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校加入公办教育集团，模式变化背后的布局

文 / Brady

责任编辑 / Flora

我国关于集团化办学的探索已久。政策端，2012年，我国出台《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集团化办学首次进入国家政策视野。2023年8月，教育部等发布的《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集团化办学的使命升级为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和扩大优质普通高中教育资源。

《意见》的出台有多方面背景。一是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教育也向高质量办学、优质教育转型。二是我国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人口总量开始减少。随着学龄人口的减少，一些地区已明确提出要通过集团化办学、降低生师比等措施提高教育质量标准。三是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要求集团化办学担负使命。

在21世纪前，我国基础教育主要解决的是在“有学上”的诉求。随着国家整体实力和社会富裕程度的提升，我国教育在基本满足“有学上”的诉求之后，“上好学”成为最突出的需求。为此，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率先在国内探索集团化办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在二十大会议后，集团化办学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广。

例如截止于2024年9月，北京朝阳区已成功组建21个中小学教育集团，实现了公办中小学资源的全覆盖。在2024年9月，广东省教育厅公示了第一批优质基础教育集团名单，共有70个教育集团上榜。

而放眼全国，教育集团化亦是大势所趋。教育部在今年年初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已形成了1.6万个教育集团，同时建立了1.5万个城乡学校共同体。

从概念看，所谓集团化办学办学通常以行政力量为推动，遵循兼顾合作学校意愿，将名校和若干所学校组成学校共同体（名校集团）的办学体制。其特点是以名校为龙头，在教育理念、学校管理、教育科研、教育评价等方面统一管理，实现管理、师资、设备等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其办学模式又可具体分为城乡共建型、委托管理型、校际联盟型、强强共创型、一体多校型等。其中，集团化办学模式更为常见的是委托管理型、一体多校型、校际联盟性。

从整体的办学情况看，我国教育集团办学类型以公办性质为主体。但也不乏一些地区出现“公办带民办”的混合制教育集团，以及优质民办教育集团托管公办学校的情形。例如上海市的上海世外教育集团就是一家由民办学校委托管理公办校的代表，其目前共托管48所学校。

另外，教育化办学在学段推进上也存在较大差异。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集团化办学占比最高，高中教育集团化办学数量相比较少且占比低。

一方面这或与义务阶段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有关，我国义务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差距较大。各地政府希望通过集团化办学方式，充分辐射优质教育资源，壮大薄弱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的办学实力，逐步实现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的跨越。

另一方面，2021年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更加清晰地划定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教育的边界，对各类民办教育加强了严格的分类管理。这也为义务教育阶段的集团化办学提供了重要依据，便于公办教育集团或公办校“带”民办学校，以及优质民办教育集团托管公办学校。

近期北京中学教育集团的扩军引人关注。其扩军不仅有公办校，也有北京市拔萃双语学校、北京明诚外国语学校在内的民办校。有别于以往的集团化办学方式，北京中学教育集团在办学路线上进行了一次探索。

像人大附中教育集团、清华附中教育集团的集团校或合作校名单中也不乏有北京市朝阳区人朝分实验学校、北京市朝阳区人朝分东坝学校、北京市海淀区稻香湖学校等民办校。但这些民办校本身与其教育集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北京市海淀区稻香湖学校原名为北京市海淀区清华附中稻香湖学校，是2020年在海淀教委委托下由清华附中承办。该校理在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学生选拔及教师聘用标准上与清华附中共享资源。

而北京明诚外国语学校加入北京中学教育集团是作为独立的法人，双方此前并无任何关系，甚至之前还属于不同的“竞品”阵营。

北京中学教育集团扩军的变化，或与北京市2023年发生的中考改革深度相关。

2023年北京市中考改革后，北京正建立健全多渠道、新载体的招生入学体系，畅通多样化的录取路径和升学途径进行配套，推动人才培养的贯通衔接，提供更多的渠道来升学。其中的“新载体”主要指未来在高中阶段，北京将进一步扩大现在已有的教育集团、教育联盟和学区的作用，让其成为新的育人载体。

注:《北京市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中提到的集团化办学育人新载体落实举措。

北京明诚外国语学校等民办校加入北京中学教育集团，可以通过直升的方式，使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业成绩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另外北京明诚外国语学校在竞赛等方面的特色，也使得北京中学能够整合更广泛的教育资源，进一步提升教育服务质量。

这是北京民办学校加入公办教育集团的情况。但在其他省市，尤其在高中阶段，民办校加入公办教育集团或托管公办校还存在一些挑战。

一是合法性问题。在我国，义务阶段高中阶段集团化办学本身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并不完善。尽管国家层面鼓励集团化办学，但在委托、管理具体运行机制等方面并未进行详细规定。各地在民办校加入公办教育教育集团或托管公办校的办学实践中也多所属于“摸着石头过河”。

在真正实践过程中，很难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同时，目前多数地区并未形成长效的集团化办学机制，未建立专门负责集团化办学的职能机构，不利于其长期发展。另外相关制度的不完善，也容易导致合作各方责、权、利失衡。

二是公益性、商业化问题。由于高中阶段不是义务教育阶段，高中办学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相比义务教育阶段，高中距离监管更远，距离资本更近。高中学校集团化的背后难免受到高考和办学成绩的导向作用，产生商业化倾向或问题。在民办校加入公办教育教育集团或托管公办校的实践中，如何保证各自的属性，需要合作双方予以明确和保障。

当前公平、均衡、优质的教育日益成为人民群众的刚需。然而在推进集团化办学的过程中，尤其近几年集团办学规模急剧扩张的过程中，一些地区新建楼盘配套学校大量引入名校教育集团，而由于名校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其在短时间内并未有效提升办学质量，反而催生了众多的高价学区房。

三是规模控制问题。在扩优提质背景下，集团化办学的主要目标是扩大负责辖区内优质教育总量。但如果规模过大则容易导致组织沟通不畅，管理失控，管理运营成本倍增，优质资源稀释等问题。

尤其在依托单一名校的引领集团校共同发展的办学模式下，核心校管理人才和优秀师资等资源的单向和大规模输出，容易让单一名校优质资源被“掏空”，而成员校则面临“吃不饱”，分配不均等情形。

四是缺乏或未应用科学合理的内部治理体系。从总校与分校或校区的关系看，集团化办学主要有三种基本模式。一是关系紧密的一体化模式，该模式下，集团或总校长负责集团内部所有学校的运营。二是松紧结合的模式，该治理结构下，总部是战略输出单元，分校或校区是责任中心。总校或集团总部不直接参与分校或校区运营，但分校与校区仍保有相对独立的人事、财务和业务等方面的权力。三是关系松散的联盟协作模式，即集团内各学校保持独立法人地位，独立运作。

而在关系紧密的一体化模式下，高度考验着团管理者素质要求。一般情况下，总校长负责制可提高管理效率，但由于成员校执行校长并非真正的决策者，可能会影响成员校的办学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而在关系松散，松紧结合的模式下，每个成员校都是独立法人。一旦核心校校长管理“越俎代庖”，则可能遇到成员校校长的抵制，增加管理成本，削弱集团化办学的优势。在集团化办学中，我国则不乏众多教育集团存在管理关系混乱，内部治理体系不完善的情形亟待解决。

此外，集团校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也是存在的问题之一。

总体来看，教育集团办学在缩小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方面的确取得了显著成效。不少地区还将集团化办学与中高考改革结合起来，促进了学生的贯通式培养，为其拓宽了更多元的升学途径。而面对集团化办学中存在的漏洞和问题，集团化办学既需要政府及教育部门在法律及规定上进行深化，也需要教育实体勇于尝试和社会各界予以支持，共同推动优质教育的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