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丸沉没》讲述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1942年9月，日军“里斯本丸”号船从香港出发，计划将1816名盟军战俘运至日本。由于日军未在船上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旗帜，在中国舟山东极岛海域，美军潜艇机械兵将其误认为货船，发射鱼雷将“里斯本丸”号击中，800多位战俘遇难。2014年，方励来到东极岛，无意中进入了这段历史发生的海域。
寻找里斯本丸沉船，最先满足的是方励的专业好奇心：1992年他自主创业，从事地球探测和海洋调查技术装备的系统集成、研发制造工作。然后，制片人方励上场：2000年，方励进入电影行业，他关心情感、人性、时代和命运——这些被他称之为“电影灵魂”的一切。将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搬上大银幕，方励用了八年。在过去二十年的中国电影界，方励是足够特别的制片人：他做电影从来不是为了赚钱。今年，方励七十岁，一天只睡四个小时。他东走西走，东张西望，好像没有什么能压制他的生命激情。
抓住历史的尾巴
拍《里斯本丸沉没》，我是摸着石头过河，渐渐走上这条路的。2014年我和韩寒在东极岛拍《后会无期》，听当地一个船长说起里斯本丸，我没太在意，只是有点诧异，这么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怎么都没听说过。2015年我第一次在官方报道看到里斯本丸，第二年我就跑去找船去了。我去找船没有任何目的，纯粹是满足我对海洋探测的好奇心，就像2002年大连“5·17”空难，我带设备去搜索黑匣子。2017年我找到船，过程中，我得知当时参与救援的渔民林阿根已经94岁，还健在的英国老兵丹尼斯·莫利98岁了。
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我找到了物证、人证，就觉得应该抢救下来，留下历史记录。这是个历史窗口，你很清楚，这些老人可能很快就会离世。我们当时觉得这个事很重要，义不容辞。我这个人有500万，我一定花490万，钱存在银行它就是废纸，只有把它消耗在了有意义的地方，它才产生价值。不是说赚钱才有意义，赚感觉比赚钱更重要。历史学家托尼·班纳姆写过《里斯本丸沉没：英国被遗忘的战时悲剧》，走访过数十位“里斯本丸”号幸存者。他跟我一样，觉得该做就做了，他一分钱没挣过。我做这个电影的时候邀请他，他无偿地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信息。这是个共同的心愿，希望这么多遇难者的生命不要被遗忘。
2018年我们去英国采访，我很震撼，有那么多让人心碎的故事。通过访谈，进入历史，进入家庭，情感会很天然地迸发出来。遇难者肯尼斯·霍金斯，他没有坟墓，他爷爷奶奶的墓碑下面加了一行字，说他可能被淹死了。你看到听到这一切的时候，很难不被触动。船上有1800多盟军战俘，828人遇难，我们拿到的名单只有十几个人，怎么去找人？我就想到了打广告，老年人看报纸。我选了三家主流大报，《星期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和《卫报》。广告价格很贵，每家报纸的单页，周末平均2万英镑。期间，BBC邀请我去做一个全球直播的电视采访，主持人第一句话问我，你们一帮中国人跑到英国来铺天盖地打广告，为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我说你知不知道，七十七年前你们的士兵在我们家门口遇险，日本人开枪屠杀，是我们的先辈去救人的，如果中国渔民不进场，遇难的人数很可能超过泰坦尼克号。这件事被人忘记了。我们有职责去讲给全世界听。
我们通过访谈得来的是人的故事，它值得放在大银幕。如果只是史料，小屏幕就解决了。电影设计的环节非常复杂。上大银幕就不能只是几个脑袋在那采访，不能只有语言，你要有声音、画面、光影，历史再现的这部分给我们很大的挑战。我们直到2021年春节才想明白动画应该怎么设计。第二难的是剪辑，剪了两年，我们采访了150多个人，素材量太大了。
拍摄《里斯本丸沉没》的所有成本几乎都是我一力承担的。2018年我决定把它做成大银幕电影。2021年资金链开始断掉，我才开始去找各个电影公司。所以现在你看到片尾好多联合出品，都是借了人家的钱，有固定回报的。得感谢大家，银行贷款是要抵押的，我没东西可以抵押了。这叫花钱拯救历史。有的时候它的价值不是钱衡量的。
我们非常幸运，抓住了历史的尾巴。2019年10月，我们结束最后一个活动，组织战俘后代来东极岛告别父辈。两个月半后，疫情暴发了，从此啥也干不了了。去年我们在伦敦做了一场试映，一个目的是试错，资料量太大了，你保不准会有错，还有一个因素是，战俘的儿女都八九十岁了，每年都有人去世，这些老人等电影等了5年多，赶紧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父亲当年经历了什么。
东张西望的人
我做任何事都是快速交叉的，白天干科技，晚上干电影。其实电影花的时间比科技还多。我跟李玉导演合作20年了，原创故事阶段，我们一聊就得五六个小时。你在想象的世界里游走，去建立小人物的关系，把握人在不同时空里面的情绪、情感状态。一般我们都利用假期，春节最重要，我跟李玉导演一般有一个礼拜，每天有五六个小时，完全腾空。等故事雏形和脉络出来了以后，就可以碎片式地聊这个人设，聊哪一个阶段的起承转合，就可以分解了。但是最开始的阶段，必须集中，否则长不出情绪来。我们过去做电影，以最快速度出来的一个原创故事就是《苹果》，九个半小时，这个故事就完整了，然后才是细节。《二次曝光》速度更快，四个半小时。
有想法是说你有冲动。比如我们今年还有一部电影《下一个台风》，我们最原始的冲动来自林奕含的自杀。我们看林奕含当年的访谈都掉眼泪，很让人动容。所以我们做《下一个台风》就想纪念她，电影里我们不选择结束，而是反抗这个世界。你做任何事都有一个原始冲动，这个冲动如果不能陪伴你一两年，这电影也好不了。剧本阶段，你营造的时空、事件和人物的情绪命运，假如没有触动你，你怎么敢拿给观众？电影的制作周期相对很长，《里斯本丸沉没》耗时八年，如果你不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充满欲望和激情，有强烈的冲动想去分享给天下的人，你就做不下去了。
激情来自哪里？来自外部世界，不是来自你自身。所谓的三观是什么？就是信号处理。你的处理程序如果功能很强大，你可以把噪音降到最低，噪音就是世俗的，腐朽的，无聊的信息。激情来自大千世界给你的惊喜、好奇、愉悦、刺激、挑战，我们自身不可能有源源不断的能量，因为我们自身的能量只能从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数据库中调出来。所以人一直在路上，每天接触新生事物，能量怎么可能衰竭。我一直和年轻人讲，永远不要躺平，躺平就是等死。你只要在行走，无所谓成功和失败，因为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都是你的感受，你非常自由，这都是你决定的。这个事人家不喜欢，你喜欢，人家觉得你挺傻的，但你挺乐的，这就够了。
我的自我意识是22岁确立的。我从小就喜欢破铜烂铁，9岁开始玩无线电，喜欢动手。12岁开始，我在文学的世界里泡了八年，把所谓的世界名著看完了。外面的世界完全乱套了，但我在小说里面，捕捉到了人类的真实情感。20岁，我借调到北京当了一年半工人，回成都后，因为一件小事，我突然意识到：每个人肩膀上有个球叫脑袋，上面有条缝，这些缝在说什么跟我有啥关系。从此天马行空。一百人骂我，我也无动于衷，我只关心自己要做的事。很多人说，老方，你内心怎么那么强大？我说不是我强大，是我不在乎。不是我清高，是我太贪玩了。
人的好奇心，你激情的源泉，其实在小学就奠定了。1979年恢复高考，我身边的朋友都以为我要报中文系。恢复高考以后，我纠结学文还是学理，我就回顾过去十年，让我爱上文学的是当年的困境，我骨子里还是个调皮捣蛋的，最后就决定报理工科了。我初中都没毕业，高考分也不高，二本线过了一点，老老实实上了地质学院。误打误撞学地球物理，知识结构完全展开了。
我是喜欢东张西望的人。大学毕业，我分配到科研院所，只待了一年半，我突然没兴趣了。我喜欢未知的生活和未来。战术层面，具体做成某一件事是需要规划的，但人生怎么规划？人生最有意思的就是，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有一点紧张，有点忐忑，不知道下顿饭钱在哪。风险和机会在数理统计学上是同一个事物，叫不确定性。未来不确定，你才有创新的机会。这不是鸡汤，我看到的真相就是这样。生命太短了。一路走下来，我追求的是什么？快乐。
我人生中做的第三个重大决定是离开体制。1984年8月，我回家，看到成都人民文化宫有个横幅，说深圳蛇口工业区刚成立，要招聘管理干部，开一个管理干部培训班，培训一年。我好奇，管理学我没学过，一听是一个新的工业区，我就去考。9月底收到调令，我就在研究所“大闹天宫”，要走。那个时候我练英文，我是北京英语角最早的那一批讲 Chinglish 的人，在王府井，就站在街头，穿个军大衣，呱呱乱说。我胆大，经常去贸促会的展览会做翻译。结果12月，我在航空展上认识了一个美国上市公司的主管。他说你为什么不来跟我们干？聊了十几分钟，我觉得有点意思，就说行。什么薪水待遇都没管，我只要饿不死就行了。干了两年，我准备出国学管理，公司挽留我，给我提供了奖学金，条件是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继续给他们做顾问，毕业后为他们服务两年。
创业就是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变成一个生存模式。你跟父母借点钱，买个相机到处去拍，你的投资就是你的生命。两年没有收入，这就是投资。以后有人请你了，有现金流了，不就创业成功了吗？1991年12月28日，我把工作辞了。我和我老婆一共攒了6万美元，我老婆让我拿走了5万美元，回国创业。整个1992年，我睡了一年地板，吃了一年泡面。那年的利润，93年全投进去了。我从来没融过资。赚的钱我再投入，越干越嗨。
你在人生的路上，追求自己的心愿，这是真正的人的属性。随波逐流，这是动物。天上的鸟，地上的动物，都是群体迁徙，生怕落单，但是恰恰是人，人随自己的心，这是人的特权。我经常和年轻人说，你想做人吗？大写的“人”是什么，感情用事，随心所欲那才叫人。当然不是说胡作非为，你做事还得讲究。重大决定我永远是情感用事，因为我是人，但是我决定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受到的职业训练是理性的。我们把战略和战术分开来，比如拍《里斯本丸沉没》，战略上这个事儿必须做，不做不行，多少年都得做。至于我有多少资源，中间可能遇到什么，不知道，你遇到坎爬不过去，想办法。
在传统和抽象之间
选择电影是因为我从小喜欢影像。我爷爷、我父亲都喜欢摄影。我进工厂以后，半年工资用来买了第一个相机，长城牌的。我喜欢构图研究，东走西走，看看景象，看看光感，这就是个爱好。电影是双重性的，可以有商业娱乐性，也有文化艺术性。像我这种老家伙肯定是往后想的，赚钱来做电影。
怎么判断导演，我这个人太敏感了。我跟导演不聊电影，瞎聊，聊天聊地聊生活，我都在火力侦察。我看你穿什么衣服，怎么打扮，如果你身上都是名牌，歇了，你的关注点在哪里？如果你都在吃补药，你拍什么电影。你的眼球里装的是什么，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这个是我关心的。我根本不关心你昨天干了什么，我只关心你未来可能干什么，我们俩能不能走到一起。我跟天下所有要当导演的人说，导演不是去当的，不是为了当导演去弄个本子拍，每次在评审会上，我都会问同样的问题，什么东西触动你想拍这个电影。
我和李玉搭档二十年，合作非常愉快。在国际上，我们把制片人分成两类，一种是creative producer，参与创作的制片人，还有一种是operation，运作的制片人。我最喜欢干的是编剧，不是制片人。我完全卷入到编剧层面，剧本是我和李玉共同创作的。制作过程中，我既是总的制片人，也是监制。我和李玉的价值观、电影审美是一致的。我的历史、社会、地理的知识结构更庞大，鬼点子多，而且我非常懂她，我知道她要什么。但毕竟她是女性，我是男性，这是互补，也是冲撞。在剧本阶段，对男性角色的骨头里的东西，我比她熟，对女性那些化学的情绪，她比我熟。我写不出来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我一直说，我不知道艺术是什么，但我知道什么不是艺术。我大概知道，走远了就抽象，走近了就传统，在抽象和传统之间，这就是艺术创作的空间，想象力和感受力经常是在这儿找到的。电影的灵魂是情感、命运，但是有动作，有战争，有大场面，有视觉冲击力，我从来都是支持的。
写爱情电影最难写的就是第一次心动。爱和情是两个层面的事。爱是一种情绪，我喜欢你跟你没有关系；情是一种积累的惯性连接，有了交往才能有断不了的情。你喜欢上一个女生的时候，吸引你的不是她的外表，是她这个德行。我一直讲我学物理出身的，所谓的漂亮是一个几何形态，静止的眼距、嘴角线，这些有啥好看的，动起来是四维的，那叫美丽，所谓的内在外在，肢体语言，谈吐，全都在这儿。我喜欢的是玩伴和战友，能够跟你有交流，能有共鸣的，那才是魅力。谈恋爱的时候，激情是一个尖峰，有峰就会有谷，它一定会掉下来的，靠什么让它周而复始，靠外力。我理科生，我给大家画正弦波，正弦波之所以周而复始，是因为能量注入。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志趣，它就是外部的能量。两个小朋友在五光十色的海滩上捡贝壳，一定是手舞足蹈的，在你手舞足蹈的时候，这两人的关系一定是激情澎湃的。
我从来不管外面打雷下雨，该做什么做什么。我们现在的思路，电影也不完全都是我们自己投资，有利润机会的赶紧让给别人，别人的资金进来以后，现金流滚动得快一点，我在有限的生命里面还能再多做几部电影。风险我们自己承担，就是要换自由度，换话语权。
我想赚的是时间，我赚的是我生命的质量。命比钱值钱，拿生命换快乐，换荣誉感、成就感、愉悦感，这才是聪明人。
摄影 张亮
采访、撰文 林野
统筹、策划 暖小团
文字编辑 王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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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编辑 Sissi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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