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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花欲燃吖
1922年，蔡元培出1000大洋邀请爱因斯坦到北大演讲，爱因斯坦嫌出场费少，说，“1000华币改为1000美金，并且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的旅费，以及北京饭店的开销，均按两人合计报销，如此才行。”
蔡元培认为能邀请到爱因斯坦是天大的意义，哪怕这笔钱他拿不出来，硬凑也得凑齐，虽为难却一口应承下来，谁知等蔡元培好不容易筹到的钱了，爱因斯坦却在日本逗留反悔了。
在此之前，爱因斯坦到过许多国家讲学，而我国的学者也一直翘首以盼，等着同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会面，进行一次“相对论”的恳谈。
终于在1920年，北大接到了留德学者的一通电话，对方欣喜的说爱因斯坦近期有离开德国的打算，如果北大想要邀请他的话，最好现在就做准备。
对方还说爱因斯坦也有来中国的计划，如果北大愿意接待的话，或许可以帮忙促成。
这个消息让整个北大都为之沸腾，北大立刻回电，表示希望尽快和爱因斯坦达成共识，比如他来华的时间，演讲的内容，包括需要中国为他提供什么样的待遇等等。我们表示了极大的诚意，而对方却回电表示抱歉。
传言要离开德国的爱因斯坦，那时并不打算离开，因此邀约计划便作罢。
同年11月，蔡元培出国考察，次年抵达德国柏林。之前没有邀请到爱因斯坦是他的遗憾，此行他和居里夫人的学生一起去拜访爱因斯坦，就是希望能够见面将行程定一下，并代表北大学子正式向他发起邀约。
蔡元培诚心诚意，奈何爱因斯坦档期太满，那时他为了给犹太大学筹款答应了去美国讲学，行程上有冲突，不得已再次推掉了去亚洲的安排。
爱因斯坦还很友好地对蔡元培表示自己的遗憾：德国不希望我离开柏林太久，若是可以，我也愿意迟一些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去往中国。
爱因斯坦的友好，让蔡元培坚定了继续邀请他的决心。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1922年3月，爱因斯坦受日本邀约要去东京演讲，他特意让人将这个事情告诉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蔡元培接到德国发来的电报显得很兴奋，立刻安排人回电，并开出了一个月1000大洋的报酬。
当时爱因斯坦的安排在中国也就最多两周，但是蔡元培给的酬劳是按月的，可见他多么希望爱因斯坦能停留得更久一点，让北大的学子能够和他的思想再碰撞的时间更久一点。
然而，爱因斯坦方接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感知到中国的诚意，反而很为难地回信道：“其他国家邀请我们给出的酬劳都比贵国要高很多，考虑到我们出行的人数还有夫人一起等问题，希望从东京到北京，北京到香港的差旅费都要按照两个人计算，乃至饭店的开销都要在内。”
“1000华币最好也要是1000美金，如此，我们愿意在中国停留大约两个星期。”
除了1000美金，爱因斯坦这趟行程的吃喝拉撒，实在讲都不便宜，对于那时候的北大，对于蔡元培都是比较棘手的问题，但一想到那是提出相对论的伟大学者，这点钱又算什么呢。
为了中国科学的进步，为了北大学子，蔡元培一咬牙当即回电：条件没问题，就这么办吧。
8月底爱因斯坦方就将抵达中国的日期告诉了蔡元培，而蔡元培也在动员各方积极筹钱。那时候北大的一个高级教授三个月的工资也就是1000华币，可想而知，1000美金是什么概念。
社会各界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学子们积极地宣传相对论，北大还为此特意召开了学术演讲，大家在一起探讨研读爱因斯坦的著作，报纸大肆宣扬，各地学者无不沸腾，可以说是一场学术盛举不为过。
蔡元培终于集到了足够的钱，特意给爱因斯坦发去一封用德语写的邀请信，表示他来华的时间临近，中国所有学子都做好了迎接他的准备。谁知道，爱因斯坦却回信，由于他在日本一直没有接到中国正式的确认信，所以误以为北大反悔了。
并且在这期间，上海的一位博士恰好和爱因斯坦联系并提出了和北大完全不同的约定，以至于让爱因斯坦误以为这位博士就代表了北大的意愿，两方曾经的约定或许不作数了。
于是爱因斯坦便将行程改为日本，继续在日本待了两个星期。
蔡元培以为当时的约定信便是正式的邀约，毕竟中国人信奉一诺千金，我既然答应了你的请求，你也给了我明确的时间，那么就是不会更改。而爱因斯坦方面认为彼此谈判交涉是一方面，双方达成共识后，还是应该出具一份正式的邀请函，将这件事落到实处。
蔡元培和爱因斯坦彼此解释了误会，但行程却已经无法更改。
爱因斯坦只能对北大表示遗憾，希望将来有弥补的机会。
可惜的是，他后来未能再踏上中国的土地，这个遗憾始终未有弥补。爱因斯坦是西方人中率先公开谴责日本侵略东三省行径的人，也曾在临终时说：20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因为世界必将从重新认识中国开始，而重新认识中国则必先重新认识中国哲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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