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丨文旭、罗静纯：翻译中的创造性认知过程——基于科幻新词的实证研究

学术 2024-07-31 00:01 江西

【作者简介】

文旭，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匈牙利罗兰大学（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博士生合作指导教师，哈萨克斯坦阿布莱汗国际关系与外国语大学（Kazakh Ablaikhan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Languages）博士生合作指导教师。会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认知语言学理论建设与汉语的认知研究”（15ZDB099）首席专家；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西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西南大学人文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

罗静纯，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认知翻译学。

文旭教授

翻译中的创造性认知过程

——基于科幻新词的实证研究

原文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2023第4期，由 “语言治理” 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要：为深入了解译者翻译中的创造性认知过程，本文通过Eyelink 1000和Translog II记录了九名受试对三段科幻文本的翻译过程和产品，并在测试后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不同形式的科幻新词对应了译者不同程度的认知努力以及创造空间：在基本翻译任务中，译者从已有认知框架中提取翻译项或者以基本意义传递为目的而创造新词时，均会付出一定程度的认知努力，但译者对此的感知较弱；在高级翻译任务中，译者进行进一步创造性加工需要付出额外的认知努力，且会直接影响译者的主观感知。

关键词：创造性;翻译过程;科幻新词;认知努力;

1 引言

翻译中的创造性是译者处理翻译问题能力的体现，而新词的翻译则是对译者能力的进一步考验（王克非、王颖冲2016:89）。由于新词翻译往往无先例可循，所以在本质上就是一个译者进行创造的过程。当译者面对汉英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时，语法结构、构词方式和文化差异都可能增加译者的认知负荷，但同时也可为译者提供更大的创造空间。

近十年来学界不乏对翻译创造性的研究以及从认知角度对其作出的探索性描述，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如果想对翻译中的创造性认知过程作出清晰界定，则需选择本身能体现语言创造性的文本，因为不同的文本类型会影响译者的认知加工，进而影响实验结果（de Groot&Poot 1997）；其次，当前的研究多以过程分析为主，缺乏对加工结果即译文的考量（王湘玲、王律、郑冰寒2022:129）；最后，翻译产品反映了翻译任务执行过程中认知处理的结果，而产品与过程数据的整合可以互为补充，以完善对译者翻译行为的整体认识（Steiner 2021:352）。有鉴于此，本研究将以科幻新词为切入点，基于以计算翻译论为基础的翻译过程研究理论，将译者的眼动-击键数据、主观认知数据和翻译产品数据相结合，通过三者的多元互证探析译者翻译过程和产出中的创造性特征。本研究不仅有利于分析译者的创造性认知过程、加强今后对译者创造性的培养，而且对翻译实践也能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2 相关研究

2.1 翻译过程研究

作为研究翻译个体内在认知行为的新学科，认知翻译学以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为主要理论基础，探讨译者的认知活动和心理行为（文旭、刘瑾、肖开容2021）。其中，第一代认知科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以此为基石的翻译过程研究认为，译者的翻译过程是信息处理和问题解决的过程（Searle1984;Carl,Bangalore&Schaeffer 2016）。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基于“行为-认知实验方法学范式”，利用键盘记录、眼动仪、f MRI等仪器和技术来观测译员工作时大脑“黑匣子”的运作，并对翻译过程进行描述和探测（王克非2021:70）。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实验方法为眼动-击键结合记录法，因为二者结合不仅可以有效清除各自的噪声数据，还可透视译者的认知努力分配，反映译者在阅读加工和文本产出中的特征或模式（冯佳2019:88）。

2.2 翻译创造性研究

基于认知翻译的理论范式，各国学者纷纷展开了对译者翻译过程创造性的研究。Bayer-Hohenwarter(2009）发现，长时间的修改是创造性翻译过程的一个有力表现；Salvi et al.(2015）的研究同样表明，受试对创造性问题的处理通常会伴随长时间的注视。但是，译者是否能在翻译过程中持续表现出创造性呢？Bayer-Hohenwarter(2011）认为，译者可支配的认知努力存在阈值，会在一定时间内限制译者的进一步创造。Lacruz et al.(2021:305）则通过实验发现，译者会优先选择最明显和认知努力消耗最小的翻译方案。以上研究说明，翻译中的创造性通常需要消耗译者较多的认知努力，而认知经济效益则会驱使译者无意识地规避付出更多努力。

2.3 科幻新词翻译研究

科幻新词是科幻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创作手法，具有文体标志的作用（Westfahl 1992:223）。由于目的语中缺乏对应的概念及词汇，译者需要选取恰当的翻译策略来尽可能重现原词的意义。目前中国科幻翻译研究大多以郭建中（2004）的《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为指导，认为译者需要结合新词音、形、义的特点，通过音译、直译、意译、音义兼译等翻译策略，尽可能地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阅读体验。不难看出，对科幻新词翻译的研究还停留在对文本的规定性分析阶段，缺乏对译者翻译过程的描写。考虑到科幻新词对于翻译创造性的研究价值，有必要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以深入探索翻译中的创造性认知过程。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假设

认知努力不但是翻译过程研究中的重要指标，也是翻译中创造性研究的重要指标。人们通常认为，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会反映在额外的认知努力中，并且不同的译者面对同样的原文材料也会产出不同的翻译。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1）同一译者对不同形式科幻新词的翻译过程存在显著差异，且形式越简单的新词消耗的认知努力越少；2）不同形式的科幻新词赋予译者的创造性空间不同，且创造性空间越大所需的认知努力往往越多。

假设1与普遍认知规律一致，认为文本难度越大，译者消耗的认知努力就越多。科幻新词的翻译难点在于对该词在文本语境中所具有意义的识别以及在译语文化中创造出对应的词语，而形式越复杂的新词在这个过程中所需要的认知努力就越多。假设2将翻译产品纳入考量。Carl,Schaeffer&Bangalore(2016:29）提出了词语翻译困境（word translation perplexity），认为当一种语言中的某个词在另一种语言中的翻译对应项越多，翻译难度就越大。鉴于此，本文的假设2认为，对于词形复杂的新词来说，译者对于创造性思维的运用会为其翻译提供更大的自由度，从而产生更加丰富、多元的译语选择，而翻译的多样性越高说明译者普遍在该词上所付出的认知努力就越多。

3.2 受试选择

本实验不对受试的性别和年龄作要求，因为这可以侧面反映当下我国高校外国语学院学生群体的特点。我们在西南地区某高校外国语学院共招募九名英语相关专业研究生作为受试，包括八名女性和一名男性，均通过了英语专业八级或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受试年龄跨度为22～28岁（M=25.1,SD=1.97）。所有受试矫正视力正常，且都具备一定的盲打能力。

一方面，由于实验为受试内设计，每个受试均以自身作为参照，这控制了受试主体的变量，也使数据更加具有同质性（Godfroid 2020:156），因此在样本量较小的情况下也可保证一定的统计效力。另一方面，虽然学生译员的实际翻译能力不及职业译员，但他们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得到的实验结果对学生译员的创造性培养也有启发意义。

3.3 文本选择和处理

参照Rey(1995）和Newmark(2001）对新词的分类，本研究将科幻新词分为旧词新义（old words with new meanings）、语义新词（semantic neologisms）和形式新词（formal neologisms）。具体来说，旧词新义保持了原有词语的形式，但在语境中产生了新的所指；语义新词以词形完整的复合词和词组为主，通过不同词语的组合形成新的语义；形式新词一般表现为新的词形，如拼缀词和生造词。参考以上分类，实验选取了bubble、browser paper和websight作为三类新词的代表1。这三个新词在理解和翻译难度上存在递增趋势，以其为样本可以初步考察译者翻译不同新词类型的创造性特征。为避免因文本中的语词数不同而造成数据差异以及受试因长时间翻译而造成疲劳效应，实验对文本长度（包括词数、音节数和句子数）和难度均进行了一致性调整。

3.4 实验设置

实验主设备为两台电脑（一台主试机和一台受试机）和一台眼动仪，其中电脑屏幕尺寸为23英寸，分辨率为1920×1080。实验采用五点校准，以右眼追踪为主。受试在受试机前执行翻译任务，并通过眼动仪和Translog II记录翻译过程。

正式实验时，原文位于Translog II文本框上方，受试在下方输入译文。实验采用36号字号，其中英文文本的字体为Times New Roman，中文文本字体为宋体。文本以单倍行距呈现，在翻译过程中受试无需滚动文字。实验中三段科幻文本出现的顺序随机，且无时间限制，受试可以自主控制翻译时间和节奏，只要翻译质量达到自己的满意程度即可结束。键盘为常用的QWERTY布局。所有受试在完成三段文本的翻译后，还需填写一份翻译难度调查表以了解他们对文本和自身翻译的主观认知程度。每位受试大约需要花费半小时完成实验。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实验中所有受试的数据都记录完整。参考以往研究（冯佳2019），译者整体以及阶段翻译过程中的任务时长、注视次数和停顿次数均可反映文本难度以及译者所付出的认知努力。结合实验实际情况，本研究采用总任务时长、首次击键反应时及兴趣区翻译时长、总注视次数、兴趣区注视率和总停顿次数为主要分析指标，并结合问卷结果和翻译产品以综合掌握译者对不同文本的创造性加工过程。本研究主要通过SPSS中的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对翻译过程数据进行对比和分析。

4.1 翻译过程数据

4.1.1 任务时长

在文本长度一致的情况下，总任务时长可用于衡量文本难度以及译者整体翻译过程中付出的认知努力。与预期相符，bubble一词所属文段的翻译时长最短，平均值为262.22秒（SD=46.19);browser paper次之，平均翻译时长为274.22秒（SD=76.3);websight耗时最长，平均时长达到312秒（SD=63）。然而，可能是由于样本量较少以及文本较短，三组样本间并未检验出显著性差异。

受试首次击键反应时为从实验开始到受试首次击键的时间跨度，兴趣区翻译时长则为从针对兴趣区的首次击键到翻译结束的时间跨度。如图1所示，browser paper的首次击键反应时长于websight和bubble，但组间无显著差异。从兴趣区翻译时长来看，bubble的平均翻译时长最短，browser paper次之，websight最长。三组样本间具有显著性差异（p=0.00），且邦弗伦尼（Bonferroni）事后检验表明受试对bubble的翻译时长显著短于browser paper(p=0.01）和websight(p=0.00）。由于兴趣区在文本中的位置不同，将首次击键反应时和兴趣区翻译时长相加或许更能反映文本难度和译者所付出的认知努力。相加后结果如下：bubble为32.54秒（SD=12.62);browser paper为50.79秒（SD=18.15);websight为52.36秒（SD=22.08）。显著性检验中p值为0.052，可以认为若在样本量较大的情况下，三组样本间或具有显著性差异。

4.1.2 注视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注视次数可有效反映其注意力和认知努力分布，对某一区域的注视次数越多说明译者在该区域投入的认知努力越多。本文选取的注视相关指标包括总注视次数和兴趣区注视率，后者通过兴趣区注视次数除以总注视次数获得。由于样本中存在异常值对平均数有较大影响，所以采用中位数作为核心趋势数据。图2为受试注视次数及兴趣区注视率柱形折线复合图。不难看出，受试对于bubble、browser paper和websight文本的注视次数和兴趣区注视率均呈现递增趋势。其中，受试对三段文本注视次数的中位数分别为458(SD=152.41）、530(SD=216.42）和664(SD=128.55），但三组样本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p=0.08），这可能是样本量较少或文本长度较短所致。

兴趣区注视率可以有效避免因阅读习惯不同而带来的注视次数差异，兴趣区注视率越高说明译者在该区域所付出的认知努力越多。检验结果显示三组样本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并且事后检验发现bubble与websight之间（p=0.02）以及browser paper与websight(p=0.00）之间均有显著性差异，即受试对websight一词的注视率明显高于另外两个科幻新词。

4.1.3 停顿

停顿是译者击键过程不流畅的表现，是译者付出认知努力的信号。目前的研究通常将停顿阈值设定为2.4秒（Jakobsen&Jensen 2008），在这一基础上本实验对受试的停顿次数进行了统计，如表1所示。与预期不同的是，受试在翻译bubble一词对应文本时的平均停顿次数多于browser paper。也就是说，看似简单的旧词新义实际上也消耗了译者较多的认知努力。三组样本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且进一步的事后检验发现受试翻译websight所在文本时的停顿次数显著多于另外两段文本。

实验过程数据部分支持假设1，即同一译者对不同形式科幻新词的翻译过程存在显著差异，但并非形式越复杂的新词消耗的认知努力一定越多。由于形式新词的构成不具备明显的逻辑性，难以通过一般构词规则理解其中含义并进行翻译，所以这类新词对译者的认知努力消耗最大。语义新词的部分过程数据虽然略高于旧词新义，但并不总表现出显著性差异，且其停顿次数还略低于旧词新义，这说明词形复杂程度并非影响译者认知努力的唯一因素。旧词新义虽然形式简单，但其意义的更新和转换却较为复杂，不如语义新词的概念透明，这就增加了理解与翻译前者的难度。

另外，翻译过程指标虽然可以反映译者翻译不同类型新词时所付出的认知努力，但其变化并不一定完全代表翻译难度的增加，也可能是译者为追求更高的翻译质量而付出的额外努力，属于翻译中的创造性体现，下文结合译者对自身翻译的主观感知及翻译产品，以对假设2进行验证分析。

4.2 问卷数据

由于眼动和击键数据无法反映译者的主观感受，本研究参考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管理局-任务负荷指数量表（NASA-Task Load Index），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考察译者对翻译难度、努力程度、受挫程度和满意程度的认知。由于九名受试在受挫程度方面几乎不存在差异，本研究选取受试对翻译难度、认知努力以及满意程度的感知进行分析。

图3为九名受试对翻译难度及满意程度的感知散点图。一般来说，简单的翻译任务不需要译者花费较多的认知努力也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Browser paper的问卷调查结果呈现出与预期相符的趋势，然而bubble却非如此。九名受试对bubble一词的翻译难度评价平均数为3(SD=1.8），但对翻译满意程度评价的平均数仅为3.22(SD=1.39）。除5号和6号受试认为该词的翻译较为简单且对自己的翻译比较满意外，大多受试（尤其是2、8、9号受试）均认为bubble一词的翻译难度较高且对自己的翻译不太满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从过程指标来看，websight一词的翻译最难，且需要的认知努力最多，但三分之二的受试对其难度的感知却低于browser paper，三分之一的受试甚至认为其翻译难度低于bubble。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译者实际付出的认知努力与其自身感知到的认知努力存在差异。

将停顿次数与受试对认知努力的主观感知进行对比也会发现一定的差异（见图4）。旧词新义看似最简单，但受试实际花费的认知努力却高于其主观认知。认为翻译bubble所需认知努力最少的受试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的停顿次数往往高于他们认为付出了更多认知努力的browser paper。虽然受试对websight的难度评价较低，自认为付出的认知努力也较少，但实际翻译时长却大于其他受试自我感觉难度较高的新词，且九名受试在翻译websight对应文本时的停顿次数均为最多。这再次印证了个人所感知的认知努力与实际付出的认知努力之间存在差异。

4.3 翻译产品数据

要了解导致译者实际付出与所感知到的认知努力间存在差异的原因，需要结合翻译产品作进一步分析。Carl&Schaeffer(2014）根据信息理论框架（information-theoretic framework）和Shannon(1951）的香农熵，提出了词汇翻译熵（word translation entropy,HTra）这一概念。Shannon所提出的信息论旨在通过概率对信息进行量化以衡量信息的不确定性。在翻译情景中，翻译熵为某个原文单词的翻译项出现概率的不确定程度，即翻译模糊性（translation ambiguity）：如果在某次翻译任务中，不同译者选择不同翻译备选项的概率相同，单词翻译熵就会很高，翻译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翻译熵也可用于反映翻译难度：熵值越高意味着翻译难度越大，同时说明译者付出的认知努力越多（Carl 2021）。

在具体计算上，每个原词（w）都会对应一组目标词（t）。翻译自信息量（translation self-information，即各个翻译产品出现的数学期望）量化了每个译文（目标词）出现的可能性，表示为ITra(w|t）=-log2(p(t|w))。如果不同译者对同一个原词w提出了t1,t2，……，tn等多个不同的翻译，且不同翻译出现的频率分别为p1,p2，……，pn，那么w的翻译熵可以表示为：HTra=-（p1log2p1+p2log2p2+……+pnlog2pn)(Lacruz et al.2021:296）。

基于这一方法，我们对本研究中的翻译产品进行了翻译熵计算，结果显示三者的熵值大小依次为browser paper(2.95),websight(1.66),bubble(1.45）。与Carl(2021）结论不同的是，各项过程指标值均为最高的websight一词的翻译熵并非最高，反而是browser paper一词的翻译呈现出更强的多样性。具体来看，在所有九名受试中，有六名受试直接提取了bubble的常用义，将其翻译为“泡泡”。即使原文中有对bubble进行介绍（气泡状的电梯），但大部分受试未对bubble构成基于原文语境的具体意象，将he took the bubble to the surface译为“将‘泡泡’带回表面”（只有4号受试将took翻译为“乘坐”）。Browser paper的翻译最为多样化，只有两名受试给出了“浏览页”这一翻译，其他翻译包括“电子浏览纸”“纸式阅读器”“平板浏览器”等，还有一名受试参考原文paper-thin computer display这一描述，创造性地将其翻译为“纸平板”，这一翻译可以说是最贴合原文意义的。Websight的翻译较为单一，有七名受试均将其译为“网视”或“视网”。Websight在文中是一种帮助视障患者“看见”网络的可视化工具，翻译的难点在于websight和website音同形异。但是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均无法呈现这一特点，这可能与识别和理解该词本身已经消耗了受试较多的认知努力有关。较高翻译难度的新词使得译者无法在基本意义传达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发挥，因此只能采取直译的方式。

可以看出，翻译难度最大的websight并非具有最高的翻译熵，也就是说，翻译难度与翻译熵并没有绝对的相关性。翻译熵在本研究中更适合于体现译者的创造性空间。换句话说，创造性空间越大，翻译熵就会越高。

4.4 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认知机制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译者翻译过程中付出的认知努力与翻译难度相关，但该难度并非直接体现于新词词形。旧词新义在词形的复杂程度上要低于语义新词，但其翻译难度相较于语义新词并无显著差异。旧词新义的翻译熵为三者中最低，这可能是由于它在译者的认知框架中往往存在直接对应的翻译选项，但该选项却无法完全符合文本所创造的语境，此时译者需要尝试挣脱已有框架的束缚并构建新的框架，这一过程就需要译者付出相应的认知努力。由于时间或者认知负荷的限制，译者最终可能会从已有框架中选取对应的选项进行翻译。形式新词本身属于词形最为复杂的新词结构，难以通过拆解其构成部分来准确判断其表达的概念，译者需要投入大量的认知努力，通过译语语言系统和语法结构来获取对应的翻译。这同时也表现为形式新词的低翻译熵，因为较高的翻译难度限制了译者的进一步创造性加工。

其次，虽然翻译难度是影响认知努力的客观条件，但认知努力的增加不一定就意味着新词难度的提高，它也可能体现为译者试图寻找更佳译法而进行的创造性发挥。不同形式的科幻新词赋予译者的创造性空间不同，但词形最为复杂的新词并不表现出最高的创造性。通过各类新词的翻译熵可知，相较于旧词新义和形式新词，语义新词的翻译表现出最高的创造性。结合译者的翻译过程数据和主观感知数据可以认为，创造性空间越大，译者所感知到的认知努力往往越多。如果译者倾向于采取较为保守的翻译策略，那在翻译加工和选择上所消耗的努力就会相对较少，最终产品也不会表现出较高的创造性。若译者有意识地追求更佳的翻译方案，则需生成不同的翻译表达并对各种可能的选项进行评判和选择，从而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

基于上述发现，我们可以将译者的翻译任务分为两部分：基本翻译任务和高级翻译任务。基本翻译任务仅涉及原词意义的传递，在这个过程中译者或需要摆脱已有的认知框架，或需要根据文本信息构建新的认知框架，两者均消耗了译者一定的认知努力，但此时的认知努力多为译者的无意识付出，不会过多影响其主观认知和情绪。在完成基本翻译任务的前提下，若译者还有额外可支配的认知努力，即可进入高级翻译任务，而此时的目标则不再是基本意义传递，而是译者基于主观能动性对翻译产品的创造性加工，以使得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能达到某种新颖独特的效果。此时译者付出的认知努力更容易被感知，且该任务会提高译者对自身翻译的满意程度。

5 结语

本研究主要考察了译者在三类科幻新词翻译过程中的认知机制，包括认知努力的投入、译者的主观感知和创造性的发挥。实验结果部分支持了第一项假设，即不同形式科幻新词的翻译过程确实存在显著差异，但并非形式越简单需要的认知努力就越少。旧词新义虽然词形最为简单，但它往往会限制译者的思维，使得译者需要付出相应的认知努力来挣脱束缚，进而影响译者对于翻译难度以及满意程度的认知。实验结果也部分支持了第二项假设：不同形式的科幻新词赋予译者的创造性空间不同，但并非词形越复杂创造性空间就越大。在原词基本意义传递本身不消耗译者较多认知努力的情况下，译者可以尝试对翻译产品作进一步加工。经过此步骤的翻译产品一般都表现出较强的创造性，并且在该阶段所付出的认知努力会更为显著地影响译者的主观感知，同时也会提升译者对自身翻译的满意程度。但如果原词的词形解构或语义辨析已经占用了译者较多的认知努力，译者在完成基本翻译任务后就不会再对翻译进行创造性加工，使得最终的翻译产品表现较为单一。

说明

1. 本文推送时未加注释，引用时可参考期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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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公众号：语言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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