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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内容概览
全书除序言、四篇附录以及后记外,共有十五讲,从各个方面对中国过去、现在、未来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进行了系统阐述和解析。
序言分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和加速演进的原因,以及中国应如何应对。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中国应保持定力,继续维持一个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以成功驾驭百年变局,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一讲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发展绩效,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也对世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堪称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依靠后来者优势与换道超车优势,中国完全可以继续发掘经济潜力,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二讲探讨“李约瑟之谜”与中国的兴衰。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的科技和经济发展程度均领先于西方,到了现代社会却落后于西方,最直接的原因是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在18世纪和19世纪以后,每当遇到技术发明瓶颈的时候,都可以通过对基础科学进行投资的方式来克服这种瓶颈。因此,要寻找中国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的原因,关键不在于了解这一问题本身,而是要回答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科学革命。
第三讲回顾中国近代的屈辱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一个天朝上国在短时间内迅速衰弱下去。面对千年巨变,中国的知识分子油然生出一种让中华民族重新强盛起来的使命感;而面对战争的屈辱和国势的日下,他们又有极大的挫折感。在这几种心态的相互交融之下,中国知识分子不懈努力、上下求索,共同推动了中国近代政治和社会的历史进程。
第四讲分析赶超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足于低的经济发展历史起点,为了快速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中国的领导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不仅影响了“三位一体”制度体系的形成,而且深刻影响了包括农村公社化在内的中国农村几个重要制度的产生。
第五讲分析“东亚奇迹”与可供替代的发展战略。凭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中国迅速建立起完备的军事力量,但也为此付出了相应的经济代价。其他经济体也采取了类似的发展战略,但大多数未能实现“赶超”。真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赶上发达国家的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几个东亚经济体,被称为“东亚奇迹”。它们的成功经验是否给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替代路径?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入了解东亚经济成功背后的原因。
第六讲聚焦农村改革及相关问题。中国改革开放是从农村起步的。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快速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收入增长滞后于城市,出现了关于农村、农业、农民的一系列问题。而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和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并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第七讲聚焦城市改革及遗留问题。中国的城市改革从国有企业微观治理开始,逐步推向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机制,从计划单轨转变成双轨并存,最终趋向市场单轨。在此期间,非国有的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进入和逐渐壮大,使得中国在转轨过程中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并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也存在金融部门脆弱、腐败、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等遗留问题。
第八讲聚焦国有企业改革。与苏联、东欧的存量改革的思路不同,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增量改革,这种方式更为有效,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但中国在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与国有企业改革不彻底息息相关。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在于政策性负担。只有解决了国有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上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第九讲聚焦金融改革。金融的主要功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中国的金融体系以大型国有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体。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一个核心问题是金融结构不尽合理,未能为实体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民营中小企业和农户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因此,我国应该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积极发展地区性的中小银行,以完善金融结构。
第十讲回应国外一些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真实性的质疑,并分析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国在1998年出现的通货紧缩以及经济同时高速增长的现象,使得国外许多学者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其实,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前期的大量投资造成了现有产业产能过剩,但是,中国还有巨大的产业升级空间。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大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出了新部署。乡村振兴要建立在产业兴旺的基础上,这既需要有效市场,也需要有为政府。
第十一讲分析如何通过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推动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原因在于推行渐进双轨式改革,采取了以压低利率等要素价格的方式来补贴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下,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则有助于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并且使得政府更有能力在二次分配过程中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
第十二讲分析新常态下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转型升级。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其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尚未从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完全恢复,造成对中国的外部需求不足。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仍然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期,可以根据不同产业的特征,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通过因势利导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十三讲详解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并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按照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是关键。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是抓手,只有按照比较优势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才能水到渠成。
第十四讲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的关系。国家经济的发展与文化复兴密不可分。文化的先进或落后主要在于经济基础的差异,而文化的绵延不断则在于其核心价值的延续不断。虽然组织和器物几经变化,但中国文化五千年绵延不断,这正是由于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数千年来未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国文化有能力保持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取向,并根据时代需要进行上层建筑的创新。
第十五讲对新古典经济学行了反思与总结。正如作者所说,“经济理论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其作用就像一张地图。地图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和简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标忽略了或画错了,则经常会造成人们行动的失误”。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应摆脱“西天取经”的思维定式,积极研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一百多年来现代化探索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有益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
后记对近期关于中国发展的一些悲观论调进行了剖析和辩驳。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且新冠疫情之后经济的复苏低于预期,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很多悲观论调,如“中国崩溃论”“中国见顶论”等。这些论调都是站不住脚的,既没有真正弄清楚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也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条件。目前中国还是世界上机会最多的国家,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的前景保持信心。
作者简介
林毅夫
《经济管理学刊》顾问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名誉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2012年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是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
林毅夫教授曾任国务院参事(2013-2023),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席,并在国内外多个有关发展政策、农业和减贫的委员会、领导小组兼职。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者",获“改革先锋”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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