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案例】美国宪法|据推荐算法而产生的信息流，属于互联网平台的表达，受第一修正案保护，政府不得干预。

• MOODY v. NETCHOICE, LLC, 603 U. S. ____ (2024)

本案中，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一致同意，本案原告未能充分证明，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管制互联网平台内容审核的法律，是明显违宪的。

但是就互联网平台利用算法，形成推送到用户的信息流的行为，是否属于表达活动，仍存在一些分歧。

持质疑态度的大法官认为，简单地将互联网平台编撰第三方言论并形成信息流的行为，与传统媒体编撰第三方信息的行为划等号，是不妥当的。况且仍需原告尽到举证责任且经下级法院审查后，最高法院才可考虑互联网平台是否进行了表达活动。

在2021年，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颁布法律来规制互联网平台。受管制的互联网平台包括大型社交媒体平台，如Facebook和Youtube等。

在前述法律中，包含内容审核条款（content moderation provisions），管制了互联网平台能如何向用户展示内容。本案的特别之处在于，涉案法律禁止互联网平台进行内容审核，强令互联网平台不过滤、不优先排序、不标记用户发布的各种消息、视频和其他内容。

涉案法律还要求，如果互联网平台审核了用户内容，并决定移除（remove）该内容，则互联网平台需要向用户提供详细解释（individualized explanation）。

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通过这些法律后不久，NetChoice，和Youtube与Facebook所属的计算机与通信行业协会（Computer &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ssociation），起诉该两州的法律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

初审的联邦地区法院认为，涉诉法律可能侵犯了原告互联网平台，选择展示何种言论的“编辑判断”（editorial judgment），损害了这项《宪法》保护的权利。

二审佛罗里达州案件的联邦第十一巡回法院维持了下级法院的认定。而二审德克萨斯州的联邦第五巡回法院做了相反的认定。

最高法院复审本案，以解决第五和第十一巡回法院之间的分歧。

互联网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人与人的交流方式，带来政策问题。社交媒体构建了我们与家人、朋友、公司、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的关系。互联网平台提供的服务，在提升了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如何监管互联网平台成为了当前的热点，是对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新兴挑战。

法院在其中的角色，是保护互联网平台的言论自由。如同法院在过去保护传统媒体的言论自由一样，只要互联网平台创造了表达性产品，就会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在案材料表明，互联网平台，至少通过某些功能，进行了表达活动。在信息推送时，平台会选择展示哪些、如何展示这些言论。在此过程中，平台会选择、剔除、组织、设定信息优先级等。每天，平台都会做出上百万次这样的选择。通过推送信息来创造平台自己的独特表达。虽然社交媒体是新，但其本质已在相关案例中出现过。传统媒体也会选择和塑造其获取的第三方言论，来形成自己的策划性言论（curated speech）。

本院已多次判定，限制媒体的“编撰选择”（editorial choices）的法律，必须符合《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一法律准则，不因策划性言论的载体，从物理世界转变到虚拟世界而改变。而涉案的州法，也与先前的限制传统媒体的法律一样，是以政府行为来改变，私人编撰第三方言论的汇编作品。本院应当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准则，审查这项政府行为。

一、第一修正案对信息编撰活动的保护

本院在下文讨论六个案件来明确这一点。

在保护“编辑控制权”时，本院也认识到了潜在的弊端。认为政府需要有权控制报社的各方，认为“现代媒体帝国”的越来越大的塑造、操纵公众舆论的能力，需要受到政府规制。本院认可了其中的道理，但还是总结道，该法律与第一修正案禁止国家操纵言论的目的相冲突（collided with the First Amendment’s antipathy to state manipulation of the speech market）。佛罗里达州不能用“政府监管”来取代“编辑选择“（editorial choice）这一关键过程。

• 支持纳粹意识形态；
• 宣扬恐怖主义；
• 提倡种族主义、仇视伊斯兰教或反犹主义；
• 美化强奸或其他基于性别的暴力；
• 鼓励青少年自杀和自残；
• 反对使用疫苗；
• 建议虚假的疾病治疗；
• 提出虚假的选举欺诈指控。

像案例中的报社、有线电视运营商、游行组织者一样，互联网平台在策划其推送的内容时，也在编撰第三方言论以创造平台的独特的表达作品。该平台的表达作品，包含了是否传达，如何传达某些特定观点的选择。平台在选择时，必然考虑哪些选择是适当的，而哪些是不适当的。甚至在选择时，还考虑给予哪些观点何种程度的曝光度。第三方内容范围的选择、对是否通过第三方内容的选择、对公共问题的处理，不论其选择的结果是否公平，其选择的过程就构成了编辑控制和判断。而涉案法律干预了这一过程。

Facebook和YouTube从它们的新闻推送和主页中排除了大量内容（更不用说标记或降级）。社区标准和社区指南详细列出了平台不愿接纳的各种言论类型。两大平台似乎都在认真执行这些手册。仅在2021年的一个季度，Facebook就从其新闻推送中删除了超过2500万条“仇恨言论内容”和近900万条“欺凌和骚扰内容”。类似地，YouTube在一个季度内删除了超过600万违反其社区标准的视频。虽然涉案法律要求互联网平台，不删除那些内容，但这也不意味着合宪。干预编辑选择的行为，不因干预方式的不同而不同。

即使平台用户不将他人的表达归因于平台的信息推送，也不影响平台进行了表达活动的认定。平台通过内容审核，控制着整个平台领域内，传达信息流的活动。因此，平台可能拥有整体言论环境（overall speech environment）。但不管怎么样，本院不将听众对于表达的归因错误，与第一修正案保护相挂钩。本案中的重点是，Facebook与Youtube的信息推送属于表达，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

三、州政府的干预行为没有充足的公共利益作支撑

在第一修正案框架下合宪的法律，必须促进与“压制言论自由”无关的“重大政府利益”。

以德州为例，佛州也差不多类似地认为，涉案法律的立法目的是，纠正主要互联网平台中的当前言论思潮。德州认为，当前的互联网平台偏爱特定观点，然后删除或限制其他信息。德州希望互联网平台保留那些受歧视的观点不被删除或限制，以此创设更好的言论平衡。推动该立法的州议员们认为，经营社交媒体的“西海岸寡头”正在“压制保守派的观点和思想”。德州州长在签署该法案时，也认为：“互联网公司正在煽动压制保守派的危险的政治运动，而压制保守派观点是不美国的，也是不德州的，该行为即将在德州非法。”

但一个州不能为了推进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平衡而干涉私人的言论。各州（及其公民）希望有一个公众可以接触到各种观点的表达领域固然是好，也是第一修正案的基本目标之一。但第一修正案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防止政府“在公共辩论中倾斜向某一方”，而不允许政府阻止私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表达某些观点。这点，对于组织言论载体的私人也同样适用。在理想的世界中，政府可以采取措施来减少言论中的不平等现象，但不能粗暴地通过禁止某些言论来减少言论不平等。毕竟，允许政府干预私人言论以塑造理想的言论环境，是最为威胁言论自由的。

即使德州旨在达成言论平衡，要求互联网平台包容那些被排除的信息，要求互联网平台不观点歧视。但是德州法律中规制互联网平台内容审核政策的条款，将改变平台在推送中显示的言论，将迫使平台创造出不同的表达产品，传达不同的价值观。根据第一修正案，德州不得通过这样的法律。

四、结论

撤销第五和第十一巡回法院的判决，发回重审。

在重审时，下级法院必须先确定涉案法律的适用范围，确定什么是违宪的法律适用，并且将违宪的适用与合宪的行为相比较。

原告NetChoice的举证责任是，需证明涉案法律的管制，超出了其直截了当的正当性的，禁止了原告实质性地作出受宪法保护的言论。

在重审时，下级法院也必须牢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两项原则。第一，呈现一个策划和编辑过的言论合集本身，是受保护的表达活动。第二，州政府不能通过限制他人的表达来促进思潮平衡。赋予政府限制他人表达的权力就是纵容政府控制思想的表达，错误的允许政府推广其所偏爱的观点，压制其不喜欢的观点。而《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人民免受前述的政府行为。

【编者注：虽然Alito大法官赞同本案结果，但是其赞同的只是本案结果，即原告未能满足其举证责任，未能充分地证明涉案法律明显违宪（请见上文结论部分，编者省略了“明显违宪”审查标准的讨论）。但是对于Kagan大法官的判决书中，对推荐算法信息流的性质认定，表示疑虑。下述观点实际上是反对意见。】

Kagan大法官代表的多数意见，对互联网平台的表达行为的讨论，基于假设，而非在案材料，存在不少漏洞。

例如，多数意见过于简单的，将Facebook的新闻推送和YouTube的主页推送背后的算法逻辑，划上等号。多数意见错误地同意了原告NetChoice的主张，认为平台使用算法、依照其用户守则审核内容时，当然的从事了表达活动（per se expressive）。其错在，最高法院没有考虑、平台也拒绝透露其算法是怎样运作的。

再者，多数意见未能认真考虑州政府的观点。州政府的主要观点是，如YouTube和Facebook这样的大型互联网平台，实质上构成了21世纪的“人民广场”（the 21st century equivalent of the old “public square”）。这些平台实质上是公共场所运营人（common carriers）。即使法院最终不支持州政府观点，但必须认真考虑州政府的论点。

因为多数意见没有充分考虑州政府的观点，所以其认定存在疏漏。当今的Facebook和YouTube与半个世纪前，Tornillo案中报社的编辑行为、编辑职能，实质上存在重大区别。

首当其冲的是规模。目前，Facebook和YouTube，每日各生成超过四拍字节（4,000,000,000,000,000字节，4PB）的数据。根据本人的计算，这大约是一期每日发表的《纽约时报》字节数的13亿倍。任何人类都不可能审查如此庞大的“言论”流中的一小部分，平台的算法很关键。即使人类能够审查如此庞大的信息，那么法官又如何决定屏蔽少量不和谐的言论会怎么改变平台的整体表达呢？

那么再考虑一下，报社和互联网平台分别是如何编辑内容的。编辑报纸的是真正的人，报社编辑会将文章分配给特定记者，校对员会用蓝铅笔检查稿件。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互联网平台在筛选用户上传的数十亿文本和视频时，并不是事前审核，而是经由算法，在用户上传后作审核，删除不符合平台规则的内容，或者提升或降低用户内容的曝光度。当前AI又已经被大型互联网平台运用到内容审核之中。当AI算法做出决策时，即使是创造AI模型的程序员也无法真正理解AI决策背后的原因。考虑到上述背景，算法或AI作出的编辑行为，是否应当与人类编辑行为划等号呢？是否也应当被认为从事了表达活动呢？多数意见至少应该考虑一下这一论点。

除上述以外还有诸多疑虑。本院或许应该考虑一下Facebook和YouTube等平台因其体量而获得的巨大影响力（network effects）。或许本院应该考虑互联网平台，会如何独特地影响公众思想。但现在不是考虑的时候，原告没有主张涉案法律对Facebook和Youtube的适用违宪，也没能充分证明明显违宪。多数意见没能很好地论证其观点，也没到能发表其观点的时候。

当新科技带来新的《宪法》问题时，最高法院必须谨慎地解读《宪法》。尽管《宪法》的内涵不应时间而改变，但把过去的法律原则适用于新科技时，本院必将解读新科技的本质及其影响。为避免本院作出尴尬的、错误的、有既判力的判决，本院必须待下级法院考虑之后，再考虑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