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正式开始做关于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
在农村学生扩招计划出台的头几年，公共视野里流传出农村学生在大学学习跟不上、心理问题也多的新闻。这时候，农村籍的学生们就成了极端事件里的主角，甚至一些和我聊天的老师们也会觉得这群孩子就是这样。我就想，我也是农村出身，还有身边很多同样农村出身的人，都是天天一起在田间地头跑和玩的，他们的面孔在我的记忆里又鲜活又明亮，我们和其他城里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同呢？
那之前的几年，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高等教育公平。但大家的研究范围，大部分都局限在高考这一环——入学这种开端的确会比较吸引人关注，但对于过程和结果，还有通过精英教育是不是一定能帮助农村学生实现社会流动，少有人注意到。
我做过大学里的档案分析和研究，数据显示农村学生的学业困难并不显著。那问题在哪儿呢？和同期的很多研究一样，我最初也假设这些学生在经济上会面临较大的压力。最开始的调查问卷要花费一个小时才能填写完，我还衡量了一下报酬，最终定下了50块——我猜想，可能农村来的孩子们会因为经济原因更积极一些。
但收上来问卷之后，我发现，其实在这个时代能考入名牌大学的农村籍学生，已经是本地的中等家庭。一些来自南方的孩子，家族还会给他们一笔考上好大学的奖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学习用的书桌，家里也有计算机、互联网和洗衣机，他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好于农村同龄人——父亲们79%都接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当然，在城市，这个比例是接近97%。
那困扰他们的又是什么呢？有一次做访谈，我和一位名叫吴洁的学生在学校旁边的奶茶店见面，刚开始我问她，你的大一过得怎么样？这只是一个破冰的问题，但她沉默了很久，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理智告诉我这是一个能问出更多回答的机会，但作为一个同样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我在情感上选择了支持她。就这样，第一次的对话很快结束了。
其实，相比于农村的同龄人，吴洁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对不错的人生坐标。在我的访谈中，一些学生会表示，自己说不清楚家里有几亩地，因为「家里人从来没有让他下过地」。他们的父母愿意在教育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一些家庭为了实现让下一代「跳出农门」，甚至会出现全家托举的情况：母亲去县城陪读，家里的其他人则全部投入务农或者打工。因此，他们中的多数都来自本地的重点高中，这也是进入精英大学的先决条件之一。
如果以考入精英大学为节点来看，「跳出农门」的励志故事显然成立。既然学习上没有大的问题，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吴洁的眼泪又来自于哪里？谈到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的区别时，她说，是「我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访谈中，我发现，一些学生在面对这样的访谈时局促不安，有些会极力隐藏自己的口音，生怕说漏了嘴，说出了方言。
在后来很多访谈里，农村籍学生们都会谈起这种初入名校的不适感。在很多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看来，大学是一个「人情」变冷的地方，老师不怎么管，上课时PPT是主力，「上完课就离开了」，同学们也在各干各的。一位学生曾在访谈中提到一件小事：他和同学一起出门，自己骑着自行车载人到了公交站，按「家那边的观念」，同学应该理所应然等他一下，但是，同学很自然地先上了车。这位同学感到郁闷，他最后把这件事归结为「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城市与乡村地区的一种观念交换。」
在第一次见面草草收尾后，我和吴洁在学校的咖啡馆又约了第二次。刚开始，她为上一次的「失态」向我道歉，但等我们开始交谈后，她又开始默默流泪。她告诉我，这一年的大学生活中，她没有太多变化，因为心思依旧还是放在学业上。相比于学习，她感受更多的是社交方面的困扰：「在与同学的相处与聚会中，总有难以名状的隔膜。」
还有一个学生，反复提及自己「和人合作不来」「朋友圈很小」，觉得自己的大学「不完整」。这些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大一参加各类型学生组织的比例和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籍学生；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方面，则低于城市籍学生14个百分点。
这种无法适应、无法融入的感觉不会大到没办法继续生活，也许只是比别人每天多在图书馆呆一会儿、少去几个社团，或者多几顿一个人在食堂吃的饭。但也许这些细枝末节的不同加起来，就足以让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年轻人感到迷茫，甚至抑郁。
他们往往学习成绩不错，很多甚至还成功保研、考研。但这种情感上的困扰会成为一个持久的阴影。甚至有的同学，在毕业、入职后的跟踪访谈中，依旧会反复提及。
有别于励志叙事的另一半故事，在一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讨论小组中曾广泛出现。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中所描述的：农村籍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随着这样的讨论声音渐高，现在这群孩子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小镇做题家」。他们曾在学业上花过相当多的时间，但除此之外，非学业领域的探索并不总是顺利。
从最开始的社会新闻主角，到「小镇做题家」，这种转变令我感到困惑，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
通过研究，我发现，虽然这两条叙事在表面上看似大相径庭，但内里都在讲一个关于适应和融入的故事。励志故事和情感困扰，其实是一个人生命流动故事的一体两面，他们相互存在，相互干扰，并且相互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
在很多访谈中，我会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出生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前，那时候的办学体制和现在不一样，每个村的村小都要靠村里自行出资，老师们很多都是老教师的孩子，初中上完没有考出去，就来接班，给我们上课。在村小的生活很简单，上课时，听老师用方言讲课，下课后，语文和数学课本是我能读到的不多的书。
到了初中，学校比小学建得远，每天都要走几里地上下学。那时也正好碰到中师（注：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们回来充实教师队伍，虽然他们还是不说普通话，但好歹受过师范训练。中学读完，我的语文也已经比村小的老师们好了，他们看到我在村里帮着其他孩子补习，划分段落和句子结构，会来问，爱磊，你是怎么分出来的？
在高中之前，我一直没有出过农村，中考时才第一次到了市里，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汽车。在高中，第一次听到老师用普通话讲课。我能听懂，但不会说，很长时间，班里其他的同学都叫我「小哑巴」。我经常听不清楚，也不会主动问，怀疑是自己耳朵有问题，经常抠耳朵，最后都抠破了，还是哥哥带着去看了医生。
我从来不参加班里同学组织的校外聚餐，也没和大家在外面玩过。有同学送了我一个小挂件，问我，你知道这是谁吗？我从小在村子里只看过黑白电视机，里面只有两三个台，我在中央一套看过几次机器猫，看到挂件上也是一个日本小男孩，就说知道，是康夫（注：大雄的旧译）。同学说，不是啊，这是柯南。我还是不太相信，说，才不是呢，就是康夫。等后来上了大学，我第一次看柯南，发现和那个挂件长得一模一样。
好在在高中，大家都有一个切实的共同目标，我们都要成为考得好、得分高的人。我们穿着一样的校服，去同一个食堂吃饭，也要做一样的练习册。高中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统一性，我把这个称为「机械团结感」，在这个意义上，归属感很强。我学好普通话之后，有一次回到老家，初中同学对我说，他很羡慕我学会了说普通话。留在村子里的同学们，到了大学还在讲方言，别人一下子就能听出是哪里人。
但等很多年后我开始做研究，一位学生告诉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兀自走在村里的话，可能已经不会有人再叫出他的名字了。「如果消除对土地的感情，家乡人会说你叛变了。」
2000年，我参加高考，是我们学校的文科第一名，按道理来说，我应该冲刺一下顶尖的名校，也想过报复旦大学或者南京大学，但老家人都说，不要出省，就报安徽大学。老师鼓励我冲一把，但班里有同学传小话，说顶尖的大学都有优先录取名额，你不知道就是没有你的份儿。现在我当了大学老师，也组织过招生，知道根本没有这些规则，但那时，这些信息差产生的谣传也会被我当作是事实。
放弃了顶尖大学后，我开始遵循村里的经验，看师范类的学校。但我不知道哪所学校好，只觉得华东师大的「华东」听起来地理上比北师大的「北京」大一点，而北师大没有首师大好，毕竟后者名字里都带「首都」。就这么选出来了华东师范大学。至于选专业，英语在专业列表里排得靠前，我也顺手写在了前面，于是就这样到了英语专业。
等开学了，我才知道，早在3年前，国家就开始实施招生并轨，取消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教育在收费上的区别，专业填写的顺序，也有优先级的区分。
到了上海，即使有高中城市生活的铺垫，我发现，大学还是另一个世界。我的英语口音很差，初中老师的英语读得有方言的味道。大学老师问我，你的音标是哪里学的？我说，没有学过音标。等大学老师开始放什么VOA、BBC的节目给我们练翻译，我脑子转不动。有一个新闻我印象特别深刻，是美国一个街区有一起枪杀案，周围邻居的窗户都紧闭着，没有一个人尝试去阻止凶手。我不理解，村里都是熟人，哪里来的仇恨、枪和凶手呢？我很沮丧，生词我都查了，但连在一起，我还是无法理解。
学业方面的适应问题一开始会比较明显，但学习就像做题，其实是和之前生活最相似的部分，生活则是更大的问题。
同学们去打羽毛球，我也跟着去，第一次知道了羽毛球还有场地，场地中间还有网子。看到男女同学一起玩，男生们体贴地帮女孩拧开了瓶盖，表现得「绅士」，这些都不是我的「常识」。
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开始关注我和周围的区别，也产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疑惑。比如我发现自己穿的衣服都很老土，可能和颜色有关，我感到无所适从，但城里同学穿布鞋，他就不会有这种心理。后来我想，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些规则应该是什么样的：穿什么颜色、什么样式，消费水平该是多少，吃饭应该花多少钱。我对正常的物价也没有概念，比如这顿饭是50块，那是贵还是便宜？我心里没有这个标准，因为我平时都吃两块五的盖浇饭，里面没有肉，比50块便宜太多。
参加学生会竞选，每个候选人都要上去发言。这是一个推介自己的场合，我应该去讲我自己是谁，可以做些什么。但我当时第一次接触竞选，别人教的重点也没学明白，上去就讲了一堆之前组织得不好的地方。
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得罪人。后来，我做访谈的时候，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大多都选择了生活部。我当年竞选的也是生活部。大家的命运怎么就如此相似？生活部的工作琐碎具体，这里打一点杂，那边帮一下忙，用不上什么特长。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了好久自己参加学生会的经历，最后总结，「做个好人就好了。」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半夜在校园里走，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
但访谈过这些比我晚十几年上大学的孩子，我意识到，我是幸运的。
我成长于一个社会分化逐步发生的年代，开放的红利也在同步展现着，在我上大学的年代，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明显。赶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开会，我去做翻译志愿者，当时官方都是用外事标准接待我们。到了高年级，我开始做一些兼职和零工，手头也变得宽裕起来，盖浇饭也能点四块五有肉的版本了。
得益于此，我记忆里的大学时光稍微浪漫一点，也允许存在漫无目标的中间状态。当时，学校没有门禁，我从一个人半夜在校园溜达，逐渐变成了和同学们一起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探索，也会半夜骑着自行车，一路骑到外滩看夜景。那时候中国刚刚入世，一时间世界各地的文化作品都进来，我们也走街串巷找英语社团要放映的碟片。
但我访谈的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是社会城市化与现代化高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流动」与「变化」几乎贯穿在他们整个成长轨迹中：很多人小学一二年级在家门口上，三四年级就要到隔壁村，这就是村小的「撤点并校」。等到了中学，一部分的家长会想到把孩子往镇里和县里的中学送，这就是之后的「村小衰败」。等到了高中，那个时期民办学校还可以去农村招收生源，一些成绩好的学生便通过择校进一步来到市里的高中，县乡的好生源流失，师资力量也不足，这又来到了关于「县中塌陷」的讨论。
教育改革、社会分层，加上人口流动，三股力量共同塑造了这一代孩子的成长经历，外部的环境不一样了。教育这个领域出现了更加丰富的变化，大家都被裹挟着向前跑。城里的家长拼命投资英语课、兴趣班，但从小镇和农村出来的孩子没有这些。到了大学，就会发现，有些困难也许可以克服，但也有一些长久以来的东西，其中的差异并不能被消弭掉。
现在，我带公费师范班的学生，其中有很多来自农村，我看着他们参与社团活动，要精通Photoshop，要会写社团发布的公文，还要参加结构化面试和无领导小组讨论，一些社团还要求穿西装。我问从小镇来的孩子们，你们怎么办？他们告诉我，在去面试之前，自己先去百度。有人跟着网上学到的经验在面试中开玩笑，但他不知道什么时机合适，第一次「风趣」得挺成功，第二次出来就被刷掉了。
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中所描述的：农村籍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名校里的城市籍学生拥有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本，他们会参与高雅文化消费，也有外出旅行的经历和自由。这样的文化环境令视野开阔成为可能，一些人能做到不再局限于成绩本身，对待知识也采用了更加非功利的态度。
没有去过博物馆、剧场，也没有上过兴趣班的童年也许拥有另一个程度上的温情和质朴的快乐，但遗憾的是，对于适应名校的环境而言，这样的成长经历不足以成为通向未来的阶梯，而被戏称为来自过去的牵扯。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更加深入地意识到，这些年轻人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他们的努力不够，不是他们的向往不够，而是社会结构局限了他们的尝试。
经过了大一大二这一阶段的冲击与受挫，到了高年级的农村籍学生们，在访谈中展现出了一种共性倾向——对社会能力的「自我低估」。
在我的访谈中，有一个叫沙翰的学生，虽然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但总是会说自己「死读书」，相比其他人「不够灵活，学东西特别慢」。到了大三，他「每天过得和高中差不多，还去上自习，不上自习就不舒服」。除了每天一定会做的写作业，他剩下的时间的大头都用来勤工俭学，社交圈很小。
沙翰高中时很少看课外书，这让他在看书时总还是像做题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别人一个小时能读完的小说，他可能要花费一天。同学们聊动漫、体育、音乐和历史，沙翰总是会感叹，别人「见识不一样，更开阔」。
另一位叫邬子航的学生告诉我，在高中自己可以「专注学习」，但到了名校，优势开始变得不明显，自己还不合群：运动天赋不是很好，也不会唱歌，「只能坐在角落默默看大家嗨」。
他开始感觉孤独。他拒绝了同学们的打球或是唱K邀请，对于参与学生组织，也总害怕面试，担心会被拒绝。另一位学生聊起社团参与时，也直接说：「我不太适合去管理别人，我认为，这个方面……我可能不需要。」
「内向」、「局限」、「单调」，这些形容词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于自身性格、见识和素质的定论。农村籍学生们会以城市学生的状况为标准衡量自己，背后是文化资本积累的不同，这种经年累月的差距难以逾越。
开始任教、带学生之后，经常会有一些农村籍学生过来问我，说老师，我该怎么办？我也说不出什么可复制的成功经验，只能给他们讲我的故事。
博士时，我从上海去了香港，香港的学术环境又和我以往见过的都不一样，我的导师是个美国人，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粤语。以前我经历的教学多是上课，在这里，导师鼓励我们作出回应，敢于质疑。我又开始新一轮的适应。等后来去剑桥做访问学者，还有正式的晚宴，学院的大人物都会出席，所有人都坐在一张长桌上，手的左边是酒杯，正餐一道一道上：前菜、主食，最后是甜点，我也挺窘迫的。
在这些变动中，我是怎么适应的呢？其实我只是想，我从更远的地方一路走来，现在有机会和大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也是一件足够骄傲的事。
在研究中，一些学生也作出了像我一样的探索。我追踪的学生，第一次访谈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大一，是各种情感最震荡的时候，第二次访谈定在大三初，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外表上会有变化，有一个女孩子在访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告诉我，老师，我们不能往后拖，因为等下我还要去上钢琴课。有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会更加注重打扮自己，有的学生像我当时一样，去做家教赚钱。还有很多人去游玩本地的公园，因为公园一般都免费，又是一个和学业无关的地方，往往就成为了农村学生探索城市的开端。在这些尝试中，和城市学生的差异和融入障碍可以逐渐消除，那个做家教的学生，后来还能和同学们一起参加party。
访谈进入到高年级，我也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有学生会说，其实专业课里也有水课；一些人从早到晚关注绩点，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假学习」。还有一个学生很有个性，他抱怨了很多大学里的事。他已经在思考这个大框架之外的事情了。当然，在最后的就业选择上，城市学生的初始薪金还是会比农村学生高。较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在社会意义上更好工作的机会更少，很多人不在意专业是否对口，选择了在私企、教育和培训机构工作。
为什么农村学生找到精英工作的机会更小？访谈中，我发现「经济安全性」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我2012年博士毕业后，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去顶尖大学，确实也曾经有这样的机会，但出于收入的考虑，我最后还是没有去。
那时候我很迷茫，如果没有支持，想要把研究继续做下去，就要「自带干粮」。我接下更多的横向课题去赚劳务费，只能靠不睡觉去完成。一开始，我把计划列到晚上10点，后面又把时间放到12点，又再延长到2点。后来我发现，同事也不睡觉，都是秒回邮件，我又把计划列到早上4点，有一段时间干脆不睡了，做一晚上，第二天一早直接骑自行车去学校，食堂都还没有开，我就先去办公室备课。
这段经历给我的直接影响，是做了人生中第一台手术。但我没有办法，我的家庭背景很一般，没有两全。
有人说小镇做题家的中年就是「回归均值」，我现在年龄稍微大一点，才觉得成长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很少人可以做到在人生每个阶段都能一下子想得明明白白。到现在，我也到了「均值及之下」，收入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每月买点书，让自己吃饱一点，顺便每天能喝咖啡，精力充沛一点，这就足够了。
人生过了四十，我去过上海、香港，又到英国转了一圈，但每一次回到老家，还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你工资多高？你地位多高？后来我找到了自己的应对方法，我说我钱不多，也没有什么级别，但我一直在外面跑。我在人生的前十几年里，想象不到我会在以后去到这些地方、见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开心，也很满足。
这个时候我已经觉得，「不适应」才是一种常态，能慢慢打开和适应自己的「不适应」，也是一件可以骄傲的事情。
谢爱磊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研究成果发表之后，一个研究生曾经找到了我的办公室，他说我描述的情况他也都经历过，他也曾经觉得是因为自己性格不好，才导致了不合群，看完书，他最大感受是，「我不是独自一人，原来发生我自己身上的事情都可以解释得通」，他觉得释然很多。
我特别开心，这就是社会学上讲的「集体的智慧」，让本来属于一个群体当中的人能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也能原谅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开始自洽起来。不要把自己搞得太苦，也不要认为都是自己个人的原因。
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寒门子弟进入名校之后的问题都在上演着，类似的情况从韩国到坦桑尼亚都在发生。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很多的国外研究并不区别学业适应和生活适应，即假定寒门子弟生活在一个不重视学习的环境里，因此，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业和生活上都会出现适应问题。学者保罗·威利斯就在《学做工》里指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学习好等于背叛了自己的工人阶层身份，因为你屈从了主导阶层的话语统治。
在研究持续进行的同时，我的女儿也开始了她的中学生活。虽然她生活在城市，但是做题的思维也变成了一种有更多适用场景的范式，无论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大学生活高中化」，还是关于「上岸」的讨论。越来越多来自城市的孩子也会自称为「做题家」，做题、做对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在定稿之后，我特意把研究拿给她读了一遍，她看完后画了一张名为《我们不一样的童年》的插图。更广泛的现实生活里，所有人都在期待孩子往右，但实际上，现状是把他们向左拉的。
《我们不一样的童年》 谢香宜绘
上述已经在我过去十年访谈里发现的苗头，在现在这一代学生中应该会体现得更明显。我曾经帮老家的孩子填报专业，但让我揪心的是，现在每年村里能上好大学的反而没我们那时候多了，一本二本都很少。这一代的学生面临竞争更激烈的外部环境，不同文化之间的分层与边界也会越来越清晰，他们需要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才能实现更大程度的向上流动。
我们也在做一些解决问题的尝试。像是带公费师范班，班里多数都是农村背景的孩子，看到他们有的表现出怯生生的样子，我都会鼓励他们多去探索新的环境。平时看到有展览，我会准备一些票给学生们；每学期，我都要求每个人都要单独和我聊一次；还有一个名为「师友计划」的长期项目，就是每学期让班上的学生跟系里的老师一个个吃饭，碰到有要求餐桌礼仪的，还能顺便带着他们去认识一下。我当年也是什么都不会就坐在了桌子上，但现在，我也能给我的学生们讲一讲，这都是可以被认知的。
因为定向师范生的原因，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必须按规定回到生源地做6年老师。因此，每年刚开学，我都会问学生，你们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样的？学生们第一次听都觉得奇怪，说我们回去之后当然是做老师，这没有什么选择。我就继续问，你们有想过要做什么样的老师吗？作为老师，你们又面对的是什么样一群孩子？这回他们不知道了。
前年，我带了学生们去粤东西北做调研，他们访谈的学校，都是未来他们要回去工作教学的地方。那次我们一共调查了17000多名学生和3000多名老师，这使得他们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就有机会去观察自己未来的教学场所和对象。现在县城中学里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音体美师资力量的不足，还有学生们对手机的过度依赖，这些他们都能亲眼看到。我会把之前的提问再问一遍，这是一个不断修正、准备和磨合的过程。
学生和我碰面时，很多人都还会带着一个相同的问题来找我——如果探索失败了会怎么样？我一般会回答，人生还很长。我也会讲自己的经历，讲现在还在困扰我的事。我从他们这个年纪一路走来，花了更多的时间，走了多多少少的弯路，但因此也有了更多的收获。
一位已经当了家长的朋友告诉我，她童年是用土灶烧饭生火的，但考到城市之后发现，这里都不用土灶，她就自卑。等她自己在城市站稳脚跟、组建家庭，有了孩子之后，幼儿园说让家长组织表演，其他家长都吹拉弹唱的，她什么都不会，过了很多年，那种自卑感又出现了。
转折发生在一次幼儿园野炊，到了地方，即使有打火机，大家也不知道怎么生火。这时候，这位家长站了出来，她小时候练习过那么多次，她知道底下要告空，要通风进去，火才能旺起来。在其他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她两三下就成功了，那个瞬间她特别自豪，这是过去生活在多年后送给她的礼物。
也许我们都会发现，等到了生命的另一个阶段，重新回过头看，很多当时特别困惑，甚至一度流下泪水的事情，都会变成成长的过程。很多年长的朋友都告诉我，一些现在看上去像是鸿沟的东西，会在时间流逝中慢慢消散掉，这与成长有关，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在两个世界自如和平等地穿梭。
图源电影《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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