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塑料瓶的回收率可高达90%以上。如今，在海内外社交平台上可以经常看到大家分享在德国“捡瓶子”的日常：年轻人在演唱会、音乐节后忙着收集空杯子，居民们拎着大袋小袋的空瓶到超市门口的退瓶机器前排队，回收塑料瓶已成为当地的一种生活习惯，而这些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机制——押金退还制度（Deposit Return System, DRS）。
德国瓶子自助回收机器（Pfandautomat）
德国饮料容器押金价格
Foodpanda推出的可重用外卖餐具
消费者可在Foodpanda平台上选用“可重用餐盒”，需支付10元港币押金，用餐完毕后可自行归还到容器回收机，或交给送餐员代还。在取回押金的同时，每退回一个容器即可获得15元港币的foodpanda电子优惠券，以及相关合作方如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提供的免费车程、绿色积分、环保产品等福利。
通过简单的“退还即获利”的形式，“重用+押金”模式实际上提供给了居民们一个在日常消费中就能参与环保的具体途径，环保并非是抽象、遥不可及的概念，而是一种体验良好、带来实际回报的行动。
押金制的顺利运行，还离不开一个关键政策措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EPR的核心理念是将生产者对其产品的责任从生产阶段延伸至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设计、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尤其是回收利用及废弃物处置。
在德国，当地EPR制度要求饮料制造商确保其瓶装饮料的回收率达到一定标准，如果未能达标，就需要支付罚款或投入更多资源以提高回收率，因此厂商就需要在设计包装、材质选择时考虑可回收性。而“押金制”的作用则更多体现在消费层面，推动大众对包装、容器的归还行为，最终通过两者的协同以产生良好的回收效果。
“押金制”会是中国环保的下一站吗？
玻璃瓶，也曾是中国垃圾回收率最高的几种垃圾之一。不少80、90后或许仍记得，去小卖部买汽水的时候，需要给玻璃瓶子押上五毛或一块钱。这也是中国早期所出现的一种简单的“押金制”，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原材料比较匮乏，也不存在计划外的市场，厂家只能回收饮料瓶，清洗后重复使用，以确保市场对饮料供应的需求。但是，随着时代发展，饮料包装原材料供应更加充足，加上消费模式转变、回收成本逐步增加等因素，中国瓶子回收也迎来了更多挑战。
近年来，一些全球知名企业也开始关注“重用+押金”模式，在长远的品牌价值和未来市场份额作出布局，例如，从2021年开始，星巴克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试点“循环再用杯”（Borrow A Cup）计划，其中台湾星巴克自2022年12月，在台北和桃园的60家门店试行循环杯服务，每个杯子收取50元新台币押金，归还后可获取10元饮品优惠卷，截至2023年8月已减少超22,000个一次性杯子。尽管这类由企业主导的试点项目，在提高容器回收率和消费者参与度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消费者卫生安全疑虑、推广规模有限及初期高成本投入等挑战。
若需要大规模推行回收体系，则离不开系统性的政策支持，政府在这一环节扮演关键的“牵头者”角色。德国和瑞典等国家经验表明，具备监管功能的系统运营机构至关重要，它们是生产者、消费者、回收者与利用者之间的核心桥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开始关注EPR制度在环保和企业责任中的作用。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常务副会长赵凯曾提到，虽然我国在外包装的回收上仍存在低回收率、过度包装等问题，且回收体系不够完善。推动EPR制度立法、明确具体的回收目标，并将其细化至地方和企业，将有助于提升包装废弃物的回收水平[10]。此外，中国欧盟商会环境工作组主席常新杰也曾表示，EPR制度能够更好帮助平衡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成本负担，使各类企业在环保成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从而减少因包装材料选择不同带来的成本差异，使得企业更有动力共同推进包装废弃物的高效回收与循环利用。
总的来说，在政策设计中，政策制定者应该充分考虑“押金制”与“EPR制度”的结合，在餐饮、外卖等重塑料外包装的行业明确“可重用”的目标，若只关注回收而忽视重用，可能导致大量塑料瓶回收后仅用于生产低质量产品。而近几年发展迅速的可降解塑料，仍属于一次性线性经济，减塑效果未达预期。
随着国家对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的理解不断加深，以及公众需求、企业发展的不断推进，国内已逐渐形成“回收-循环-重用”的初步共识和基础条件。可以说，“押金制”将有望带领中国走出饮料瓶回收困境，并成为中国探索以重用模式为核心的包装减塑之路的重要一环。
资料来源：中国日报中文网 ，2024年12月4日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中文网
编辑：霍愿
审核：俞宙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