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济南事变之因：两国军民相互仇视不断摩擦终引爆
相互仇视的两方在过去的3天时间内不断发生不断升级的大小摩擦和相互攻击的行为最终引爆了济南事变。
被日军打死在济南日报社外的北伐军士兵。这样的摩擦积累起来最终引爆了济南事变。
北伐军与日军响度仇视 进入济南后摩擦不断
在北伐军进入济南前的1928年4月28日,蒋介石为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电令北伐军第一集团军各部“暂勿入”日本侨民和日军所在的济南商埠区,“保护外人银行、领馆、病院,对于胶济路,亦毋庸破坏,避免其藉词冲突”。其后,有部分北伐军实际上违背蒋介石此令而进驻济南商埠区(如缪培南的第四军、贺耀组的第四十军第三师、鲍刚的第四十一军的两个师等)。济南商埠区为清末中国自开,主权属于中国,日军却藉口战乱护侨而侵入,擅施警戒和工事。
第一集团军于5 月1 日进入济南。蒋介石则于次日清晨 6 时入城，“经过商埠口时，沿途见日军警戒甚严，沙袋铁丝网依然张布，盖并未撤去也。且不许我军及人民在商埠通过。”此时济南附近有陈调元第二军团、贺耀组第三军团、方振武第四军团约 5 万人，“何难于顷刻之间剿灭倭寇”，且北伐军内反日情绪高涨，“诸将多欲与战”，但蒋介石认为这样必然“有碍北伐”，因此抑制了高级将领的战斗欲望。
但双方军队造成的混乱并没有因此减弱，反而逐渐向严重的事态发展。
南京事件后，日本国内的军民已经产生了对中国的仇视心理。而与此同时，北伐军对日本也抱着“打倒列强”的强烈仇视。此次日本军队以“护侨”为名出兵山东，事先得到的日本政府指令虽然有“对于内争，一切不要干涉”，但更重要的是“为保持国家及国军之威信，或为达成任务，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
这样，两支怀着强烈的相互仇视的军队，在济南城中各种擦枪走火的摩擦中，逐渐将事件推向不可控制的境地。
一方面，5月1日北伐军进入济南后，济南的中国军民被日军杀死的事件已发生数起。另一方面，北伐军一进入济南就打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北伐军还捣毁了日本人办的经销《满洲日报》的济南日报社，而日军随后在5月2日在济南日报社前将北伐军一名营长、三名连长及士兵十四人刺死。
时任北伐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的贺国光回忆：当时济南市中，我军十数万人麕集，兵骄将横不亚于日军，加上双方仇视，冲突在所难免。某日，余在高桂滋部稍留，即见其部下十余人高声大嚷：我一排枪就杀日本人十几个。
率先帅军进入济南的北伐军65团团长李默庵也回忆：我团是翻越泰山，从东南面于5月1日率先进城的，没有发生战斗，进城后，我第六十五团在右侧，第六十四团在左侧，齐头并进。当时，部队对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很气愤，打击帝国主义的热情银高。进入日本使馆区时，第六十四团的士兵看到使馆区悬挂着日本国旗，便上去给扯了下来。日方认为事件很严重，马上提出抗议。第六十四团团长、一期同学洪士英赶紧出面做出解释。就把事态平息了。5月2日，进城部队还未有组织收拢，仨一群，俩一伙地在街上活动，不断有到日本大使馆去的放两枪就又走了，不是有组织的。
济南事变最终爆发 中日双方均诿过对方
5月3日上午九时许，又有一名北伐军士兵遭日军杀害。同时，十余名日本侨民也在济南城中被中国军民以“鸦片贩子”的罪名处死。双方摩擦愈演愈烈。最终，济南事变以不可控制的方式爆发了。
当时身处济南的蒋介石是如此回忆济南事变的最终爆发的：福田狡谋既定，遂于日领事与日宪兵司令始退之项，即藉故寻衅，其衅端大略如次：
（一）、日兵藉口与我第四十军一士兵龃龉发生冲突。
（二）、日兵故意阻拦我第四十军士兵护送伤病至医院就诊。
（三）、日兵故意不许我兵士以中央钞票在商埠市物。
（四）、日兵不准人民聚观标语，致有多人忿愤。
（五）、日兵故意不许我士兵通过商埠。
因此五端，日军遂先以步枪击死我来往兵士数人，继以机关枪向我大部军队扫射。我军死伤至多，而空前之济南惨案于以发生矣。
而日本方面记载的济南事变最终爆发却完全是另外一幅画面：
“五月三日午前九时半，日本人吉房长平家被南军(北伐军)正规兵掠夺，一中尉率领之日本兵约三十名急赴出事地点，该中国兵等遂逃入附近之中国兵营，即由营内开枪射击，致使日本兵若干名负伤，日本兵乃还击。该冲突发生后，当时充塞济南市内之南军几同时到处向日本军发炮，开始虐杀日本居留民，掠夺日本人家屋。于是日本军努力于日本居留民之收容保护，一面驱南军于商埠地外及解除其武装，而日本领事更屡冒危险，尽力于与中国方面取联络，协议停战。然蒋介石之威令不行，中国兵依然继续发炮，直至五日午后始得停战。”
双方的回忆都将责任推给了对方。但事实恐怕是，双方均是挑选了有利于自己的事实编组成事变的“起因”。相互仇视的两方在过去的3天时间内不断发生不断升级的大小摩擦和相互攻击的行为最终引爆了济南事变。
二、平息事态努力的失败：事变爆发后走向全面对抗
最终，控制事态的一切努力都在这种蛮横的强硬面前化为乌有。事变终扩大到无可救药。
在济南列队准备进城的日军。双方对事态的控制最终毁与日军的蛮横。
双方对事件的控制努力均失败
应该说，在事变发生前和发生后，双方努力控制事态的努力不是没有，但最终都走向泡影。
在进入济南前，蒋介石为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电令北伐军第一集团军各部“暂勿入”日本侨民和日军所在的济南商埠区,“保护外人银行、领馆、病院,对于胶济路,亦毋庸破坏,避免其藉词冲突”。但部下并未完全按照蒋的指挥行事，进入商埠区的北伐军并不少。
5月1日蒋介石入城后，考虑到日军“如此高筑防御工事，实足引起我国军民之恶感，而益至纠纷”，遂派人请日本驻济南总领事来总司令部谈判，计划“令日军撤除一切防御工事”。福田彦助“乃派一参谋与领事同来，对于公之要求乃阳为允诺焉”。5 月 2 日夜，“日军即撤消铁丝网、沙袋及警戒兵”。
日本政府公布的文件也证实: “二日，到济之南军总司令蒋介石对日本师团长声明，南军可绝对维持治安，要求日本军从速撤退及撤去防备设备。日本军乃于二日夜将该项防备撤去，以前避赴安全地带之日本居留民中已有归宅者。”这次双方可谓配合良好。
事变发生后，日本官方资料中记载“日本领事更屡冒危险，尽力于与中国方面取联络，协议停战。”这一记载也得到了亲历事变的中国军官的证实。
时任北伐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的贺国光回忆：“若我应付得法，仍有商洽余地。第一、当我方向日军交涉要求其撤除防御工事时，日军于夜晚已进行撤除，此乃余所目睹者。第二、双方发生冲突之后，我方20-30人尚在日军辖区内之澡堂洗澡，经交涉，日方派宪兵多人护送归还。第三、事体未扩大之前，日本军官佐佐木道一曾建议双方派宪兵隔开，俾避免冲突。可商洽而未商洽，终而发生惨案，双方都有责任……日本控制区内之商埠，在事件发生时，即下令戒严，我方人员被送出后，日本武官曾来联络，要求我于商埠四周置国旗，并派卫兵把守，则彼此不致冲突，杨杰亦不采纳此种办法。惨案属于偶发，并非日方有计划之行动。”
济南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立即命令各师长“约束队伍，不许出外，敬俟命令，力避与日军冲突”。同时通知日军司令福田彦助，称“我军已下令约束，不许出外，希贵司令亦下令贵军，不令兵士外出，免生冲突”; “至目前冲突情形，我正调查，俟调查结果，再决定办法。现在第一要务即为双方各自撤回军队，不使冲突扩大”。同日中午，蒋介石又发布命令: “所有军队，除在城内者外，凡城外军队一律于今日下午五时以前离开济南近郊，尽力让避日军，不许与之无谓冲突。”同时再派人通知福田: “吾已严令我军，限于下午五时以前，城外军队一律离开济南近郊，同时望君亦约束队伍，不可放枪开炮，伤我军民。” 福田派人回复，决定夜晚派代表协商解决办法，当晚，中日双方军前谈判正式开始。
但日方态度逐渐强硬。当夜，中方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方参谋长黑田就济南问题举行首次谈判。会上，黑田提出了“凡济南商阜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过”，“胶济路和津浦铁路不许中国运兵”，“中国军队一体全数退出济南二十里”等要求。熊认为“对方一种骄横无人性的态度，并不是真心约来会商和解，似为估计对我加以激怒，求能扩大事态，阻碍我军之渡河北进”，因此“卒拒不签字”。
而日本军部犹恐前线日军不够强硬，不断命令“需要采取极为强硬的态度，”以“显扬国军威信”，“此为日军由保护侨民，发展到为维持国军威信而进行惩罚措施的关键阶段”。最终，控制事态的一切努力都在这种蛮横的强硬面前化为乌有。事变终扩大到无可救药。
三、蒋介石“不抵抗”吗：在忍辱与抗争之间的七天
一方面不甘于日军的欺侮进行抵抗，另一方面迫于压力又不想让事态扩大追求尽快解决而选择不主动攻击日军，而是只在日军主动挑衅和进攻时进行防御作战。
蒋介石有限的抵抗没能阻止日军攻克济南，图为被俘的北伐军士兵。
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由来
面对日军如此蛮横的强硬，蒋介石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
后世对于蒋在济南事变中的表现一直诟病其采取“不抵抗主义”对日军示弱，那么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不抵抗主义”的说法来自于于兖州会议。蒋介石1928年5月10日,距5月3日在济南发生的惨案刚一星期,在山东兖州,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几位要人,围绕着对日方略而进行了会谈。这次会谈,被其后的记载和著述称为兖州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讨论至下午四时,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惟一方针” 坚持一面交涉，一面与日军脱离接触，绕道北伐。
那么，就此可以说蒋介石在济南事变中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吗?
答案是：不能。从5月3日到5月10日这一周的时间里，蒋介石实际上是安排并组织了抵抗的。
蒋介石5月5日离开济南城。离城前他命令嫡系的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第一军第二师的李延年团和其第四军团第四十一军第九十一师的邓殷藩团留下守城(两团都归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方振武部、第四十一军副军长兼济南卫戍副司令苏宗辙指挥)。当时蒋介石亲口对李延年说：“你至少要固守两天以上,并且一定要等到日军真正向城内来强行进攻之后,你才可自动的与苏(宗辙)部向泰安方面撤退”。李延年当场表示“一定死守济南城”。
5月7日福田提出苛酷的五条谈判条款后,蒋介石派出代表熊式辉和罗家伦至济南日军司令部与福田谈判。熊、罗二人次日见到守卫济南城的苏宗辙和李延年，向他们传达了蒋介石继续坚守济南城的三点命令：“尽卫戍的责任,不得向日军进攻;同时日军来攻的时候,必须死守，并予以重大的打击;如不奉到退却的命令，不能撤出济南”。 5月9日晚，蒋还在发给北伐军的内部电报中说：“本军尚未渡河部队,已在济南东西南北区准备抵抗日本倭寇”。这些命令表明：至少在5月10日兖州会议“决取不抵抗主义”之前,他还在具体部署局部对日抵抗。
蒋介石的心态及其对于部属的命令,自然会影响到战场实际中北伐军对于来犯日军在战场上进行抵抗。
济南事变中蒋介石抵抗的特点
事变发生后北伐军对日军的作战主要有两场：
一是党家庄阻击战。5月7日福田向蒋介石提出苛酷五条后,藉口蒋没在其限定时间内答复,次日又挑起战端。日军上午开始猛烈炮轰济南城，下午侵犯济南郊外的党家庄。党家庄有津浦铁路车站,距离济南30里。当时北伐军“第三军第八师正欲赴齐河渡河北伐,适在该处休息,突遭冲击,死伤八十余人,乃全师奋起抵抗,激战至九时,日军始不支,纷向北面退去”。据当时指挥该师的金汉鼎后来回忆,他将党家庄的对日激战情况上报后,蒋介石回令“不要抵抗,速撤退到崮山警戒”。但金汉鼎认为撤退前“得给敌人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有所顾虑”,蒋回电同意：“可，准在午后八时撤至崮山警戒待命”。此仗使日军死伤近百人。蒋在当天日记中记载说日军“进逼党(家)庄,为余军抗,抗乃后退”,没有否定其部属对日军的抵抗。并对此战定性为北伐军“不得已还枪自卫”。
二是济南城保卫战。奉蒋介石之命留守济南城的苏宗辙所指挥的李延年团和邓殷藩团,坚决执行了罗家伦5月8日所传达的蒋的抵抗命令。李延年在日军斋藤所部猛攻济南内城西门时, 5月9日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报告说其正在“自卫抗拒”。同日苏宗辙还以“济南卫戍司令部”的名义发出布告,宣布其“奉令守城”的部队“具有守土之责,但为避免冲突起见,再三让步,退处城内”后，日军“仍以大炮威嚇,蔑视公理。在彼非达到夺取济南之目的不止,在我则职守攸关,不能放弃。今日开军民联席会议,结果咸主坚守,宗旨不谋而合”。到10日,蒋介石收阅前敌总指挥朱培德转来的苏宗辙的电报,其中请示说：“将来侵逼至让无可让时,恐不免发生激战,如何处置?请火速电遵”。蒋读后批示：“速即放弃济南城”,这才明确电令守城的北伐军将士撤退。当夜11点,苏宗辙接到蒋“暂行让步,退出济南”的电令。但在蒋的命令送达之前,济南守军已经将攻城日军一个营“全部歼灭”。
蒋介石知道“抵抗”实际上正在进行,故而他在5月10日的日记里写道：“闻倭军攻击济南城甚烈,不知李(延年)团死伤如何?呜呼!”待苏宗辙率领李延年团、邓殷藩团突围出城时,已是11日凌晨。11日上午日军占领济南城。但北伐军的弃守济南,使日军在济南失去了进攻对象。在济南城外附近的日军随即也停止了军事行动。
综上所述，蒋介石在5月10日兖州会议前，是用一种有些矛盾的心态应对济南事件：一方面不甘于日军的欺侮进行抵抗，另一方面迫于压力又不想让事态扩大追求尽快解决而选择不主动攻击日军，而是只在日军主动挑衅和进攻时进行防御作战。
四、“不抵抗主义”的原因：对日军的妥协都为张作霖
蒋介石对济案的冷静处理，作出忍辱负重绕道北伐的决策，使得国民政府在国际道义上占得先机。
蒋介石忍辱绕道北伐最终促成了统一。图为北伐军进入济南。
“不抵抗主义”背后的玄机
也有读者会说，5月10日前蒋介石是消极抵抗，不敢全面抵抗，5月10日后更是明确了“不抵抗主义”，难道不是丧权辱国妥协退让吗?
其实，要求强硬进行针锋相对作战的北伐军将领大有人在，但蒋介石最终说服了他们。在5月 5 日举行的党家庄紧急会议上，虽然冯玉祥等认为应当采取强硬立场，坚持“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革命力量先把这地方的日本人俘虏了再。至于说出什么大事，我觉得革命就是大事”，驻济南革命军司令方振武也同意冯玉祥的意见，但蒋介石认为，“我若和他作战，便上了他的当，北伐事业将付诸流水”，要“等到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之后，再来和他算账”，冯玉祥等接受了蒋介石的建议，因而中方并未采取报复行动。”
蒋介石“北伐事业将付诸流水”的说法是他逃避责任危言耸听的托词吗?实际上不是。
后来炸死张作霖的首谋河本大作二战后在监狱中回忆了济南惨案的内幕，与张作霖大有关系：“是张作霖的日籍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和町野武马唆使日本财团大仓组，贿赂了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并在相当的程度上促使田中义一作出了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的决定。这是张作霖对付蒋介石，阻挠北伐军北上的一个手段。”
而日本政府一直最为在意的就是自己的“满蒙特权”，相对自己扶植起来的张作霖，南方国民政府对于维系自己在东北的特权明显是不利的。在面对国民政府北伐，张作霖奉系军阀节节败退的现实时，虽然不好赤膊上阵，直接阻止，但想方设法制造借口对北伐进行干扰甚至打断自然成为不二之选，济南事变的爆发正好给了日本一个阻挠北伐，保护张作霖的机会。
这也是蒋介石所说“北伐事业将付诸流水”的意思所在。
事实上，蒋介石的处理对于大局来说是相当有效的。当时国民政府的首要目标为统一中国。而济南事变发生后，日本正有架次挑起更大规模中日冲突今儿攫取更多利益的打算。并且，在事变后日本国内媒体和坊间流言均充满激烈的反华情绪的推动下，日军已经“完全超越保护居留民的范围而开始了以全中国民众为敌的行动”。
如果蒋介石意气用事与日军全面开战，导致1928年日军即侵入中国，北伐统一的事业必将失败。也必将导致中国局面大乱，英、美和日、苏必然介入纷乱的中国政治，中国政治前途必将平添变数。蒋介石的全面脱离接触，绕道北伐的决策，避免了事态发展到这一最差局面，最终保证了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完成。
而济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冷处理的同时在外交上积极出动，联合英美施压日本，也使田中政府原本极端强硬的态度最终软化。
最后，笔者用专家的一段话总结济南事变中蒋介石的处置：
“蒋介石对济案的冷静处理，作出忍辱负重绕道北伐的决策，使得国民政府在国际道义上占得先机，而田中内阁积极的对华干涉政策不仅未能将东三省同中国本土分离，反而激化了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不信任和仇恨，在民族大义面前，张作霖等最终通电表明了“停战息争”的态度。在田中义一的怂恿下，关东军最终炸死了张作霖，结果不仅导致东北于 1928 年底宣布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而且加深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
五、结语
1928年5月初的济南，两只相互仇视的军队在一系列细小摩擦不断酝酿后终于酿成了震惊世界的济南事变，由此打开了通向中日两国全面战争的道路。而身处事变之中的蒋介石，为了北伐统一最终选择了忍辱绕道的决策，也为未来的抗战大业，奠下了全国一统的基础。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