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七月八日出版的第二十卷第二十六期《国闻周报》，登有一篇李克长写的《瞿秋白访问记》。这是除瞿秋白自撰的《多余的话》之外，最重要的研究史料之一。但并不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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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武平永口被宋希濂的国军第36师向贤矩部所捕。5月17日至22日在狱中写下了《多余的话》。6月4日，(即在瞿秋白被捕入狱97天、被害前的14天)，李克长对瞿秋白进行专访。这是瞿秋白在狱中接待过的唯一的一名记者；而李克长的专访，也是瞿秋白就义前保存的唯一一份公开发表的长文。
李克长共向瞿秋白提了27个问题，瞿秋白有问有答，或长或短。其中涉及被捕、狱中生活、个人历史、革命活动、文学写作、人物评价、今后前途以及业余爱好等方方面面，涉及五四运动、中共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红军长征、苏区教育、文学发展、肃反运动等诸多重大事件和人物。文中提到的党内党外、有名有姓的著名人物就有3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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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7个提问中，归纳起来，瞿秋白主要讲了8个问题：
(一)关于家庭和个人经历。这是瞿秋白说得最多的、最主要的部分。因为大都是国民党掌握或众所周知的，并不涉及党的秘密。其中，瞿秋白也讲到自己的政治经历，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瞿秋白只字未提。如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见到列宁的事情；1922年和1923年分别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等。对于担任《新青年》主编，撰写和发表了大量有关政治、哲学、文学、社会学等方面文章的情况，因其社会皆知，瞿秋白也做了如实的说明。
在以后的叙述中，瞿秋白对1927年至1935年8年间的经历，做了再简单不过的介绍。他说：
武汉时代，我在武汉军分校为政治教官。国共分裂，我遂未露面。独秀政策失败后，立三路线亦为党内攻击。李立三为人，极其稀奇古怪，做出许多荒诞之事，大家均不满，我亦认为不对。立三下台，我为总书记。自己总觉得文人结习未除，不适宜政治活动，身体不好，神经极度衰弱，每年春间，即患吐血症。我曾向人表示“田总是要牛来耕的，现在要我这匹马来耕田，恐怕是吃力不讨好”。他们则说“在没有牛以前，你这匹马暂时耕到再说”。不久，牛来了，就是秦邦宪、陈绍禹、张闻天他们回来了。他们在莫斯科足足读了六年书，回来发动他们的领导权，大家都无异议。我于是乎觉得卸下了千斤重担，大大松了一口气。即在浦东贷屋养病。去年二月，由上海到瑞金，任教育人民委员，职务较为闲散。六月间犹曾与妻子杨之华通信，嗣后不通消息。朱毛出走，决定留我在后方，与项英等同在瑞金九堡中央后方办事处。不久国军搜剿日紧，乃将我与邓子恢、何叔衡、张亮等送往福建省、苏省，苏派队伍送我等往永定，欲出大浦、潮汕往香港或上海，中途在武平永口被捕。
对照《瞿秋白年谱》，在此期间，所有党和瞿秋白的重要活动，无论是主持召开八七会议，开展武装斗争，组织武装起义，还是组织召开第四、第五、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先后两次主持党的工作；无论是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领导“左联”开展“新文学运动”，还是遭受到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不得不留”在根据地，以致被捕入狱等等，瞿秋白在采访中都没有涉及。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瞿秋白没有对敌人有任何个人“罪行”的交代，没有对党内斗争有任何的“揭露”，也没有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有任何的怨恨。有的是：一个“书生式政治家”的襟怀坦白。瞿秋白真诚地认为，“田总是要牛来耕的”，要他“这匹马”来耕田，只能是“吃力不讨好”。他一介“书生”，是难以胜任中共这样一个大党领袖重任的，因而离开领导岗位，“觉得卸下了千斤重担，大大松了一口气”。这是他的真实想法，但却不被一般人所相信和理解。
(二)关于苏区教育和文艺。在对“赤区教育部有过若何工作”的回答中，瞿秋白说了如下一段话：因为国军军事压迫甚紧，一时尚不易顾及教育工作，但我曾极力为之。苏区各地，列宁小学甚多。教科书亦已编就，此外有识字班之设立，后又改为流动识字班。师范学生极感缺乏，故设立列宁师范，造出小学教员甚多。另有郝西史小学，学科均极粗浅，学生大半为工人。去岁计划设立职业中学多处，尚未实现。在此，瞿秋白话虽不多，但却很好地宣传了苏区教育工作。对党的重要活动和不利的话依然是采取少说或不说的原则。
(三)关于与“左联”以及鲁迅、郭沫若、丁玲等人的关系。瞿秋白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至进入苏区前的几年间，参与了对“左联”的领导和现代文学的创作活动。
当李克长问“足下爱好文艺，赤区中的文艺政策若何，对于所谓普罗作家以及‘左联’等有无指导”时，瞿秋白做了这样的回答：苏区对于文艺方面，认为暂时未能顾及，听其自然发展。至一般普罗作家，原先患幼稚病者甚多，公式化之作品，久已为人所讥，我素来即不阅读。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其中共产党员，只有四五人，余人至多不过为同路人而已。关于文艺理论方面，左联有时来问及，即告知以大致轮廓。至于发挥阐述，全由执笔者本人为之。
李克长问“鲁迅、郭沫若、丁玲等于共党之关系若何”时，瞿秋白又做了如下的回答：鲁迅原非党员，伊发表作品，完全出于其个人意志，只能算为同路人。郭沫若到日本后，要求准其脱党，闻系出于其日本老婆之主张，以在日如不脱党，处处必受日本当局干涉，不能安居。苏维埃中央原谅其苦衷，已准其脱党。丁玲原为上海大学学生，我当时有一爱人与之甚要好，故丁玲常在我家居住。丁玲是时尚未脱小孩脾气，常说‘我是喜欢自由的。要怎样就怎样，党的决议的束缚，我是不愿意受的’。我们亦未强之入党。此时仍为一浪漫的自由主义者，其作品甚为可读。与胡也频同居后，胡旋被杀，前年忽要求入党，作品虽愈普罗化，然似不如早期所写得好。此外成仿吾为苏区党校教授，已随朱毛西去。
这里，人们看到的是瞿秋白对鲁迅、郭沫若、丁玲等人的保护，而不是出卖。
在谈及郭沫若时，仅说其“脱党”的事情，其他闭口不谈，因为郭沫若当时也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对象。
丁玲是瞿秋白第一任妻子王剑虹的挚友。相对别人，瞿秋白对于丁玲虽然谈得较多，但也做了最大的保护。他只说丁玲是个“浪漫的自由主义者”。其实，丁玲早在1930年经潘汉年介绍就参加了“左联”，193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正是瞿秋白代表中央宣传部出席了丁玲等人的入党仪式。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秋白同志》一文中写道：“我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是在延安……我读着文章，仿佛见到了瞿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写的”，“很少有像秋白这样坦然无私，光明磊落，求全责备自己的”。可见他们之间的相知。
鲁迅更是与瞿秋白有着不一般的友谊。瞿秋白曾先后四次到鲁迅家中避难；曾使用鲁迅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瞿秋白临去苏区前，鲁迅书赠瞿秋白联语：“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被捕后，鲁迅闻之立即进行了积极的营救。他在1935年5月22日致朋友信中说，瞿秋白的被捕“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对瞿秋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保护鲁迅，瞿秋白仅仅说了上面的“同路人”三个字。
(四)关于婚姻家庭。瞿秋白共有两处是这样讲述的，前妻王氏，结婚半年后即死，国民党第一届中委沈玄庐之媳杨之华，与其夫不合，离婚至上大读书，我与之恋爱，不久结婚。伊原生一女，亦携之同来，此女现在莫斯科，今年已十六岁矣。
在回答杨之华现在何处时，瞿秋白说，去年尚在上海，因共党活动困难，无家眷者租屋亦租不到，故中央令其参加秘密工作，充作党员家眷，以便活动。自去年六月间曾得其通讯后即不闻其讯息。一说其因机关破坏已被捕，一说已回娘家居住，但均系得诸传闻，未能证实。
寥寥数语，从平淡的话语中，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危险之中瞿秋白在尽最大的力量保护自己的爱人和女儿。
杨之华(1901—1973)，是中共著名的妇女活动家，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1924年由瞿秋白和向警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与瞿秋白结婚。
(五)关于红军西去计划和党的领导人。瞿秋白是这样回答李克长关于“朱毛等西窜计划若何”的：苏区军事方面，甚为秘密，我自己是一文人，对于军事亦不多问，他们也不完全让我知道。西窜计划，当然系国军进展压迫之结果。他们决定把我留在后方，初时我并不知悉，后由项英告诉我，我觉得病躯不胜万里奔波之苦，故亦安之。项英等留而不去，用意有二：一则率领二十四师八团九团等牵制国军追击，一则尚欲保留相当活动区域，并决定城市尽行放弃，化整为零，专从偏僻乡村墟落发展。
而当李克长问到“党中诸首要，平日过从最密者为若何人”时，瞿秋白说：党方人物，较为熟悉，唯军事首领，不认识者居多，朱德、毛泽东、叶剑英诸人熟识多年，彭德怀只见过两面。林彪有一次同朱德到瑞金，经朱介绍始认得。他如罗炳辉等，我在瑞金，彼等未来过，故始终未见面。其余会甚少之故。其新进军官，姓名亦不知之。在此，更是轻描淡写，言之甚少。
对于“项英等现在何处”，以“自分别之后就未闻其消息”告知；对是否“听说方志敏被捕”，更以“方志敏此名字不大熟悉，被捕事更无所闻”，一语了之。
其他有关“陈独秀、彭述之被捕是否与共党有关”的问题，瞿秋白同样做了“保护性”的告知：“独秀等久已与党不发生关系，自开出彼党籍后，即听其自然，其被捕绝非党中有人告密。”
从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访问记中涉及到的重要人物，瞿秋白可说是没有“伤害”任何人。
(六)关于对胡适的评价。当问到“足下对于胡适有何批评”时，瞿秋白说：他专门的东西又不去搞，中国哲学史、国语文学史，只看到一部分，至今尚未完成；却专喜欢拉拉杂杂，东说西说。他学术界的地位，较之五四时期，何止天悬地隔。他批评国民党，自己又没有什么政见，此种态度，一无可取。我们对于资产阶级之学者，其作品如有真正学术价值，亦极重视。我个人则尤未能完全脱却绅士臭味，所谓“文人结习”至今未除。在瑞金时，曾觅获瑞金县志一部，系唯一木版孤本。共六册，我郑重保存于图书馆中。图书馆在沙洲坝，其中书籍，系叠次在沙县、永安、邵武、长汀各处搬来的，共有数千册。瑞金县志为人借去第五本一册，我屡次索取未见还，遂致残缺一本，极为可惜。退出瑞金时，因不便携带，我将其余五本仍置馆中，希望国军中有人取去，俾此残孤本失传矣。
这是访问记中对“个人”评价说得最多的一段话，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胡适在学术和政治上的批评，也可看出瞿秋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和其不改的“文人结习”。
(七)关于《多余的话》。在瞿秋白与李克长谈过在苏区没有写过什么新的著作和诗词后，瞿主动谈起在狱中写作《多余的话》的情况：
我花了一个星期的工夫，写了一本小册，题名《多余的话》。(言时，从桌上拣出该书与记者。系黑布面英文练习本，用钢笔蓝墨水书写者，封面贴有白纸浮签。)这不过记载我个人的零星感想，关于我之身世，亦间有叙述，后面有一《记忆中的日期表》，某年做某事，一一注明。但恐记忆不清，难免有错误之处，然大体当无讹谬。请细加阅览，当知我身世详情，及近日感想也，并告知甚想有机会能出版，但不知可否得邀准许。如能卖得稿费数百元，置之身边，买买零碎东西，亦方便多多矣。
并愉快答应了记者能借出去一阅的请求，希望“如有机会，并请先生帮忙，使之能付印出版”。
采访结束，李克长对瞿秋白说，“今天谈话甚多，改日有机会再来和足下谈谈，可否请你写几首近作给我，并为我刻一颗图章”。瞿答：“那尽可以，反正无事做，请你买纸和石头来就行了。”文章最后说：谈至此，遂与辞，并携《多余的话》稿本出，即至街上买纸一张及石章一颗，送与其写刻。傍晚时着人取来《多余的话》一稿，阅未及半，为主管禁押人员催索取去，云即另抄一副本寄与记者。次日匆匆离汀，接到该副本后，俟当再为文记之。
这是最早关于《多余的话》的披露和报道。1935年8月、9月间，即瞿秋白死后两个多月后，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在其创办的上海《社会新闻》杂志选载了《多余的话》中的三章，并在其编者按中说，《多余的话》“颠倒黑白”、“狡猾恶毒”，表明瞿秋白“至死不变”。一年半后，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上海《逸经》(半月刊)第25～27期全文刊载了《多余的话》，从此到20世纪70年代，对《多余的话》的真伪一直争论不休。无论曾亲手经办瞿秋白案的时任国军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等人，怎样证明《多余的话》绝非“伪作”和“篡改”的，中共和左翼文化人以及瞿秋白的亲属，都难以相信。直至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在谈到《多余的话》时，周恩来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其真伪争论，方尘埃暂定。在以后的年代里，又出现了《多余的话》是否“叛徒自白书”的长期争论。
(八)关于个人生死。当采访最后，李克长问到“足下来到此间以后，对于前途作何想念否”时，瞿秋白答道：此时尚未闻将我如何处置，唯希望能到南京去。在此终日看看书，承他们借给我几部书(拿桌上之唐诗三百首、国语文学史及杂志数本等)，已经看完了，作一两首诗词，替他们刻几颗章子。《多余的话》已脱稿，还打算再写两本，补充我想讲的话，共凑成三部曲，不过有没有时间让我写，那就不知道了。
这里，瞿秋白可说是“虽欲求生，但不畏死”。事实就是如此，此次采访两周后的6月18日，瞿秋白被枪杀。1935年7月5日，天津《大公报》第4版刊登了署名“平”的题为《瞿秋白毕命记》的短文。该文原标题为《瞿秋白毙命记》，王芸生认为“毙命”为贬义，故改为“毕命”。文中叙述了瞿秋白就义的情景：6月18日早，瞿秋白被押赴刑场，一路高唱由他最早翻译的《国际歌》；在中山公园，自斟自饮，放声高歌；罗汉岭下草坪，席地而坐，饮弹洒血，英勇就义；而头一天晚上，瞿秋白依然睡得很沉，陪睡的军医却彻夜未眠。如此视死如归，从古到今，能有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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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说的是，《瞿秋白访问记》采访记的“编者按”同样出自王芸生之手。为了淡化文章的政治性，掩人耳目，得以出版，“按语”只说了短短的87个字 (不含标点)：共党首领瞿秋白氏，在闽被捕，于六月十八日枪决于长汀西郊。本文作者于其毕命前之两星期(六月四日)访问瞿氏于长汀监所，所谈多关个人身世，了无政治关系，故予刊载，以将此一代风云人物之最后自述，公诸国人。
《瞿秋白访问记》和《瞿秋白毕命记》均经王芸生之手得以面世，可说是王先生的一个贡献。
（全文完）
参考资料：《故纸堆——我所收藏的民国“纸片子”》，北京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