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离职的校长们，背后有着不一样的剧情

文 / Brady

责任编辑 / Flora

梳理在国际教育的行业离职与履新经历，众多校长口中都会频频出现“投资人”、“投资方”的字眼。

李阳明曾在北京、江苏等地任职校长，现任职于杭州某校。据其介绍，李阳明最初是名资深的数学教师，当初进入国际教育主要基于自我挑战。他受邀接受了北京某教育集团的邀请，帮助学校重构了课程体系，并在其中一校留任多年。

随后不久，李阳明南下深圳成为一所学校的执行校长。他介绍，在管理学校的最初几年，学校运营和学生的升学成绩良好。然而中途由于投资人的变化，资方更关注教育营利，并更换了教育总负责人。一系列的鬼魅操作，例如随意开除多名教师、不遵循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教育逻辑，让学校在短短几天内变了样。尽管离任期结束还有1年的时间，李阳明不满这系列操作便毅然辞职离开。

李阳明坦言，通常人们认为校长是学校的掌舵者或灵魂。而在民办学校中，投资人才是学校的灵魂，掌握着学校的“生杀大权”。因此，资方和校长的明确分工和彼此信任，才能团结一致迸发出巨大能量。在此情形下校长不必担心大后方，而可将工作重心投入到学校的教学管理中，鼓舞教育从业者秉承教育初心，推动学校的整体发展。

在校方和资方的关系外，李阳明透漏，教育集团的内部博弈、战略和分权的变化，也会更迭核心管理者，促使校长在内的管理者选择离职。

李阳明以其一位朋友曾从事的学校为例，该校原是广东的一所单体国际化学校，但随着办学成果的提升便逐步向教育集团过渡。在此期间，校长的财务、市场、人事管理权也都进行了分权和重置，而对校长这一管理者的调整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最终只能通过领导层的“大换血”来解决。

在国际教育领域，相当多校长在内的教育从业者是通过教育跨界而来的，其转行国际教育是为求得更好的职业发展，进行自我挑战或探索新的教育可能。

这类人普遍具有多年公办学校的从业经历，专业能力素养过硬，自我认知清晰，性格坚韧果决，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一旦认准目标便当机立断付之行动。他们中不乏许多已晋升为公办学校的管理层，甚至包括些退休在内的公办学校校长。

赵海峰是一公办小学的校长。他在40多岁的年纪离开公立体制，加入当地的一个民办教育集团。“我当时离开体制，主要处于专业成长的上升状态，考虑更多的是个人的职业发展，希望有一个自我超越的过程。另外，教育具有多元性。在这所新校里，我可以回归教育教学，能够在改革实践中做些尝试。”

李妍从公办学校出走，是为了实现重新定义教育的可能。李妍原是广州一所公办学校的校长。在2022年7月，她从待了22年的公办校离职了，在45岁时投身上海。在公办校，家长的教育需求很难满足，学生的一些声音也常被忽视。加之，公办校的节奏稳定，这与内心寻求变化的她有所冲突。

但真正让李妍萌生离职的念头，还要源自她和一些课程专家团队到上海做的一次深度教育考察。白天，他们会走访当地一些国际化学校名校，观摩其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晚上则聚到一起交流参观感受和探讨课程研发。考察期间，她和一名上海国际教育集团的投资人进行了交流，并收到了邀约。

离开公立校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其实广州这份工作也无可挑剔，稳定，离家近也受认可，要舍弃的东西很多，辞掉的确很难。我和丈夫反复商议，最终获得了家人的支持。”

真正从公办学校跨行国际教育，新的教育体制、双语环境、中外沟通、课程设置等都需李妍重新适应。“例如仅仅在中外沟通上，进入这所双语学校之前我英语并不流利，说得磕磕绊绊。与外方开会、日常工作协调都要借助翻译，为此必须重新学习英语，破除自己的语言壁垒......”

但并非所有的教育转型都能迅速成功，赵学蒙则坦言他在早年则栽了个“跟头”。

“我早期辞职后，曾在山东某国际化学校担任校长，说实在的当时囿于自己的公办学校经历，并不懂得国际化学校的运营逻辑与理念，难免把原有的做法套用到学校的管理中。结果可想而知，大概两年时间我被炒了鱿鱼。那之后，我开始反思，又进入一所民办国际化学校担任中层管理者，不断进修积累经验。直到现在，来到深圳任校长。”

“校长跨界，尤其进入一个全新的教育领域时要谨慎考虑。在选择进入前，校长对自身能力和市场有清晰的认知与期许。入职后，善于学习和领导新校的能力必不可缺。不然，也可能是从一个想离开的坑进入另一个坑。”

任职于上海某国际化学校的周野，他难以形容自己当前处境，最终用“难以说清”来概括。

周野所在的学校本是浙江一所普通的国际化学校，但在今年招生的指标却早早完成。“去年我们的毕业生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录取，那届毕业生录取率也创下新高。今年的招生工作相对轻松。对于家长来说，他们无疑关注学校的口碑和录取结果。因此今年的招生，我们也能够在生源质量把控上取得进步。”

周野如此阐释他的“难以说清”。他的幸福之处在于帮助学生实现了成长，这是教育从业者最幸福和自豪的事。但烦恼则归因于，他曾向上级领导提出晋升的要求，得到的回答却是“再等等”。“民办国际化学校不同于公办学校，它没有编制和职称。我们从业人员不可能不关注个人的职业发展和价值实现。”

面对未来的计划，周野称，“我还是要将重心放在学校的办学质量方面，保持工作热情，同时继续提升储备自己的技能。遇到合适的机会，我就辞职出去闯一闯。”

杨倩文的身上则发生着另外的故事。

近年来随着行业调整，国际化学校一改之前的“烈火烹油”的蓬勃发展之势，资本和市场回归理性。国际化学校倒闭、合并现象不时发生。一些教育集团面对市场变化，会优化旗下资金运营出现问题、招生困难的学校。

对于集团化办学来说，品牌建设尤为重要。一旦分校倒闭处理不当，很可能对整个集团的品牌形象造成严重冲击。在此过程中，团队里的教育专家能够帮助解决关校时学生、教师等安置问题，从而有效控制经济损失和降低社会影响。

杨倩文是在2022年加入该教育集团，出任其旗下的一所校长之职。因为长期从事国际教育，杨倩文经常与国际化学校的投资人、校长打交道，深悉行业变化。她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理解和能够有效处理各方面临的困境与苦恼。

面对日益资金链紧张和亏损的学校，该教育集团做了内部改革的战略调整，优化布局。在此背景下，杨倩文被委任处置即将关停的两所分校。

一年时间内，杨倩文以校长身份先后参与两所学校关停的善后工作。她刚忙完了一所学校，便乘机到另所学校推进关校流程，节奏异常快，工作量大，更丝毫马虎不得。

这对于渴求在教育过程中传递自己的价值，帮助学生进入最佳状态，实现成长的杨倩文来说，似乎有点“本末倒置”。在处理完第二所学校的关停工作，杨倩文透漏称，“诶，我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而今家乡上海的一所国际化学校由于扩校向她抛出了橄榄枝。

结语：整理资料，不难发现这些校长普遍具有数十年的教育经历。扎根教育行业多年，与这些校长热爱教育密不可分，同时通过帮助学生、教师成长，引领学校发展，从中发现并传递自己的价值。

客观而言，校长的职位变动是正常不过的个人职业选择。调查中，有多位校长表示，缺乏价值感和成就感是他们出走的主因。同时一名校长本身的性格、能力、家庭、年龄、性别，以及工作环境和平台都是影响他们处于“犹豫边缘”或选择新工作的影响因素。例如，周宪明校长就曾表示，一名优秀校长必须做好本职工作，但同时也要照顾好家庭。只有家庭好了，校长才能够继续前进；相反，如果家庭出现问题，无论有多大的能力和热情都很难继续向前迈进。

在对年轻校长跳槽有何建议时，赵学蒙表示，年轻校长对入职学校的背景有所甄别和考察，关注学校财务、管理层、师资是否稳定，同时要强化内功、不断成长，使自身具有能够帮助学校发展的必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