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大时代的女儿

「到蚊子的家来拜访它们了」

2021年7月，阿富汗局势最焦灼的时刻，几千公里外的北京，一位热心读者看新闻看到了凌晨3点。她躺在床上，拿着手机，点开一个个链接，整个人忧心忡忡。如果说有什么特别，大概在于，她可能是世界上年纪最大的读者之一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乐黛云老师，2021年，她90岁。

第二天，听说她熬夜，她的学生一边批评她：老师，熬夜是不对的，一边想：「她还有想了解的东西，还能熬夜，还能偷溜看这个呢，这说明她身体是很健康的，偶尔这么闹一下，没事儿。」

到了这个年纪，乐黛云的生命力是惊人的。

我们去拜访她，她依然会打扮，脖子上系一条丝巾，问她原因，狡黠的眼睛一闪，「脖子太短了」，昂着头一笑。推着她出门拍照，看到未名湖边长长的柳条垂下来，她就说，想在柳条旁边拍一张，「在别的地方没见过这么长的柳条哦」。拐到一条小巷，草木蓊郁，蚊子都跑出来了，她的话也很天真：「我们到蚊子的家来拜访它们了。」

这些年，她的腿疾越来越严重，又摔了好几次，现在已经完全不能行走，依靠轮椅和保姆生活。她很少出门，但仍知晓天下大事——家里人来人往，她靠年轻人、靠手机，保持和世界的联系。

学生们也是五六十岁的年龄了，常常带自己的学生一块儿来，热热闹闹的，叫她「师祖婆婆」。她虽然坐在轮椅里，但整个人很轻快，爱笑，眼睛很明亮，听大家聊天，时不时说两句俏皮话。

学生们提到，有谁历尽辛苦最终找到了高校教职，她很满意，又接一句「就是钱不多」。她说自己这一生只会做学术，不会别的事情，又补充一句，「还会炒菜，我炒的菜也很好吃。」

还有人问她，活了90岁，养生之道是什么。她说，我的养生之道就是没有养生之道。「我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胖，胖就胖吧，没有关系啊。」她不忌口，吃玉米、红薯、花生，也吃烤鸭和粉蒸肉，喜欢吃甜食。学生们来了，她把点心分享给他们，「这个好吃，你吃呀，吃一块，再带一个给你孩子。」

原来她过八十岁生日，学生张辉想着该送她点什么，最后送了一套《三体》——她喜欢好玩的东西，应该会对科幻小说感兴趣。果然，乐黛云很快就看完了，还推荐给了丈夫汤一介。但现在，她90岁了，汤一介也已经去世7年了，子孙辈都在国外，她如今是一个人生活。

几年前，她经历过一次大的摔伤，再难爬上二楼的家，于是搬到了同一栋楼的一层，这是季羡林先生的故居。房子不大，堆满了书，见缝插针地放着汤一介的照片、题字和塑像。客厅一扇窗子，正对着未名湖，四季就在眼前流转。每天午后，她会在窗前坐一会儿，晒太阳，喝茶，听新闻。窗前湖里，是季羡林种下的荷花，这个季节，荷已经枯了。

北大朗润园里，她住的这个小房间，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她的学生张辉，现在是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原来他还有行政职务，早上得早到，常常在校园里散步，走着走着，就到了她家门口，也不进去，但只是经过一下，就觉得安心：「我的老师在这里。」原来他常出国开会，每次回国，头一件事，就是去乐黛云家里，只是坐一坐，喝喝茶，待上一会儿。学生张锦现在是社科院外文所的研究员，她的孩子几乎是在乐黛云家里长大的，「来唱唱法语歌，背点古诗，再气一下老师」。

乐黛云在北大度过了70年。上世纪80年代，她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所，被公认为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拓荒人」。大家依赖她，高兴的事要来汇报，不高兴的事要来讨安慰。

但不仅仅是这个原因。这个漫长而酷烈的20世纪历史的亲历者，她的能量和热情，真诚、包容和生命力，都极为罕见。像一颗恒星，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北大教授戴锦华说过，她有两个人生偶像，一个是出版人董秀玉，另一个就是乐黛云。「乐老师曾经对我构成了超过偶像的魅力与能力，她召唤、重塑我对自己的希望与梦想，她向我展示着一个教师的魅力、风采乃至一个学者的空间与可能性。」

一个漂亮、明亮、浪漫的人

九月中旬，电脑的那一边，远在加拿大的舒衡哲（Vera Schwarcz）出现了。她是一位犹太裔的美国学者，1947年出生，是乐黛云的挚友。她穿蓝色毛衣，戴珍珠项链，捧着一杯茶，隔着千山万水和漫长岁月，讲起她们初相识的故事来。

42年过去了，那个形象还是很鲜明——1979年，她第一次见到乐黛云，那一年乐黛云年近五十，舒衡哲依然觉得她很漂亮。齐耳短发，有些肉乎乎的，人开朗又爱笑。她看乐黛云过去的照片，「那些照片里她都非常美，她特别知道怎么笑会好看，是一个很自然的人。」

那一年，舒衡哲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了北大，乐黛云是学校分配给她的导师。舒衡哲很快发现，乐黛云很不一样。刚刚经过了20年的严酷岁月，她还是很有能量。刚到北大不久，舒衡哲生了病，乐黛云采了一束黄玫瑰送给她，是家旁边的园子里摘的，很浪漫，「比药还要好」。

交谈中，我提到最近去拜访乐黛云，她依然爱美，还系着丝巾，视频那头，舒衡哲心领神会地大笑：「对对对，这就是她！」

舒衡哲是历史学者，她到了北大，想要拜访「五四」一代的幸存者。这事不好办，北大「五四」一代的老先生们，经过了漫长煎熬，只有少部分人劫后余生。更何况，舒衡哲还是个外国人。亲历那一切之后，乐黛云告诉舒衡哲：「互相当朋友，现在很不容易」。

但她还是愿意帮忙。她和丈夫汤一介，四处为舒衡哲打电话：「我们认识舒衡哲，能不能让她来？」季羡林先生是她的邻居，王瑶先生是她的导师，她就带着舒衡哲去他们家，陪着她做访谈。中秋节，她们一起去圆明园，爬山，赏月，吃月饼。

也是在那时，乐黛云重回讲台，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她1948年考入北大，1952年留校，同年和汤一介结婚，1957年被划为「右派」，再经历十年「文革」。一转眼，人生中最有创造力的30年过去了，已是天命之年。

戴锦华当时是乐黛云的学生。她考入北大中文系时，乐黛云刚开始在中文系讲现代文学。当年的氛围，戴锦华是亲历者，她记得在当时的校园里，「右派」群体是最重要的归来者，每个重返课堂的老师，都受到了热情的拥戴，乐黛云也在其中。

但从一开始，乐黛云就表现出她的不同。当时的老师们，有保守派和改革派之分。保守派坚持旧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理念。而改革派里的大多数人，表现的都是比较激进的观点。但乐黛云不是，她最特别的是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用尼采的酒神说和日神说，来读现代文学作品。这对我们来说，特别特别震撼。没见过，没想过，还可以这样做研究？她的身体语言、她的选题状态，不仅在同代人，而是在所有老师里都非常突出。」

那时乐黛云的课一座难求，有人是坐在窗台上听的，「她是一个一下就显现出人格魅力的人。」

北大中文系教授夏晓虹，当时也上过乐黛云的课。在她印象里，自己对外国作家和学者的了解，以及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最先都来自乐黛云的启蒙。夏晓虹说，她是个青春永驻的人。

50岁，开始一路狂奔

2021年春天，在乐黛云的新书《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研讨会上，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有过一段发言，他说，乐黛云最令人敬佩的地方，「是50岁才真正上路，而后一路狂奔，几乎没有停下来喘气或歇脚的念头……一旦有了机会，就狠狠地抓住，而且再也不肯撒手。」

所谓「机会」，最典型的例子大概是，她在1979年得到了教留学生的机会，认识了舒衡哲，意外得到她的推荐，去往哈佛大学和伯克利大学访问三年。这个机会，首先是因为她在下放时一直还在背单词，积累了词汇量。更重要的，是因为其他人不愿意教外国学生，怕跟他们打交道，有政治风险，怕讲错话，但乐黛云不怕，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失去的。这是命运对她的回报。

当时，她和留学生们关系都很好，但左派知识分子的底色从未动摇。一个细节是，当他们提出要去她家访问，她一个人提前运走了家附近的一个垃圾堆，「我不想让外国人觉得，中国教师住在一个垃圾堆附近、有很多味道的地方。」

去美国前，她和二十多岁的夏晓虹一起上英语课，「近五十岁的乐老师，跟年轻的学生一起在英语系上课，年纪最大，但是最认真，让我非常惭愧。」

到了美国，在课上她拎一台录音机，晚上回去反复听上三四遍，啃下大师们的课程。后来，她在一本书里写到当时的感受：「在和外国学者的交谈中……常为自己的处境感到难言的悲哀。我毕竟失去了二十年时间！当他们攻读博士学位、阅读大量书籍，为自己的学术工作打基础的时候，我在养猪、修路、种玉米、打砖瓦……」

但她并没有因此消沉。戴锦华记得，当乐黛云和汤一介从美国回来时，不像其他人回国时都爱买彩电、冰箱等电器，他们带回国的，是十几箱书。这个消息很快传遍北大，成为学生宿舍熄灯后卧谈的主题。「那时候一本新书，就是珍宝一样的存在，人人都无限向往。」胆大的学生，已经登门拜访，「她家的大门对所有人打开，谁都可以去做客，还蹭吃蹭喝，都是乐老师亲手做。从那时到现在，乐老师对年轻人都是无条件的好。」

那几年，乐黛云深感时间紧迫，开始「夜以继日，埋头读书写作」。一本《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是她交上的第一份答卷。

她的学生王宇根，如今已经在美国俄勒冈大学执教。我们通过邮件联系到他，他很爽快地同意受访——在当年，他在偶然中读到了乐黛云的书，决定考她的研究生，此后改变了一生的轨迹。

那是80年代末，王宇根还在安徽师范大学读本科，处在灰暗迷茫、不知前路的时刻，偶然从朋友那里拿到了乐黛云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在书里，她讲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把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去观察。

这是在当时地方大学的课堂上无法获得的视野：「对我们这种地方学校的学生来说，非常非常开眼界，说打开一个新世界，一点都不夸张。」

那时乐黛云大概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某种榜样，塑造了一种典范般的生活——八十年代初的某个黄昏，未名湖边，20岁的北大中文系本科生戴锦华，看见乐黛云和汤一介在散步，「你明明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但是他们那种安然，那份无法被剥夺的精神，让人觉得这样的人生特别值得。」

她看两人的背影，看了好长时间。也是从那天起，她有了一个明确的念头：要留在大学里教书，一辈子在校园，过一种值得过的生活。

回答真正重要的问题

一位学者选择什么样的学术道路，与她的精神气质、人格以及她生活的时代都有关系。

2006年，乐黛云后来的博士生张锦，当时还在江西师范大学读硕士，决定报考乐黛云的博士生时，她们从未谋面，她只是被乐黛云的书所吸引——「乐老师的书，不管是散文还是学术著作，字里行间，都能读出她的热情。」后来参加博士生笔试，果然，张锦猜中了名词解释题，一个是巴赫金的「复调」，一个是《文心雕龙》中的「神与物游」——这两个词里都有多元的、发散的、开阔的意味。是非常典型的乐黛云的气质。

回归学术正轨之后，乐黛云研究的重要命题，跟她的好奇心，跟中国的政治生活、社会文化大转折联系在一起。

1979年，她教留学生《中国现代文学》，从鲁迅讲到巴金、老舍、曹禺……但她很快意识到，只讲中国文学，是讲不通的，「哪个作家也脱离不了外国文学的滋养」。她去查资料，惊讶地发现鲁迅对尼采的评价很高，郭沫若翻译过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矛盾也写过《论尼采》。在动荡时期，尼采被视为煽动战争的「西方反动思想家」，没人敢把他和鲁迅这种作家联系起来。但她发现了这其中无法回避的关联，1980年，「大逆不道」地写了一篇文章《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

后来，她又去研究在动荡年代被彻底否定的「学衡派」，部分肯定其价值；再之后，她研究过关于「现实主义」的两次争论，分别是卢卡奇对布莱希特，胡风对周扬。

她的学生、北大教授张辉说，这三个看似难懂的题目，其实内核非常简单，就是三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我们怎么正确地看待中国和西方？怎么正确地看待传统和现代？怎么看待作为我们国家主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

「你看起来她都是在做小的个案，但实际上，背后有大的东西，她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回应时代的问题。」

当时，长期的动荡结束之后，知识分子群体的选择逐渐出现分野——许多人退回到书斋之中，在一张安静的书桌旁，往内心深处开掘，建造自己的神殿。比如她的老师沈从文，从此埋头研究中国服饰，不再写作。

但乐黛云不是，她的选择是向外，要去召集一些人，去建造一些东西。回应时代，立言是不够的。

1985年，她参与建立了北大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出任所长；同一年，策划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一时间，豪杰皆入麾下。她想建造一个理想的学术共同体，就像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那样，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研究一些理论，思考我们怎么看待中国文化，怎么看待西方文化，又怎么通过比较看到自己和他人。

同时，她还在刚刚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授课。中国文化书院，在八十年代是一个著名的非官方组织，由学者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等联合发起，面对社会公众出教材、授课，希望能帮助那些没有条件的普通人，接触中国和西方文化，「有全球的视野」。当时戴锦华已经是北京电影学院教师，一个月工资75块钱，也会交上100多元的学费，去北京中关村附近听课。

过去四十多年，很多事情都模糊了。但乐黛云还记得，那时她去长沙的岳麓书院讲课，开课的消息靠口头传递，但还是来了好多人，座无虚席。大家都有满腔的热情，没有住店，就睡在书院廊下。同样一个地方，她讲弗洛伊德，八百年前，朱熹讲他的理学。中西古今之间，一种奇妙的对比。

几年前，当年的一个学员快要去世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找过来，想把自己写的书送给她。「他们也反馈给我很多，做这个事情很值得的，这么多人，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来。」

 乐黛云与她的学生、学生的学生们

能量的来源

为什么一个人的精神，能在漫长的动荡中保持昂扬？她能量的来源到底是哪里？在剧烈变动的时代，一个人如何超越受害者的身份，保卫生命的尊严？

许多年后，乐黛云和作家余华做过一次对谈。在那次访谈里，她提到过一些答案。

1957年，因为创办一本学术杂志，她被下放到京郊门头沟的农村，当时她刚刚生下儿子汤双，孩子八个月，她就离了家。在山里背石头、修水库、垒猪圈，竭尽全力工作。专注于如何不要滑倒，不要让石头从肩上滚下来，大脑什么也不想。后来，领导又让她养猪，她就每天赶着小猪在深山里走，一边走，一边背单词。

那时候她二十五岁，很年轻，按理说，打成了「右派」，应该低眉下眼地低着头走路。她偏不，挺着胸，戴着一块花头巾，「打扮得挺潇洒」，「这我觉得也是一种生命的尊严，就是你对自己的信心，以及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对外界投降到了什么程度。」

那些年的北大，仅是她知道的自杀者就有六十多人。有年轻人，也有老人。之后许多年，她走过北大校园，脑中都有那些人的影子。但她从来没有想过死，「主要就是觉得，一定会搞清楚的，我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为什么要在成为那种人的时候死掉呢？我就要活着给他们看。尊严并不是要用死来捍卫，所以我一定要活下去。」

她认为知识分子有两种，一种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如果都这样的话，知识分子就剩不了多少。」

她身上这种能量的来源，也许跟她的天性、家庭以及时代都密不可分。

1931年，乐黛云在贵州出生。同一时间，生于不同国度的女性，经历着完全不同的人生。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跟乐黛云同年出生，在一个狐农家庭长大，早早结婚，在这个广袤而承平日久的国家里，门罗安静地写了几十年，写女性的一生，向内发掘到了极深。而稍晚一些，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出生了，在美国，她是法学院里极少数的女性学生，作为女性个体和作为大法官，她一生都在为少数群体的利益战斗。

幼年乐黛云和母亲

而乐黛云长大的时代，是家国前途未定的革命时代，每个普通人的生活都与政治相关。中学时，她喜欢屠格涅夫，他有一本叫《前夜》的书，讲俄国19世纪革命，女主人公和她的父亲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她受影响极深，也想成为那样的人：「当时我想要革命，但也不太知道革命是什么。我认为革命意味着一定不要过那种平凡的、特别家庭主妇的生活，我最不喜欢那样。我一定要过一种特殊的、与别的女人不同的生活，而不是那种结婚、生孩子、做饭的生活。」

她的父母则留给她一些不同的东西。她的父亲为人浪漫，出身巨贾之家，在北大旁听英文系几年后回到贵阳。他喜欢英文，喜欢西方文学，在闭塞的西南边地，穿着西装，教英语，开舞会，开风气之先。因此乐黛云也听音乐会，参加英文礼拜，在这个氛围里长大，感觉到自由，「没觉得有什么条条框框」。

而她母亲，从小就告诉她要自立自强，「让我懂得依靠别人是非常痛苦的事」。母亲不仅在口头上鼓励她，也在实际行动上支持她的选择——17岁那年，她同时考上了北大和在南京的中央大学，更心仪前者，父亲不让她去北京，但母亲默许她的选择，并偷偷给了她足够的钱。

到了北大，她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青年地下组织。她的同事、北大教授钱理群在他的书《我的精神自传》里写过，时代变化如何影响知识分子的选择：「在20年代初中期，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那边，三四十年代最优秀的到共产党这边来……」

在那时，乐黛云的工作是调查北京哪些建筑绝对不能炮击，她在月光下，打着手电筒校对宣传小册子。这都符合她对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想象。

十几岁时，她读到前苏联小说《库页岛的早晨》里那句：「生活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这种热情影响了她的一生。

宽

但到了后来，人生接近晚年，乐黛云的每个学生都跟我们提起，他们担心乐老师滥用了自己的热情——她太容易相信别人。

在北大从教三十年，她从来都是最受学生欢迎的那一类老师。王宇根记得，跟他同时代的乐门弟子，出身各异，有人学物理，有人学法语，还有人学精密仪器。乐黛云招人不拘一格，比起出身门第，她更看重学生的潜力和心性。

她治学天真自然，从不拘束。学生们回忆起在她门下求学的时光，多是在她家的小房间里，大家无主题地漫谈，她亲自下厨，学生们自由地胡说八道。

学生宋伟杰就是学物理出身，在她门下求学六年，如今是美国罗格斯大学的教授。博士阶段，他想写关于金庸小说的博士论文，有人劝诫他，不可涉险。但乐黛云从不限制学生的兴趣，她鼓励他：「汤先生也读金庸。」前几年，学生陈戎女去看她，提起想毙掉一位学生关于日本游戏的论文选题，她也连忙喊停——她觉得这很有意思。

她有体恤人的本能。在北大读书时，王宇根的经济条件不好，她安排他做兼职，给他配了一台BP机，每月发放工资，贴补生活。后来学生张锦去美国交换，出发前她随口说，自己还有500美元的讲课费，让她拿去。到了美国，她又给张锦写信，告诉她，如果没钱了，写信给老师。在她那儿，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对所有后辈，她同样宽厚，没有内外之分。钱理群曾经提到，1990年，乐黛云主持全国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优秀著作奖，他本来得的是二等奖，一等奖得主都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乐黛云灵机一动，把一等奖变成了特等奖，二等奖升级为一等奖。她说，「这么处理对年轻人有好处，他们需要填表。」

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王敖，也在一篇文章里讲过，自己本科时桀骜不驯，要准备出国了，去找乐黛云写推荐信，给她送了一本自己的诗集，乐老师很喜欢，热情地夸奖他，还写了一封很好的推荐信。后来，王敖出了诗集寄给她，她收到后都会回邮件：「谢谢你出国后还能记得我。」

以至于后来，常有校内外的各种人来找她，不管是上门求教的、求告的、求推荐的，还是找到她家的、在办公室门口等的、来信的，她都愿意帮忙。只要说自己来自穷苦农村，或者有什么悲情故事，「乐老师就恨不得陪你哭一鼻子，绝对上当，照单全收。那些人就没有不成功的。」

戴锦华说，那些人里真的有骗子，乐黛云也被骗走过一些钱，每当骗局被戳穿，学生们就嘲笑她，起哄，丈夫汤一介生气，耳提面命地教育她，她就尴尬地笑笑。大家都跟她说，「那个人很坏啊」，给她举一些例子，但第二次，人家再来，她依然如故。

但学生们都明白，乐黛云远远不是一个书呆子，或者一个有点天真的好人——「说实话，如果真是这样，她成就不了这份事业。在中国社会生活所必须的智慧，她只会比我们高得多。但是她不会用来对弱者，来对年轻人，来对向她寻找帮助的人。」这是戴锦华的观点。陈戎女也有相似的感受，她明白乐黛云的自我有多完整和强大，「可能她知道你是在利用她，但这也丝毫不损其半分，她不怕你占便宜，这就是她非常可爱的地方。」

她的学生们，有的心直口快，嫉恶如仇。有一次，她把戴锦华叫到家里，告诉她「知人」和「用人」的区别，「娓娓道来、鞭辟入里，众生相、人世情，纤毫毕现、洞若观火」。这一点，她也常常用来提醒张锦，「你要警惕嫉的是什么样的恶，如的是什么样的仇。要看到人建设性的因素，把没有建设性的因素，压制下去，而不是把人一棒子打死。」

1985年，成立全国比较文学学会时，因为此前没有先例，这样一个「跨省组织」，碰了很多钉子。但她通过季羡林先生，辗转找到胡乔木和体改委，最终获得批准。

几年后，她又费尽心力，争取到了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独立的人事权——这非常重要，那个时代的北大，人才堆积，教师要晋升太难。独立的人事权就意味着，她的部下的晋升不必受阻。几年后，戴锦华评教授，学术委员会高票通过，只有一人没投，她当场一怒，拍案而起。

该宽时海阔天空，该争时寸土不让。这是漫长的岁月里，她得以保全的生存智慧。

partnership

2017年秋天，时隔十年，舒衡哲再次回到北京，接受北大为留学生校友做的一次访谈，但最重要的是，她要见见乐黛云。2014年，汤一介去世了，她想知道乐黛云是不是还好。见面时她发现，「老汤的去世，完全影响了乐黛云的心情和身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经受了无数波折的一生，有幸运之处——她和丈夫汤一介之间的爱情持续了六十多年。汤一介真诚地尊重她、为她骄傲。舒衡哲注意到一个细节，从她认识他们开始，乐黛云就叫汤一介「老汤」，而汤一介一直叫她「乐先生」。

在中国停留的那几年，舒衡哲见证了这对夫妻的生活，她意识到，在艰难的日子里，他们是彼此的支撑。「他们是partner，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婚姻里能有partnership，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关上门来，什么都可以谈。打开门，有什么问题一起面对。」

他们的性格完全互补，汤一介内敛沉静，但乐黛云开朗明亮，总是人群的中心人物。1949年，他们在北大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相识，一起工作。汤一介讲过他对乐黛云的初印象：「我一接触她，就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特别。她非常热情，做事情非常投入，执著地热爱自己的事业。」

第二年夏天，乐黛云作为学生代表，要去捷克参加世界学生大会。去之前的一个夜里，汤一介带了很多家里的唱片，在青年团总支的办公室里，他们听了一夜的柴可夫斯基，直到听见手推车吆喝的声音，才知道，天亮了。两年后，他们结了婚。

乐黛云和汤一介 

五十年代，乐黛云被划为「右派」时，儿子汤双刚刚出生。汤一介是个很内向的人，有自己的骄傲感，从不向别人恳求什么，但那一次，他去找了北大的江隆基副校长，希望能让乐黛云过段时间再走。她下乡时，汤一介每周给她写信，称她为「乐黛云同志」，直到有一次，他请一位同学帮忙寄信，对方看到「同志」二字，就举报了。他受到批判，说划不清界限，但之后，照样写「同志」。

乐黛云形容他，是个不声不响的、忠厚的人。「在文化大革命那么一个非常的时期，我们俩依然抱定了在一起的决心，不像很多夫妻，都离婚了，这一点，于我于他，都是很宝贵的，都是很值得珍惜的一种真挚的情感……我很庆幸，自己能与这样的一个人相伴终生。」

他们是真正的灵魂伴侣，到了晚年，依然共享精神世界，对一些事情保持一致的警惕。1999年，钱理群因为参与中小学语文改革，遭到全国范围内的批判，两人以汤一介的名义发表文章，公开为他辩护。90年代之后，汤一介被公认为儒学大家，但对于国学热，他们经常一起发言：传统文化不是一切都好，要防止「东风压倒西风」的观点。不赞成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赞成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立，也不认为中国中心可以取代欧洲中心。

再到后来，汤一介生病，在他病中，乐黛云给学生张锦发过一个短信：「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当时，张锦正在为自己恋情里的年龄差而苦闷，收到这条短信，她的眼泪马上流下来。她明白老师的意思。

那年九月，汤一介的葬礼上，乐黛云没有哭。当时的新闻写，「乐黛云总以微笑示人。眼见有人湿了眼眶，她反倒安慰起送别者，希望他们能坚强面对，还有别的大事要做。」

但实际上，那种隐痛最终是需要释放的。张锦记得，有一次，她陪乐黛云去成都开会，住一个房间，乐黛云听了一首歌，有句歌词大意是：「亲爱的，你现在在哪里」，然后马上泪如雨下，张锦抱住了她。

而到了现在，乐黛云90岁了。记忆常常不是线性的，最近的事情会变得模糊，在她家的墙上，挂着一支枯了的莲蓬，我们问她，这是哪里来的，她说，是汤先生去年挂的。

每天下午，当她坐在窗前晒太阳的时候，汤一介的雕像，就摆在她的手边。

一颗恒星

90岁之后，衰老在缓慢侵蚀她的生活。2021年九月，去朗润园她的家拜访的那一个小时里，她问了我们四次，「你们是哪本杂志？」问完，又招呼我们，「你们要不要一个人吃个石榴？」

她依然维持着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读书、写作，但不能持续太长时间，有时候她打开电脑写上一会儿，转头去找一本书，再回来，就会忘记自己刚刚在写东西。

学生们最担心的是她的腿。这些年，她摔过好多次。这是「文革」期间在江西留下的毛病，腿成天泡在水里，和泥、制砖，长了骨刺。二十年前，她行走就已经没那么便利。这十多年，随着半月板和髌骨磨损，她从能走、能慢慢走，到最后彻底无法行走。在海南、延边、深圳，都摔过。有一次在家里，她想自己走下坡，一脚踏空，头着地，头上缝了八针。

这之后她就很少出门，困于斗室。对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来说，也许是最大的遗憾。她的学生宋伟杰说，记得在1993年，乐老师在一场国际研讨会上，说起游历欧洲，看到那些「美丽的废墟」——战争的暴力、历史的遗迹，成为记忆、悲悼、审美的对象。「在我们心中，乐老师是世界公民，她周游世界的足迹、心影、记述，亲身示范了比较文学的世界行旅。」如今，这种旅行已无法再现。

去年疫情期间，深夜，张辉曾经接到乐黛云的保姆小刘的电话，小刘在电话那头哭，说乐老师发烧发得厉害，在打摆子。张辉四处联系，做入院的准备。结果观察一夜，到了早上，烧退了。那天一大早，他到她家里去，平常他只在客厅，从不进卧室。那一天，她特地叫张辉进去，说，「你进来，让我看一眼再走。」讲到这里时，张辉落了泪。他一直记得这个细节，乐老师脆弱的时刻，和那句话里的深意。

她和汤一介的一对儿女，去美国留学后就留下定居，没有再回国。他们是「文革」中长大的一代，这影响了他们的人生选择——选择理科，学1＋1＝2的、有真理存在的领域，逃开是非之争。乐黛云理解他们的选择，甚至还劝汤一介，说他们是「世界人」，但老友舒衡哲明白她的感受，「有很多人帮她，北大，学生，都在帮她，但孤独吗？当然是孤独的。」

但她不担心乐黛云会消沉，「she has a strong will」。就像过去每一次那样，她会很快从消沉里恢复过来，成为一个给别人力量的人。

陈戎女记得，一些年以前，她给乐黛云做过一个访谈，谈到女性学者的结构性处境，她们在生育和学术之间之间艰难的平衡，她问，到底是该先做学术呢，还是先生孩子？乐黛云坚定地支持女性生孩子，陈戎女就和她开玩笑：要是生完孩子，老公不管怎么办？老师的回答她至今记得——「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把他一脚踢开。」她知道这就是老师最真实的答案：「当然她运气很好，遇到了汤老师。但她如果遇到一个不好的人，她也会过得很精彩。」

直到现在，遇到了委屈，朗润园的那间小房间，还是一个避风港般的存在。年轻一些的张锦，会像一只小猫，窝在她怀里。年长一些的陈戎女，则会去找她讨经验。乐老师简单明快，会直接给答案，「什么灰色地带，首鼠两端，进退失据，乐老师没有这些东西。」

还有一些学生，因为散落在海外，师生已经很久没有相见。但当我们发去约访邮件时，每个人都愿意谈她。在北京的早晨、美国的夜里，我和王宇根在电话里谈起她，过去的好多记忆都被唤醒了。

他说，虽然后来许多年，跟老师没有具体的接触，但她就像一颗恒星，他们是流散在外的行星，也许有时候你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实际上，你一直在它的轨道之内，一直受到这颗恒星的影响，它强大的引力仍然在那里。

就算无法出门，她的引力也在以另外一种形式扩散出去——2021年夏天，她为即将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录了一个视频，穿红色上衣，坐在沙发上，一开口，先笑，「各位新老朋友，今天能在这儿跟大家见面，是很不容易的。」仅仅三分钟的发言，她写了草稿，准备了很久。

在那个视频里，她说的不是场面话，而是一些真诚的关心，一些隽永的、在所有时代都值得重读的真理：「我们必须要交流，必须要和别人对话。因为如果没有对话，就只好对抗」，她说，「对抗，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