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德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及其思考 ｜ 西索欧洲评论

如果说俄乌冲突引发的德国安全和能源危机，以及无法以一国之力应对的移民和难民危机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不可控外在因素的话，那么德国的政治危机则更多要从内因上寻找解释。

作为观察和评论者，我在年初展望的时候，提出了“联合政府会解体吗？”的问题（参见：《“德意志式悲观”与三个“年度词语”（上）》）；在评论德国2024年上半年的总体状况时，对于德国三党联合政府难以统一内部意见有着近乎负面的评价——我称之为“德国政治与现实感脱节”（参见：《德国政治年中盘点与展望①：与现实感脱节的联邦政府还能撑多久》），预见到本届联邦政府“颓势难免”，可能“已经走到了执政的尽头”。然而，即使德国内部最为大胆的内政评论者也没有想到，“交通灯”三党联合政府居然会在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的第二天轰然解体，不仅为德国在世界政治意义上的地位及其影响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而且还选择了狼狈不堪的政治斗争套路：总理朔尔茨和财政部长林德纳相互攻讦（参见：《告别了曾经“美好时光”的德国“怎么办？”》）——当然，新闻界事后挖掘出的故事也证明了朔尔茨确实有理由大发雷霆：自民党内部已经为实现联合政府解散的目标准备了数月！直接由财政危机导致的政府危机，背后可能暴露了一个有关德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危机，需要德国社会进一步思考：在政党政治日益碎片化的情况下，德国战后形成的特有的共识文化如何持续？

朔尔茨在反对党的压力下，不得不提前解散本届联邦议院，启动下一届联邦议院选举的进程。按照《基本法》第68条，朔尔茨向联邦议院提出“信任问题”（Vertrauensfrage），而且不出意料地没有获得联邦议院多数议员的信任。联邦总统根据朔尔茨的建议，于12月27日宣布解散本届联邦议院。德国政治和社会生活随之进入联邦大选模式，大选日定在2025年2月23日。

按照德国《基本法》规定，如果要在某届联邦政府任期之内进行政府更迭，可以通过提前举行联邦议院大选和本届议院直接倒阁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见《基本法》第68条：“如果联邦总理要求对其进行信任投票的动议未得到联邦议院多数议员的同意，经联邦总理提议，联邦总统可在二十一天内解散联邦议院。”这一条立法的原意是联邦总理用来确认自己施政得到了议院多数人的支持，但在实际操作中衍生出所谓“真的信任问题”和“假的信任问题”两种不同意图。

朔尔茨总理因为自己领导的三党联合政府解体，社民党和绿党沦为少数派政府，无法有效施政，因而向议院提出信任问题的目的是失去议院信任、解散议院、重新进行大选。为了让朔尔茨总理成功失去议院信任，同属执政党的绿党议员特地集体投下弃权票，确保在投票时不会出现意外情况。设想一下，如果被认为是行走在违宪边缘和右翼极端势力的德国选择党对朔尔茨的“信任问题”集体投赞成票，执政的社民党和绿党也对自己的总理投下赞成票，那么朔尔茨不但获得多数议员的“支持”，还将不得不继续以少数派政府的方式勉强执政，而且还要因为得到了极端政党的支持而留下政治污点。

第二种方式是《基本法》第67条中的“不信任投票”（Mißtrauensvotum）：“联邦议院只能通过多数议员选举联邦总理继任者的方式通过对联邦总理的不信任投票，并要求联邦总统解除联邦总理职务。联邦总统必须同意该要求并任命当选者。”也就是说，议院——一般是反对党——一旦通过了对联邦总理的不信任投票，马上就可以推选新总理接任。科尔在1982年接替施密特出任联邦总理，就是基于这一程序。

而按照“信任问题”的程序，在2025年2月23日大选之前，朔尔茨领导的少数派政府将继续执政，在大选后也将作为看守政府执政到新政府组成之日。

如果联邦议院选举结束后能够顺利组成政府的话，那么至少在未来的两个月，德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将被大选议题所左右，联邦政府对内对外的施政能力进一步受限。从各政党已经公布的竞选纲领来看，这次大选将是一场围绕经济议题的选举。

三年前的联邦议院选举，德国社会上下还在为气候危机，也就是有关人类和地球未来的宏大命题而操心。世易时移，德国社会回归实实在在的“为稻粱谋”。也许，这才是普通社会的常态？

各政党之所以主打经济牌，是因为2024年德国经济噩耗不断。除了经济可能连续第二年陷入衰退之外，[1]对于德国社会冲击最大的可能还是汽车工业的危机（参见：《谁让德国汽车工业陷入了海啸级危机？》）。

无论是从行业的产值、就业人数，[2]还是对于“德国制造”的心理支撑而言，汽车工业的重要性无可替代：汽车工业贡献了德国工业总产值的25.2%；行业就业人数（不包括供应商）77.3万人，占总工业就业人数的14%，仅次于机械制造业。但是，按照经济专家的计算，德国汽车工业应该继续裁掉13万名冗员：德国汽车工业在2018年雇佣人数达到了峰值即83万人，而目前的产量比2018年下降了23%，按照同样的生产效率进行计算，缩小后的产量仅需要64万人。[3] 这就意味着，德国汽车工业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变得“臃肿”，人员、成本、效率等基本经营因素之间比例失调。

德国汽车工业在21世纪以来的发展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不但没有衰退，反而获得了巨大成功。德国经济研究所（IW）在《德国汽车工业2024》研究报告中认为，德国成功地适应了世界汽车制造和销售的增长主要来自亚洲尤其来自中国的转变，从2000年到2017年实现了持续增长。这种成功可以称为“德国汽车工业模式”，即一方面依赖生产和销售的全球布局，另一方面在高端汽车领域占据领先位置。[4]这种模式保证了德国作为高端汽车研发和生产区位的运行。2023年，德国本土汽车产量在德国汽车工业总产量中仅占不到30%的比例，而且德国本土生产的汽车75%用于出口。德国汽车工业从2005年以来获得的销量增长主要来自中国。[5]

但是，这一模式在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技术转型面前难以为继。

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经济出了什么问题？英国《金融时报》有代表性地发问：“德国经济模式破产了吗？”[6]

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仅仅事关经济专业的问题，欧盟与国际格局的稳定与否可能都与德国脱不开干系。国际观察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德国内外多种因素导致了德国经济失速：内部的原因有投资不足、数字化技术发展落伍、联合政府内三党执政理念每每相互抵牾等（参见：《告别了曾经“美好时光”的德国“怎么办？”》）；外部的原因包括俄乌冲突导致能源价格上涨、中国从德国的重要市场日益成长为竞争者等。

究其根源，德国经济如果想走出此次危机，或许不能再寄希望于景气周期的循环或不可控因素的偶然消失，而是要直面痛苦的结构性调整。汽车工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德国汽车工业和消费者必须接受汽车技术正在经历颠覆性变革的事实，而电动车在未来的技术方案中已经胜出。[7] 电动车意味着汽车制造的核心将从数以万计的机械部件转向动力电池和数字化操控系统，“德国制造”不仅失去了传统优势，而且还因为数字化和信息技术的滞后有在国际竞争中落伍的危险。而整车部件数量的大为减少则意味着德国社会可能不得不面对转型过程中的工作岗位冗余问题。大众集团近日虽经劳资双方多轮交涉而暂时决定不关闭工厂，但是长期仍将逐渐裁员35000人、缩减德国工厂的产量，才能恢复德国区位的竞争力。[8]

政党间越来越难达成共识，显然也是社会日渐分裂的缩影。2024年11月1日生效的《性别自主法》（全称是《关于自主决定性别登记和修改其他规定的法》，Gesetz über die Selbstbestimmung in Bezug auf den Geschlechtseintrag und zur Änderung weiterer Vorschriften）[9]所引发的政治、社会和专业内争议就是其中一例。

“交通灯”联合政府曾经誓言以进步主义改造德国，这部法律带有深深的、尤其是绿党意识形态的烙印。朔尔茨称，“德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因此，我们正在调整法律，以适应不同的生活现实。无论是在性别、姓名还是国籍问题上，我们都在内阁做出了重要决定，这些决定将使我们的社会进一步现代化”。[10]

但是，“多元化”是不是意味着每个人理论上每年都可以自主而不需要医学证明就可以更改性别，以及未成年人在符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更改性别？这可能不仅仅是一个进步主义与否的政治问题，而需要更为广泛的医学、文化、法律和社会的讨论。医学专业内对立法的意见并不一致：德国联邦精神医师公会（Bundespsychotherapeutenkammer）表示欢迎，并且认为未成年人还应该获得更大的自主权，但是德国联邦医生公会（Bundesärztekammer）反对该法混淆了“在身体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明确确定的、绝不是可以随意获得的、而是不可改变的现实”与主观的性别角色归属感。[11]

著名的女权主义者爱丽丝•施瓦泽（Alice Schwarzer）在立法过程中就严厉批评自主更改性别的法律混淆了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角色（Gender），含有滥用和侵犯女性权益的风险。[12]联合国女性事务特别报告员蕾姆•阿勒萨勒姆（Reem Alsalem）致信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表达了这部法律尤其可能引发的对成年和未成年女性保护的“担心”——信件长达17页！[13]

我们因而更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部法律引发了保守人士和右翼阵营的强烈反弹。联盟党在刚刚宣布的联邦议院竞选纲领中，明确表达了废除《性别自主法》的诉求。[14] 追求纯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德国选择党拒绝不符合“两性是生物学事实”的叙事，在竞选纲领草案中提出撤销《性别自主法》。[15]

围绕着德国选择党以及2024年新成立的莎拉联盟（BSW），2024年产生了德国社会日渐分裂最为典型的例子：两党支持率靠前的地区，基本与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版图轮廓重叠，已然成为历史的东西德分界线在德国统一34年之后再度浮现（参见：《德国政治年中盘点与展望②：又一个“东德党”与未来政治发展新选择》）。在2024年6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成为除柏林之外的东德几乎所有地市的第一大党，而莎拉联盟则一举成为东德多数地市的第三大党；在9月份进行的三个东部联邦州图林根州、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的选举中，德国选择党和莎拉联盟几乎重复了之前的胜利。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16日，德国柏林，德国国会大厦上飘扬着德国国旗。视觉中国 图

虽然在政治光谱中属于极端右翼民粹势力的德国选择党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它在东部的支持率远远高于西部：在2021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德国选择党在西部的支持率为8.2%，在东部为19.1%；在202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在全国的支持率为15.9%，但是在除柏林之外的东部联邦州，它在几乎所有地市的得票率都在30%上下，在萨克森州的格尔利茨（Görlitz）甚至获得40.1%选民的支持。也就是说，从政治意见表达来看，事实上存在着东西部两个德国社会。

德国东西部——或者用政治正确的德国政治术语来说：新联邦州和老联邦州——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和新话题。德国政界、舆论、社会和学界也曾经片段性地给出了多种解释，比如东德“全球化输家论”、“民主经验缺乏论”、“威权式教育论”等，其中又以莱比锡大学日耳曼文学学者迪尔克•奥施曼（Dirk Oschmann）2023年在《西德发明东德》（Der Osten: eine westdeutsche Erfindung）一书中提供的观点最为轰动（参见：《把脉上半年德国③：畅销书冠军与“东德问题”》 ）：统一后德国公共话语中的所谓“东德”在统一之前并不存在，而是统一后西德的“他者化”话语塑造出来的、被指认的集体身份认同；对于东德人来说，统一以来的历史基本等同于被殖民化的历史。

从学理上来说，奥施曼的观点强调“东德”为“西德”观念所建构的对立面，否认了事实存在的东西德差异、否定了事实存在的东德独特的生活经验，更接近于基于情感层面的东德“伤痕文学”写作，而无法成为东德自身发展的总体性解释框架。

以上对于东西德差异解释的共性在于，东德是那个异乎规范（Norm）的被研究对象，因而东德研究等同于论证不规范（Anomalie）的产生机制。也就是说，奥施曼对西德主流话语的控诉也与主流话语出自同样的逻辑。德国学界能否为德国社会的东西部差异提供更为有力的解释？

近年来，洪堡大学社会学家施特芬•毛（Steffen Mau）凭借对东部社会问题的分析引发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他在2024年的新作《不平等的统一：为什么东部仍旧不一样》（Ungleich vereint. Warum der Osten anders bleibt）中基于对东德社会“深层结构”的社会学研究，做出了新的判断：东德某些“基本的文化和社会形态正在固化”，[16] 一种“持久存在的差异性”（bleibende Unterschiedlichkeit）[17]可能正在形成。“随着离德国统一的时间越来越久远，消除或抛开分歧或简单地迎头赶上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在许多领域，（东德与西德）趋同已不再可期”。[18]

这是一个严肃而沉重的断语，推翻了单元模式的“追赶式现代化”理论，以历史性的视角对德国统一的主流叙事提出了反叙事。唯有正视统一后东德社会的历史经验，而且在统一后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事实，才能理解和应对德国社会的分裂。

施特芬•毛从三个维度分析或者定义“东德特性”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状态：前民主德国的印记、统一和转型的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自己的发展路径。特性的固化首先是“断裂”的结果，而断裂经常是隐性而非显性的，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前民主德国的经验、统一和转型的经验以及两者的相互关联，以及一些甚至在民主德国建国之前就存在的历史因素如文化（比如教会的作用）、人口结构、社会经济结构（比如多数人属于劳动阶层）等。施特芬•毛使用了医学术语的隐喻：“断裂”（Fraktur，原意为“骨折”）后，身体的自疗机制是在骨折处形成结缔组织即“骨化”（Ossifikation）。[19] 这个自疗的“骨化”——在字面上也是一个对“东德佬（Ossi）化”的戏仿——就是东德特性的固化。

在论证东德向西德看齐、模仿西德的“追赶式现代化”理论为什么不再具有现实性的时候，施特芬•毛重点从社会结构、人口结构、文化等方面，说明东德和西德社会不同构。

从社会结构来看，西德社会是中产社会；东德社会是普通劳工阶层社会，缺乏经济和教育的中产阶层和现代专业技术人才。这种差别在私人财富积累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全德国的遗产税仅有2%缴自东德地区（柏林除外）！[20] 转型时期对东德社会结构的影响又起到了极为负面的作用，大规模的去工业化、失业、提前退休等，造成前民主德国时期的社会结构向上发展受到了阻断，社会高级职位多为西德人占据，而且这种不平等甚至代际传递到了统一后出生的东德人。

从人口结构来看，东德地区的人口从1947年就开始持续萎缩，统一后人口流失加速（除柏林外，东德人口流失了15%，而西德人口在同一时期增长了10%），如今人口总数已经跌至1905年的水平。而随着年轻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逐渐移居西部，出生率的暴跌，外来移民比例远低于西德水平，东德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人口未来可能会面临更为糟糕的局面，东德实实在在成为一个“纯粹德国人”为主体的社会。

东德女性外流造成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社会学家卡佳•莎乐美（Katja Salomo）在研究了图林根州的农村地区之后，提出人口流失、老龄化和女性外流造成了东德“人口结构的同质化”。[21]德国选择党作为一个男性党员比例超过80%的政党，其反女权主义、反非传统的性别角色、反文化自由主义等政治倾向可以从男性角色的危机反应中得到解释。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施特芬•毛认为形成了一种“作为独特的文化和阐释空间的东德”。“追赶式现代化”理论认为东德在制度上与西德一致之后，在文化上也应该逐渐接近西德、褪去前民主德国的印记。研究表明，这种文化趋同仅仅部分发生，东西德之间仍旧存在着显著的区别——施特芬•毛称之为“有区别的阐释文化”（distinktive Deutungskulturen），而且无关经济条件和社会化环境。比如，西德认为统一业已完成，东德人仍旧生活在统一的影响之下；东西德对于性别角色、有子女的女性就业、外来移民等观念不同，而且呈现出代际传递的特点；东德人对俄罗斯的态度、对于俄乌冲突可能波及德国安全的担心等不同于西德，等等。[22]

“断裂说”可以用来解释，有过断裂和损失经验的社会倾向于回避重复曾经经历过的负面经验。所以在危机时刻，东德人的反应可能比西德人更为敏感和激烈，平时隐性的“有区别的阐释文化”——也可以说是“价值观”——启动，差异随之显现。

施特芬•毛认为：东德在两德统一之前的短暂时期，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主化经验，尤其是基层民主的实践。但是在统一的过程以及统一后的秩序安排显然是按照“追赶式现代化”的叙事和路线图进行，东德经验在其中毫无意义，移植的西德政党和议会民主制度才是终极目标。很显然，西德战后的民主化模式在东德遭遇了不同的历史语境和经验，东德人对于政党和议会民主制度产生了严肃的“代表和信任危机”。基于东德的历史经验，施特芬•毛提出设立基层民主形式的“公民委员会”（Bürgerrat）[23]制度，作为“（政治）参与的实验室”[24]。

德国统一34年之后，德国社会，尤其是以西德人为主的精英，有没有政治勇气，开启“德国统一再出发”、弥合社会分裂的新进程？

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究竟是特殊语境下的德国式危机如所谓的“德国模式破产说”，还是在更为普遍意义上的某种表征？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他和施特芬•毛是洪堡大学的同事——从德国的乱象中看到了现代社会、尤其是晚期现代社会的内在问题。

这个内在问题，可以用“失”（德文：Verlust；英文：Loss）来概括，这也是莱克维茨最新专著的标题：《失：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Verlust. Ein Grundproblem der Moderne）[25]。在他看来，无论是伴随环境问题的抗议运动、民粹主义的兴起、怀旧风潮，还是新冠疫情中对社会“韧性”的发现等，这些人类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出现的现象多与“失的体验”相关：人们预见到即将到来的“失”，回忆起曾经遭受的“失”，发展出政治和文化的机制来应对“失”的体验，[26] 这不仅仅是一种保守主义的体验和诉求。他认为，从18世纪进入现代以来，“失”始终伴随着“得”，即对于进步、发展等面向未来的信念，可谓现代社会的另一面。现代社会的“失”因而不再是个人问题、个人体验，而是社会现象。现代社会不但发展出了“失”的处理机制，而且发展出了“失”的叙事机制，即何种“失”可以言说（或者被禁言）。

现代社会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19世纪的资产阶级现代社会、20世纪的工业现代社会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晚期现代社会，每一个时期“失”的动态都不尽相同。“对于 19 世纪的资产阶级现代社会而言，农业社会、封建社会、宗教社会和共同体社会的逐渐消亡是‘失’的体验的一个突出来源，就连祛魅和世俗化的知识话语里也是如此。”[27] 在20世纪初以来的工业现代社会里，个人让位于大众，有组织的现代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极权与暴力，社会机制性强迫产生“失”。然而，福利国家也意味着预防“失”的措施。

到了晚期现代社会，莱克维茨认为一方面社会对“失”更为敏感，比如不再一味排斥“失”，而开始从心理、文化和政治方面进行应对，比如重视创伤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大屠杀研究等；另一方面，“失”的体验又在激化。其中与此前的工业社会有着本质区别的是，“在后工业社会中从根本上消失并因此成为‘失’的体验对象的，是那些构成工业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很多人曾从中受益：工业社会的消失也意味着工人阶级文化、繁荣的工业城市、中产阶级社会、‘人人平等’的福利国家、家长制的秩序和主导的民族国家文化的消失”。[28] 晚期现代社会对于未来“进步”的信念也明显下降，政治乌托邦的想象消失。

简单说来，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主要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经历了曾经成功的经验、美好的生活“失”的过程，这也是一种地位、意义和权力的丧失。所谓的“全球化输家”现象即由此而生。莱克维茨告诉我们，随着“失”的增加，晚期现代社会存在着结构性的民粹化倾向：“可以说，某些群体实际的或感知的‘失’构成了原料，民粹主义行为将之转化为政治提议。在理想情况下，对‘失’的感知会一再获得养料。而模范的社会状态并非存在于乌托邦式的未来，而是存在于半真实半想象的过去。”[29] “民粹主义是一笔围绕着‘失’展开的生意。”[30]

莱克维茨贡献了一部2024年的德国和西方社会急需的分析。如果认识到了晚期现代社会在“失”的意义上与此前的质变，我们可能会发展出新的阐释和应对方式。比如，对德国年轻选民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出与2019年上一次选举完全不同的政治倾向，我们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次选举中，19至24岁年龄段的选民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增加了11%，达到了16%，这是所有政党在这一年龄段选民中所获得的最高增长率。相比之下，绿党的支持率则暴跌了23%，仅剩11%。也就是说，一度吸引全欧洲青少年走上街头的环境议题似乎不再是德国年轻一代的关注重点。[31] 但是，从“失”的角度来看，这并不能说明年轻选民从左倾转向右倾，而是对于环境问题可能造成的“失”的恐惧已经让位于经济和移民问题可能造成的“失”。

当然，莱克维茨的理论分析并不能作为政治行动指南。当下的德国，很难摆脱从“失”的角度看待未来。

（胡春春，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研究所执行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