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案例】美国宪法|同性婚姻合法案（一）——持支持态度的多数法官意见

• Obergefell v. Hodges, 576 U.S. 644 (2015)

在本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解读了联邦《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最高法院基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和正当程序条款，以5比4的结果，认为同性婚姻权属于基本权利之一。进而，禁止州政府限制同性伴侣结婚。

此前，各州政府自行决定同性婚姻是否合法，美国部分州允许同性婚姻。此案后，全美各州均允许同性婚姻。

从人类历史的开端到现代，婚姻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不可替代的。一男一女所结成的终身伴侣关系，向来都是一件不分贵贱的有尊严和崇高的事。对于笃信宗教的人来说，婚姻是神圣的。而对于世俗的人而言，婚姻也使其人生圆满。婚姻允许两个人结合，促使这对伴侣打造出超越两个人单独所能成就的人生。因为婚姻，远不只结合两个人那么简单。婚姻源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求，代表了我们最深切的人生期望和愿景。

婚姻在人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已跨越千年，受各个文明的推崇且长存不衰。自古以来，婚姻就将陌生人变成了亲人，将家庭和社会凝聚在一起。孔子也曾在《礼记》中教导说，婚姻是为政之本（“礼，其政之本与”）。几个世纪后，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西塞罗也呼应了这一哲思。他在《论义务》中写道：“社会的第一个纽带是婚姻，其次是孩子，再次才是家庭。”纵观各个时代、各个文化及各种信仰，无数宗教和哲学典籍以及各种形式的艺术和文学作品，都对婚姻之美进行了难以尽述的颂扬。但须强调，这些对婚姻的颂扬，均是对异性婚姻的颂扬。

婚姻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证明了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但婚姻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法律和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婚姻是一个在历史中演变的制度。

例如，婚姻曾被视为由双方家长，基于政治、宗教和经济利益而作出的安排。但到了美国独立时期，婚姻已出自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随着女性地位和权利的上升，婚姻制度也进一步演变。在先前的“夫权”制度下，已婚男女被国家视为单一的、由男性主导的法律实体。随着女性获得法律、政治和财产权利，夫权被逐渐摒弃。这些过去几个世纪中发生的婚姻制度的变革，深刻影响了婚姻的本质。

这些新见解补足了、强化了婚姻制度。这一代人通过最初的请愿、抗议，表达了其对于变革婚姻制度的需求，而美国就是通过人民在政治和司法领域发声来发展的。

随着社会变革，人们对两性关系的观念也愈发开放。直到20世纪中叶，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还认为同性间的亲密关系是不道德的。因此还将同性关系入罪。二战后，社会对同性恋者的人性和人格有了更详细的认识，但法律和习俗仍旧不给予同性恋者其应有的尊严。在美国，许多州曾将同性间的亲密关系视为犯罪。同性恋者被禁止在大多数政府部门就业，被禁止服兵役，在移民法下遭排斥，是警察打击的目标，他们的结社自由也受限制。当时，同性恋也被视为精神疾病。在美国精神病学会1952年出版的第一部《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中，将同性恋列为精神疾病,直到1973年才改变该观点。仅在近期，精神病学家等才认为同性性取向是正常的人类性行为表达，且无法在后天改变。

20世纪后期，随着重大文化和政治进展，同性伴侣的生活才更加开放。之后，随着社会讨论的深入，公众对此的态度也转为更加宽容。也正因此，涉及同性恋者权利的问题被诉至法院。

三、美国法律体系中的同性恋者权利

⪼第二点，婚姻权，因其对缔结婚姻两方的重要性而成为基本权利。

在1965年的Griswold v. Connecticut案中，本院保护了已婚配偶的避孕权。在Griswold案中，本院强调称：“婚姻是祸福与共、白头偕老、至亲至爱。婚姻所孕育的，是两人的生活方式，并非政治主张；是生命中的和谐，而非教条信仰；是彼此忠贞，而非商业或社会企划。”本案中原告所要求的婚姻，也正如本院在之前案例中支持过的婚姻关系一样，蕴含有崇高的理念。

正如本院在Lawrence案中所认定的一样，同性伴侣和异性伴侣享有同样的，在伴侣间自由实施性行为的权利。正是基于此，本院将把同性间性行为认定为犯罪的法律，判定为违宪。

但性行为并不能完整的定义两者间的亲密关系。虽说，同性间性行为不再构成犯罪，但追寻自由的步伐并未停滞。同性恋者已不再是法外之徒，但仍旧是社会中不被认可的被放逐者，他们仍未找到真正的自由。

本案中双方也同意，同性伴侣也给其家庭中的孩子爱和温暖。目前，成百上千的同性伴侣已经在抚养孩童。大多数州允许同性恋者，以个人或伴侣身份领养子女。这有力地证实了，法律已认可同性伴侣能够建立充满爱和关怀的家庭。

因此，如果将同性伴侣排除在婚姻之外，那么将与婚姻的一个核心理念相冲突。没有婚姻关系提供保障，同性伴侣的孩子会比其他家庭的孩子低人一等，且缺乏法律和物质上的保障，使得同性伴侣的子女无故受到损害。

⪼第四点，本院案例以及美国传统已表明了，婚姻是社会的重要基石。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在近两个世纪前游历美国时认为：“世界上当然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那样如此尊重婚姻关系……当美国人从社会生活的喧嚣中退隐到家庭的怀抱时，他找到了秩序与平和……之后他会再把[那种形象]带回社会生活中。”在1888年的Maynard v. Hill案中，本院也论述道：“婚姻是家庭和社会的基础，没有婚姻就不会有文明和进步。”

长期以来，婚姻作为一种伟大的社会制度，定义了民间社会。即使婚姻制度随时间推移而发生重大变革，但它的重要性也不因，是否需要父母同意、是在什么性别或种族之间结合，等问题的答案而变弱。

因此，只要一对伴侣诺下誓言，社会就会尊重并支持这对伴侣，向其颁发证明以及相应的物质支持、政策支持。政府向来以已婚家庭作为一户，对该户赋予权利、福利，施以义务。已婚家庭的权利义务涉及方方面面，如税收、继承和财产权、无遗嘱继承规则、证据法中的配偶特权、医院探视权、医疗决策权、收养权、事故中幸存方的权利和福利、出生和死亡证明、职业道德规范、竞选财务限制、工人赔偿福利、健康保险、以及子女监护权、抚养权和探视权的规定。涉及数千条法律。

就此，同性伴侣和异性伴侣并无区别。然而，如果将同性伴侣排斥在婚姻制度之外，他们就被剥夺了前述的一系列权益。剥夺这些权益的行为，异性伴侣无法容忍，同性伴侣也无法容忍。基于婚姻的重要地位，不赋予同性伴侣婚姻地位实际上传递了，同性伴侣的地位低于异性伴侣这一信号，没有做到平等保护。

将婚姻限定于异性之间，在历史的长河虽属自然且公正，但历史与当今社会所认可的，婚姻的基本权利的核心意义不一致。基于这点，将同性伴侣排除在婚姻之外的，事实上向同性伴侣施加了《宪法》所禁止的那种歧视性待遇和损害。

七、被告的辩驳理由不足

被告引用本院在1997年的Washington v. Glucksberg案中的裁判理由，要求本院依先例，在认定《宪法》基本权利时“谨慎描述”（careful description）。被告认为，原告所要求的并非直白的婚姻权，而是在法律及历史长河中从未存在过的同性婚姻权。本院重申，Glucksberg案确实要求法院在定义《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自由时，用最缩限的方式来定义，且在定义时必须引证历史。

Gluckberg案的解释方法，虽然被适用在了“医生协助自杀”等问题中，但从未被用在婚姻等私事上。在Loving案中，原告并未要求法院认可其主张的“跨人种婚姻自由权”。在Turner案中，原告也并未要求法院认可其主张的“囚犯婚姻自由权”。在Zablocki案中，原告也并未要求法院认可其主张的“无力抚养孩子的男性的婚姻自由权”。正相反，各案原告都要求法院全面地认可其主张的婚姻权。法院在审查时，也是关注于州政府在剥夺各案原告婚姻权时，是否给出了足够的依据。

本院也在本案中依上述方式审查。本院不能因过去的婚姻都是异性之间的，就错误的依该惯例而继续认为婚姻只能在异性间发生，也不能基于该惯例而否定新的主张。本院已否定了上述论证方法，已各自支持过了婚姻权及同性恋权利的变革。

八、《宪法》中的平等保护条款和正当程序条款支持本院的解读

婚姻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根植于历史传统，但这项权利的源头并非仅限于经典，还应当源于我们对《宪法》精神的解读。本院通过《宪法》来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自由。

反对同性婚姻的主张，是基于对宗教的敬仰或其他哲学观点的。对此，本院不进行贬低。但若要使这些反对同性恋的个人立场变成法律或政策，则将导致国家排斥同性恋群体。这样的国家行为将伤害、歧视同性恋群体的自由。按照《宪法》精神，若法院不承认同性伴侣与异性伴侣在婚姻中的同等的法律地位，若法院不支持同性伴侣的婚姻权，那就是在否定他们的自治，贬低他们的人格尊严。

同性伴侣的婚姻权基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所保障的自由，也基于该修正案中对法律平等保护的保证。《宪法》中的正当程序条款和平等保护条款虽不同，但二者间联系很深。自由一词所代表的基本权利和法律所平等保护的权利，虽然各有不同的渊源，涉及范围也不尽相同，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两个概念可以互相阐释。而本案中的同性伴侣的婚姻权也是基于两个条款相互阐释而产生的。

本院在Loving案中，通过解读平等保护条款和正当程序条款得出了公民的跨人种婚姻权。本院曾认为，禁止跨人种婚姻的法律因其对同人种婚姻和跨人种婚姻的不同待遇而违宪。本院认为这样的区别对待的法律触犯了平等保护条款的基本内涵（violates the central meaning of 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基于对平等保护条款的此等解读，本院进而裁定，这种禁止跨人种婚姻的法律侵犯了自由的核心内涵。该涉及婚姻的法律基于两方的人种来分门别类的区别对待，这样的区别对待直接颠覆了《宪法》所要求的平等，对于平等的颠覆直接的、未经正当程序的剥夺了公民的自由。至此，法院揭露了禁止跨人种婚姻法律的本质和其对公民的伤害，体现了婚姻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本院在Zablocki案中，进一步阐释了平等保护条款对解读基本权利的作用。在该案中，法院援引平等保护条款作为判定法律违宪的依据。如先前已述，Zablocki案所涉州法禁止拖欠子女抚养费的父亲在未经法院批准的情况下结婚。本院基于平等保护条款，认定该法律给婚姻权这一重要的基本权利施加负担。本院也同时重申了，平等保护必要地守卫了自由所涉的基本权利，这一相互关系。

事实上，法院在解读平等保护条款时认识到，新的社会理念反映了美国社会制度中曾经被忽视的不合理、不平等现象。以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为例，先前的婚姻由夫权主义主导，在那个年代夫权主义被逐渐抛弃，认为夫权主义是对婚内两性关系的歧视，而这样的歧视导致了男女间的不平等。例如，在1971年，佐治亚州的法律规定："丈夫是家庭的一家之主，妻子从属于他；妻子的法律公民身份与丈夫合二为一，但为了保护妻子权益而需要承认她的独立身份的情况除外。”本院为回应社会中废弃夫权制的新认知而援引平等保护原则，废除了将性别不平等强加在婚姻中的法律。如同Loving案和Zablocki案一样，此废弃婚姻中夫权的案例也表明了，平等保护条款可以纠正婚姻制度中的不平等，维护宪法下的自由和平等原则。

其他案例也证实了自由与平等之间的这种关系。在1996年的M.L.B. v. S.L.J.案中，法院基于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原则，否决了要求贫困的母亲在抚养权案件上诉中支付上诉费的法律。在1972年的Eisenstadt v. Baird案中，法院援引这两项原则，废除了禁止向未婚者（而非已婚者）分发避孕药具的法律。在1942年的Skinner v. Oklahoma ex rel. Williamson案中，法院同样基于这两项原则，否决了允许对惯犯绝育的法律。

在Lawrence案中，本院已认可同性恋者的法律权益需要《宪法》来保护。尽管本院主要依据正当程序条款来判决，但也同时认可了，将同性性行为定义为损害州政府的犯罪行为，会导致不平等。因此，本院以自由和平等的名义保护了同性恋者的权利，认为州政府“不能将公民的私人性行为视为犯罪，不得以此来贬低他们的人格或掌控他们的命运"。（the State cannot demean their existence or control their destiny by making their private sexual conduct a crime.）

上述观点也可适用于同性伴侣的婚姻权。很明显，本案中的法律束缚了同性伴侣的婚姻自由，也侵蚀了平等的核心内涵。被告州政府所秉持的婚姻法，不平等地剥夺了，同性伴侣所应当享有的，同异性伴侣相当的权益。导致同性伴侣无法享受婚姻权这一基本权利。特别是考虑到同性伴侣长期不被社会认可，剥夺同性伴侣的婚姻权进一步加深了他们所遭受的损害。平等保护条款和正当程序条款都禁止这种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性法律限制，禁止这种对婚姻基本权利的不合理侵犯。

本院认为同性伴侣应当可以行使结婚这一项基本权利。这项自由不应被剥夺。原告所诉的的州法，因其在同等情况下区别性的，将同性伴侣，而不是异性伴侣排除出民事婚姻而被认定为无效。

九、原告无需通过立法部门来取得同性婚姻合法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