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976年，经过两年时间在生产队打磨，我由一个懵懂少年完成了向成年人的脱变。那年我18岁，18岁是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一个人褪去青涩，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作为一个年轻人，不得不为自己以后的人生道路作个打算。我也曾想过学一个木匠或泥瓦工的手艺，但我们这个村子祖祖辈辈除了种粮食就是种蔬菜，没有像其它村子有传统手艺可学。在那个农村和城市有着巨大差别的年代，跳出农门才是每个青年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但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在当时对一个农村青年来说，那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空想罢了。

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国家不再和从前一样在农村招收工人，当时的社会现状是城市劳动力过剩，大批的初、高中生毕业后在他们所在城市的单位或工厂都无法安置就业，国家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措施，将大批城市青年向农村迁移。而农村青年想跳出农门、进入城市，那就更成了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了。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只能退而求其次，能在社队企业找份工作那已是万分荣幸了。但那时社队企业的数量并不多，规模并不大，要想进社队企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不是谁想进就能进得了的。当时我们村和我同龄的人，有的进了公社拖拉机站，有的进了打井队，有些进入了社办企业，有些成了民办教师，有些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但要进入这些单位或学校，在公社和大队没有点社会关系和人脉资源，也只能望而兴叹。

要么是个人表现特别突出或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要么是父辈在本大队有一定的影响和声望。而我一个初中毕业生，父亲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一没有在本大队和生产队担任过任何职务，二没有和社队干部有所交往，要想进入以上单位那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然而，进不了社队企业，我却被生产队派往大队科研农场，虽然干的还是农活，但毕竟好听一些。科研农场设在第一生产队庄子东边一个废弃了的窑院内，这个窑院在两条沟的交汇处，人们走在农场旁边的大路上，还发现不了有这么一个单位的存在，只有顺着东面沟边一条由北向南的斜坡下来才能看见其全貌。

窑院有五六亩大，东边是一条深沟，其它三面是八九米不等的高崖（ai），下坡后右拐便是院子。院子坐北朝南有三孔窑洞，一只是办公室，其它两只是保管室和放杂物的库房。窑门前除了八九米宽的院子，再往南就成耕地了。紧靠三孔窑，还有一只坐西面东的窑洞，和三孔窑洞形成了拐角，进了这孔窑，外面是饲养员的土炕，再往里通过一个小拐窑便是牲口圈（也是一个窑洞），圈门向南开着。三只窑的上面（崖背）是夏季碾打小麦的麦场。这就是科研农场的现状。

科研农场和生产队没有多大差别，每天干的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既种粮食作物，也种经济作物，除了种小麦、玉米，也种红薯、萝卜、白菜、菠菜。说白了就是啥能挣钱就种啥，为的是给大队创造经济收入。不过科研农场毕竟带有（科研）二字，每年给生产队培育种子是它的职责所在。

培育的小麦种子我记不清了，但玉米种子的培育方法我还记得清楚，就是种玉米时，种两行母本，种一行父本，以此类推。等玉米抽天花时，抽掉母本天花，让父本给母本受粉，如果靠自然受粉不理想，就进行人工受粉。具体办法是将一张硬纸卷成喇叭口，然后将父本的花粉弹在纸桶内，再撒在母本的玉米缨子上。培育出来的玉米棒棒像狗牙一般，但第二年种到地里却能高产。1976年科研农场还为全大队“方田化”的实行、培育了6亩大关杨树苗，使条条纵横交错的生产路实现了林网化。

农场的劳动过程和生产队没有两样，在这就不赘述了，但农场的文化生活却有必要记录下来。人有群体性，爱热闹是青年人的共性。初到农场，除了两位负责人是成年人，还有当年文艺宣传队退下来的几位老艺人，其它十多个都是从各小队抽调来的同龄人，这些人中有一半是文艺爱好者，有的会乐器，有的能唱戏，有的能说书，有的爱讲轶闻趣事。小小的科研农场，还真汇集了不少有文艺细胞的人才，成了一个群英荟萃的大家庭。这就给闲余时间的文化娱乐活动创造了条件。

每当遇到下雨天和休息时间，饲养员住的那只窑洞便成人们各显才艺的演艺厅，有唱秦腔的，有拉板胡二胡的，有吹笛子的，还有拿着两根木头棍棍在炕边敲边鼓的。刹时间，这里好像不是以种地为业的农场，而成一个自乐班的排练场所。说实在的，在科研农场几年，是我青年时期最美好的时光，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吃饭不管家，一觉到天明。现在回想起来还真应了古诗中那句“年少轻狂不知愁，疏狂一醉梦清秋”的诗句，也算是我今生今世的一段快意人生。

然而，1976年对我们国家来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也是新中国有史以来最诡异的一年，它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这一年在祖国大地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上苍的安排，让人细思极恐，应接不暇，好像历史在这打了个旋。

先是元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北京逝世，一代贤相人生谢幕；3月8日吉林永吉县下了一场罕见的陨石雨，其威力不亚于一颗原子弹爆炸；5月29日云南龙陵县一天之内发生了两次7.4级地震；7月6日红军之父，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老总与世长辞；7月28日唐山大地震，24万人在地震中丧生；8月16日和23日四川松潘又发生了两次7.2级地震；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离开了我们。

这一系列的事件发生，犹如一块块巨石投入时间的深渊，激起历史的千层浪花，其深远的影响跨越时空，触动了全世界亿万人民的心灵，特别给当时的中国人民心中蒙上了厚重的阴影，人们似乎感到在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三位巨擘的陨落，犹如我国社会主义大厦折断了三根顶梁柱，人们在惶恐不安中，从心底发出了国家今后何去何从的疑问。

特别是毛主席的逝世，宛若秋间最后一片落叶，静美而沉重地告别枝头，不仅标志着“季节”的更迭，也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在亿万人民心中镌刻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痕，给人们留下了永恒的记忆，深深地刻画在岁月的长河中。

1976年发生了一系列大事件，给我留下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唐山大地震和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唐山地震发生在7月28日凌晨3点多，在那个炎热的夏天，人们睡得很晚，当我在睡梦中梦见周公的时候，父母叫着我的乳名，一把将我拉起说：“地震了，敢紧往外跑。”我迷迷糊糊醒来，只觉得炕面在晃动，并听到我家倒座房上的木头之间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响声，我急忙起来顾不得穿鞋就随家里人往院子跑。

当时我们院子还住着大伯和二伯家，三家人在同一时间大呼小叫向头门口跑去，我跑到门外一看，庄子街道乌泱泱站满了人，有的扶着老人，有的抱着孩子，有的光着上身只穿条短裤，还有赤身裸体跑出来的，人们在惊慌失措中谈论着刚才发生在自己家里的事。那一夜除了衣衫不整的人回家拿了些衣物出来，没有人敢回去睡觉，在惊魂未定中等到了天明。

第二天，人们才知道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为了防止地震再次发生，大队革委会根据上级指示，要求各家各户撘建防震棚防震。于是，队上每家每户自找空地用芦席和塑料布搭起了帐篷。在帐篷里住了大约七八天时间，等一切恢复正常了才搬回了家里。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地震，从而可以看出，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如此渺小，震中在唐山，却能波及到千里之外，让我们关中地区的人们也感到了地动山摇的威力。

如果说1976年吉林的陨石雨是一种自然现象，唐山和云南及四川的地震也是自然灾害的叠加，那么竹子开花就成了天生异象了，就有点诡谲离奇了。人们见过铁树开花，但没见过竹子开花，那年秋季我们这里的竹子还真的开花了，还有一些植物在不该它们开花的季节也开花了，而且开到冬季来临，这一现象50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点记忆。天生异象，必有祸福，难道说这种违反常规的自然现象出现和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逝世有什么关联吗？这是巧合，还是天意？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76年9月9日下午3点左右，我们在农场院子里一边收拾玉米，一边听着崖背上高音喇叭里播放的歌剧《洪湖赤卫队》选段“没有眼泪，没有悲伤”。这首由王玉珍演唱的韩英在牢房里的唱段，清脆甜美，婉转悦耳，激情高亢，抑扬顿挫，正当我们听得如醉如痴的时候，不经意间转换成了毛主席去世的讣告，在一段长长的哀乐过后，随即公布了治丧委员会的名单。当我们听到这一噩耗，犹如惊天霹雳，个个面面相觑，久久无人说话。

我们这代人对毛主席的感情已渗入骨髓，融进血液。他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怎么说落就落了？他老人家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历史上任何英雄人物无法比拟的。他一生不畏惧任何强权，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权贵显要，土匪黑社会等一切反动派在他面前只能瑟瑟发抖，不值一提；但他对劳苦大众却给于了弥天亘地的大爱，他一生无私无畏，自始至终把劳动人民放在心上，为了天下受苦人的解放事业耗尽了毕生精力。他的恩情在亿万劳动人民心中比天高比海深，因而他的离世让广大人民群众如失去至亲般的疼痛。说来也怪，他的逝世不但全国人民沉浸在万分悲伤中，就连山河也为其哽咽，日月也跟着垂泪，在他逝世的那段日子里，秋雨绵绵，时大时小，整整持续了一个多月，似乎上苍都在哭泣。

在普天同悲的日子里，人民群众或自发的，或在上级的安排下，组织了大大小小的悼念活动。上自中央，下至各社队，各行各业所有单位都在本单位设了灵堂，举行吊唁议式。县上的追悼大会我参加了，但记忆模糊，既想不起具体是那一天，也记不起具体地点，也许是大操场，也许在其它地方，只记得那天的雨像不断线的珠子下个不停。我和科研农场周志建、常引祥、杨安绪等几位同伴戴着草帽，披着塑料布，各人胸前别一朵小白花，在县城参加了那次悼念活动。

我们周家门前大队的吊唁仪式我还记得，为写这篇文章我还走访了当年的支部书记杨发老人：大队当时的灵堂设在新盖的办公室兼会议室的大厅内，大厅北面的墙壁用黑纱遮掩，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悬挂在中间，两边是一副宽幅挽联，挽联两边有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敬献的花圈。9月18日中午，天还下着雨，全大队社员扶老携幼集中在大队部会议大厅内收听北京天安门广场追悼大会实况。在收听的过程中，不少社员有的哽咽，有的抽泣，有的哭出了声。透露出深深的悲伤，也表现出了广大社员对毛主席的阶级感情。当天安门广场追悼会宣布向毛主席画像默哀时，全国各地行人止步，火车、汽车、轮船、工厂鸣笛致哀，整个中华大地沉浸在一片万分悲痛中。

1976年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三位巨星的陨落，特别是毛主席的最后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历史惊人的相似，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的更替和权力交接，难免会引起朝野震动，我们党也没跳出这一历史规律。10月23日，凤翔县委和县革委会在操场召开了数万人的群众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和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

1976年的记忆就这些，由于时代久远，有些事记得不是很清楚，还望读者批评指证。

写于2024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