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0亿元的惊人数字背后，是我国70万个行政村的沉重负担。
农业农村部的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全国村级债务总额达到9000亿元，平均每个村负债130万元。
这一“小村大债”现象正在成为乡村振兴道路上的一大“拦路虎”。
作为一线记者，笔者多次深入农村采访，亲眼目睹了不少村庄因负债而陷入发展困境。
在湖南某县，一位村支书无奈地告诉我：“村里想搞个产业项目，可银行一看我们负债这么多，根本不给贷款。”这样的困境并非个例。
数据显示，湖南省2020年统计的负债村占全省总村数的72.49%，村均负债108万元。
那么，这些债务是如何形成的呢？通过实地调研和专家访谈，笔者总结出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基层政绩工程惹的祸。“美丽乡村”、养老院、移民新村等项目本是好事，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存在资金缺口。
一位不愿具名的乡镇干部透露：“上面要求建设，可补助资金总是不到位或者迟迟不来。
村里只能先借钱干，指望以后慢慢还。”结果是，一些村庄为了短期“面子工程”，背上了长期债务。
第二，产业项目“翻车”。不少村集体希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来增收，但由于缺乏专业人才和市场经验，一些项目最终亏损甚至破产。
在江西某村，笔者看到一排排闲置的商铺，村支书苦笑道：“当初花了大价钱建的，结果没人来租。
现在每年光利息就要还十几万。”
第三，“拆东墙补西墙”的恶性循环。随着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收紧农村贷款，一些村庄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一位农经专家指出：“利率高、期限短的民间借贷，让一些村庄陷入了借新债还旧债的怪圈。”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债务并非村干部中饱私囊造成的。 大多数村干部都在为村里发展绞尽脑汁 。
浙江省现代农业促进会副会长成军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他认为，浙江“小村大债”现象相对较少，原因之一是乡村创业氛围浓厚，不少成功人士愿意反哺家乡。
这启示我们，化解村级债务，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那么，如何破解“小村大债”困局？民盟中央在两会提案中提出了几点建议：
做实“村财乡管”财务管理机制，聘请专业机构进行财务管理和审计。
建立“第一责任人”制度，将债务管理纳入干部考核。
创新思路，拓宽债务化解渠道。
鼓励发展，增强村镇“造血”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则强调，解决乡村债务问题要“控制”与“盘活”并重。既要划定债务红线，又要盘活乡村资源，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回顾历史，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曾大量汲取农村资源。如今，农村发展面临资金短缺，某种程度上也是历史欠账的体现。化解“小村大债”，既是经济问题，更是公平正义的考验。唯有城乡共同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的道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找准症结、多方努力，相信“小村大债”终将成为过去，广袤的中国乡村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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