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上旬,小暑时节,历史学家罗新要开始新的徒步了。
罗新喜欢徒步,他说,这种时候,身体和思绪都在路上,充满想象力,有点像白日梦。他甚至能察觉到自己的思绪如何运转,也会看到,当人走出自己的生活,在广袤的天地里,会看到在历史中,前人有过的、很不一样的人生。
人生中最丰盛的时节,永远在夏天。
文|金钟
编辑|桑柳
蜀葵和小麦,成熟在夏天
正是小暑季节,烈日灼人。学生们放假了,北京大学静下来了。穿过宽阔的主干道,路过未名湖边的小径,从牌坊下经过,再上一座桥,就到了被水环抱的小岛,看见朱红色的院落。这里,是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
院落安静,几乎没有声音,但也热闹——花开了。院子外头,一溜儿蜀葵,长得高大,开得抢眼。后院的花园有一片绣球,有月季,太阳花沿地趴着,一片虞美人,纤细的茎,风里晃着。这些花不是机械排布,反而有一种自然、野生的美。
离这片花园最近的房间,是北大历史学院教授罗新的办公室。这片花园,他是园丁。他的房间里挂着草帽,走廊角落,放着园艺工具和肥料。
这个花园诞生于2020年。当时因为疫情,人被困在原地,无法出行,学生们也很难进出,只有几位老师还在院里工作。有一天,罗新走进校园,觉得很吃惊,「学校那么安静那么漂亮……植物很美,各种动物也很漂亮,草长得很好,比人还高」。
他花了很长时间收拾自己的办公室,不过瘾,又开始改造院子。铲掉了草坪,开始种花。改造完院子还不过瘾,又改造了院子外面的甬道,甬道现在种的,就是蜀葵。
蜀葵的由来,也跟罗新的历史学家身份有关。过去几年,他断断续续在做跟长城有关的研究,几乎每年都要找时间沿着长城沿线徒步。2021年夏天,他在山西,有天走在路上,看到旷野里长着一棵蜀葵。他马上想到,蜀葵就适合种在北大的院子里。它长在乡野之地,而北大这个院子也有一种野气。回北京,他就买了蜀葵的种子,它生命力强,过了冬,第二年就开花了。
也因为照管这个花园,罗新对节气有了更多的感受——植物的生长,往往不是匀速的,有时是突然长大。像蜀葵,它是真正属于夏天的花,对阳光、温度的要求很高。小暑前后,它长得特别快,「本来很低的,还在地上,天一热,呼地就起来了」,「你会注意到,它突然变成一个很大的家伙」。
罗新是湖北人,在林场长大,有乡村生活的经验。他知道对农民来说,暑天看似炎热倦怠,实则是收成的季节,是一年里农民最忙碌的、最欢乐的季节。
中原地带,麦子最先成熟,新麦子烤出最香的饼和大白馍。接着在南方,第一批早稻收割。这之后,还有小米、玉米、花生、土豆、红薯……还有什么,能比品尝到劳动果实的滋味更为甘美?
罗新人生记忆中最美好的一顿凉面,也在这个季节——当时他才十几岁,在小姨家,她家的麦子刚成熟,早上送去脱粒,脱完粒,当下就把一部分面压成了面条,中午就带回了家。小姨把面煮熟,打了井水过一遍放凉,把鸡蛋烙成饼,再切成丝儿,再拌上菜瓜丝儿和黄瓜丝儿,他想起那味道,「当时我才十几岁,农村那种碗,吃了三碗。我一生都不能忘记,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凉面。」
长大之后,对历史学家来说,这也是特殊的时节——是出发的日子。他一直在研究北方民族,重视田野、重视实地考察,但平常必须留在学校,暑假是他一年中最重要的出行时间。几乎每年,他都要往北或者往东,去草原,夏天在他的记忆里,「从来没有热着,都是觉得冷」。
他熟悉草原的夏天。夏天是牧民一年中最累的时候。夏牧场水草丰美,是动物生育的季节,牛羊要生仔,要下奶。牧民也要为漫长的冬天准备食物,女人们挤奶、煮奶,把奶酸化做成酸奶,再把它晒干。人们也在此刻欢聚,举办各种体育比赛,但更重要的是男女相会,「在草原,只有婚姻是不能在家里实现的,必须在远方。」
往往在这种时候,罗新就走在旷野里,是一个观察者。他说,这种时候,身体和思绪都在路上,充满想象力,有点像白日梦。他甚至能察觉到自己的思绪如何运转,也会看到,当人走出自己的生活,在广袤的天地里,会看到在历史中,前人有过的、很不一样的人生。
人生中最丰盛的时节,永远在夏天。
想象1000多年前的普通人
眼下这个时刻,对罗新来说,也意味着某种收获。他主编的一本新书刚刚出版,叫《彼美淑令: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史》。这本书,写的是11位北朝女性的故事。
20年多前,罗新开始带着自己的学生上墓志课。这些墓志出土于100多年前,很久无人问津。他带着学生们一起读,也要求他们写文章,一代代的学生,就这么接力写下来。
作为历史学人,需要具备的品质是什么?罗新在他的书《有所不为的反叛者》里写,「历史学家的美德,就是批判、怀疑与想象力。」何谓想象力?他认为,历史,是在给拥有好奇心的人提供「替代性经验」,我们在想象中经历前人的经历。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我们自己。
书写这些北朝女性,同样需要「人同此心」的想象力。罗新的偏好是反传统的——墓志有男有女,但他决定挑出11位女性的故事。为什么?他说「因为女性最难得。在传统史书里,男性多得是,但这本书里的女性,在北魏历史里都找不着」。单独为她们出本书,值得。
序言里他写道,「你在正史上读不到她们,至多在人群中偶然瞥见她们的衣裾或不那么清晰的背影……当然,女性隐身在历史舞台的后面,并不是她们主动的选择……女性是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历史编纂之外的。」「我们今天整理遥远时代那些女性的资料,努力写出她们的人生故事,也许可以说是为那些被隐藏被遮蔽被消音的女性,多多少少,找回一点点公道吧。」
一篇篇短短的墓志,最后变成文章,是历史学家将她们的命运与时代相勾连,在经纬交错的时空中,找到她们的来处。
其中一篇,是罗新写的陈留公主。陈留公主是孝文帝的妹妹,经历过三次婚姻,盛年丧偶后,为争取再婚的自主权,她被迫介入了复杂的权力斗争。罗新在这篇文章结尾写道,「妇女的人生历程,不仅取决于她的意志和性格,无法预计的因素会改写她的人生,夺取她的梦想。」
还有一些故事听来更为悲惨。16岁的茹茹公主,从柔然嫁到东魏和亲,19岁就去世了,历史学家推测,她死于难产或疾病。她不是孤例,在她的家族,公主们多为政治婚姻的工具,甚至有人5岁就出嫁,13岁就逝于异乡。茹茹公主的墓志铭写,「彼美淑令,时惟妙年」,「生之不吊,忽若吹烟」。彼美淑令,最后成了这本书的书名。
想象那些遥远的普通人,让看不见的人被看见,这就是罗新这些年的工作。
他还有一本更知名的书,叫《漫长的余生》,出版于2022年。这本书的主角同样是一位女性——北魏王宫里的一位宫女,王钟儿。她的故事,同样来自于墓志。
多年前,第一次读到王钟儿的墓志时,罗新吓了一跳:「她怎么和这么多重要的事都扯到一起?」她的身份是一位宫女,但本来来自另一个国家,是因为战争,被虏到北魏,进了宫。在宫廷里,她却成为了两代皇帝的抚养人,见证了重大的历史事件。
王钟儿的故事,罗新在北大的课堂上讲了很多年,一直没下定决心写。但在2020年春天,某些情感推动了他。一边在花园里种花,他就在自己的办公室,一边落笔。
故事以王钟儿的视角展开。他试图想象,在王钟儿被抓的那个秋天,她在自己的故乡悬瓠城,肯定吃到了本地特产的板栗,但顷刻间,命运倾覆。在悬瓠城里,那些被卷入战争的普通人,因为敌人射的箭太密集,到井边打水,他们必须背着门板。罗新还写到了王钟儿的同事们,那些命运颠沛的宫女。他想象她们的生存之道,怎么通过出色的厨艺得到擢升,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还有那个时代的女性,怎么通过宗教,获得一丝喘息的空间。
他试图跟这个遥远而陌生的女性共情——战败被抓,她的丈夫(或许还有孩子)被杀了,她怎么度过了黑暗的时刻,是怎么活下来的;进了宫,她要伺候的人,其实是她的仇人,她为什么选择合作,和这些人建立了私人感情;到她生命的暮年,认识的人一个个死去,对她到底又意味着什么?
断断续续写了两年,2022年春天,终于完成。变成了一本新书《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在后记里他写:「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不正是当下历史学人的重要责任吗?」
这样一本书,阅读门槛并不低,却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回响。它出现在了众多媒体和知识分子的年度推荐榜单上,被多家平台评为2022年年度图书。有读者写道,「被遗忘的蝼蚁获得了应有的名字」。
不仅如此,把时间拉得更长,在过去这些年里,罗新是一个从未停笔的公共表达者。2016年初夏,罗新决定从北京徒步到内蒙,从历史上的大都走到上都,他想通过行走去写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想象那些生活在长城附近的流民,那些在主流之外却真实存在的人。3年后,他出版了旅行文学作品《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想象孙悟空、桃花源与古罗马
2024年6月,《人物》和罗新见面时,我们多次谈到想象力,但谈话的开始,我们离开了眼前的书,把回忆拉到了50多年前,湖北随州,这是罗新的来处。
罗新在随州的国营林场长大,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他需要从林场到附近的农村去上学,路途遥远,每天来回四趟,他喜欢一个人走——这样他就可以在路上胡思乱想,和自己说话,「做白日梦」。
当时小说是非常珍贵的资源,好不容易,他读到了《水浒传》《说岳全传》《西游记》。每天中午广播会播小说,讲李自成的故事,因此他每天回家都劲头十足。「看(听)了之后当然很激动,所以做白日梦,就把自己做进去了。」
充满想象力的世界在他大脑里冲撞。以至于他老觉得,自己也是故事里的人,会功夫,目睹了一些事情,甚至改变了一些事情。他幻想自己是《西游记》世界里的一员,他和孙悟空、猪八戒当朋友,和他们一起去取经,到处去玩儿,孙悟空会的,他都会。在《说岳全传》里,他又摇身一变,「我跟马前张保、马后王横就成了朋友,跟他们一起服侍岳王爷,也目睹了岳王爷之死。」他常喃喃自语,有一次被妈妈发现,他觉得难为情。
他一生喜欢徒步,或许也因为,徒步时候「正好可以东想西想」,「走路时的那种想象,多少有点像白日梦,有时非常有逻辑,有时是跳跃的,因而是一种更自由的思想」。
在罗新的经验里,这种想象力,并不会随着长大成人而消逝,相反,对陌生世界的幻想贯穿了他的一生——他是历史学家,也是美剧爱好者,是一个资深的星战迷。
这种想象力,在历史学中里同样重要。因为历史学家们研究的人,距离今天如此遥远,如天边孤悬的月亮。但是只要「人同此心」,人就可以理解人。
罗新做了30多年历史研究,几乎花了半生的时间理解北方民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写过一篇文章,研究古代楼兰到吐鲁番之间的交通,两个区域之间,曾有过一条小路,叫「墨山国之路」。这条路在一千多年前已经消失。他在《汉书》上找到了关于它的记录。
这样的研究是困难的。但罗新会想象,这样一个小国,可能就几十上百户人家,分散在绿洲边,「就像桃花源,人们在里面过日子」。但当汉朝的力量进入楼兰,一定要使用这条「墨山国之路」,墨山国要为此提供食宿、水与安全保障,这个区域就会变得不可支撑,直至毁灭——这是一个猜想,但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事曾多次发生。
罗新可以共情那个小小国家的人,直到30年之后的今天,他北大办公室的WiFi名还叫「墨山王」。
历史学最警惕假设,「如果刘邦多活几年会怎样?如果拿破仑有原子弹会怎样?」这是历史学坚决反对的。但假设又是人类的天性。有些假设,会帮我们看清很多事实。
前段时间,罗新看了一篇文章,是美国一位研究罗马史的古典学家,和台湾一位研究秦汉史的学者邢义田合写的。他们提出了一个假设:在汉元帝时期,如果汉朝和罗马共和国分别有一位使者去到了对方的国家,他们会看到什么?
假设汉元帝派出的使者,是当时重要的学者韦玄成,而离开罗马的,是著名学者、哲学家西塞罗,他跑过了米索不达米亚平原,跑过波斯帝国,进入玉门关,到了长安。
邢义田说,西塞罗会发现,汉朝也修了道路,但修法与罗马不同;也会看到房屋,但东方的建筑不一样;他一路会看见农田,但看不到罗马随处可见的橄榄树。更惊人的是,到了长安,他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高墙的世界,墙外是墙,墙内也是墙。
韦玄成到了罗马,他会发现,进罗马城,居然没人管,也没人盘问,想去什么建筑随便进。他会惊讶地看到,那些斗兽场里,奴隶也在看热闹。
当然,历史上,韦玄成并没有到罗马,西塞罗也没有到长安,但通过这种想象,这些对比,经由他们的双眼,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的长安和罗马。这两个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城市,它们有什么不一样?它们怎么善待贫穷的人、卑贱的人?
讲到这段时,罗新的眼睛很亮,展现出历史学家独有的好奇心,他说,「本来是一个想象中的事儿,但很多人就凭借这种想象,做出各种研究。」
正是这样的想象,让历史学更丰富了。
何为「更好」,关乎想象力
这个夏天,罗新很忙,除了出新书,他还给自己安排了一些讲座,参加朋友们的新书发布会,自己的学生出书了,他也必须支持。更重要的是,他即将启程,往南去雷州半岛,往西去往陕北,享受每年暑假难得的完整的时间,做他的历史学研究。
罗新觉得,这几年,历史学的处境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人们能读到越来越丰富的历史类书籍。这种出版的繁荣,也来自人们对历史的呼唤。
人们希望从历史中获得安慰。就像前两天,罗新读书读到宋神宗一句话,「快心事,便做不得一件」,他笑,「他做什么事都被人劝,让他别做,他非常生气。」在某些时刻,奴隶也会感到快乐与幸福,尊贵的人,也会感到愤怒与伤心。这让人觉得,命运如此平等。
人们也希望通过历史获得某种「替代性经验」。所谓替代性经验,就是自己无法体验,但历史中有,历史中的人经历过。比如拷打与酷刑,真正看关于酷刑的历史,就会发现,很少有人能真正承受它。
历史中还有某些温暖。罗新记得,在他很小的时候,他会觉得,战场上,双方是敌人,「除了不择手段地干掉对方,还有什么呢?」但后来他读关于一战的历史,发现在圣诞节的时候,德军和英法联军在绞肉机般的战场停下来,不打了,还特地跑出来跟对方打招呼。在那样冰冷黑暗残酷的时刻,人的内心,还是有柔软存在。
更重要的,当我们一次次回顾历史,我们是想知道,到底怎么样做,明天会更好?
历史学家或许是所有学人中最乐观的一批人。罗新说,现代智人存在的历史大概是20万年,但我们比较熟悉的历史,就是过去1万年间。这1万年里,地球出现了罕见的气候稳定期,人类也创造了巨大的成就——
我们不再为饥饿而焦虑,彻底解决了食物的问题(采访这天,到了中午时分,他开玩笑说,「我们到现在都没吃午饭,但没人担心中午没饭吃,但古人一定有这个焦虑」)。曾经,人类社会是极不平等的,有贵贱、贫富之分,而且这种差别是政治性的,从一出生就已决定,但在20世纪以后,全球发生了巨大的进步。
但总的来说,何为更好?在罗新这里,它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价值问题。更好,意味着人们能够跨越时空与思想的限制,想象一种更好的未来,承认多样性的存在。
他还举了一个更符合今天语境的例子——在100年前,如果我们跟一位中国人说,有一天,女性会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或许没人会相信。可能全世界的人都不会相信。因为他们没有见过,不具备这种想象力。但世界在巨变之中,今天,有许多国家已经有了女性领导人。因此,这种想象不再困难。
更好,是人类永远不变的追求。更好,是我们对未来的坚信。
在采访时,罗新也提到,这一次,他和特仑苏的朋友们接触,他发现,追求更好,追求包容,追求开放,这也是特仑苏的价值观。这也让他觉得高兴。
正因为看过了千万年的历史,罗新有一种乐观,「长远地看,一定会更好。因为比现在好,这是我们的基本追求。历史是有意义的,我们无法改变过去,但我们可以期待更好的未来。」
七月上旬,小暑过后,历史学家罗新要开始新的徒步了。
他要继续上路,去做关于长城的研究。在陕北,他会路过村庄,路过窑洞,路过蜀葵,路过荒草吞噬的荒原。在那里,有知识渊博的当地人,跟他说起「狼烟」为何会在长城存在。
今年春天,罗新写过一篇文章,记录他和美国作家保罗·萨洛佩克在黄河边的一次徒步。他给这篇文章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黄河远上白云间》,现在,这段旅程将继续下去。
历史学家和他的白日梦,依然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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