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包袱，人得背得起，放得下

「今儿是好节气，处暑！」

《窝头会馆》的大幕徐徐拉开，第一幕就发生在处暑节气。相声演员杨九郎，从2022年起参演了龙马社版话剧《窝头会馆》，进入了这个开始于1948年处暑时节的北京胡同故事。

虽然杨九郎扮演的肖鹏达在第一幕还没有上场，但他很喜欢舞台上的这个时刻。解放前的日子苦，窝头会馆里生活着一群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但在夏去秋来的处暑这一天，小院儿里吵吵嚷嚷，大家贫嘴逗闷，苦中作乐；主人公苑国钟做小买卖赔本归来，「俩熟人一人挠了一大把（咸菜），没给钱给俩字儿——尝尝！」杨九郎对这段台词滚瓜烂熟，「他还有股自嘲的劲儿，能够把一切的不顺利归为一个玩笑。」杨九郎喜欢这样的态度。

又是一年处暑，这部话剧即将在秋天重启巡演。对于杨九郎来说，出演话剧是他一次重要的跨界尝试。第一轮排练43天，杨九郎感觉自己在剧组里上了43天大师课，无论导演给哪个演员说戏，他都在那儿听着，听着听着就被镇住了。要说真有什么醍醐灌顶的法门，也不是，其实诀窍就是「观察生活」。作为演员，你得真正地伸展自己的触角，融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里去。

从那之后，杨九郎养成了观察生活的习惯。《人物》与他通话的当天，杨九郎刚结束外地的工作飞回北京，中午下飞机，到西直门去吃了一碗拉面。坐在店里，杨九郎观察起邻桌一名出租车司机师傅。师傅50岁上下，「外表看着跟鲁智深似的」，可是坐在那儿特从容，特优雅，点了一碗面，面里要加香菜；又点一小碗牛肉，牛肉不加香菜。「他真的在很认真地对待他这一顿午饭。」这吸引到了杨九郎的注意，他觉得这个师傅跟平时观察的那些着急忙慌的司机或外卖骑手很不一样，身上自带一种松弛感。

杨九郎一边吃自己的饭，一边悄悄看着师傅。师傅坐在窗户边上，刷着视频，用余光时不时瞟着外面的车，他把车就停在马路牙子上头——附近一圈都没斜坡，他肯定是自己荡上来的。杨九郎在脑海里盘算着师傅这一天的行程，现在已经过了午饭点了，师傅应该是刚拉完一趟大活，很可能是刚从北京北站送完人出来。杨九郎估计，他应该是个本地人，知道这儿有个面馆，也不管能不能停车就过来吃了，如果来了贴条的，他觉得自己也能马上把车开走。他的松弛感来自于「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有把控」。杨九郎就这么边吃，边看，边琢磨这个陌生人，「我觉得这就是生活里的一场演出」。

今年7月，杨九郎度过了自己的35岁生日。在他的身上，也正在体现出这种把控着生活带来的松弛感。这个夏天，他先是在横店拍戏，之后随着综艺录制，从东北到浙江，又从云南到宁夏，之后又回横店、上海工作，一个夏天跑了十来个城市。但杨九郎不觉得这个日程很紧凑。中间有空的时候，他还能回两趟家，跟家人待一待。在剧组里没自己戏的时候，他就开车出去找点好吃的、看场球。在紧密的工作之余，他知道给自己的生活「找乐儿」。

朋友们都说，人过了35岁，很容易身上就背起了中年人的包袱，但杨九郎这几年，是越来越放松、越来越随性了。金羲林是杨九郎在北京认识了十几年的老朋友，刚认识的时候，杨九郎还在上高中。后来他受杨九郎的邀请去看演出，对杨九郎的印象就是「特热心，提前给我安排座，还发信息问我『哥你坐下了吗？』看完演出，还给我来个回访，『哥你觉得我演得行吗？』那会儿我就感觉，这人还挺好的。」

后来两个人慢慢熟络起来，杨九郎演出一年比一年多，也越来越有名气，从身边的「哥们儿」变成了大众视野中的「艺人」。从外人的眼光看，这种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但金羲林觉得他们两个的相处模式一直没有变过。只要有空，两个人还是像以前一样，去三里屯淘淘衣服、一块儿吃个涮肉，或者到杨九郎家里，吃一碗杨妈妈做的炸酱面。只要有杨九郎在的朋友聚会，就肯定不会冷场。即使有新朋友第一次见面，杨九郎也不会客套，直接招呼人家坐到一块儿，几句话就能跟对方熟络起来。金羲林比他年长几岁，在金哥眼里，杨九郎始终就像个20多岁的大男孩，「该怎么样怎么样，非常放松，非常年轻」。

前段时间，杨九郎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添置了一双纪念款球鞋。这双鞋他第一次遇见还是在2005年，当时怎么也淘不到，没想到十几年之后，机缘巧合，又让他给遇见了。现在他每次到工作室去开会、工作，看见这双鞋都挺开心，就好像自己还是当年那个穿着校服在学校里踢球踢得大汗淋漓的男孩一样。

其实杨九郎觉得，在现在这个阶段，自己不是没有压力。「人都走在时间里头，不可避免地是越来越复杂，掌声、荣誉、失败、痛苦，那都是身上的重量。」但是人面对这些包袱，得背得起来，也放得下去。有些能解决的事，那就尽量解决，不能解决的，杨九郎会选择先把它放置到一边，「出去跑跑步，爬爬山，骑车过过风」。这些生活中的真实触感，往往能让人抵抗焦虑。上学的时候，哪次作业没完成就是天大的烦恼；现在的压力，无非也就像一张困难的试卷。学着卸下包袱，很多当下的麻烦事，过一阵子再看，或许也没什么大不了。

卸掉心中的包袱，才能抛响台上的包袱

保持松弛感，是杨九郎所追求的。相声演员最大的「包袱」得留在台上。用杨九郎的话说，「三番四抖」，一切铺垫都像金字塔的塔身，为的最后就是爬到那个塔尖上，把包袱给抖响了。搞笑也是关于节奏的艺术，同样的一个包袱，有时能炸了场，有时就是怎么抖都翻不上去。这里面是台上的两个人互相配合、铺垫，拿捏尺寸和火候，差之毫厘，效果会谬以千里。

杨九郎也曾经觉得自己陷入过「包袱」的瓶颈期。「（小时候）台下一片观众，我就怕冷场，没话找话还爱着急，哪个包袱没响就得赶紧找补，一分钟都等不了。」那时候他一直在小园子说相声，几乎每天都有演出。日子一成不变地围绕着演出来安排，每天上午「上活」，听相声、记笔记，研究段子里的每一个「关节」。下午默词、排练，晚上演出，周而复始。

到了2017年下半年，杨九郎感觉自己在台上的状态不对劲了，越演越用力。越是害怕冷场，想把节奏带起来，把包袱使响了，效果越是不好。杨九郎拿做饭打比方，如果你今天炒个菜，明天炸个酱，你的灶台上火候一直时大时小地在调节，但要是每天都炖鱼汤，这个火就越开越大，收不回来了。

台上的包袱抖不响，身上的包袱就下不来。他经常会听马三立、侯宝林等相声大师的老相声段子。虽然都听过成百上千遍了，但杨九郎会让自己放下对技术的追究，像个普通听众一样，去体会这些作品里纯粹的语言美。后来杨九郎把那种表演状态总结为「松弛」和「流露」：「他们不把逗乐你当成一个未完成的任务，逗乐你是人家把握内的事儿。」这也成为他在相声表演上最大的追求。想要逗乐观众，首先自己在台上，得把「逗乐观众」这个包袱卸下来。

相声演员盛伟是杨九郎的朋友。在他印象里，他们两个人聊天，一般都是从相声开始聊起。往往是杨九郎发一段相声的链接给盛伟，「这个你听了吗？听完咱俩聊聊」，然后话匣子就打开了。有时候话题东串西串，最后总又能回到相声上。盛伟觉得，杨九郎是个肯下功夫、也懂得思考的演员。他对包袱的要求很严谨，有一些包袱单听挺可乐，但是放在节目里逻辑不通顺，那他宁肯舍弃。

「如果你调出来杨九郎前些年上台和近些年上台演出的视频，一对比很明显就能看出来，他的状态是有突破有进步的。」盛伟说，「他更多了一份自信以及稳重，用我们的话说，更压点儿（能压住场），这是相声演员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杨九郎觉得自己身上的变化，具体来说，就是在台上「不着急」。捧哏演员的词，要服务于逗哏，两个人在台上要共同服务于作品，包袱到了嘴边，别急着抖，先演出来，通过表演状态自然而然地把包袱带出来， 就是所谓「松弛」和「流露」。

去年的专场演出里，他和搭档表演了《八大吉祥》。这是一段传统相声，讲两个人以八个字行令，得符合一定的规则，还得合辙押韵，捧哏的先做出好的示范，逗哏的行令时却生拉硬拽，强词夺理。常听相声的观众对这一段都很熟悉，想要制造新的笑料，必须得老活新使，重新翻包袱。

杨九郎和搭档就在演出里设计了一段「舞台事故」。当时他就看见底下观众一直在讨论，「他是不是真说秃噜了」——没关系，他们想先让观众也捏一把汗。杨九郎在台上也摆出一副「无颜面对观众，脸都红了」的样子，也不着急缝，俩人就这么在台上晾着。「你先演出来，让观众陪着你演一会儿，等到抖包袱的时候，观众他们会更放肆地笑。」

「师父的《大实话》里唱到：『观众演员心连着心』，这不仅是字面意思，你松弛了观众应该也松弛了。」杨九郎现在想追求的是，站在相声舞台上，演员自己先卸掉心理的包袱，这样才能使响台上的包袱。「松弛下来，你才会更敏锐、更专注。」就像在影视和戏剧表演当中，同样的一句台词，在不同的情境、跟不同的人说，得通过角度、语气，体现出不同的态度。这些经验也被杨九郎逐渐融入到相声的表演当中，「你把人物关系给演对了，其实很多东西就迎刃而解。」

好好对待包袱，包袱也会好好对待你

今年北京度过了一个闷热潮湿的夏天。处暑到了，暑气退散，人的身上也清爽起来。近些年，杨九郎爱上了骑行。有空闲的日子，他会约上几个朋友，在傍晚骑着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穿行，一次骑上三四十公里。天气不冷不热，空气不湿不燥，杨九郎觉得，秋天是最适合骑行的季节。

相比于坐车，骑行让杨九郎跟这座城市的一砖一瓦建立起更直接的联系。从西边出发，骑到西单转北，沿文津街过北海公园，再绕过景山。这段路线让杨九郎觉得特「北京」，远远看着北海公园的白塔，那一幕跟记忆里，童年时姥爷骑着三轮带着自己看到的画面一模一样。有一次骑到五道营，他跟同行的朋友介绍，小时候姥姥家就在这一片。说完突然反应过来，这么熟悉的家，自己已经十几年没来过了。

杨九郎从小生活在北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那种散养着长大的北京孩子，身上沾染着浓厚的城市印记。那时候他没觉得自己表现出什么文艺天赋，放在孩子堆儿里，学习也不优秀，体育也不突出，万幸人缘还凑合，但属于是有什么好事别人也想不起来你的那种。小学办歌咏比赛，他个儿挺高，也挺白，班主任把他搁在第一排，结果排练的时候让音乐老师提溜出去了，说「这孩子的形象不太适合出现在舞台上。」班主任最后也力挺未果。当时的杨九郎觉得挺无奈，但现在想起来，他反而觉得也是好事。人都说「吃亏要趁早」，岁数小的时候吃点小亏，受点小伤，反而是给自己增加免疫力。「好像音乐老师冥冥之中帮我消了一个事儿，说破了，以后我反而就出现在舞台上了。」

上大三的时候，杨九郎看到德云社一则招生启事，就去报了名。作为北京孩子，他从小爱听相声，最早听磁带，后来听mp3。有一次舅舅带自己回姥爷家，到了家门口，耳机里的相声刚放到一半，他完全沉浸在故事里，就让舅舅先上去，自己在家楼下站着，非得听完了这段再上去。

等到真正入了这一行，杨九郎才发现，相声不仅需要兴趣，更需要专业主义的精神。当时这一批新来的学徒由高峰老师带，杨九郎印象特深刻，「说关于专业的知识、台上台下的事，你不可能问住高老师。比如学一段活，高老师会跟你说，这一段你去听谁谁谁的范本，最好去听哪一版本录音的第几到第几分钟，你听这个包袱他是怎么处理的」。「高老师从我的学员时代开始，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人家不光是表演，更重要的还有一个从业的态度。」从那时候起，杨九郎就知道，这个行当想要做到更好，必须有足够的热爱和执拗去支撑。

杨九郎总觉得，「看谁的演出都觉得比我强，我都谈不上擅长哪些不擅长哪些，就没有特别自信的东西。」当时他的师哥和搭档冯照洋就把杨九郎带到自己租的房子里，成宿成宿地跟他排练，「他比我早学两年多，40来段相声，他不管你会不会，他就说，『我不能让你不会了』。」

就这么一宿一宿熬下来，一句词一句词地排。到2012年，杨九郎第一次参加商业演出，6000多观众，杨九郎第一个上去演。当时他特紧张，腿都抖。那个阶段，他往往上台的时候都还顾不上表演人物，得等到观众乐了，台下热起来，才能松下来，找到一点表演的状态。那天快结束的时候，杨九郎回头一看，师父郭德纲就在上场门后面看着自己。演完下场，擦肩而过，师父悄悄怼了他一拳。杨九郎知道，这代表师父其实是认可自己了。这是他在相声舞台上吃的第一颗定心丸。那场之后，杨九郎觉得自己终于攒下点自信。

在朋友金羲林的理解中，杨九郎是一个「通过充足的准备去释放压力的人」。虽然生活里杨九郎是个随性的朋友，但在专业上，他会非常享受那个揣摩、钻研的过程。同行盛伟记得有一次大年三十，俩人发微信互相拜年，杨九郎还跟他聊，最近听了哪段相声如何如何。「我问他，你是天天晚上都会听相声吗？他说他每天至少听5到10段。说得我都挺有点惭愧的。现在市面上不管谁的相声，只要网上能搜到的，他全都会去听。」

不仅睡前，基本白天有空闲的时候，杨九郎手机的听书软件里就一直播放着相声的频道。有时候坐飞机没网，他还在手机里存了几十段经典相声录音，不耽误接着听。杨九郎很不愿意用「努力」之类的词来描述自己，谈不上，只不过是他享受，也相信，「你好好对待包袱，包袱也会好好对待你。」

相声中的包袱如此，生活中的包袱也如是。喜剧市场日新月异，现在观众能接触到的喜剧形式、搞笑内容越来越多，对「笑」的阈值也越来越高。这是所有喜剧从业者都需要面对的压力。「有时候看这个东西，呦，真好，但我真来不了，也会有焦虑的时候。」但每次关注到一些新形式或者大家的新「笑点，杨九郎总会思考，什么东西是能够吸纳进自己的表演中来的。「就像我现在演话剧、演影视剧，我觉得我能汲取到一些营养，我还是希望这些经历都能作用到我的相声，实现一些改变、一些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喜剧市场的蓬勃、多样化，杨九郎觉得，一定是一件好事。

更好的当下，即是更好的未来

不知道是不是相声这份职业潜移默化带给自己的影响，在台上，包袱点破的那一刻总是让杨九郎最轻松。在台下，他也习惯于用幽默和自嘲来缓解压力。有时候遇到一难事儿，他会先在心里跟自己说，「别担心，这事儿一定成不了。」就像当年老师说他一定上不了台似的，有些事儿，把它点破了，放下了，或许反而能成。

杨九郎现在觉得，「卸下包袱」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解决掉所有的烦恼。他很喜欢一首歌，叫《少年维持着烦恼》，「我觉得这句歌词写得就特别好，我维持着烦恼，说明我跟我的烦恼还是能共存的，我跟我的烦恼相处得还不错，这不挺好的吗？我也不太希望烦恼离我而去，一旦它真离我而去了，肯定会有新的烦恼填充进来了。」就算有什么烦心事，解决不了的，杨九郎也不会把它理解为一种压力，「我愿意慢慢地跟它聊、跟它相处」。

杨九郎常常觉得，秋天像是一年的开始。空气中的潮湿与躁热褪去，人身上干燥凉爽，内心也变得平静，这何尝不是一种「万象更新」。对于接下来的秋天，杨九郎最期待的事就是找个时间，和朋友们一起进山露营，扎个帐篷，「就待在那里，什么都不做」，等待着微凉的秋风拂过身体的一刻。

早几年的时候，杨九郎还会因为「不够忙碌」而焦虑，一段时间没有工作找来，他会担心，「是不是不再被工作需要了」。但现在，他不再需要某种「无聊的忙碌」来填补自己。相比于一份工作能带来什么收益，他更看重这份工作能不能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经验，或者是情绪价值。

身边人也都能感受到杨九郎传递出来的情绪价值。国安球员张稀哲印象很深刻，有一次他在上海踢客场球，杨九郎当时正好在横店拍戏，当天没有通告，就专门开车到上海来看比赛。结果那场球惨败，张稀哲下来之后也很失落。杨九郎就说，没事，咱吃饭去。杨九郎强烈推荐了一家海肠捞饭，距离特远，但是杨九郎专门开车一个多小时带着张稀哲他们去吃。

张稀哲觉得，杨九郎是一个对朋友非常上心的人。兄弟之间的感情有时候不体现在口头表达上。在张稀哲即将为国安效力400场的时机，杨九郎提出想给他设计一件纪念服。张稀哲本来以为他也就简简单单弄一下，没想到两三个月过去了，衣服还没定版。杨九郎很用心地做了设计，想在这件衣服上体现出朋友贯穿职业生涯的元素。「聊这个衣服计划的时候，杨九郎就不会像平时一样有说有笑，特别一本正经。对于他很认定的想要完成的事情，他就是会非常认真地投入进去。」张稀哲说。

照顾身边每一个人的感受，是很多朋友对他共同的印象。最近综艺《焕新环游记》播出，很多观众觉得他像是这个综艺里的「节拍器」，大家聊得火热的时候，他能成为嘉宾和观众之间的桥梁，让不在场的观众也能融入到现场的氛围中去。杨九郎也觉得，自己在节目里不像「艺人」，更像个「统筹」，统筹大家的情绪，也给观众找一个可以代入的视角。

在家庭中，他也承担起类似的角色。第一次与杨九郎通话时，他说自己正在为妈妈安排当天看演出的行程。妈妈退休后，杨九郎很乐意于给她安排丰富的活动。两家住得很近，杨九郎只要在北京，就经常回去吃一顿午饭，陪妈妈聊聊家长里短，讲讲自己在外面工作遇见的人和事。妈妈总是对他聊起的事情很感兴趣，而杨九郎觉得，现在还能像小时候一样，躺在床上等着妈妈喊自己来吃饭，就是一个奢侈的幸福时刻。

视频拍摄当天，我们在北京密云雾灵山区的一间民宿见到了杨九郎。前一天晚上北京刚刚下过大雨，当天晴空透亮，山色焕然新绿，郊外比城市先一步接收到凉爽的秋意。杨九郎如同他朋友们所形容的那样，即使第一次见面，也没有任何距离感。拍摄间隙，只要有他在的地方，时不时就传出一阵笑声。拍摄一组走廊里的镜头时，背景里的门时不时地被推开，NG了好几次，在场的人都有点烦躁。杨九郎跑过去，夸张地做了个「抵住」的大动作，原本绷紧神经的工作人员一下都被逗乐了。确实如他所说，问题永远都会存在，但幽默是消解压力最大的武器。

杨九郎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他不想把更好的生活寄望于以后，「更好的状态就是投入当下，因为每一个当下都是未来」。现在的他，不愿刻意地追求某一种提前预设的「更好」，只要做好眼前的事，不为未来而背上包袱，「咱们买房买车，都有按揭，焦虑就别按揭了是吧？它也不值得你提前预约、随叫随到，没必要。」享受现在生活中每一个点点滴滴的美好时刻，保持着前进的步履不停，对于杨九郎来说，本身就是在体验着「更好」的未来。

生活行至处暑，人们不再为外界的变化而焦躁烦闷，静下心来，卸下包袱，旅途中的每个瞬间都如初秋的微风般值得沉浸。特仑苏也始终全心投入每一个「当下」，关注日常的每一份「更好」。十余年来，特仑苏坚持参与治沙，让「更好」的变化也发生在远方的乌兰布和沙漠——贝贝南瓜扎根沙地，固化沙层，改良土壤。一年年的作物轮种下，沙地变土地，日渐肥沃的绿洲又孕育出特仑苏沙漠·有机牛奶。在刚刚过去的特仑苏818会员日，特仑苏连续第四年送出了来自乌兰布和的南瓜礼盒，邀请大家共同品味更好的自然馈赠，见证大地更好的改变。

拍摄临近结束的时候，雨讯传来，大家紧赶慢赶地来到山顶，想赶在大雨下起来之前拍好最后一个镜头。到了山上，远处已经聚集起浓云，偏偏又露出一个缝隙，让一道夕阳的金光洒下。所有人都在感叹，这真是天公作美。但或许，是云是雨也都没有关系，杨九郎早就准备好了这一幕的拍摄动作，不会再被外界的变化扰乱——在这里，他卸下包袱，轻装前行，向着远方林深处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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