，出版了名词对照表，推进了教科书的编译工作。同时，“严复坚持了自己的译词原则，把自己的译词悉数收入”（同上：187），凸显了翻译场域中权力因子发挥的作用。1912年8月，民国政府重新厘定官制，将海军部分设厅、局、处三级。严复此时尚在京师大学堂任职，相关部门让他兼任海军部编译处总纂，负责统筹部员翻译外国海军图籍的工作（池仲祜，2000：507）。1914年5月，袁世凯在其执政期间成立了内史监，严复“因熟悉国外状况，奉命翻译西方报刊，供《居仁日览》之用。”（黄克武，2022：211）他大量阅读英文报刊并精选战事新闻翻译，为当政领导人了解世界时局、跟踪国际发展动态提供了重要的参阅资料。严复上述体制内场域中的翻译活动均是在清廷授权下展开的，其翻译活动也受到当时政治场域权力关系的支配。他以自身持有的译者筹码投入到场域的权力博弈，扮演着翻译政策制订者的角色，保障了翻译活动的协调性和规范性，使翻译工作适应社会情境和现实需要。同时，他通过翻译场域中积累的资本，在场域中权力争夺与再分配中占有主导地位，在体制内场域的翻译实践也为他生成了社会资本。从严复的私人书信来看，学堂和官办机构工作的不顺心促使他探求体制外的翻译场域。1896年他在给四弟观澜的家书中多次抱怨职场不如意：“兄北洋当差，味同嚼蜡。”（同上：434）“兄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同上：435）陈宝琛在严复墓志铭中对他任职情况略有交代：“及文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陈宝琛，1986：1541）一起留学英国的同学归来后多在北洋水师担任舰长、分舰队司令员等要职，他却是一个“被边缘化”的角色，面对这样的落差严复的心境可想而知。此外，严复家累极重，“一家十余口,寄食他乡，儿女五六，一一皆须教养，此皆非巨款不办”（严复，2014a：155）。严复1910年初接受清延赐予的“一等文科进士”出身和“候选道员、编订名词馆总办、学部丞参上行走”等职（匿名，1910：1-7）。却在家信中叮嘱夫人朱明丽“谨慎持家”，因为北洋顾问官一职“薪水只剩六成三百两”，学部名词馆及丞参堂两处薪水“三百两，略够京中敷衍耳”，而他当年寄回家中“十月份家用490元”（严复，2014a：483，484，486）。此后，严复又被朝廷派为筹办海军事务处顾问官、钦选资政院议员和海军部一等参谋官。但朝廷财政捉襟见肘，体制内提供的俸禄已远远不够维持日常收支平衡，必须另谋糊口之途。严复坦言“真不知如何挪展耳。若自为所能为作想，只有开报、译书、学堂三事尚可奋其弩末。”（同上：155）显然，晚清体制内场域中经济资本增长空间窄狭化，相比而言，在体制外场域中经济资本置换的可能性更大。科举的失意，怀才不遇的落寞，家庭的经济重负，加之民族危亡的现实境遇，译书成为严复图富强和资生计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手段。严复在体制外的翻译场域主要包括出版场域和学会场域，三个场域是同源关系，既相互独立，又互动关联。串联三个场域的引线是译作，分别指向翻译产品的创作、生产与流通三个环节。严复翻译作品涉及生物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逻辑学等多个学科，较为系统地引介了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天演论》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为近代中国落后状况提供了理解思路，为国人指出了社会前进的方向。他翻译的《原富》引介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思想，推动了中国重农抑商、耻于言利等传统观念的转变。《群己权界论》的翻译为中国社会引入了西方民主与自由、权力与权利的观念，为现代道德权利与伦理秩序的社会启蒙带来了思想资源。《群学肄言》的翻译促进了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强调“以天演为宗”，将生物学理论运用到社会现象的考察。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向国人展现了西方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轨迹，对中国社会政治制度与社会发展走向予以启迪。严复通过翻译《名学》和《名学浅说》，将西方分析、推理、判断、归纳、实验、实证的治学方法介绍给中国知识界，引导和培养国民的科学思维和理性精神。严复翻译《美术通诠》，较早地向国人引介了西方文学理论，促发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他在案语中交代了翻译该书的动机，点明了文论思想所具有的美育意义与实际价值。《法意》向中国移植了西方法律制度，以促进国人法律思维模式的转变。上述译著的的广泛传播与影响扩大了严复的朋友圈和知名度，为他积攒了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同时带来了可观的经济资本。如他在官场失意、生活困顿的情况下，曾向蒯光典借资3000元，后将《穆勒名学》等七部译稿交由蒯光典出版以抵偿债务（包天笑，2008：219-224）。严复在翻译场域的成就与他在出版场域的活动分不开。1897年，严复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期间，与友人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等一起创办了《国闻报》，次月增出旬报，名为《国闻汇编》，以传播新学、开启民智为主旨，切合国家富强、联通世界的目的。报纸的新闻来源主要有翻译和采访两途，译本“萃取各国之报凡百余种”（严复，2014b：355），主要是关于外论以及诸如俄、英、法、德、美、日等国纪要。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有发刊辞、时事评论、政见政论、翻译评论等几种类型。关于翻译的议论有《论译才之难》《鸦乘羊者》《<如后患何>按语》《弭战议》等数篇，其中《论译才之难》一文论证了翻译人才的专业素养，指出译者需要具备广博而专业的知识积累。1897年底《国闻汇编》连载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其首次公开刊行的版本名为《天演论悬疏》，该版本公开发行于戊戌变法酝酿阶段，将进化论学说引入中国思想界，无疑助长了维新思想宣扬的声势。后因戊戌变法后清政府查办，《国闻汇编》停刊，《天演论》未能全本发表，只刊出了自序和前九节，体现了翻译场域与出版场域在和政治场域在争夺权力空间过程中的无奈妥协。严复在出版场域中的各类活动中，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合作交流。出版印刷是翻译产品生产的必要环节，是实现译著传播的前提，也是译者积累资本的基础条件，商务印书馆正是实现严复译作生产的主要实体空间。严复的译著中《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均是在商务印书首次出版，《天演论》《群学肄言》《穆勒名学》随后也均有商务版。《原富》在1902年最初版于南洋公学译书院，由张元济负责管理，1903年译书院因经费紧张停办，不久后与商务印书馆合并。其中不容忽视的是严复就《原富》出版问题与张元济的书信往来。1899-1902年间，二人通信有数十次，《严复集》和《严复全集》收录的20封信中，有14封信均述及《原富》翻译与出版的问题。两人的繁复往来的书信展示了《原富》翻译进度以及出版过程，其中涉及他积极争取翻译稿酬、版税、分红等译者权益的内容，彰显了译者的版权意识，展现了出版场域中作者和出版商之间权力关系的博弈与调适。根据书信讨论结果，张元济以二千两银支付《原富》稿酬，另分给严复售值两成的版税，这应是近代历史上有迹可查的最早版税案例，也是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成功转换。严复1903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社会通诠》时，与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出版方签订了我国第一份版权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版权归属和版税支取等条目。在翻译场域与出版场域中的权力博弈中，促成了近代翻译版税制的建立。严复还相当具有经济头脑，对于商务印书馆的译稿酬金与版税分红，他并未悉数支取，而是将一部分作为股份投资在商务印书馆以获得股息。在他晚年不再担任体制内职位之后，这些股息成为他生活的重要保障，可知在体制外场域中社会智力生存空间得到了有效拓展。晚年他在和长子严璩的家书中多次就商务馆股份事宜予以交待，如在1921年的一封信中，他告诉严璩子当年“商务印书馆红利以五百股一七分，分八千五百元”（严复，2014a：447）有学者从严复账单、书信等史料推测，认为他在1912年至1921年十年间从商务印书馆分得红利68370元。（黄令坦，2016：46）晚清“中国迅速出现了大量以绅士为主体的商会、学会和各类不是基于亲族关系的社会团体”（金观涛、刘青峰，2009：209）。在京城和地方兴办各级各类学会的浪潮中，严复也在体制外为其翻译活动开辟了学会场域，他开办了我国第一所“名学会”，系统译讲和传播名学（逻辑学）。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严复避难上海，因“金粟斋译局诸贤谓当有以激发。一时学者以名学为格致管钥，而仆又适业是书”（严复，2014a：188），由此在1900年七八月间成立了名学会，直至1901年5月初结束。严复对“名学”极其重视，认为“名学者，理术之统宗。……格致之管钥在焉，故玄科首名学。”（严复，2014f：139）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1903）中他更将名学和数学两宗划入统挈科学，认为两者“所标公例为万物所莫能外，又其理则钞众虑”（严复，2014b：124）。他将名学视为社会进步的根本，“惟能此术，而后新理日出，而人伦乃有进步之期。”（严复，2014e：399）在此之前，严复在诸多场合对名学相关概念和学理也都有阐说，诸如《译<天演论>自序》《救亡决论》《原强》《西学门径功用》《民约评议》等论文和政文以及译著的按语、注释都涉及到逻辑学概念和知识，他的《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是影响深远的两部逻辑学译著。名学会的开办，使得逻辑学首次被系统全面地介绍到中国，当时的社会名流张元济、吴彦复、章太炎、郑孝胥、伍光建、包天笑等人都曾是演讲会的座上宾。孙宝瑄（2015）在日记中多次记录了去名学会听讲情况，述及了当时严复讲演情景。如此西方逻辑学被系统全面地介绍到中国，吸引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和学习，其“一时风靡，学者闻所未闻，吾国政论之根诋名学理论者，自此始也”（林耀华，1933：4）。可以看出，在体制外的学会场域中，参与者服从于中西普适性的公理，较少受到传统思想和社会伦理的约束，可以更为自由地接受学习西方思想和制度，为晚清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奠定基础。严复在不同场域中的活动看似有空间区隔，实则存在内在关联，形成了独特的关系网络。在高校场域中，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期间，在积极参加科举考试过程中提升了古文水平，为之后翻译选择文言书写积累了文化资本。“师友交友是古人成学的一个重要途径”（余英时，2005：115），严复广泛的人际交往是他从事翻译实践的社会资本，譬如他少年参加船政学堂招生考试时受到船政大臣沈葆桢的赏识，留英期间与驻英公使郭嵩焘往来密切，在科举考试备考中得到同僚陈锡赞（陈彤卣）的指导，等等。他的首部译作《天演论》翻译出版过程中，桐城派大师吴汝纶不但全程参与修改指导，还为其出版作序。严复充分利用吴的象征资本，提升了译著的知名度，为译著的资本转换提供了优势条件。参与《天演论》修改润色的还有桐城派挚友吕增祥，吴、吕二人“可谓该书的幕后功臣”。（黄克武，2022：120）和严复有往来的师友还有陈宝琛、梁启超、肃亲王、载泽、载洵、毓朗、汪康年、张元济、曹典球、荣禄、袁世凯等等，横跨政界、教育界、实业界，穿梭于体制内外场域，为他累计了丰富的社会资本，也为他翻译作品的传播、出版等活动创设了便利条件。翻译场域与体制内外的各类子场域也互为关联。米歇拉·沃尔夫（Michaela
Wolf）指出：“翻译现象也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机构（social
institution）产生关联，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材料的选择、翻译产品的生产及流传，进而操控了翻译过程中采用的策略。”（Wolf，2007：1）。严复通过书信、报馆、学会等抽象或实体场域的公共交往，实现了翻译活动的思想交流、信息交换，明确了读者受众和翻译风格，提升了翻译质量，扩大了译著信息的传播和接收空间，有效地促进了翻译思想的传播和翻译知识的影响力。他的译著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教育、文化、思想等领域，这些子场域与翻译场域紧密相连，他在这些场域中所获取的各类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象征资本的加持让他在翻译场域中又具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他翻译作品的风格、方法、策略、标准和原则等引人关注。“严复等人所构建的规范就是中国翻译场域中所谓的‘幻象’之一，参与塑造了其他参与者的惯习。”（王悦晨，2011：11）他在翻译中惯用的中西会通的方法常引人讨论，他提出的“信达雅”标准更是被后来译者奉为圭臬。同时，严复从翻译事业中获得了维持生计的经济资本，还积极维护译者利益，推进版权合同正规化，推动了近代译者职业化进程。严复在拥有一定的象征资本后，更多的知识分子热衷于参加他的演讲，购买他的最新译著。严译西学著作不仅传播了西学，更是帮助他们融入其所期望的文化环境和知识阶层的媒介。同时，一些社会机构或实业单位也借助严复象征资本以获取更多利益，如与他合作来往密切的商务印书馆就从他在翻译场域所积累的象征资本获益，“为了促使商务印书馆有优秀的英汉辞书问世，严复不惜先后为商务印书馆刊行的三部英汉辞典作序”（邹振环，2012：35）。此外，严复能够在诸如译书局、名词馆、海军编译部等体制内子场域中统筹组织翻译活动，体现了他所具有的象征资本的优势，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在翻译场域积累的文化、社会等资本得到认可，充分论证了场域是译者携带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交换和竞争的场所。严复在不同场域中所从事的与翻译相关的活动彰显了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互渗共融。他从中西教育、举业经历获取的文化资本奠定了译介西学的基础和形成了独特的译者惯习，他在体制内场域的职业体验为其教育和翻译思想的塑型提供了思考的土壤，在体制外场域的翻译活动呈现了权力的博弈与资本的交换。体制内外的场域也是彼此关联，在体制内场域初步积累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让他有可能投身于翻译实践。严复在体制外的翻译场域中获得了象征资本，使得他在体制内场域权力争夺与再分配中占有主导地位，扮演了翻译相关活动政策制订者的角色。“翻译与社会之间构筑出一种互动的形态关系，社会语境控制了翻译行为和产品形态，反之，翻译活动和译作又对社会革新和发展施以影响。”（宋菁，2022：120）严复翻译活动的呈现脉络是他携持各类资本在多维场域中互联互动的表征，为中国近代的现代性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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