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时看电影，总迫不及待地想弄清，荧幕上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后来，看得多了，渐渐地就摸出了一点小门道：好人，总是相貌堂堂，充满正义；坏人呢，丑陋凶恶，歪瓜裂枣，连说话，都流里流气。
而且，好人专做好事，从头至脚一身正气；坏人呢，专做坏事，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得透透的。
稍长一点，走进生活，就发现，这认识，太可笑，事实真不是那回事。一个男人，在家庭里孝顺父母，爱护妻儿，堪称好男人；忽有一天，恶行暴露，他竟是持枪抢劫的惯犯。
有些男人，在外是“大暖男”，任何同事的忙都愿意帮，领导交代的任何事都积极做，从不与人争执，见面就是三分笑；回到家中，却是“暴君”。不是嫌弃饭菜不合口，就是嫌妻子不体贴，一句话不碰意，就拿家里人撒气。
不同层面，不同场合，一个人，可以有掺杂不清的好与坏。
曹汝霖，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客，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要职于一身。“五四”运动，学生游行至曹宅时，曹汝霖外躲，学生误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痛打一顿，并火烧曹宅。后来，一些学生被抓，事件演变成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及罢市。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声中，曹汝霖被免职。
罢官后，曹汝霖倾毕生积蓄，建医院，救穷人，致力慈善。抗战爆发，曹汝霖大义面前，拒绝伪职，欲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而当年火烧赵家楼冲在前列、放了头把火的北大学生梅思平，战事一起，随即堕为汉奸，先后出任汪伪政权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要职。
人性如此丰富。它不是一张非黑即白的薄纸，它是丰满立体的血肉之躯。一善念，一恶念，时时交替、重叠、彼此抵牾，一个人的善恶、好坏，实在有着它的层面性和阶段性。
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里，男主角冉·阿让，因贫穷偷面包，被判五年徒刑；因越狱又加判十四年。出狱后，冉·阿让受感化，行善积德，开始做好人。他办工厂，帮穷人，收养孤儿，做了很多善事，被市民们选为市长。但因曾经的劣迹，他却遭警察不断追捕，四处漂泊，在痛苦和孤独中度过了晚年。
善与恶、清与浊、美与丑，皆因时因地而异，我们怎能草率地评估和褒贬呢？魏晋风度里的人物，若归入现实，估计大都不会招人喜欢。因为，他们性情古怪，行为不羁，不合情理，一般人还真受不了。
有个历史典故，叫割席断交，说的是东汉学者管宁，与师兄华歆断交的事。故事里，华歆嗜好金钱、追慕显贵，显得浊俗不堪，但他虽追求权势、趋奉曹氏父子，在史上却以做官清廉著称。
《世说新语》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赵母嫁女”。大意是：赵母嫁女，女儿临走时，赵母再三叮嘱女儿说：“女儿啊，以后凡事需谨慎，千万别一心想做好事啊！”女不解，问母亲：“娘啊，您不让我做好事，难道要我去做坏事么？”赵母说：“好事都不能专做，怎么能去专做坏事呢？”
那么，到底这女儿该如何做？赵母的意思，说透了，便是让女儿顺其自然，不去刻意做好人，也不要降低人格做坏人。这是暗合传统文化的中庸哲学的。赵母是个高明的女人，她深谙一个普通人的幸福，在于平衡、平和，不偏执，尽心做好自己足矣。
这个世界，清与浊、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都不是那么轻易断言的。那些顶尖儿人物，毕竟是少数的极品。如你我，都是普通人，说不上多好，也坏不到哪里去。大善大恶，与我们沾不上边。我们的身边人，也是粗朴玉石，瑕瑜互见，跟我们一样普通。我们有着善的一面，也许还有小恶的一面。若只以一己之见去评判善恶、好坏，定会陷入二元对立的简单粗暴里，徒增浅薄之气。
你我既然都如此普通，那我们就做好普通人。持守规则，持守一种对高洁精神的追求；并落实在行动上，享受那种内心纯净之乐。
做到求真、求善、求美，那，我们就是一个美丽的普通人。
细腻 灵动
温暖 阔厚
悠悠茶香相伴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