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的网
乐活
文化
2023-08-31 14:57
北京
此前大家寄来的 iPhone 和 iPad 都已收悉,会在 9 月初正式上架开卖。不着急换用最新一代苹果设备的朋友们,最近可以逛逛多抓鱼。这本书名为《剑桥的陌生人》,实际上 2013 年就面世了。但可能是受限于当时诡异的书名(《六个字母的解法》),十年后再版便换成了现在这个更容易理解的样子。说风格奇特,是因为《剑桥的陌生人》看起来既像随笔、又像侦探小说,还像聚会中常见的八卦讨论——它探索的是纳博科夫一本冷门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中人物 Nesbit 的原形。Nesbit 抽烟斗、向往俄国革命;年轻时长得很像高尔基、后来变得像易卜生;他跟流亡期间就读于剑桥大学的纳博科夫是好友,政治上争论不休,文学上则相当投缘。为了破解这个不知道有什么用的问题,作者刘禾大动干戈,多次来到英国和欧洲大陆,对着纳博科夫的剑桥关系网,将这六个字母翻来覆去地对照、分析、放弃再重燃希望。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过程相当精彩,只可惜全书终结于一种过于轻巧的戛然而止,还是得感慨一句「就这?」原本对刘禾的印象,是上一代的知识分子:强势、硬核、在英文的学术世界中游刃有余。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全球文明中的各种观念、理论、话语及其表现形式跨语言、跨文化的传播、渗透与变迁」,将这些令人生畏的词语转化为学术成果,就是《帝国的话语政治》,讨论「夷」字如何在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的碰撞中,创造了扭曲力场。但在《剑桥的陌生人》这本书里,原本缜密的学术思维,只剩下了发散和跳脱,然后多次被诡计多端的纳博科夫骗入死胡同。这就是纳博科夫的魔力,能把学霸引导回新手村去。作为小说家的纳博科夫成名于《洛丽塔》,靠一个爆款带火了之前之后所有作品的销量。但《剑桥的陌生人》所呈现的,作为 20 世纪知识分子的纳博科夫,不管是履历还是作品,都远比我之前所知更复杂。比如,纳博科夫的维基百科中专门有一个章节,来讲他在昆虫学上的贡献;再比如,他会提及一组与惯常认知相反的概念,叫「科学的热情与诗的精确」。科学家有什么热情?诗人还讲精确?如同 Nesbit 对刘禾的诱惑一样,我在纳博科夫织就的这张网中多流连了一阵,获得了一些碎片,以下是考察报告。也将全文中提及的部分书目(以及没提到但觉得也很有意思的书)做成了一个书单,可以直接点击查看。《剑桥的陌生人》在探索的开始,就无情地戳破了一个浪漫的刻板印象——写出了《再别康桥》的徐志摩,当时因故只是剑桥国王学院的「特别生」,住处离剑桥的核心区足有六英里之远。所以「那河畔的金柳」「软泥上的青荇」,对当时的徐志摩来说,可能都是一次鼓足勇气的出行成果。无人知晓徐志摩是否曾和纳博科夫在剑桥擦身而过,但有件事是肯定的。徐志摩和纳博科夫所身处的剑桥大学,当时充满了激烈的理念冲突,「思想与思想的交锋几乎把校园变成一个战场」。而 Nesbit 很可能就藏身于当时剑桥年轻的左翼学生群体之中。刘禾尝试排除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几乎都是左翼分子:科学家贝尔纳、李约瑟、霍尔丹,政界的巴特勒,到人文界的里尔克、狄根森、萧乾、奥威尔、艾略特、海耶克。最终 Nesbit 指向的是文学家&时评家普利斯特利(J. B. Priestley),他所主持的 BBC 广播节目,据说是万人空巷级别的水平。J. B. Priestley,真正的烟斗爱好者
在排除的过程中,名单中的人际关系被挖掘、延伸,本身就连点成线、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网。比如李约瑟与霍尔丹曾在同一个实验室工作,实验室的负责人富兰克林是维生素的发现者;贝尔纳自己是「双盲测试法」的发明者,带出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之一就是发现 DNA 双螺旋结构的克利克。尽管在当时新兴的科学领域百花齐放、传承有度,但剑桥还是与牛津一样,保留了部分中世纪流传下来的诡异传统。比如冬天外出不得戴帽子、穿大衣(纳博科夫不喜欢穿苏格兰毛衣,所以冬天颇为苦恼);再比如,只有教授才有资格直接横穿草坪行走,学生犯忌便要记过。触犯过后一条规定的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把这类规定称作剑桥的领地和特权意识。而直到历史学家黄仁宇 1972 年来到剑桥访学、替李约瑟整理《中国科学文明史》的部分内容时,这些陈规陋习竟还在沿用。
《黄河青山》,(美)黄仁宇 著
李约瑟毫不考虑就使用他的大特权,也就是只有他能踩凯思学院的草坪。他从院长室到侧门旁的 Κ-1 时,总是大踏步穿过草地。由于他这种时刻都不打算与人对谈,跟在他后方的我确实不知如何是好。因此我决定跟着他踩草地,而不自己绕路而行。直到今日,我还不知道这样是对是错。不过,院方人员从来不曾指责过。
黄仁宇对李约瑟的印象极好,甚至有些畏惧,所以《黄河青山》中的李约瑟,是进入工作状态后就始终全力以赴、毫不放松的样子。但《剑桥的陌生人》引用了李约瑟传记作者的说法,指出这种自律背后,最大的驱动力可能是烟瘾——为了保证工作进度,李约瑟规定自己只能在中午 12 点后才能开始抽烟。钟声一敲,他便会从椅子上跳起来,急不可耐地来上一支。
也推荐李约瑟的另一本著作《文明的滴定》
李约瑟更为人熟知的身份背景之一,是他对社会主义的笃信、以及对中国的长久感情。他提出过一个经典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发展和工业革命都没有发生在近代中国?可以说,他的绝大多数鸿篇著作,都在试图解答这个问题。尽管有如此显著的政治倾向,但李约瑟没有像贝尔纳一样,出现在乔治·奥威尔为英国谍报部门提供的的「笔记本黑名单」上。这个笔记本上罗列了 135 位英国名人的名字,并标注其政治倾向。相关著作《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则进一步指出,《一九八四》与《动物农场》此前的大卖,也并非凭借奥威尔一己之力就能实现。考虑到奥威尔的影响力,相关文件解封后,属实震动了欧美知识界与舆论界,并引发了深远的道德危机。但这里令我思考颇多的一点是:为什么在《剑桥的陌生人》之前,似乎很少有人讨论科学家的政治立场?1919 年纳博科夫刚到剑桥的时候,红色风波正热闹呢,但徐志摩什么都没看见,他只留下一些轻飘飘的诗文——他长期以来影响国内人对剑桥的认识,那完全不是剑桥当时的气氛。一战之后欧洲知识界有一个大转折,无论是科学家还是作家,都得做一个选择:你拥护俄国革命,还是反对俄国革命。有意思的是,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拥护俄国革命,后来面对斯大林的政策,知识分子阵营开始分裂。总之,在一战结束、十月革命前后这段时间,写这些人,你绕不开他们是红色科学家。后来人们在介绍他们的时候,企图绕开他们的政治身份,只谈他们的发明创造。……其实,你绕不开这些科学家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选择,这是他们最有意思的一部分。
让我们说回纳博科夫的维基百科中,关于昆虫学的那一部分。除了是出色的小说家之外,纳博科夫还是一位自学成才的鳞翅目学者。而且,后者才更接近于他自己的职业梦想。至于为何最后成了小说家,《剑桥的陌生人》给了个「弃医从文」般的故事——纳博科夫最初也希望成为科学家,但剑桥的动物学实验课,一开始便要大量解剖鱼。两个月后,已经自带鱼腥味的纳博科夫决定放弃科学梦想,转修文学。他对蝴蝶的兴趣,也停留在了「业余状态」。纳博科夫在 7 岁时第一次捉住了蝴蝶。当时沙俄还没有刮起革命的风暴,贵族家庭的出身和 50 多位奴仆的配置,能让少年纳博科夫在公馆附近的杉树林中自由地捕捉蝴蝶,并按母亲的方法制成标本、变为家庭藏品。新奇动植物和科学知识所指向的「博物学」,从 18 世纪就与欧洲社会的贵族阶层牢牢绑定。当时的绅士将博物学视为表现渊博知识与高雅品味的方式,探索自然世界的航海和大陆探索,也成为时髦以及财力的体现。
《创造自然》,(德)安德烈娅·武尔夫 著
这种爱好的集大成者便是 19 世纪初的德国博物学家洪堡,以及他晚年写作的巨著《宇宙:对世界的简要物理描述》。从彗星太阳,到山峰和微生物,这本书无所不包。当时的欧洲人甚至称此书为「知识共和国的宪法」。相比之下,纳博科夫的爱好难称广博,但很精深。1941 年到 1948 年,纳博科夫在美国全身心投入蝴蝶研究。借着为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整理标本的机会,他每天用显微镜研究蝴蝶达 14 个小时,随后发表了 8 篇学术论文。写作和教文学课程,则被他排到了日程表上相对更不重要的位置。尽管阅蝶无数,但作为科学家的纳博科夫研究的是一小类不起眼的蝴蝶,名叫「眼灰蝶」。他用业余者能想到最科学的方法(包括大量观察和解剖)来做科学研究。只不过博物馆的馆长迪恩·鲍尔斯教授始终很难接受「业余」和「科学」这两个标签的共存——他(纳博科夫)喜欢对蝴蝶做细节描述,然而他对生物学和进化的广义概念理解得还比较模糊。例如在他的回忆录《说吧,记忆》中,他否定了拟态偶然性的遗传基础。他发表的 20 篇论文都是描述性的,揭示了许多专业知识,令人印象深刻。他在鳞翅目分类学领域中进行的细节描述无可挑剔;然而他的科学贡献却从未从主观的描述上升到理性的综合判断。
难以在科学领域获得足够的认可,可能是纳博科夫在文学作品中大量强化蝴蝶意象的原因之一。随着他在文坛道路上的高歌猛进,更多的书迷和媒体开始关注到这位大作家的另一面。只不过,分析纳博科夫的论文,和分析他的小说完全是两码事。这种艰难在博物学著作《纳博科夫的蝴蝶》出版后,也没有明显改观。(但更准确的说法是:这是一本鳞翅目著作。)
而在媒体的视野中,纳博科夫似乎更愿意用一种狡黠的方式,更为轻巧地处理自己的两大主业/爱好。他十分明白杂志对捕蝶者的刻板印象,就是穿着夏令营服装、手持捕蝶网,笨拙的挥舞很难避免荒唐感。但他反而愿意自嘲般地强化这种形象,只为留下一个更接近于科学家的印象。《生活》杂志拍摄中,蓄势待发的捕蝶者
1990 年代至 2010 年代之间,科学家重拾了对南美眼灰蝶的研究,并发现这个阶段发现的所有新品种,都可以精准落入纳博科夫此前划定出的 9 个属中。科学家开始用他小说中的人物名来命名这些新的眼灰蝶,所以确实有一种名为「洛丽塔」的眼灰蝶。反馈的最高峰出现在 2011 年,当时《伦敦皇家学会学报》刊登了一篇论文,作者们宣布通过 DNA 研究,证实了纳博科夫在 1945 年提出的一项假说——纳博科夫当时认为,南美洲的眼灰蝶来自亚洲,经由白令海峡迁徙。在纳博科夫生前,这一假说也曾被说成是「业余的推测」。如果回溯至博物学鼎盛的 18 世纪,会发现绝大多数重要的资源与分析,都掌握在洪堡这样的「业余者」手中。支撑他们持续探索的动力之一,便是对无用之物极度宽容的「贵族气质」。按照博物学研究者、北京大学教授刘华杰的说法,「精神情感层面的博物学不是自然反馈给人类的情感,而是面对自然生灵,所自发产生的持续的兴趣、了解的冲动、无私的热爱和严肃的态度。」而当传统知识经过高等院校的扩张,以及科学研究方法的改善,逐渐树立起更多细分领域的柱子时,用大视角观察自然与世界的博物学,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1959 年,同时擅长物理学和小说写作的剑桥大学教授 C.P Snow 提出了「两种文化」的讨论,指出当时的文理学界已经有了明显分野——科学家们可能还会背诵莎士比亚的金句,但文学教授们都放弃了理解热力学第二定律。
《知识大融通》,(美)爱德华·威尔逊 著
这场关于「两种文化」的大讨论持续了多年,此后也激发出了爱德华·威尔逊、史蒂芬·古尔德等在内,一批能融合多学科视角的综合性学者。但还是很少有人会把纳博科夫放到这个名单中——虽然他饱含科学的热情,但毕竟缺少一个博士学位。排在小说与鳞翅目研究之后的国际象棋(还有网球和拳击),算是纳博科夫的真正爱好了。他常常把象棋的布局手段,应用到小说的写作里。作者执白、读者执黑,若是白方乘人不备,虚虚实实,走出一步高棋,黑方很难不落入套中。所以在阅读的时候,不得不倍加小心,保证以看客心态度之。在现实中,纳博科夫的象棋造诣也颇惊人,1970 年曾应邀加入美国国际象棋队,为之后的世界级比赛编制棋题。所谓棋题,便是在棋盘上设计一种阵式,以求在规定的几步内就将黑棋将死,是一种融合了复杂、呆板和美丽的矛盾艺术。但创作的过程,却总是富有诗意的:常常在一天令人愉快的中午时间,在某件琐碎工作的外围、不经意地尾随在脑子里的一个一掠而过的念头之后,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一个棋题的花蕾会在我脑海中怒放,有指望能给我以一夜的努力和幸福,我就会体会到一阵精神上的快乐的刺痛。
据说,小说《防守》出版后,曾有出版商建议,将复杂的国际象棋变成更轻松的小提琴。当时纳博科夫尚年轻、也未成名,但断然拒绝。而到 1970 年出版《诗与题》时,纳博科夫更是直接放入了 18 则带有答案的棋题,既是执念,也可谓是「诗的精准」了。《防守》对于书评作家的防守同样严密,翻几页前言,就能看到作者的亲手指引——说到这里,我想为那些为赚钱而写评论的人省些时间和气力。这些人看书一般都是边看边念,遇到一部对话不多的小说时,只要能从《前言》中捡到够用的信息,就别指望他们认真读完全书。所以我不妨提醒他们注意磨砂玻璃窗意象(这个意象与卢仁的自杀有关,更确切地说是与他的“自将”有关),它要到第十一章时才首次出现。
作为不懂国际象棋的书评作者,的确不太理解纳博科夫倾注在《防守》这本小书中的热情。但在《看不见的城市》中也看到棋局时,就能读出一种哲学与文学共振的趣味来。大汗企图集中精力下棋,但他困惑于下棋的理由。每盘棋都有输赢,但真正的赌注是什么呢?作为广袤帝国的君主,棋盘不过是把他的征讨简化,将城池与国家化作一个个方格罢了。马可·波罗的注意力也很少真正放在棋局上,而是盯透了每一个细节:棋盘的用料、方格的纤维和节疤、偶生的孔洞、细致处理的边缘。如果不加阻止,他的思绪就会从黑檀木的森林,顺流而下行至船坞,改为讨论景观中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