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89到1871:涉过民粹漩涡?| 青年维也纳

文摘   2024-08-05 17:04   江苏  

从1789到1871:涉过民粹漩涡?


作者:高林(克罗采和春天)

各种正当的愿望和罪恶的野心都在一个普遍愤怒的背景下轮番上演,但事实上这些革命者真的想要满足那些没有机会发的群体的需求么?

1789年的革命是一系列矛盾同时爆发的产物。


首先是波旁王朝对外扩张的失败,对外扩张的失败导致了人们对波旁王朝“外交转向”的厌恶,这种厌恶集中体现在作为“外交转向”的象征的王后身上。


然后是波旁王朝扩张失败导致的财政破产,财政破产本身又暴露了绝对君主政体在税收上既不够循规蹈矩、又无法肆意妄为,暴露了制度的无能和软弱。路易十六和高等法院的对抗让王朝颜面扫地。这就鼓励了一大批野心家想要借机上位,把王朝推向崩溃自己取而代之,比如奥尔良公爵和1789年积极支持三级会议的一大批大贵族。


《三級會議的召開》(1789.05.05)  Auguste Couder  1839年作


还有围绕着征税问题,高等法院、显贵会议、三级会议都拼命争取舆论的支持,于是经济萧条、农业歉收使民众产生的不满情绪,还有波旁王朝税收不合理、税收负担不公平在民众中间造成的愤怒也一起爆发出来。


在这些不满之外,还有市民对社会阶层固化、缺乏上升渠道的不满,知识分子对王朝的愤怒和不满,这些人其实在社会整体当中只是极少数,却利用王朝末期的舆论风潮占据了巨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同时群众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绝对君主制时期真正疯狂聚敛的目标是农民,国王什一税也好、二十分之一税也好、第二个二十分之一税也好、第三个二十分之一税也好主要针对的都是农民,劳役、军役税附加的征收对象也是农民。农民的愤怒是直接针对国王的。而市民愤怒的则是间接税,是城市的“入市税”,是负责征收这些间接税的“包税所”和包税所里的包税人,还有包税所和入市税的化身的“包税人城墙”。


《网球场宣誓》(1789.06.20) Jacques-Louis David 1791年作


所以如果我们认真观察,就会发现1789年法国好像是一片愤怒的海洋,但事实上汇成这片海洋是几个不同的群体——觊觎王位和权力的大贵族、对税收负担不满的小贵族、对自身处境不满的外省贵族、既想解决国家困境又想改变自身命运的民众煽动家、被税收压得喘不过气的农民、对经济萧条、战争和入市税不满的市民,尤其是巴黎的市民。


所有这些人又分别聚集在两个不同的革命旋涡里,一个是代表整个法国的议会,无论是最初的三级会议还是制宪议会还是之后国民公会,它们在理论上都是代表整个法国的。同时还有跟他们近在咫尺的愤怒的巴黎市民,他们一开始在特定的区,比如圣安托万郊区,后来随着巴黎的革命动员则渐渐在巴黎的大部分占据优势,甚至可以把市政厅作为自己的核心。


《全法国民卫队联盟节》(1790.07.14)  Charles Monnet 1790年作


即使在这两个不同的核心里解决问题的主张也是多种多样。比如看起来人人都想要一部宪法,至少是议会里的大多数都想要一部宪法。但事实上要一部什么样的宪法也是问题。对一部分人来说让路易十六签署宪法就算胜利了,但也有人觉得为什么不让路易十六退位然后让奥尔良公爵为路易十七摄政呢?为什么不可以直接杀掉波旁王朝长枝提前三十多年建立奥尔良王朝呢?既然宪法的目的是限制王权那为什么不可以干脆把菲利普·平等也送上断头台呢?那既然共和国靠不住,为什么不能让一个愿意保障所有革命暴发户的既得利益的科西嘉军头成为“革命的皇帝呢?”


革命的各种集团、各种正当的愿望和罪恶的野心都在一个普遍愤怒的背景下轮番上演,但事实上这些革命者真的想要满足那些没有机会发声的群体的需求么?1789年8月4日所谓的“神奇一夜”,各个代表争先恐后地跳上讲坛宣布放弃自己的种种封建特权,把书记员都累趴下了。为什么?因为外省的农民已经行动起来了啊。他们已经在砸毁庄园、焚烧地契了。在无法派军队恢复秩序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妥协啊。


神圣的《**宣言》


为什么神圣的《**宣言》里要特地重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除非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且“预先补偿”呢?因为封建特权不是白白放弃的,你得赔偿啊!就算别的封建权利可以不补偿,花钱买来的官职是必须补偿的啊!为什么大革命这么混乱?因为有几亿利弗尔的官职补偿款必须支付啊。


同样的议员们想要一部宪法,但巴黎人真的想要宪法么?1789年谁才是巴黎革命的发动机呢?巴黎的工匠每天忙着干活,是谁在菜市场排队等着退市之前的“大甩卖”呢?是谁在粮食市场排队等着清仓的“外省面包”呢?是巴黎工匠的老婆们。她们聚集在一起排队,每一种小道消息、风吹草动都能影响巴黎的粮价,所以她们对消息最敏感、买不到粮食就要挨饿,所以她们对消息的反应也最快。向凡尔赛进军的先锋就是这些人,她们的老公、男朋友、老爹、兄弟都是后赶上来的。这些匆忙拿起木棒去追赶自己的老婆、姐妹、女朋友的人,他们真的关心一部宪法么?可能是关心的。但一部宪法真的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么?恐怕每个人都能想得清楚。


1789.10.5-6十月事件 凡尔赛妇女要求面包


事实上如果我们去观察所谓的大革命,议会和巴黎,国民公会和巴黎市政厅,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总有人会去议会请愿,总有人会愤怒地包围议会,总有人要在旁听席上愤怒的叫喊,米拉波子爵曾经抽出佩剑大喊一声“跟我攻到旁听席上去!”


而且大革命的问题、大革命的主角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法国国内的。革命的直接原因是波旁王朝的外交和军事失败,王朝即将垮台难道法国就不需要重振雄风了?1792年法国迫不及待地向哈布斯堡王朝宣战,这难道不是为了扭转路易十五以来亲哈布斯堡的外交道路?而且从1792年到1815年之间法国的对外战争几乎没有停过,有人把1792年以来的战争叫做“第二次三十年战争”。


1792.9.20《夏尔特公爵在瓦尔密战场》 Éloi Firmin Féron 1848年作. 图中公爵(绿色制服者即后来的路易·菲利普国王)正在向罗尚博元帅汇报战况


不间断的对外战争,不间断的抵抗外敌或者对外侵略,又进一步造成国内的混乱和经济萧条,让巴黎人更加艰难困苦,更加不满。对外战争本来被看作是转嫁国内矛盾的手段,但结果却让革命在国内升级。恐怖时期是对外战争困难的直接后果,军事上的胜利也成了雅各宾派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内部的矛盾、外部的压力、一部分人的崇高理想、一部分人的罪恶野心、巴黎人要求生存的呼声、外省农民想要公平的要求,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愿望都汇聚在一起,交给一群没有政治经验,最多也只是粗通复式记账法的革命风云儿去解决。结果当然是一场剧烈的地震。


而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观察1870年到1875年之间的法国。我们就会发现,1789年和1871年之间法国有了很多不同。


1794年夏《最后一批恐怖政策受害人的传唤》


1789年的外省是一片愤怒的海洋,但1871年的外省风平浪静。外省人现在对巴黎人的怨恨远比他们对本地贵族、资本家的怨恨大。看到巴黎人他们就会本能地觉得这是一群流氓无赖,一群游手好闲想靠全法国的捐税过清闲日子的“巴黎爷”。一听到巴黎起义的消息就马上想到1848年的“国家工场”。巴黎一感冒全法国就发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同时1870年到1871年之间有几个月的时间巴黎是被普鲁士包围的。巴黎和外省之间音讯不通,巴黎只能用热气球把邮件和胶卷送到外省,巴黎先是相信自己可以重现1792年起义,把普鲁士人打翻在巴黎城下,战败了就指责别人背叛、出卖。然后又等着外省来解围,结果巴黎人饿到吃老鼠,卢瓦尔河军团也没能解围。于是巴黎人开始异想天开地提出各种办法战胜普鲁士人。比如找风尘女子去向普鲁士人传播花柳病。比如造热气球把一个巨大的钢铁预制件拉到普鲁士兵营上空扔下去,把普鲁士人砸成肉饼。


W.亚历克西斯,《巴黎》(Paris),1871,彩色版画


这些玩意在只能从巴黎向外传递消息的时期被大量送到外省,让外省人更加厌恶巴黎的人的“爱国热忱”,觉得他们都是只会唱高调的傻瓜。当巴黎人再次发动起义,梯也尔趁势把议会带到了凡尔赛,然后利用外省对巴黎的厌恶来组织军队围攻巴黎。普鲁士军队控制着巴黎城郊,让巴黎人没有机会去发动整个法国一起革命。


事实上巴黎人到底有多认真地想要发动全法国也一样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巴黎公社期间很多投身革命的巴黎人都是从城外赶回巴黎的“老巴黎人”。在第二帝国对巴黎的改造期间他们原本都被“疏解”到外省去了。现在巴黎公社成立了,这些“巴黎爷”特地赶回巴黎参加起义。这时候你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带着塞纳河、马恩河的邻居一起行动?”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回答你?


1871年的法国和大革命的法国,依然有两个不同的核心,议会和巴黎市政厅,而且它们都有各自的武装力量。但他们却完全分化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法国站在梯也尔一边,巴黎下层阶级在巴黎公社一边。


安德烈·德瓦姆贝兹,《巴黎公社的第一天》(Le premier jour de la Commune de Paris),布面油画


同时1871年的法国也没有什么外部压力需要解决,事实上1871年的法国根本没有什么迫切的外部敌人,只要愿意投降,德意志帝国就很愿意维持共和制的法国。俄国和英国担心的也是作为欧洲一极的法国的崩溃而不是法国到底是不是个共和国。外交问题上前所未有的清晰,只要愿意割让领土、支付五十亿法郎的赔款,外交上就没有问题,俾斯麦甚至愿意协助法国镇压巴黎公社。


内部也是如此,巴黎被普鲁士人包围,被凡尔赛军队包围,剩下的整个法国都被议会控制,农民、外省市民已经对革命毫无好感,1848年6月只有外省的资产阶级愿意坐火车去镇压巴黎,现在外省的农民也很愿意跟着梯也尔镇压巴黎。


爱德华·马奈,《街垒》,1871,石版画


革命的外交环境前所未有的清晰,革命的矛盾和阵营也前所未有的清晰,双方能够动员的资源和力量也前所未有的明确,那剩下的就是五月流血周这一个结果。


所以1789年和1871年法国的革命者和“革命者”面对的使命完全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复杂程度也完全不同、掌握的资源也完全不同,1789年是王朝自己走向崩溃之际引发的地震,1871年只是一场短促的内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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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大鹏Hans
陆大鹏,世界史研究者,英德译者。著有《德意志贵族》。译有“地中海史诗三部曲”、《阿拉伯的劳伦斯》、《金雀花王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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