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t活着的时候，我好似从来没有梦见过他，或许有，但一定是和当时的工作有关的梦。
那是12年前，2011年的夏天，我打算重新找工作，工资来个翻一番。我开着我的吉利牌小熊猫去面试，没想到一上来就是两个老外坐镇，Bent是其中一个。他虽有1.93米之高的身材加上英俊的面貌，但他一听我说是开车来的，连蹦带跳地跑到窗口探头找我的车，那样子一点不符合他的“绅士”形象，反而用上海话来说，很“鲜格格”的，就是不正经，嘻嘻哈哈，骨头很轻的意思。
当时我就被他这幅“不经意”展露自己的样子给震撼到了。所以被他面试我一点不紧张。顺便说一下，他是丹麦人。而第二个上场的则是面容严肃的美国大汉，也有1.85米的身材，非常魁梧，头发乌黑，梳成了很诡异的中分头，类似我国电影中的汉奸。当时我就觉得这家伙不好惹。果然，他拿出一张纸，上面有一堆问题，他就像机器人一样一个一个问我，然后我也机械地回答，是，或者，否，是的话描述一下怎样的相关工作经验，诸如此类。其实这些问题比起大公司出的奇葩问题真的是非常友好的，就是一五一十地问答，比如你会用财务软件吗，哪个软件，几年的经验，等等。他在我回答的时候就很认真地记录我的答案或者打勾。
当时我就想，应该能拿下这份工作。
果然面试后我立刻拿到了offer。其实当时我还不知道，原来是人事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必须、马上”找到接替Rachel的人。后来我进了公司后就天天能听到“立刻马上”这样的命令词，来自这个美国老板。比如供应商要立刻马上交货之类的。
Rachel已经找到新工作了，而且也给一个月交接时间了，所以等招到我的时候已经只剩20天了。所以人事的时间每天都在流逝。
进公司后我就发现Bent是这个美国佬的小跟班，虽然他身材更高大，但性格就像小孩。很难相信他以前在丹麦居然是参过军并开过坦克的。他开车时踩油门的声音确实很响，好似他还在踩坦克的油门似的。
每次供应商说想来拜访我们的时候，Bent都会幽默地说，哦，你知道吗，我们的公司可在上海市中心。
其实我们在郊区乡下，四周都是田野。
Bent和Eric两个人就每天从市区开车来郊区。只有Eric是有驾照的，而Bent则因为太蠢而考不出理论考试，所以一直属于无证驾驶。当然因为他们开车从来没出过什么事，倒也没被抓进过警察局。
其实我写了那么多，大家应该不难发现，Bent是个很可爱，有点逗逼，但又没什么作为的人。公司里的人都叫他小胖，明明人家是个大帅哥。
也就是说他其实挺人畜无害的。
就是他，是带我进风电行业的导师。当年Rachel离职，就是因为作为一个上海姑娘不愿意去天津。而公司早在当时就连天津的厂长都招好了，急需一批员工去天津“过渡”一下。也就是说，也没人说要上海的员工一辈子呆在天津，人家天津的员工甚至根本不希望我们上海的来。
我接了一点Rachel留下来的出口德国的梯子的散活后，后来就主攻塔筒内饰件的打包业务。Bent在拆解BOM后会独自一人跟供应商联系，也不主动告诉我，有时候会告诉我，全看他心情。他也不告诉质量部，除非他需要质量部配合做检查的时候。总之，当时连个可以共享的公共文件夹都没有。什么事情都在Bent的脑袋里。
然而他自己又意志不够坚定，不能独揽大局，在压力甚大的时候就选择生病请假。如果他不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生病，大概后面也没我什么事了。
也就是他的懦弱，给了我出头的机会。甚至到后来我在天津站稳脚跟后，就把他一脚踢开，自己做起了项目经理，因为我们公司虽说是外企，但太小，只需要一个项目经理。后来既然他被“架空”后，他也索性不去上班，更多是Home office。这么说起来他简直是居家办公的先驱，当时距离疫情大爆发还早了十来年呢。
因为他不与同事分享信息，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其实也没人能帮他。打包的工人只能跑来找我，问我这个物料什么时候到，然后我去系统一查，发现我靠居然还没下单，于是我发短信打电话给Bent，他就说OH shit。 这样的案例多如牛毛，每天我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问谁知道什么，结果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有Bent知道。而我也才来上班，不可能任何事都先知先觉，也只能是工人无料可装时我才会立刻跟进。所以我其实都是在解决问题时慢慢学习的，比如一开始我连组装图都看不懂，更加不可能知道这些隐藏在BOM第二层级或者第三层级的物料了。
反正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就到处问。在第一个半年的尾声，却是我们最频繁出货的节点。好在我们一群中国同事不怕吃苦，一起通宵加班，包括帮我们生产铝制品的供应商，都会在凌晨两点送货的经历。总经理也会在晚上带着泡面来慰问我们。而Bent则一直在生病，缺席这些最重要的时刻。当时的卡车司机就一排排在路边等着，一个车一个车的装完货送往海关。也正是因为是出口业务，订下的邮轮可不能随意更改时间。一旦交期延误，欧美那边收到货就更要延误个好几周了。
也是很后来，一个供应商告诉我，在我来公司之前，Bent就有这样无法抵抗压力的经历了。也是临到出货前，半夜两点，他一个人坐在车间里哭。而这个供应商虽然是老板，却亲自从昆山开到松江来送货，这大概率又是因为Bent拉下这个拉下那个的毛病导致的，有时可能就缺些小零件，比如忘记下单什么的。反倒是这些供应商其实都是很负责的。这老板下车后就听见呜呜的声音，还吓了一跳，以为半夜闹鬼了。后来进了车间一看才知道是Bent一个人在那哭。
总之那时的故事说也说不完，和我后来学到的供应链管理根本没有一毛钱关系。也就是说那时就没有管理可言。换我穿越回去，大概率会想，第一步应该是先把这个丹麦佬开除，换一批“正常”按流程办事的专业人士来，也不至于有这么多狗血的剧情发生了。
但是当时在外企工作的老外可都是自豪感爆棚的，十分瞧不起中国人。所以Bent对待我们就像是自己的私人助理，甭管是我这种刚招进来十分听话的小啰啰，就是连质量经理、财务经理等人他们都像是对待助理或者打杂的态度。比如总是突然通知质量经理该检查什么了，而他对此一无所知。或者有些尺寸发生偏差，可是他连更高一级的组装图都没拿到，也就无法判断是否放行了。其实当时我们上海的质量经理是很客气的一个人，和后面天津重工业出身的并且擅长政治斗争的质量经理们比起来就像天使。在天津的时候即使工程师说了可以放行质量部还要搞出很多花头来，即使他们自己心知肚明是在鸡蛋里挑骨头，但这些和实务已经脱离关系，更多是出于权力斗争的考虑了。
在上海的时候本来就一个小办公室，既然没有所谓的“管理”可言，也就没那么多条条框框，顺利出货是所有人的目标。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二元性，就是在这些天津同事的影响下，我才似乎脱离了那种蛮生状态，开始真正懂一些流程了。
即使是财务，上海的财务经理总是谦虚地说我们是后勤人员。但有时Bent也会惹毛他，会让他当众严厉地反击，言下之意老子就不做这事。还真把他当打杂了。
欧美人呢说话比较温柔，总带谢谢，但是话的内容却好像所有人都是替他打杂的。所以对我这种职场新人还能接受，但那些经理们可就会偶尔反抗一下了。
Bent与同事打交道的口头禅就是，某某某，你能帮我打印一下吗？某某某，你能帮我什么什么吗？
我这种新人，自然能帮他做任何最低等的事，可是那这种态度去和经理级别的人打交道，人家不生气才怪呢。帮忙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完事后功劳全是他的，其他人只是帮了个忙而已。
也正是因为帮Bent做各种事，甚至在系统里建立BOM，整理图纸等，让我变成了个小工程师，为做项目经理打下了基础。正常大公司招项目经理都是要工程师背景的，道理就在此。因为需要沟通很多产品细节问题，对此一窍不通肯定不行。
后来我甚至拉上了办公室同事一起去车间组装产品，那时的车间就像个垃圾场，没有货架，所有物品瘫在地上，而我就像个捡垃圾的人一样，多捡几次就熟悉了。后来天津的货架就搞得非常好，组装区摆放随手可拿的紧固件，体积大的物料都由叉车整理摆放，平时多用的就放下面，很少取料的就放最上面。
其实丹麦老大是要求Bent协同Eric一起去天津的，但Bent就是不肯，好像是因为他的女朋友也在上海的缘故，而Eric早已离婚，就比较自由。
上海只剩梯子了，塔筒内饰件全在天津生产，所以Bent的处境就很尴尬。当他还在以他那一套，每天想到什么做什么，不与同事分享任何信息，天津人就更加不鸟他了。我说过，天津同事“更专业”，能拿流程怼死你，所以Bent想在上海远程操控天津是必然失败的。后来Bent也不管常规出口美国的项目了，只负责新客户的新项目，到最后也是在最后一刻通宵，甚至几十吨的货物全部空运，公司赔钱赔死。
我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人，既然Bent负责新项目，我就能不参与就不参与，而只负责常规项目。当然他叫我帮忙的时候我也只能帮，但是我不会再像在上海那样全身心帮他纠错，提醒他哪个物料没订了。我甚至就是看着他出丑。他越出丑，我就机会越大。
正是墙倒众人推，连丹麦老大也保不住他了。我和某酒吧服务员比较要好，她有次对我说，她问Bent, 怎么来天津出差的频率越来越低了，他非常失意地答道，伶莉做项目经理了，天津不再需要我了。
他的私生活我不愿意太多描写，因为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人生的高光时期正是在上海，天津建厂似乎是他人生走下坡路的一个节点。
他是个高大英俊多金的老外，但是他的性格不知道是小孩子成分多一点还是懦弱多一点。上海的班车师傅总是跟我抱怨Bent家像猪窝一样，因为有时就连他也要帮他拿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有机会见到这幅场景。当时我听了还很奇怪，因为起码他的外表还是整洁的。
如果有人谈论起他，似乎抱怨和鄙视的更多些。
反倒是Eric，完全站在他一边。在他女友抛弃他后，Eric说，她就是个婊子。
后来我又从其他人那里听到，她是个东欧女人，性感漂亮，成功劝说Bent在她老家买了套房子。本来说好要结婚的，居然在最后一刻把他甩了。
我也很好奇为啥其他人知道那么多八卦，而在工作上其实我和Bent才是最多接触的。老外的八卦们全是我从其他中国同事那听到的。大概在工作上和他们走得太近，他们反而要提防我，不愿意和我多说私生活吧。
唯一有两次，我和Bent似乎走得更近了一点。
一次是就我和他两人单独去酒吧喝酒。在我们共事的几年里，居然只有一次是只有我们俩单独相处的。
我完全不记得我和他聊什么了，反正肯定不是很重要的事，就是边喝酒边胡扯。然后当时的女服务员特别迷Bent，总是在我们聊得火热的时候插进来问Bent，她的美甲好不好看啊什么的，让我们俩很厌烦，但是我作为女人也不好说什么，一说就显得是我吃醋似的。好在Bent也只是随意打发了她，因为她完全不会说英文。然后Bent就笑着跟我说，她的声音尖得像老鼠一样。我听完哈哈大笑。
如果没有工作，Bent绝对是个有魅力的男人。可能我不经意间展露了厌恶的表情而不自知，但Bent恰到好处地贬低了另一个女人来抬高我，让我们的气氛更加融洽了。
这和爱情也没什么关系。如果一个男人恭维一个女人，明显表达出对其他女人的不屑，那么这个女人一定觉得很幸福。后来我到家后，他发我消息说，女人，安全到家了吗。
他居然叫我女人。
是的，我承认那很暧昧。
但那也是唯一一次他称呼我为女人。
我们俩终于不再是职场上的敌人，而只是可以谈笑风生，甚至摆弄风情的男人和女人。
大概也是酒精的作用吧。
清醒后，我们又好像从来没如此和谐相处过似的，变得毫无交集。
还有一次是在我从天津调回上海后，他问我哪里可以卖钻石戒指。那是他送给前女友的订婚戒指。看来那个女的也没那么婊子，起码把钻石戒指还给他了。至于房子什么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但是Bent又反悔了，本来我都答应陪他一起去找可以铛戒指的店。他的理由是，昨晚参加了泳池派对，太累了。
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后来他马上找到一个哥伦比亚女记者，甚至谈了一年后就结婚了。说不定他那枚戒指又派上用场了。
但那时我也离职了。
当我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时，居然是他死了。
我神经兮兮地把他的死和我做的木乃伊棺材的梦结合了起来，因为它们发生在同一时间。是巧合吗？
我甚至写了公众号文章。
他的死激发了我的愧疚。因为他对酒吧女服务员说的，是我把他的工作给踢掉了。我想，他不会一直到死都无法原谅我吧？
当时我离职时按惯例给全公司（包括全世界的同事）发了离别信，唯独他没有给我写一句回复。虽然有些人回信也不过是出于礼节，但是想必他很恨我，连必要的礼节也省了。
这大概是我离开公司时唯一的遗憾。没有和我的师傅道别。
我问我前同事，他是怎么死的。他们说他得了胰腺癌，在香港被查出来时已经是晚期，然后他瞬间从原来的小胖瘦成了竹竿，甚至只有100斤不到，而他有1.93米的身高啊！从确诊到死亡只有短短一年时间。我很难想象他的哥伦比亚妻子面临的是怎样的处境。新婚没多久就失去了丈夫。
Bent在中国大概度过了十来年，或许这也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因为他的女友和妻子都是他在上海认识的。他事业的高峰和低谷也在中国。如果他今天还活着，也才45岁罢了，还很年轻。
我每年时不时会梦见他。昨晚也毫无预兆地梦见了他，梦见了那个杂乱的车间，一大堆临时工挤在一起组装和打包物料，他们甚至向我埋冤物料描述不清楚，我近看发现图纸号和标签对不上，很是疑惑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梦见我在德国遇见了Bentj，多了个j字母，然后第一份工作居然又是塔筒内饰件打包，然后这位Bentj居然被查出来得了皮肤癌……我幸灾乐祸地在梦里自言自语，命运轮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