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期凶案调查工作的很多弊端延续到了魏玛时期。凶案的结案率长期低迷，其原因除了我们前文介绍过的种种缺陷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各个调查组和各地区之间缺乏沟通和协调。每个调查组往往对别的组的工作一无所知，所以很难在不同案件之间建立联系、寻找共同点。为了把各地的凶案调查工作协调起来，政府也做了不少努力，比如1922年起草了全国范围的刑警法，但因为巴伐利亚邦的反对，该法未能颁布。1925年6月1日普鲁士邦组建了“普鲁士邦刑警总局” （Landeskriminalamt，缩写LKPA），但收效甚微。[1]真正集中化、统一化的刑警队伍，是在纳粹时期建立起来的。
柏林刑警早在1919年就开始进行业务上的改革。刑警总长霍普（Hoppe）根据甘纳特等人的建议，对凶案调查科的常设人员构成做了新的规定：
刑警总长
鉴定科科长及工作人员
两名摄影师
法医
化学专家
检察官的代表
此外，每一起具体的凶案，配备
两名探长
一名巡警警长
三名巡警
十、十二名技术鉴定人员，其中六人去现场，六人去最近的派出所
十一、 一名器材和灯具负责人员
如有需要，还可以邀请记者和警方发言人同去。[2]
警局对犯罪现场的处理也作了新的规定，主要是为了保护现场、最大限度地保存证据，比如严禁在现场的警员“脱下或放下外套、帽子、手杖、公文包等物品”。这些东西必须放在指定的位置，并且可能需要在专人监督下放置。[3]
更有力的改革得益于A科科长甘纳特本人的不懈努力。为了消除调查工作缺乏协调的弊端，甘纳特在A科建立了固定、常设的“谋杀案中央调查组”，于1926年1月1日正式开展工作，他本人担任组长，领导和协调警局内的所有凶案调查工作，改善警探们之间的交流和互相学习，促进经验的积累。[4]“谋杀案中央调查组”也逐渐和A科融为一体，很多人将它们混为一谈。甘纳特在A科的副手是路德维希·维尔纳堡博士。值得注意的是，维尔纳堡还曾担任B科科长。[5]他中等身材，微胖，衣着讲究，爱开玩笑的同事给他取的绰号是“吹牛男爵”，因为他擅长讲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尽管有些故事是他自己编的。[6]
“谋杀案中央调查组”由一个“现役”调查组和两个“预备”调查组组成。“现役”调查组有一名年纪较大、经验较丰富的探长，一名年纪较轻的探长，四到十名来自其他科的探员，一名女速记员（《巴比伦柏林》的女主夏洛特开始的时候就是速记员），警犬管理员和鉴定科人员组成。“现役”调查组负责整个柏林市所有凶杀案的调查。两个“预备”调查组分别由一名探长、两到三名刑警和速记员组成。[7]为了培养和发现人才，也为了让大家都能有凶案调查的经验，九个科的人员都要到A科轮岗[8]。
甘纳特对现代刑侦科学的进步有很多贡献。在德国警察当中，他是最早认识到在犯罪现场搜寻蛛丝马迹的重要性的人之一。是甘纳特首先明确规定了，警察到了现场之后应当如何操作，每一个步骤应当注意些什么。这套“标准操作流程”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调查组组长对犯罪现场进行初步的、概览性质的观察；
专业人员寻找痕迹和证据，自己尽量不要留下任何痕迹。每一个重要的点都要做好标记；
对犯罪现场拍照；
采集指纹、脚印和轮胎痕迹。保存证据，交给专业人员检测；
刑事调查；处理痕迹、物品和证物；
在现场勘查和鉴定科的工作结束后，法医进行初步检验；
对现场情况的登记和报告。报告完成之后，才可以将尸体从现场运走，供进一步尸检。[9]
案发之后尽快抵达现场、开始调查是最重要的。为了节约时间、提高效率，甘纳特自己设计改装了一辆谋杀调查执勤车，它被大家简称为“谋杀调查车”（Mordauto）。车内有办公设施和鉴定设备，包括打字机（当然会配备一名女速记员）、折叠桌、折叠椅、用来标记现场物件的铁杆和小旗、探照灯、手电筒、摄影器材、剪刀、金刚石刀具、斧子、铁锹、计步器、测量卡尺、橡胶手套、橡胶围裙、镊子、探针、吸量管（用来收集液体），以及用来保存证据的各种容器。[10]甘纳特总是坐在副驾驶的后方，因为他的体重过大，为了汽车的安全，还专门为汽车作了加固。谋杀调查车的司机明希贝格（Münchberg）也是个传奇人物，据说他是柏林最好的司机，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驾驶这辆笨重的汽车绕过柏林的每一个拐角。[11]
甘纳特建立的“谋杀调查中央档案”也是闻名遐迩，令他非常自豪。这套档案系统性地收录了几十年来所有已知凶案的材料，不仅仅是柏林的案件，还有全国各地的，甚至还有外国的。收集的材料不仅有原始档案，还有通缉海报和报纸等。为了搜集更多资料，甘纳特还“借阅”了其他地方警察局的资料，有时就“忘记”归还了。档案涉及的案件不仅包括“常规”的谋杀案，还有各种与其他类型案件相联系的自杀事件：因为受到诽谤或诬告而自杀、遭到诈骗或感情欺骗而自杀、遭到敲诈勒索而自杀等情节的案件。[12]
档案人员还制作了检索卡片，可以根据凶器、作案情节等范畴来检索相似案件。卡片有不同的颜色，这样便于检索。在1930年，柏林警察局拥有110套不同的卡片，包含数十万人的资料。其中指纹鉴定部门在1920年拥有254000页资料，到1932年就积攒到了561000页。警察局收集的罪犯照片档案在1920年有26000人的照片，在1932年有49000人的照片。[13]在1945年之前，除了柏林警察局之外，德国没有一个地方的执法机关拥有规模如此庞大、分类安排如此精密的案件档案系统。1945年，美国人获得了这套档案的一部分，对其极高的水准感到惊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位专家说，他从未见过如此完美的犯罪档案。[14]
但档案和检索不是万能的，很多无名尸的身份难以确定，而流浪汉等社会边缘人员一旦死亡，要确定身份更是难上加难。柏林警察局的一个对策是在“红堡”的走廊内设置玻璃橱窗，张贴无名死者的照片，向广大社会征集线索。
1923年，名记者约瑟夫·罗特写了一篇文章，描述柏林警察局的无名死者照片橱窗，并感慨芸芸众生的悲惨命运：“这是残酷城市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展览。在这座城市的沥青铺就的街道、灰暗的公园和蓝色的运河中，死神拿着左轮手枪、堵嘴的破布和氯仿麻醉剂，潜伏着……这些逝者丑陋而充满责难，就像悬在那里的良心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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