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历史学家和他的白日梦

文｜金钟

编辑｜桑柳

蜀葵和小麦，成熟在夏天

正是小暑季节，烈日灼人。学生们放假了，北京大学静下来了。穿过宽阔的主干道，路过未名湖边的小径，从牌坊下经过，再上一座桥，就到了被水环抱的小岛，看见朱红色的院落。这里，是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

院落安静，几乎没有声音，但也热闹——花开了。院子外头，一溜儿蜀葵，长得高大，开得抢眼。后院的花园有一片绣球，有月季，太阳花沿地趴着，一片虞美人，纤细的茎，风里晃着。这些花不是机械排布，反而有一种自然、野生的美。

离这片花园最近的房间，是北大历史学院教授罗新的办公室。这片花园，他是园丁。他的房间里挂着草帽，走廊角落，放着园艺工具和肥料。

这个花园诞生于2020年。当时因为疫情，人被困在原地，无法出行，学生们也很难进出，只有几位老师还在院里工作。有一天，罗新走进校园，觉得很吃惊，「学校那么安静那么漂亮……植物很美，各种动物也很漂亮，草长得很好，比人还高」。

他花了很长时间收拾自己的办公室，不过瘾，又开始改造院子。铲掉了草坪，开始种花。改造完院子还不过瘾，又改造了院子外面的甬道，甬道现在种的，就是蜀葵。

蜀葵的由来，也跟罗新的历史学家身份有关。过去几年，他断断续续在做跟长城有关的研究，几乎每年都要找时间沿着长城沿线徒步。2021年夏天，他在山西，有天走在路上，看到旷野里长着一棵蜀葵。他马上想到，蜀葵就适合种在北大的院子里。它长在乡野之地，而北大这个院子也有一种野气。回北京，他就买了蜀葵的种子，它生命力强，过了冬，第二年就开花了。

也因为照管这个花园，罗新对节气有了更多的感受——植物的生长，往往不是匀速的，有时是突然长大。像蜀葵，它是真正属于夏天的花，对阳光、温度的要求很高。小暑前后，它长得特别快，「本来很低的，还在地上，天一热，呼地就起来了」，「你会注意到，它突然变成一个很大的家伙」。

罗新是湖北人，在林场长大，有乡村生活的经验。他知道对农民来说，暑天看似炎热倦怠，实则是收成的季节，是一年里农民最忙碌的、最欢乐的季节。

中原地带，麦子最先成熟，新麦子烤出最香的饼和大白馍。接着在南方，第一批早稻收割。这之后，还有小米、玉米、花生、土豆、红薯……还有什么，能比品尝到劳动果实的滋味更为甘美？

罗新人生记忆中最美好的一顿凉面，也在这个季节——当时他才十几岁，在小姨家，她家的麦子刚成熟，早上送去脱粒，脱完粒，当下就把一部分面压成了面条，中午就带回了家。小姨把面煮熟，打了井水过一遍放凉，把鸡蛋烙成饼，再切成丝儿，再拌上菜瓜丝儿和黄瓜丝儿，他想起那味道，「当时我才十几岁，农村那种碗，吃了三碗。我一生都不能忘记，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凉面。」

长大之后，对历史学家来说，这也是特殊的时节——是出发的日子。他一直在研究北方民族，重视田野、重视实地考察，但平常必须留在学校，暑假是他一年中最重要的出行时间。几乎每年，他都要往北或者往东，去草原，夏天在他的记忆里，「从来没有热着，都是觉得冷」。

他熟悉草原的夏天。夏天是牧民一年中最累的时候。夏牧场水草丰美，是动物生育的季节，牛羊要生仔，要下奶。牧民也要为漫长的冬天准备食物，女人们挤奶、煮奶，把奶酸化做成酸奶，再把它晒干。人们也在此刻欢聚，举办各种体育比赛，但更重要的是男女相会，「在草原，只有婚姻是不能在家里实现的，必须在远方。」

往往在这种时候，罗新就走在旷野里，是一个观察者。他说，这种时候，身体和思绪都在路上，充满想象力，有点像白日梦。他甚至能察觉到自己的思绪如何运转，也会看到，当人走出自己的生活，在广袤的天地里，会看到在历史中，前人有过的、很不一样的人生。

人生中最丰盛的时节，永远在夏天。

想象1000多年前的普通人

眼下这个时刻，对罗新来说，也意味着某种收获。他主编的一本新书刚刚出版，叫《彼美淑令：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史》。这本书，写的是11位北朝女性的故事。

20年多前，罗新开始带着自己的学生上墓志课。这些墓志出土于100多年前，很久无人问津。他带着学生们一起读，也要求他们写文章，一代代的学生，就这么接力写下来。

作为历史学人，需要具备的品质是什么？罗新在他的书《有所不为的反叛者》里写，「历史学家的美德，就是批判、怀疑与想象力。」何谓想象力？他认为，历史，是在给拥有好奇心的人提供「替代性经验」，我们在想象中经历前人的经历。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我们自己。

书写这些北朝女性，同样需要「人同此心」的想象力。罗新的偏好是反传统的——墓志有男有女，但他决定挑出11位女性的故事。为什么？他说「因为女性最难得。在传统史书里，男性多得是，但这本书里的女性，在北魏历史里都找不着」。单独为她们出本书，值得。

序言里他写道，「你在正史上读不到她们，至多在人群中偶然瞥见她们的衣裾或不那么清晰的背影……当然，女性隐身在历史舞台的后面，并不是她们主动的选择……女性是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历史编纂之外的。」「我们今天整理遥远时代那些女性的资料，努力写出她们的人生故事，也许可以说是为那些被隐藏被遮蔽被消音的女性，多多少少，找回一点点公道吧。」

一篇篇短短的墓志，最后变成文章，是历史学家将她们的命运与时代相勾连，在经纬交错的时空中，找到她们的来处。

其中一篇，是罗新写的陈留公主。陈留公主是孝文帝的妹妹，经历过三次婚姻，盛年丧偶后，为争取再婚的自主权，她被迫介入了复杂的权力斗争。罗新在这篇文章结尾写道，「妇女的人生历程，不仅取决于她的意志和性格，无法预计的因素会改写她的人生，夺取她的梦想。」

还有一些故事听来更为悲惨。16岁的茹茹公主，从柔然嫁到东魏和亲，19岁就去世了，历史学家推测，她死于难产或疾病。她不是孤例，在她的家族，公主们多为政治婚姻的工具，甚至有人5岁就出嫁，13岁就逝于异乡。茹茹公主的墓志铭写，「彼美淑令，时惟妙年」，「生之不吊，忽若吹烟」。彼美淑令，最后成了这本书的书名。

想象那些遥远的普通人，让看不见的人被看见，这就是罗新这些年的工作。

他还有一本更知名的书，叫《漫长的余生》，出版于2022年。这本书的主角同样是一位女性——北魏王宫里的一位宫女，王钟儿。她的故事，同样来自于墓志。

多年前，第一次读到王钟儿的墓志时，罗新吓了一跳：「她怎么和这么多重要的事都扯到一起？」她的身份是一位宫女，但本来来自另一个国家，是因为战争，被虏到北魏，进了宫。在宫廷里，她却成为了两代皇帝的抚养人，见证了重大的历史事件。

王钟儿的故事，罗新在北大的课堂上讲了很多年，一直没下定决心写。但在2020年春天，某些情感推动了他。一边在花园里种花，他就在自己的办公室，一边落笔。

故事以王钟儿的视角展开。他试图想象，在王钟儿被抓的那个秋天，她在自己的故乡悬瓠城，肯定吃到了本地特产的板栗，但顷刻间，命运倾覆。在悬瓠城里，那些被卷入战争的普通人，因为敌人射的箭太密集，到井边打水，他们必须背着门板。罗新还写到了王钟儿的同事们，那些命运颠沛的宫女。他想象她们的生存之道，怎么通过出色的厨艺得到擢升，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还有那个时代的女性，怎么通过宗教，获得一丝喘息的空间。

他试图跟这个遥远而陌生的女性共情——战败被抓，她的丈夫（或许还有孩子）被杀了，她怎么度过了黑暗的时刻，是怎么活下来的；进了宫，她要伺候的人，其实是她的仇人，她为什么选择合作，和这些人建立了私人感情；到她生命的暮年，认识的人一个个死去，对她到底又意味着什么？

断断续续写了两年，2022年春天，终于完成。变成了一本新书《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在后记里他写：「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不正是当下历史学人的重要责任吗？」

这样一本书，阅读门槛并不低，却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回响。它出现在了众多媒体和知识分子的年度推荐榜单上，被多家平台评为2022年年度图书。有读者写道，「被遗忘的蝼蚁获得了应有的名字」。

不仅如此，把时间拉得更长，在过去这些年里，罗新是一个从未停笔的公共表达者。2016年初夏，罗新决定从北京徒步到内蒙，从历史上的大都走到上都，他想通过行走去写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想象那些生活在长城附近的流民，那些在主流之外却真实存在的人。3年后，他出版了旅行文学作品《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想象孙悟空、桃花源与古罗马

2024年6月，《人物》和罗新见面时，我们多次谈到想象力，但谈话的开始，我们离开了眼前的书，把回忆拉到了50多年前，湖北随州，这是罗新的来处。

罗新在随州的国营林场长大，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他需要从林场到附近的农村去上学，路途遥远，每天来回四趟，他喜欢一个人走——这样他就可以在路上胡思乱想，和自己说话，「做白日梦」。

当时小说是非常珍贵的资源，好不容易，他读到了《水浒传》《说岳全传》《西游记》。每天中午广播会播小说，讲李自成的故事，因此他每天回家都劲头十足。「看（听）了之后当然很激动，所以做白日梦，就把自己做进去了。」

充满想象力的世界在他大脑里冲撞。以至于他老觉得，自己也是故事里的人，会功夫，目睹了一些事情，甚至改变了一些事情。他幻想自己是《西游记》世界里的一员，他和孙悟空、猪八戒当朋友，和他们一起去取经，到处去玩儿，孙悟空会的，他都会。在《说岳全传》里，他又摇身一变，「我跟马前张保、马后王横就成了朋友，跟他们一起服侍岳王爷，也目睹了岳王爷之死。」他常喃喃自语，有一次被妈妈发现，他觉得难为情。

他一生喜欢徒步，或许也因为，徒步时候「正好可以东想西想」，「走路时的那种想象，多少有点像白日梦，有时非常有逻辑，有时是跳跃的，因而是一种更自由的思想」。

在罗新的经验里，这种想象力，并不会随着长大成人而消逝，相反，对陌生世界的幻想贯穿了他的一生——他是历史学家，也是美剧爱好者，是一个资深的星战迷。

这种想象力，在历史学中里同样重要。因为历史学家们研究的人，距离今天如此遥远，如天边孤悬的月亮。但是只要「人同此心」，人就可以理解人。

罗新做了30多年历史研究，几乎花了半生的时间理解北方民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写过一篇文章，研究古代楼兰到吐鲁番之间的交通，两个区域之间，曾有过一条小路，叫「墨山国之路」。这条路在一千多年前已经消失。他在《汉书》上找到了关于它的记录。

这样的研究是困难的。但罗新会想象，这样一个小国，可能就几十上百户人家，分散在绿洲边，「就像桃花源，人们在里面过日子」。但当汉朝的力量进入楼兰，一定要使用这条「墨山国之路」，墨山国要为此提供食宿、水与安全保障，这个区域就会变得不可支撑，直至毁灭——这是一个猜想，但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事曾多次发生。

罗新可以共情那个小小国家的人，直到30年之后的今天，他北大办公室的WiFi名还叫「墨山王」。

历史学最警惕假设，「如果刘邦多活几年会怎样？如果拿破仑有原子弹会怎样？」这是历史学坚决反对的。但假设又是人类的天性。有些假设，会帮我们看清很多事实。

前段时间，罗新看了一篇文章，是美国一位研究罗马史的古典学家，和台湾一位研究秦汉史的学者邢义田合写的。他们提出了一个假设：在汉元帝时期，如果汉朝和罗马共和国分别有一位使者去到了对方的国家，他们会看到什么？

假设汉元帝派出的使者，是当时重要的学者韦玄成，而离开罗马的，是著名学者、哲学家西塞罗，他跑过了米索不达米亚平原，跑过波斯帝国，进入玉门关，到了长安。

邢义田说，西塞罗会发现，汉朝也修了道路，但修法与罗马不同；也会看到房屋，但东方的建筑不一样；他一路会看见农田，但看不到罗马随处可见的橄榄树。更惊人的是，到了长安，他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高墙的世界，墙外是墙，墙内也是墙。

韦玄成到了罗马，他会发现，进罗马城，居然没人管，也没人盘问，想去什么建筑随便进。他会惊讶地看到，那些斗兽场里，奴隶也在看热闹。

当然，历史上，韦玄成并没有到罗马，西塞罗也没有到长安，但通过这种想象，这些对比，经由他们的双眼，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的长安和罗马。这两个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城市，它们有什么不一样？它们怎么善待贫穷的人、卑贱的人？

讲到这段时，罗新的眼睛很亮，展现出历史学家独有的好奇心，他说，「本来是一个想象中的事儿，但很多人就凭借这种想象，做出各种研究。」

正是这样的想象，让历史学更丰富了。

何为「更好」，关乎想象力

这个夏天，罗新很忙，除了出新书，他还给自己安排了一些讲座，参加朋友们的新书发布会，自己的学生出书了，他也必须支持。更重要的是，他即将启程，往南去雷州半岛，往西去往陕北，享受每年暑假难得的完整的时间，做他的历史学研究。

罗新觉得，这几年，历史学的处境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人们能读到越来越丰富的历史类书籍。这种出版的繁荣，也来自人们对历史的呼唤。

人们希望从历史中获得安慰。就像前两天，罗新读书读到宋神宗一句话，「快心事，便做不得一件」，他笑，「他做什么事都被人劝，让他别做，他非常生气。」在某些时刻，奴隶也会感到快乐与幸福，尊贵的人，也会感到愤怒与伤心。这让人觉得，命运如此平等。

人们也希望通过历史获得某种「替代性经验」。所谓替代性经验，就是自己无法体验，但历史中有，历史中的人经历过。比如拷打与酷刑，真正看关于酷刑的历史，就会发现，很少有人能真正承受它。

历史中还有某些温暖。罗新记得，在他很小的时候，他会觉得，战场上，双方是敌人，「除了不择手段地干掉对方，还有什么呢？」但后来他读关于一战的历史，发现在圣诞节的时候，德军和英法联军在绞肉机般的战场停下来，不打了，还特地跑出来跟对方打招呼。在那样冰冷黑暗残酷的时刻，人的内心，还是有柔软存在。

更重要的，当我们一次次回顾历史，我们是想知道，到底怎么样做，明天会更好？

历史学家或许是所有学人中最乐观的一批人。罗新说，现代智人存在的历史大概是20万年，但我们比较熟悉的历史，就是过去1万年间。这1万年里，地球出现了罕见的气候稳定期，人类也创造了巨大的成就——

我们不再为饥饿而焦虑，彻底解决了食物的问题（采访这天，到了中午时分，他开玩笑说，「我们到现在都没吃午饭，但没人担心中午没饭吃，但古人一定有这个焦虑」）。曾经，人类社会是极不平等的，有贵贱、贫富之分，而且这种差别是政治性的，从一出生就已决定，但在20世纪以后，全球发生了巨大的进步。

但总的来说，何为更好？在罗新这里，它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价值问题。更好，意味着人们能够跨越时空与思想的限制，想象一种更好的未来，承认多样性的存在。

他还举了一个更符合今天语境的例子——在100年前，如果我们跟一位中国人说，有一天，女性会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或许没人会相信。可能全世界的人都不会相信。因为他们没有见过，不具备这种想象力。但世界在巨变之中，今天，有许多国家已经有了女性领导人。因此，这种想象不再困难。

更好，是人类永远不变的追求。更好，是我们对未来的坚信。

在采访时，罗新也提到，这一次，他和特仑苏的朋友们接触，他发现，追求更好，追求包容，追求开放，这也是特仑苏的价值观。这也让他觉得高兴。

正因为看过了千万年的历史，罗新有一种乐观，「长远地看，一定会更好。因为比现在好，这是我们的基本追求。历史是有意义的，我们无法改变过去，但我们可以期待更好的未来。」

七月上旬，小暑过后，历史学家罗新要开始新的徒步了。

他要继续上路，去做关于长城的研究。在陕北，他会路过村庄，路过窑洞，路过蜀葵，路过荒草吞噬的荒原。在那里，有知识渊博的当地人，跟他说起「狼烟」为何会在长城存在。

今年春天，罗新写过一篇文章，记录他和美国作家保罗·萨洛佩克在黄河边的一次徒步。他给这篇文章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黄河远上白云间》，现在，这段旅程将继续下去。

历史学家和他的白日梦，依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