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之后，采取“以华制华”方针，扶植了一批汉奸伪政权。为了阻止与打击各地伪政权，国民党特工队对准备投日和已经投日的汉奸头目进行了一系列的锄奸暗杀活动。虽然这些行动治标不治本，但在当时，影响巨大，客观上起到了震慑汉奸、鼓舞抗战民心士气的作用。
1938年11月底，南京国民大会堂，伪政权头目王克敏(中)与梁鸿志(左二)在“华中七省市代表促进树立中央政府大会”上相遇
01
刺杀王克敏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策动成立华北伪政府，找到王克敏，要他出来“挂帅”。王克敏曾先后在清政府、北洋政府以及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沦为汉奸之前，他还在1935年12月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担任委员兼经济委员会主席。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统辖平津等华北地区，王克敏出任伪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伪内政部总长。
1938年2月，军统决定以最严厉的手段制裁王克敏。这一任务交给了天津站站长陈恭澍。陈恭澍受命之后立刻带天津站行动组来到北平，与北平站人员合作商讨暗杀王克敏的计划。
陈恭澍通过老友张作兴多方奔走打探，联系到王克敏的警卫队长，得知了王克敏的行动规律，他每星期二下午两点都会去日本宪兵队所在地煤渣胡同20号与日本特务喜多诚一见面。陈恭澍立刻据此布置行动，他调查了煤渣胡同一带的地形和王克敏的警卫情况，最后发现：王克敏出行总是有两辆车，他坐在前车的后排座位，上面除了司机，另有两名警卫;还有一部警卫车随后，车上有三四名警卫;开进煤渣胡同时，前车减速慢行，警卫车会加速超前，提前下车布岗，保护王克敏下车进门。于是陈恭澍决定在前车转进煤渣胡同减速慢行时采取狙击行动。
1938年3月28日下午，陈恭澍亲自率队出发，他们先在东四牌楼南大街金鱼胡同东口的光陆电影院门口集合。然后，王文率第一组蓝子春等三人先到煤渣胡同口，准备集中火力射击王克敏座车，王文璧的第二组三人负责猛烈压制警卫车，阻止对方反击。整个暗杀行动由陈恭澍统一指挥，他在大街对面的一个小摊上综观全局，以暗号作指示。
下午13时57分，王克敏的汽车从南驶来。根据事先定好的暗号，陈恭澍“陡然立起”示意发现目标，当警卫车转弯加速驶入煤渣胡同东口、王克敏乘坐的车辆正打转方向盘驶入胡同之际，陈恭澍“戴上帽子”，示意行动人员开枪射击。看到信号，特工蓝子春和徐自富立刻拔枪，向汽车后排坐的人射击数次，子弹密集，后排座椅上的人应声倒在座位上。陈恭澍误以为击中目标，遂下达撤退命令。
然而，出乎陈恭澍等人意料的是，王克敏仅受了轻伤，被打死的是与王克敏同坐后排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碰巧这一天他应邀陪同王克敏一起到煤渣胡同，山本荣治中弹身亡后，倒在王克敏身上，当了他的护身，王克敏因此逃过一劫。而在刺杀行动中，蓝子春腿部中弹，逃离现场时，一路上的点滴血迹，留下了线索。当晚，日本宪兵出动军犬追循血迹，找到了蓝子春藏身的山货店，最终抓获了蓝子春和徐自富，不久后，二人都惨遭杀害。至此，刺杀王克敏行动彻底失败。抗战胜利后，王克敏被重庆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名逮捕，1945年12月26日最终死于北平第一监狱。
唐绍仪
02
刺杀唐绍仪
1938年夏，日本进一步推行“以华制华”方针，“对华特别委员会”作为“专门负责有关重大对华谋略及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正式成立，日本陆军中将土肥原贤二成为该机关的首领。他上任后开始物色既有声望又有一定势力的政治人物，准备用来充当汉奸中央政府的头面人物，曾历任要职的政客唐绍仪是重点拉拢对象。
鉴于唐绍仪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重庆政府密切关注他的动向。1938年初，蒋介石托人捎带亲笔信，要唐绍仪离开上海到武汉，并以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主席一职相许，但唐绍仪不为所动。1938年3月中旬，外界盛传唐绍仪将落水当汉奸，他对此不置可否，还拒绝了广州抗日团体要他南返的呼吁和汇去的旅费。
1938年9月，土肥原亲自到上海，秘密访问了唐绍仪，进行了两次会谈。在会谈中，唐绍仪的女婿岑德广与日方具体商讨了“合作”问题。日方提出让唐绍仪“出任新政府首脑”，要求“新中央政府于10月底成立”。岑德广与日方的秘密谈判很快被发现，特工们除了对唐绍仪的起居活动进行日夜监视外，还派唐绍仪的远亲、情报员谢志磐到位于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40号)的唐宅内进行侦察，迅速掌握了唐绍仪的动向。蒋介石对唐绍仪与日方的交往十分不满，让在香港的杜月笙写信给唐绍仪，劝他离开上海，但唐绍仪回信拒绝，说宁可当亡国奴也绝不会当汉奸，还说不要怀疑他和逼他太甚。于是，蒋介石决定对唐绍仪实行制裁，
暗杀唐绍仪的行动由此启动。唐宅防卫森严，租界巡捕日夜守卫，还雇有多名保镖，唐绍仪独居一室，深居简出，不易下手。特工们制定了两套刺杀方案，一是让谢志磐买通司机，在唐绍仪外出时在马路上狙击，但因考虑马路上难民过多，狙击后暗杀者很难逃脱，方案难行;二是以谢志磐作内线，组织一批人武装冲入唐宅刺杀，但唐家警卫多，附近的巡捕闻讯会迅速赶来，同样难保成功。之后，谢志磐提供情报说，唐绍仪酷爱收藏古玩，往往亲自接待古董商人，暗杀行动便决定以此为切口，由军统上海行动总队长赵理君执行暗杀任务。
此前，谢志磐先带着特务冒充古董商进入唐家，以推销文物古董的名义上门探路，了解唐府的情况后，假称还有更好的文物，约定再次登门。1938年9月30日上午，赵理君扮作古董商，带着扮作伙计的特工王兴国、李阿大乘坐小汽车前往唐府。他们将一柄小钢斧藏入带去的宋瓷花瓶中，由谢志磐带路顺利进入会客厅。
仆人上楼请唐绍仪时，赵理君迅速将客厅各处的火柴藏起来，李阿大则将小钢斧取出藏在身上。唐绍仪下楼后招呼仆人敬烟倒茶，但客厅四处都找不到火柴，仆人奉命去储藏室拿火柴，走出客厅后，赵理君便请唐绍仪鉴赏文物。在唐绍仪低头专心端详古董之际，李阿大转到他身后，举起斧头砍向唐绍仪，唐绍仪未出一声，便一头栽倒在地。
刺杀成功后，赵理君指挥李阿大等出门上车，自己走在最后。到客厅门口时还恭敬地向里面招呼“不必送了”，接着关上客厅门从容离去，门外的保镖、仆人丝毫没有产生疑心。赵理君一行人上了一直等候在外的小汽车后，迅速开出铁栅门，向马路上飞驶而去。仆人回到客厅，见唐绍仪已倒在血泊中，大声呼喊，等保镖出去追赶时，汽车早就驶出视线。唐绍仪被家人送到附近的广慈医院，最终仍旧不治身亡。巡捕房根据唐公馆门卫提供的小汽车号码线索，出动汽车巡查搜捕，在一个僻静的路口找到那辆车，但车内已空无一人，谢志磐的住处也早已人去楼空。
事发后，一些国民党元老十分不满没有掌握唐绍仪失节确证就将其杀害。蒋介石政府为了遮人耳目，颁布了一个《国府委员唐绍仪褒扬令》，以蒋介石个人名义给唐绍仪家属发去一份唁电，发放治丧费5000元，还故意散布说唐绍仪是因不肯出山当汉奸而被日伪特务暗杀，并将唐生平事迹存付国史馆，以平息风波。
1943年，汪精卫(右)在赴东京参加“大东亚会议”期间，会晤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左)
03
刺杀汪精卫
1938年12月18日，时任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借口赴成都中央军校主持典礼，乘坐事先准备好的飞机飞往昆明，接触云南省主席龙云，希望龙云与他共同发动政变，龙云未立即表态，汪随即出走越南(当时称作安南)首都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响应日本首相近卫声明，发表“艳电”，宣称愿与日“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公开投日。
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决定处置汪精卫。2月到3月初，从各地调动的特工分批抵达河内，组成工作组，以陈恭澍为工作组组长，主要行动人员包括王鲁翘、余乐醒、方炳西、陈邦国在内共9人，此外还有几名工作人员负责从旁协助、联络、运送武器。当时越南仍是法国殖民地，法方为提防越南人民反抗运动，对持有武器者一律处以重刑，因此所有武器全部由拥有法国亲友的协助人员冒险夹带进入河内。同时，工作组也联络了4名当地华侨，通过各自的关系协助打探情报。
最初两个月，工作组的任务主要是探清汪精卫住址，并监视其行踪，查证其是否有离开河内的意愿等。3月19日凌晨，工作组收到正式行动电报。
汪精卫在河内的寓所位于高朗街27号，建筑坚固，围墙高大，墙上还安有保护网;门外有越南警察与便衣人员执勤，门内还有护卫人员和警戒。汪精卫本人终日闭门不出，工作组很难下手。此前工作组在准备阶段，也曾构想过几种制裁汪精卫的方式，如长于药物知识的余乐醒曾提出采取“软性行动”，即使用毒药达成目的，并为此准备了一种无色无嗅的剧毒液体，但如何使汪精卫食入这种毒药则颇费思虑。工作组打探到汪家从一家面包房定了面包，每天早晨由固定的人送去，便设想利用这一点，在送去的面包中下毒。然而，面包被注射入毒药后，瓤里很快出现了淡黄的斑点，这一设想只好全部作废。余乐醒又提出将一瓶可挥发的毒药放进汪家浴室中，借助洗澡时的蒸汽使汪精卫休克致死，但这一设想也终于不了了之。这些计策的废弃，归根结底是因为工作组没有在汪家的可靠内应，无法从内部策应，帮助计划的实施。最终，工作组决定采取硬性行动，袭击汪精卫的住宅。
然而，还未等行动开始，3月20日上午，当地华侨告知工作组：汪精卫乘一辆黑色轿车离开了寓所，正在前往距河内90公里的丹道镇。工作组当机立断，即刻出发追赶汪精卫的汽车。待他乘坐的轿车终于出现在视线中时，工作组却发生了分歧：有人主张立刻拔枪行动，有人却主张先判明车中情况。考虑到如果伤及护卫汪的越南警察，可能会使事件演变为难以收拾的外交纠纷，陈恭澍决定加速超车，查看车中人员，然而，工作组的汽车刚一超过汪精卫的轿车，正欲回车拦截时，汪精卫一行却飞快地掉头返回。工作组立即回追，却在回程途中先被红河大桥前的红灯阻拦，后又遭遇交通堵塞，始终无法将他们追及到有效射程之内，最终只能铩羽而归。下午，工作组又接到华侨通告，汪精卫夫妇正在寓所门外草坪上争吵，于是立即出发，然而，不过5分钟之后，当工作组抵达汪宅时，大门外已经空无一人。
连续错过两次机会，工作组成员都十分沮丧，担心汪精卫已有所警觉，终于决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当天夜里对汪精卫的寓所进行突击性强攻。21日凌晨，工作组开车来到高朗街附近，准备行动。正当工作人员从车上下来时，两名越南便衣警察突然出现，示意工作组立刻离开。工作组进退两难之时，在附近监视汪家的华侨魏春风及时赶到，用钱将两名警察暂时打发走了。工作组虽然感到已经露了行迹，但事已至此，只有冒险继续。
而后，工作组分为三路，陈恭澍留在车上等待，另有两人在汪宅院外游走接应，王鲁翘等5人则翻过高墙进入院内。陈邦国用斧头砍开通向后院的房门，开枪吓退了闻声出现的保卫人员，其余4人飞步跃上楼去，按照事先侦察的寓所内情冲向汪精卫卧室。卧室房门紧锁，几人只得将门劈出一个洞，王鲁翘俯身向里查看，只见一白衬衣男子正慌忙钻向卧室床下躲藏，上半身已经被床板遮住，腰背以下还暴露在外。根据看得见的部分体形，加上先入为主的意识，王鲁翘立刻断定这就是汪精卫，于是连开三枪，将男子击毙。因为无法打开房门，再加上一路砍门、鸣枪已经惊动了警卫，几人随即撤退，分散逃离汪宅。然而，由于警车迅速赶到，在外接应的陈恭澍没能等到全部工作组成员，不得不匆匆驶离现场。
凌晨4点，回到住处的陈恭澍接到华侨的电话，得知被击毙的男子不是汪精卫，而是他的秘书曾仲鸣。工作组虽欲鼓起余勇再行刺杀，但糟糕的是，三名成员已在撤退途中被捕了。时机已失，事情已不可为，这次刺杀行动只能以失败告终。后来总结认为此次刺杀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情报不准确。工作组探察到的高朗街27号与隔壁的25号是打通的，汪精卫夫妇将27号用于接待客人，实际上夜晚却住在隔壁的25号里，然而，工作组获得的情报、进行的侦察工作都没有探知这一点，结果使当晚临时借住在27号房间里的曾仲鸣误受其殃。
这次刺杀虽然未伤及目标，但依旧给汪精卫造成了极大的震撼，使其不敢再在河内逗留。同时，云南的龙云也受此震慑，对汪精卫的态度由犹疑转为拒绝，汪精卫在国统区的云南成立新政府的希望就此断绝。此后，汪精卫只能前往上海，成为日本“以华制华”政策的傀儡。
（全文完）
参考资料：
《国民党特务活动史》，马振犊著;
《英雄无名》，陈恭澍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