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歌1]
地址和电话早已被抹出回忆
但我还记得广告和地砖纹理
记得那个卖香肠的好玩阿姨
记得维佳[1]第一次吻我的经历
学会驾驭滑板车，狠狠一蹬腿
朝他飞驰而去，就像个傻大姐
记得手肘皮上的那块创可贴
还有那日落，无处能与之媲美
[副歌x2]
记得细雨淅沥，我缓步走出影院
这是俄国往事，所以已旷日久远
这是俄国往事，所以梦里才得见
没法把梦偷走，它永远留在心田
[主歌2]
无论现在买机票要飞向哪里
不再有自己的亲友和目的地
再也没人手持标牌前来相迎
那里唱歌也已用另一种言语[2]
镜花水月，连幻想都失去意义
锁全都开着，主锁却被人封印[3]
我完全不后悔，我不愿意惋惜
但我朦胧的梦不想在途中忘记
[副歌x2]
[尾奏x3]
地址和电话早已被抹出回忆
但我还记得广告和地砖纹理
记得那个卖香肠的好玩阿姨
记得维佳第一次吻我的经历
The Breakfast Show，与亚历山大·普柳谢耶夫的访谈节选
- 我们现在其实在做一样的事情——从这里，从流亡生活中，稍稍提高一点大家的士气。流亡对您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吗？
- 不，我和维佳就打了一次电话，因为我们当时在不同的城市。到现在，我仍然觉得这是唯一合乎逻辑的选择。为了做所有这些美好的事情，做慈善活动，帮助大家，当然还为了自己的安全，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决定。如今看到那些留在俄罗斯的艺人，尽管他们有不同的观点，我明白我在那里肯定撑不下去，可能也会被逼去顿巴斯或马里乌波尔演出。所以，从所有角度来看，我都为这个决定感到高兴，无论是从心里还是理智上。当然，我也期待我们能在莫斯科再次举行演唱会。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而现在，我们正在做一些重要的事情：保全自己，发展和提升自己，以便将来能以三倍、十倍的力量回归。
- 我看到不久前[反对派领袖之一]马克西姆·卡茨发布的政治宣言中用您的一首歌剪了视频。您对这个宣言有什么看法？您喜欢这个视频吗？
- 老实说我还没看，但他确实问过我是否可以用这首歌。我总是乐于让所有人用我的歌。我甚至不记得自己拒绝过谁。……作为艺人，我觉得有权不参与这些冲突和风波，不站在任何一方。对我来说，在2024年还在内讧，这似乎有些亵渎，或许在别的时代我会有不同的回答，但是在2024年，我还是认为所有像我一样憎恨那个人和战争的人都是我的朋友。我会一直公开赞美、支持他们。也许在幕后，在私下面对面交流，喝茶或喝酒时，我可能会给一些建议或分享我的想法，如果他们问我的话。有时候会这样，但在公开场合，我会一直赞美、爱戴那些政治家、博主、音乐家、Zemfira、Oxxxymiron和其他所有人。我们过去的所有怨恨都已经过去了，困难的时代引发了团结和互相支持的愿望。……我觉得在困难时期，不应该那么挑剔，我支持所有与我有相同观点的人，并且相信能与他们找到共同语言，无论他们生活在哪个国家。
- 我感觉很多艺人走的是这样的路：他们一开始宣称自己是社会性艺人，发表一些对大家来说非常重要的社会政治主题的作品，但后来他们开始探索自己的内心。而我觉得您走的是相反的道路，你是从自己出发，然后走到普遍性的问题，虽然当然也是透过自己。是这样的吗？
- 我从艺时非常年轻，才十六、七岁，当时我和维佳一起创作了我们最早的几首歌。那时我当然并不特别关注社会问题，也没有时间深入了解人们的生活和兴趣。而现在，我越来越多地遭遇这些问题，所以对我来说，这仍然是关于我的。我特意不在专辑中唱绍伊古，或是提及具体的人名、地名。我祖母对我说：“丽莎，拜托，不要涉足这些，不要。”我确实不想深入这些细节，对我来说，保持在普遍人性的层面上更重要，因为我认为这更有吸引力，这是人们真正需要的。我努力让自己不变成记者或疯子。我希望我做到了，因为我认为这可能会妨碍人们享受这张专辑。我不知道……这算正确回答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sufzJ0FmMU
雨电视台，与尤利娅·塔拉图塔的访谈节选：
- 我听说有些人在流亡后因乡愁而无法写作。大约一年前，您在采访中说，写诗是您的心理治疗。这种情况有改变吗？这张专辑对您来说容易创作吗？
- 我可能是那种生活越复杂，写作越多的创作者，生活带来的挑战会激励我。当然，最好是没有这些事情，但我其实是那种需要通过创作来处理自己内心问题的作者，挤掉所有的脓疮，首先疗愈自己。而且碰巧的是，很多人和我处于类似的境地，所以我希望这也能帮助到别人。
- 我在脸书上看到一些关于您新歌的评论。有些人认为您的歌变得太“政论化”。我看了您和萨沙·普柳谢耶夫的访谈，这好像让您有些沮丧。为什么？
- 我不能说这让我沮丧。老实说，我并没看到这样的评论，直接指责我政治化。因为我把政治看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和其他部分一样重要，因为它影响我的生活，而我尽量从自己的角度写这些事情，只谈论它们如何影响我。我对此没有任何成见。我不认为艺术家不应该涉足这个话题，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云云。这和其他话题一样，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此外，我认为，在俄语文化中形成了一种传统，我们的社会经常处于这样的状态：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记者无法直接谈论社会现象，于是文学和诗歌就承担起了哲学和社会学的功能，一直如此。我认为，音乐家和诗人谈论社会、当局和人民，这本就是我们文化的一种属性，我在这方面感觉很自然。可能是因为我在无数这样的前辈的作品中成长。当然，我们不完全一样，但我觉得这种方法在我们国家非常合乎逻辑和习惯。
- 我想说，您不需要为自己辩解，因为我觉得，当他们谈论“政论性”性的时候，这其实是一种信息操纵，是在指责勇敢、诚实的艺人，说他们变得无趣和缺乏幽默感。您肯定也注意到了您的一些同行被人这么说。
- 听我说，时代不一样了。在2018年，我写关于爱情、最后的舞会、毕业典礼的歌。当然，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再次写关于各种蠢事、琐事的歌，把这些琐事当成世界末日。我很乐意一有机会就去做这些事。但目前阶段这对我来说不太诚实。如果我在主题上如此严格地限制自己，我肯定无法真诚地创作。
- 关于奥丽嘉·布佐娃的风波——她在VK音乐节上演出，因为穿着在审查员看来不太得体，她被迫公开道歉。但这不是问题。我记得您也曾在VK音乐节上演出，现在我看这个音乐节现场，大家都很欢乐，有各路艺人前来。在离开俄罗斯后，您有没有一刻后悔过，不能再在俄罗斯演出，不能再见到这些观众？
- 随着您提到的这类情况越来越多，我越来越相信离开是唯一正确的决定。对我来说，从2月24日开始，我就知道我无法与这些人达成协议。我和同行、亲戚们进行过很多次谈话，他们为我担心，试图让我相信可以找到某种方式妥协，保持平衡，不一定要冲在最前面，可以在某些地方保持沉默，或者说一些稍许唯心的话，但仍然保持自我。但正是2月24日的可怕事件让我明白，我永远无法与这些人达成协议。我不明白那些艺人在指望什么，他们以为自己可以保持平衡，以为可以和那些人解释自己“只是在从事创作”。我认为，如今在这个国家已经不可能从事创作。
我试图回想自己后悔的时候，但大概并没有遗憾，有的是某种奇怪的怨恨，因为我怎么就成了“外国代理人”，这非常奇怪、不公平，我的大脑至今无法完全理解。我读了、看了很多政治学家的解释，我当然明白为什么他们需要这样的法律，但我仍然无法完全相信，我是自己国家的危险罪犯。但并没有因为回不去而感到遗憾。
说到这个，让我惊讶的是人们对我的专辑，特别是对《俄国往事》这首歌的反应，我没有预料到它对大家而言这么悲伤，会让那么多人痛哭、难受。我看到了数以百计的TikTok播主对着这首歌哭泣的视频。而我写这首歌其实是怀着一种接受的感觉，怨恨、痛苦终于变成了一种愉快的乡愁，我不再会把这些回忆拖出来，往所有人的脸上怼，我把它们像一尊美丽的小雕像一样，放在了自己新家的架子上，时不时地会走过来看一眼。结果大家都很忧伤，这让我很惊讶。
TikTok和Instagram上的视频若干
- 我记得在之前的一次采访中，已经是在战争开始后，您说自己回俄罗斯的愿望非常强烈。您说非常想回家，“就算坐牢，我也想用自己的杯子喝茶”，这个形象让我印象深刻。我甚至在我们电视台的周年庆上用了这个例子……
- 您知道我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吗？我重新买了一套同样的被子。我知道很多流亡者都有这种心理障碍：我不能买电视、冰箱、餐具，因为家里已经有一套了，何必再买一套？这种感觉让我活得非常不舒服。我大概坚持了两个月，最后决定买一套同样的杯子，买下所有我需要的东西，接受了事实：我已经不能再把自己的生活装进一个行李箱，一有什么事就能随时离开。我意识到，如果我一直等待，生活会过去，时间会流逝，我孩子们的童年也会过去。我不愿意在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中抚养他们，得在此时此地生活。
- 我们谈到了您的那些认为可以与上面达成协议的同行。您会不会将艺人们分类，比如前往顿巴斯演出的，在VK音乐节演出的，在莫斯科某个电影节走红毯的，然后谴责其中的某一类？
- 有过谴责、愤怒和不满的时刻，毕竟我私下认识这些人，曾与他们交往，一起演出，讨论现在我和您讨论的这些话题。……但后来，我听说了一些幕后故事。我当然不会说具体的名字，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自己会把发生的一切告诉大家。我知道，对某些人来说，这当然是个人选择问题，而且不是为了家庭和安全，而是为了舒适，为了钱，但我知道，有些留在俄罗斯的人的确就是人质。我不再对他们有任何谴责。
这么说吧，假如他们也用我的孩子来要挟我，找到了我的软肋，那么他们要我唱什么我就唱什么，要我跳什么我就跳什么，要我去哪里演出我就去哪里演出。我能够拿起行李走人，能够不留软肋，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和特权……
- 我想要再问清楚。这段时间我也听说过许多个人故事，大家都和我分享，但我没有听说过真正现实意义上的人质。大家都会援引类似的例子，但技术上我无法去彻底想象这件事，用孩子和父母去牵制一个人，我感觉，俄罗斯国家的行事方法稍有些不同，更多使用这种可能性来恐吓人，您指的也是这种情况吗？
- 娱乐行业有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在许多人身上都能轻松地找到软肋。我相信，未来他们肯定会自己和大家讲出来。我个人会尽可能，比如让我的听众去聆听他们的解释。我强烈建议过他们把这一切都录下来，固定证据。我相信我们会听到这些事的。
- 您看了纳瓦利内团队用您的《俄国往事》做的视频了吗？您对此有何感想？
- 我想我可能看过。在TikTok上，有很多用这首歌为背景制作的感人视频。我每次看都会起鸡皮疙瘩，想哭，因为我看到人们都同样渴望过正常的生活，他们当然配得上这种正常的生活，配得上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
青年民主运动组织“春天”和独立媒体Insider剪辑的视频两种
美杜莎网，与舒拉·古利亚耶娃采访节选：
- 战争对你的新专辑有何影响？
以前写歌时，我会尽量少想自己的听众，以免吓跑缪斯和灵感。这一次，我恰恰想与听众对话。当我看到大家对这张专辑的反响，我感觉自己说得还不够。我还想再说。也许我和维佳会再发行一张EP或几首单曲。
- 移民后，您的经济状况有何变化？
- 为了维持理想的生活水准，现在当然得多工作。但我很庆幸还有工作，而且这么多的音乐会和新音乐确实让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得到了发展。我觉得自己获得了很多技能，我相信将来当我在莫斯科和基辅举办音乐会时，这些技能会派上用场。我将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艺术家，更加成熟和专业。
我有两个孩子，这对我的经济影响很大，比移民要大得多。但我开始对奢侈品无动于衷，有一天它们失去了所有意义。我已经很久没穿过会让我害怕失去的东西了——现在这是我选择买不买一件东西的一大原则。
- 你不怕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移民艺术家生活会变得越来越艰难吗？
- 不，我知道我总能找到事情做。我是一个有进取心的人，我总是在想新点子。我可以有一份正常工作，并且不会允许任何人因此对我评头论足。我知道自己总是可以退一步，这不会是失败。
维佳可以和任何国家的其他艺术家合作。他英语流利，简历很漂亮。而我就当一个育儿和烹饪的播主。会像[苏联传奇诗人歌手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的遗孀]尤利娅·维索茨卡娅那样烤奶酪饼。
- 你在立陶宛感到安全吗？尤其在[纳瓦利内团队的幕僚长]列昂尼德·沃尔科夫遇袭之后。
- 我觉得，首先作为一个敢于公开谈论政治的人，其次作为一个在TikTok有近三百万粉丝的人，我应该比普通人更多地为自己的安全着想。
无论我生活在哪个国家，我都必须担心孩子们的安全，考虑最偏执的情况。这与立陶宛或那起案件没有具体关系。虽然维尔纽斯是座小城市，那起案件肯定让我们所有人都震惊。我努力保证家人的安全，为此，我再也不会住没有道闸、围墙、不关单元门的房子了。
- 2022年，你在接受采访时说，政府官员在战前经常请你去谈话。你说，告知某个艺术家对他已经“在准备有所行动”，并表示愿意“帮忙”是一种标准做法。自你出国后，他们有没有再试图联系你，让你公开认错，或者去顿巴斯演出？
- 没有，他们马上意识到，从今往后劝说我是毫无意义的。我的公开立场使我避免了许多复杂局面和吞吞吐吐。当你试图两头讨好，你就会成为各种政治力量的靶子。
在战前，我和我的经纪人有一项专门的任务，就是把那些想与我谈判的政府人士拒之门外。我不敢粗鲁地拒绝他们，以免惹上过于严重的大麻烦，但我当然也不会同意去总统办公厅参加这种会面。谢天谢地，我还是理智地没有去。
- 你从未对那些留在俄罗斯的艺人感到愤怒吗？
- 当我听到一些我完全清楚其立场的公众人物试图公开指责离开的艺术家时，我感到愤怒。他们喜欢说我们无权谈论俄罗斯，因为我们离开了。这让我又好气又好笑。毕竟，往往我是从那些多年未曾离开过鲁布廖夫卡豪华别墅或花园环路的人嘴里听到这样的话。那些为克里姆林宫工作、靠克里姆林宫的钱生活的艺人与俄罗斯并不亲近。
我觉得他们与观众的距离比我远得多，即使我身在异国。这些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开放、真诚的对话，因为我爱大家，我写关于他们的歌。为了捍卫他们，我愿意牺牲自己，甘冒风险，只为他们不被兜售各种胡说八道。
我离开的唯一目的就是让自己免于牢狱之灾。某些人会认为，这让我的发声变得不那么有效？我认为恰恰相反。如果我没有因为自己的言论而坐牢，难道就说明我不够正派？
我出生在这个国家，通过俄语作家、诗人和说唱歌手的作品学习了人文主义。我是这一文化环境的产物，我在2022年的离开、我的新歌都是我文化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它。
- 怀孕和分娩的经历如何影响你对自己身体的看法？
- 因为两次怀孕，我的体重增加了一些，变得更柔软、圆润、更有女子气了，我很喜欢这一点。我更喜欢镜子里的自己了。虽然出现了一些缺陷，但我尽量不去注意它们，因为世界上所有人都不会在意它们，包括我的听众和我的丈夫。我觉得我完全没必要以任何方式将自己性化或物化，尽管我似乎是一个在舞台上唱歌的歌手。我可以做很多更酷的事情，而不是健身、减肥或对自己的身体做其他什么事情。
- 当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评论你的外表时，你会感到痛苦吗？
- 有时会不愉快，但把他们拉黑我就舒服了。
- 新专辑中的那首《咪咪咪》（Кис Кис Кис）表达了你对物化、性化女性的情绪。你是如何想出这首歌的？
- 名字我就不说了，但某些男性说唱歌手、演员，他们觉得自己是“绅士”，为自己睡过上千名女孩感到自豪，认为这让他们很酷。他们的采访中让我受到启发，把他们的话改编成歌词。我什么都没有编造。我只是想让他们感觉到，当你被物化，那会有多么不舒服。
我和维佳讨论过很多次，我们很明白“有毒的男子气概”这个概念，但什么是无毒的男子气概，我们却不知道。直到我们一起经历了分娩，我们才找到了这种“正常”的男子气概。
我认为，真正棒的男子行径就是，比如说，和妻子一起经历怀孕。那你才算牛逼！不能害怕、疏远她，而是要说：“亲爱的，我知道你现在会经历那么多情绪，我要和你一起经历。我也要去陪产，因为我有足够的睾丸激素，能让我以后更爱你。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为你坚强、稳定。”
- 你有没有觉得自从当妈妈后，你开始被更多人严肃对待了？
- 我生孩子的年龄[24岁]让大家都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同情。有点像《16岁怀孕》那个电视节目。这也是因为我在青少年时代就红了，很多人有一种固定印象，觉得我就是个唱校园歌曲的女孩。可突然间我有了这种转变。这对很多人来说出乎意料，但我并不害怕。
我试着尽可能向大家坦诚地谈论自己的母职，我很高兴大家将我视为彼佳和尼娜的妈妈，我不必再做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了。
- 有人不把你当回事会让你生气吗？
- 好几次我被这样的评论惊到：“这小家伙要搞什么？”“可怜的孩子”。过去这让我非常生气，但我意识到这是我角色的一部分——做一个睁大眼睛看一切的天真孩子。我想，我身上确实有某种类似元素，而且不会消失。我必须和它妥协。
你永远不可能成为网上人们心目中完美的母亲。和别人吵架也没用。如果有人讨厌你们，那多半说明你们一切都好。我甚至为此写了首诗——这是一首还没发行的歌。
- 您即将[6月8日]与Noize MC、伊万·多恩和Luna在同一个音乐节上演出。在全面战争开始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艺人同台演出是非常罕见的。这场音乐会是如何组织的？
- 我不知道是怎么想出来的，但我一收到邀请立刻就答应了，因为我认为这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看大家的反应非常有趣。我已经准备好做一只小白鼠，参加这场实验。
我认为，这次艺术节对组织者和场地所有者来说都是个很好的信号，因为自战争开始以来，他们一直处于茫然状态。比如，他们不知道哪些艺术家可以在同台演出，哪些不可以。这妨碍了工作。我希望他们能最终确定自己的方向，并意识到，俄语观众绝对是有头脑的正常人。他们会仔细听你的歌词，欣赏艺术家的所作所为，而不会仅仅因为他的国籍而仇恨他。
- 当我现在听你的《最后的舞会》，我感到一阵怨恨，因为“世界末日”在我青年时代就降临到了我头上：新冠、全面战争。我觉得自己有点被欺骗了。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 有，但我觉得每一代人都有这种感觉。只不过在我们身上发生得非常集中。但我觉得这就是25岁、30岁的本质：你发现这个世界比你过去想象的要糟得多。它充满恶意，而人们的主要特征就是互相憎恨。
无论你所属的群体也好，还是你的国家也好，都不会完全接受你。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把你吃掉。这当然令人失望。我现在也还处于接受这一点的阶段。
我认为，只需要用更小的范畴来思考：你有你的小家庭，有你爱的人，也许是朋友或父母，管他是谁。也许你的孩子也会成为那支持你的人。但其他一切都只是靠不上的幻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