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人眼中，城市往往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代名词。但其实，城市，不仅仅是钢筋混凝土的堆砌，更有生命的呼吸与野性的呼唤。
英国作家本·威尔逊在他的新书《城市丛林：城市的野化，历史与未来》中，带我们走进那些被遗忘的城市角落，让我们看到了城市中隐藏的“丛林”。这些“丛林”可能是一片荒废的空地，也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缝隙，甚至是城市居民楼间的一抹绿意。在这些地方，生命以最原始、最野性的方式蓬勃生长，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美。
作者说：只有深入地回望过去、审视当下，并着眼于未来，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个极富魅力的生态系统和它的巨大潜力。
在没有太多关注的情况下，城市生态系统持续以惊人的方式演变。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认识到这些生态系统和荒野的凌乱之美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边缘的地带
对城市休耕地进行的广泛且深入的研究表明，城市边缘地带有着惊人的生物多样性。这些休耕地培育了原始群落生境中已经消失的珍稀植物，而且正在形成任何人都无法预测的特点。刺槐、梣叶槭、月桂樱、金链花和臭椿在柏林存在了至少一个世纪。
苍耳、狗茴香、狗尾草、向日葵、苦苣占据了小巷空间，也长在路边、工业场所和其他城市边缘地带。
当真正原生态的大自然就在身边时，谁会想逛公园呢？如果说城市周围的森林滋养了德国人的城市想象力，英国人则有另一种野趣滋润心田。伦敦城边上有一片叫作穆尔菲尔兹的非营利性湿地，它从罗马城墙向北延伸到伊斯灵顿，并与芬斯伯里绿地更大的一块空地相连，直到 18 世纪，那里一直是城市生活的中心。
劳森的一个赞助人问道：“郊区荒野有肮脏的木屋、荒凉的树木、垃圾场和所有其他我们熟知的难以处理的场景，除了劳森，还有谁能把那里画出美感？”劳森捕捉到大自然转变为混凝土之前的瞬间。边界永远不会长久地停留在那里。
这片没有排水的沼泽地长满了莎草、灯芯草和夜鸢尾，是伦敦人特别是年轻人喜爱的去处，他们在那里参加体育活动，玩喧闹的游戏，做爱，开庆祝会，抗议，打架，练习射箭和锻炼。
乡村环带有河流和湖泊组成的半野生景观，可以种植乔木和灌木，那里有“岩石、采石场和石头，还有模仿荒野和洞穴的野生环境，以及石窟、溪谷、幽谷、峡谷、山丘、山谷和其他自然景观”。无论如何，这并非要保护农田或建设公园，而是呼吁将野性融入扩张的城市矩阵。
道尔顿不希望这些边缘地带被“改造成修剪干净、布置整齐的花园或公园。他的目标是让这些区域保持其野生和未开垦的状态，并不施加布局规整的花园平常实施的限制，看到劳动人民可以欢闹地享受这些地方，将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景象”这是对野性的呼唤，即便在城市中也要呼唤无拘无束、自然生发的状态。
今天，处在人类环境恶化的时代，我们在野性和自然中看到了美，这对我们的前辈来说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开始试探性地将凌乱视为生命之源。
自然生长的、繁茂的自然不在人类的控制之内，无法轻易与我们政治化的、易变的田园风光概念相融合。它存在于铁路和公路边缘、废弃的地段、运河岸边、灰泥墙上、废弃空间和混凝土缝隙中，这些地方可以发现奇迹。
泥土的缝隙
美国城市快速却不平衡的发展为培育野花资源带来机遇。在杂乱无序的城市化时期，美国的城镇建筑物之间有许多空隙。
向日葵和黑心金光菊等牧场植物很好地适应了空地、路边和其他受扰地方。大片摇曳的向日葵在不适宜的混凝土、碎石、煤渣和沥青上生长，成为美国城市的特色花卉。在芝加哥畜牧场丰富的粪堆里，长出了猫薄荷、三叶草、起绒草和茄属植物。
埃利奥特·霍奇金（Eliot Hodgkin）描绘了大破坏的诡异之美，尤其突出了杂草丛生的效果。
伦敦被炸后显出的野性在罗斯·麦考利（Rose Macaulay）的小说《世界：我的荒野》（The World My Wilderness，1950）中有所描绘，其封面插图就展现了圣保罗大教堂周围的野花草地。
在现代城市的中心地带，出乎意料的生物多样性使人们看到了城市中原本看不见的、奇异又奇妙的大自然。也许，市中心终究不是“不毛之地”。
1954 年，保罗·乔维特（Paul Jovet）写到了巴黎的自生植被。他指出，“人类及其钢筋、混凝土、沥青附属物的广泛入侵”并没有消灭纽约本地的野生动植物。他宣称，即使自然的面积有所降，剩余的小片草地和森林也能使大部分的本地动植物存活下来。“就算让这个区域的人口尽可能地增加繁衍，让人们尽情地盖房铺路，这座了不起的城市里总会有许多种类、难以计数的野生生物存在。”
有人欣赏 19 世纪美国城市以混乱为特征的景色。波士顿植物学家威廉·里奇（William Rich）发现，家乡城市的“空地和填埋场”有“几乎取之不尽的”不同来源的野生植物。在一部了不起又卓有远见的著作《城市庭院中的自然》（Nature in a City Yard，1897）中，查尔斯·蒙哥马利·斯金纳（Charles Montgomery Skinner）陶醉于自己在布鲁克林块地上的大量野生植物。它们来自世界各地并茁壮成长——紫菀、甘菊、雏菊、蒲公英、百里香、秋麒麟草、酢浆草、蓼、酸叶草、蓟、野防风、繁缕和马齿苋等组成了欢乐大杂烩。斯金纳从简陋的小巷中收获了“平民”野生芥末，并把它种在自家院子里。
城市的移民
没有任何动物是城市的原生动物。与我们、游隼和老鼠一样，所有的城市物种都是移民，在新生态系统里试运气。
老鼠、蟑螂、鸽子和猴子已经这样做了几千年。现在，有一群非凡的动物正在加入其中。和前辈一样，它们也在快速地适应。
在明尼苏达州，最大的白尾鹿群集中住在双城的都市区，而金狮面狨在巴西的城市定居。受益于更清洁的水域和恢复自然的城市道，自千禧年以来，新加坡、芝加哥和超过 100 个英国城镇发现了水獭。就连行事隐秘而警惕、通常不被看见的豹子也潜入了孟买，在夜间悄悄穿过城市。郊狼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探索美国城市以来，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
庄严的蜀葵披着亮粉色花朵，从人行道上长出来。这里曾有汽车停泊，车辆在街上一刻不停地来回穿梭。现在，它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蜀葵、千屈菜、鼠尾草和藤蔓月季，与茂密的灌木、密集的花朵、乔木和青草一起生长。这里现在是可以消磨时间的社交场所，人们在这里见面、聊天、玩耍和用餐，而不是匆忙地路过。
随着我们更多地了解城市中的自然过程和动物生活，我们肯定会开始以截然不同的眼光看待城市世界，把它看作自然之中而不是自然之外的一种存在。如果我们允许，我们对自然的需求以及对社交与文化的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城市应该成为 21 世纪的保护区，是值得我们保护和培育的生态系统。奇迹就发生在我们的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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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拥有比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更多的物种。英国的埃塞克斯郡坎维岛有一座废弃的炼油厂，因其丰富的稀有植物和昆虫而被称为“英格兰雨林”。澳大利亚的城市在每平方千米中庇护的濒危物种多于非城市地带。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并不是贫瘠或沉闷的，它的生物多样性令人吃惊，通常比附近的乡村还要丰富，而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
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在20 世纪30年代写道：“在大城市特有的生活条件下，人类与大自然的距离再远不过。”如今我们可能或正开始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但沃思触及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城市和乡村曾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分裂的区域。如果你渴望田园和野生景象，就得离开城市。在《小杜丽》（1857）中，查尔斯·狄更斯就想象出一座19 世纪城市，并描绘了它死气沉沉的样子：“忧郁的街道披着煤灰的忏悔外衣，把那些被发落到这里开窗凝视这外衣的人的灵魂，浸入了极度的沮丧之中。……没有图画，没有珍稀动物，没有奇花异草，没有天然的或人造的古代世界的奇观。……什么也看不到，唯有这街道，街道，街道。什么也呼吸不到，唯有这街道，街道，街道。什么也找不到，去改变那沉重的心，去振奋那沉重的心。……一座紧挨着一座的房屋，绵延数英里，东南西北，朝远处伸展，在这仿佛深井、深坑的房屋里，居民们挤得透不过气来。流过城中心的是一条污秽的下水道，而不是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在我看来，最后一句话很好地总结了为什么人们会对城市中的自然持悲观态度。在工业化的19世纪，工业废水与腐败的动物内脏以及未经处理的污水使曾经孕育生命的河流、小溪和池塘充满了死亡气息和恶臭。同样，城市中的动物——成千上万服务于城市交通的马匹，每天被屠宰的成群的牛、羊、家禽和猪，大量在垃圾堆中觅食的狗，传播了致命的人畜共患疾病。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城市传说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关于生活在下水道的短吻鳄。城市里的野生动植物已经变成一种潜在威胁，是一种变异的、反常的、不自然的危险存在，依赖人类排放的污水生存。因此，城市生态系统被认为受了污染且对人类健康有害。生物学家也附和着：真正的自然存在于别处，远离烟雾弥漫的、有毒的大城市，远离患病的动物、肮脏的老鼠和有害的外来植物。甚至到了20世纪，城市仍不是一个有自尊心的植物学家合适的研究对象。
城市的混乱已成了致命问题。那些清理城市使它清洁卫生的举措导致对自然过程的破坏。河流和小溪被掩埋，并入下水道系统。沼泽和湿地被填实，铺平。在《小杜丽》中，读者看到狄更斯笔下现代城市中自然衰亡的凄凉描写后，没几页，就会遇到一幢老屋，关于它那“杂乱无章的屋顶”和“荒芜滋蔓”的院子。啊哈，终于在单调的城市里有了绿色植物。但，可叹的是，这并非自然应有的样子。
工业城市曾由植物装点，大部分的自发生长植物曾是食物来源，但到了19世纪，人们已无法容忍它们。尤其是欧洲和美国城市中的大面积野草，尽管那里的人们曾经任其生长，但后来它们却引发了社会焦虑。究其原因，乔治·R. 斯图尔特（George R. Stewart）创作的《地球忍受》（Earth Abides，1949）提供了一个线索。这部后启示录经典小说描述道：瘟疫刚夺走大部分人口的生命，之后不久，“青草和杂草在混凝土的每个小裂缝里露出绿色”。大自然重新改造人类环境的种种迹象已成为社会崩溃和荒废的证据。珀西·比希·雪莱将19世纪初的罗马圆形大剧场描写成无异于多岩石的地中海山丘，那里长满了野橄榄、桃金娘和无花果树：“当你漫步在灌木丛的迷宫中，它遮蔽着你，在这百花齐放的季节里，野草在你的脚下盛开。”
几个世纪以来，罗马圆形大剧场都是生物多样性的庇护所。19世纪中叶，那里有420种植物，其中许多是外来的。但它们很快就被拔除净尽，因为罗马的古建筑要被修复成纪念碑和旅游景点。自然在城市环境中取得的胜利在罗马最为明显，这被视为自然挫败文明的证据，既生动又可怕。19世纪后期，失落的玛雅城市蒂卡尔和柬埔寨寺庙吴哥窟的遗迹都被热带雨林吞噬，这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它们是所有城市最终命运的生动展现。失落的丛林之城，像罗马圆形大剧场一样日渐衰败的古迹，都有力地警告人们任由自然野蛮生长的危险。不被监管的植被、缠结在一起的建筑和自然，代表着疏忽，并最终象征着文明的衰败。
雪莱把未来的伦敦想象成“无人居住的沼泽中那无形又无名的废墟”，只有“芦苇丛和柳树小岛”上的麻鸭发出低沉响亮的叫声，打破了寂静。雪莱笔下描绘的未来伦敦湿漉漉的景象也是它曾经的样子：沼泽在人类来到这里之前就有，后来被排干了。它可能发生在柏林或拉各斯，纽约或上海，巴黎或曼谷。实际上，成百上千的城市都建于湿地上。终于有一天，软泥会重申它的地位，将一切吞噬。这种比喻常见于小说和电影中：一旦灾难来临，城市逐渐回到自然状态，到处长满树木和野草，破坏砖石建筑和钢结构的摩天大楼，到处都有野生动物。这一景象提醒我们自身并不安全，以及大自然有可怕而势不可挡的力量。
城市的植物群遭到严厉除草法令的损害，后来，大量化学除草剂和大批手持除草机的工人也参与了除草行动。城市植被与污染并列成为社会焦虑的根源，这将在第3章进行详细介绍。因为它们（像许多城市居民一样）难以控制、毫无约束，而且适应性很强，就像坚韧的野草一样遭人厌恶。当这些植物失去食用和药用价值时，就变得无人喜爱、不受欢迎，也因此显得不堪入目。当水从其他地方被输送到城市，其中的河流也会遭到和植物同样的命运。然后，当煤和天然气替代树木成为主要燃料，城市的森林也会如此。城市农田曾经在城市中非常多产又引人注目，而一旦食物从遥远的土地上被低价空运过来，农田也会遭此厄运。难怪想象中的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当城市不再依赖其直接腹地的生态系统，环境与城市健康之间的联系就更难辨识了。硬工程和技术取代了自然过程。自然与城市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我们现在只是在努力接受这一点。
这并不是说自然在城市中不存在。相反，工业化时代标志着现代城市公园的诞生。但这种公园与一种新的自然观密切相关，我称之为“城市化的自然”（urbane nature），而不是“城市中的自然”（urban nature）。城市公园是那些自然被清理干净并简化的地方。在那里，野生动植物的自发性和混乱性被制止，人类对统治的渴望最为明显。如果自然要在大城市中生存，它得严格遵守人类的条件。草坪可以代表这一过程——那些修剪整齐、施过化肥又浸着农药而往往毫无生气的草地。我们对美的标准和接受，或至少是那些城市掌权者对美的标准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能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社区中较贫穷的公民和被殖民者。杂草和自然生长的植被，难闻的农场和蓬乱的草地，野生动物和原生态的河流，所有这些在城市范围内出现时，就预示着废弃。
如果没有耗费这么多时间和金钱美化城市，那些不受欢迎的和被鄙视的自然形态将依然存在。它们的后代存留下来，好像隐匿的逃亡者，在那些被我们隔开和忽略的地方找到了栖息地。野生动物悄悄潜入城市，大量繁殖，并适应了与人类共存。在没有太多关注的情况下，城市生态系统持续以惊人的方式演变。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认识到这些生态系统和荒野的凌乱之美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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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气候危机，城市的处境岌岌可危。尽管人们在工程上创造了奇迹，但对城市的设计根本无法应对更高的气温、不可预测的风暴和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工程技术不足以拯救城市居民；相反，焦点已经转移到所谓“绿色基础设施”上。
城市迫切需要重新自然化的河流、修复的湿地、恢复的潮汐湿地，以及城市森林的阴凉树冠，来抵御气候危机。如果你想象未来的城市，不要太在意智能技术、飞行汽车和摩天大楼，而要多想想层层叠叠的叶饰、平屋顶上的农场、粗糙的城市草地，以及茂密的森林。城市正在迅速变化，它们历来如此。21世纪的趋势是它们要变得更加环保，这是一种自我防卫形式，而非别的。城市和荒野间的界线将变得更加模糊。
城市有许多绿地，但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也有更多机会把绿化引入每个角落和缝隙。城市地区有大量未使用和未充分利用的空间。想想那些光秃秃的平屋顶，那些建筑物之间和道路两旁闲置的空地，所有用于行车和停车的巨大面积。此外，郊外后花园的面积巨大，约占城市面积的1/4。忘掉公园吧，只要我们容许自然自由地发展，它就能潜入几乎所有的人造环境。我们能提供给自然的空间是广阔的。21世纪的挑战是城市第一次成为亲生命的（biophilic）城市，而且城市要积极鼓励并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系统的功能。
为什么我们应当这样做呢？城市的野化使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并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的影响，坦率地说，这将有助于我们生存，因为它使城市成为我们愿意居住的地方。鼓励自然植被最大限度地生长让城市变得美丽。城市环境毕竟是我们的主要栖息地，我们一直本能地受到自然的吸引。最重要的是，研究表明，容易接近的绿地可以显著改善身心健康。它可以减轻压力，同时还能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然而，这并非任何种类的“自然”。城市绿地给心理和身体带来的益处与物种丰富度有密切关系。半野化的城市区域中发现的生物种类远比公园等简化景观中的更适合我们。使蜜蜂和蝴蝶、游隼和狐狸受益的环境，也使我们更健康，更快乐。我们应该让现代大城市更像现代早期的亚齐一样是被忽视的、自然的、质朴和荒蛮的，因为生物多样性在杂乱中变得繁盛，而我们也与它共同兴盛。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动植物栖息地正因集约化农业和气候变化而遭到破坏。然而，如果管理得当，城市就能给这些动植物和昆虫提供庇护。城市有高达1/5的表面积是闲置的建筑用地，另外1/4是私家花园，多达1/10的面积由路边和环岛的草地组成，城市区域有许多可以管理的绿地来提升生物复杂性。如果包括公园、墓地、高尔夫球场、河流、社区园圃、平屋顶和被忽视的边缘土地网络，你会发现各种栖息地如马赛克般错综复杂地拼在一起。人类活动和自然过程相互交织。我们如何对待这种关系取决于我们自己。
一直以来，我们作为城市的一员，都在以不同方式让它变得更翠绿，从而更宜居。人们常常拒绝传统城市，寻求其他东西，包括发明花园城市，或大规模郊区化，以寻找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我阐述的这段历史证明了人渴望与自然共处的强烈意愿。今天，在全球许多地方，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环保。但是，在大多数情况（并非所有情况）下，这种趋势在富裕的后工业化大城市中最为明显。对大多数的城市居民来说，特别是对大约10亿住在贫民窟、棚户区和其他非正规住区的居民来说，任何一种自然都是稀缺品。情况历来如此。城市中最环保、最宜人的空间总是留给富人。让大城市的所有地方都能享受到城市中的自然，是一个事关社会正义的问题。
我的希望在于，如果城市本身被视为有趣的、有价值的生态系统，我们可能会重新审视城市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尽管城市有潜在或隐藏的生物多样性，我们也正在有所改变，但城市仍然极具破坏力，对碳排放、污染、资源开采浪费和物种灭绝负有最大的责任。以纽约为例，它消耗的能源和排放的污染物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所有非洲国家加起来还要多。当前的一个紧迫问题就是要建设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s）大幅减少的可持续城市。良好的起点肯定是理解并欣赏我们已经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它就在我们的门口和脚下，有时是看不见的。
文章摘编自《城市丛林：城市的野化，历史与未来》
《城市丛林：城市的野化，历史与未来》
作者：[英]本·威尔逊
译者：朱沅沅
出版时间：2024年8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城市的野化使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并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的影响，坦率地说，这将有助于我们生存，因为它使城市成为我们愿意居住的地方。鼓励自然植被最大限度地生长让城市变得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