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 血染的征程02：不得已的改编 ——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

谨以此文，献给英勇的红五军团及后来编进红五军的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将士！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有一支命运多舛且异常悲壮的队伍——宁都起义后改编的红五军团。令人遗憾的是，这支装备最好、建制完整、战力强悍的部队只存在了短短五年，就像灿烂的流星那样，在历史的天空画出一道璀璨的光芒！

这支部队可歌可泣的血染历程，值得认真地记叙下来，使后来者永志不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红五军最后的征程，是由两支部队共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而成，不将红三十三军包括在内非但不完整，而且将有愧于历史和原红三十三军的烈士们！

希望笔者的努力，能为英勇的红五军团，留下一段较为完整的历史。

1930年11月10日，孙连仲在军政部长何应钦及津浦路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南京谒见国民党军总司令蒋中正（介石）。其时蒋介石刚从老家奉化经上海返回，心情十分欢愉，自然不会为难孙连仲的——据有的文章记叙，老蒋在南京最华贵的中央饭店为孙连仲夫妇举行盛大的宴会，并安排宋子文、孔祥熙等头面人物纷纷出席。孙连仲以败军之将的身份，本怀着忐忑的心情进（南）京觐见，没想到竟受到此等待遇，比起在冯玉祥麾下时的待遇，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孙连仲的夫人名罗玉凤，是前清端王载漪的孙女，两人于1929年元旦举行婚礼。此次跟随孙连仲入（南）京受到如此隆遇，两口子禁不住感激涕零，决心为蒋介石效力。

孙连仲此行除了向老蒋表忠心之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军政部呈报所辖部队的建制、员额及装备等详细情况，希望中央能尽快下达编制和拨发必要的经费。其时孙连仲所部已极端困难，不仅薪饷全无，就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据时任孙连仲部参谋长的赵大璞回忆，不得不将部队分散撒到周边各县，自行筹资解决吃饭问题。而且眼见冬季将至，部队的冬装尚无着落，如不能尽快得到薪饷及经费，整个部队难以为继。

孙连仲何时返回的未见明确记载，但推算不会超过三天——因为按照老蒋的意思，军政部要对其所辖部队进行核实点验，然后才能下拨薪饷和经费。不日，蒋介石派军政部次长文素松等一行大员来到新乡，对孙连仲所辖部队进行一番点验核实。返回南京后，终于下拨了部分经费，于是部队可以向东调动了。可大军移动谈何容易！之前孙连仲率领所部三个师从兰州经西安东进至中原战场时，因经过的都是西北军控制的地区，所以尽管路途遥远，但凭冯玉祥的一纸命令便可畅行无阻！但当下就大不相同了，需要先规划出部队行进的时间路线以及中途临时停留（宿营）的地点，然后呈送军令部批准后方可行动！否则在经过中央军沿途控制的地区时，没接到命令的驻军是不会被允许孙部通过的。

从其时孙连仲所部的临时驻地豫北——新乡与焦作一带，到被指定的改编和驻扎地济宁一带的路程，虽然大约只有三百来公里，但对于一支六万多人大军的行进绝非易事！首先要把分散在方圆数百里的部队聚拢，然后根据距离的远近安排行军次序——即使分成多路行军，往往先头部队出发后，位于最后面的部队第二、甚至第三天才能踏上征途。按照其时的步兵操典，数万兵力大军每日徒步行进的标准距离为二十五公里。由此算来，孙连仲所部全部移动至济宁一带，至少需要一周左右时间。

孙连仲部被指定的改编地点济宁，是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地处山东的东南部，大运河从其境内缓缓流向南面长江，之后一路流向江浙地区。济宁东邻临沂，西接菏泽，北与泰安交界，向南过了枣庄便是苏北的徐州地界。济宁城区一带称为“任”，因古代夏朝的“任国”(即仍国，古代仍、任两字同音)而得名，经老百姓口口相传一直延续到今。打开地图不难看出，进入这一带改编的孙连仲所部，如同被关进牢笼的猛虎——北面和东面是韩复榘的第一军团，西面和南面驻扎的大都是中央军所部。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孙连仲部是于是年的12月7日，全部离开豫北，向济宁方向开进的。孙连仲部前脚刚离开，第五路军王金钰部迅即开到豫北接防，而第三军王均所部，则从豫西调到徐州一带驻扎。

进抵到济宁一带后，孙连仲随即按照中央指令，开始对所辖部队进行改（整）编。实事求是地说，孙连仲对于军令部给第二十六路军下达的编制，心里肯定是不太满意的。表面上看，两个甲种师（每师辖三个旅六个团）建制似乎说得过去，比起给跑到山西的原西北军残部要好得多——仅给了一个军两个乙种师（每师两个旅四个团）的编制！也就是说，共五万余残军中，至少三万人要被裁撤。如前所述，其时孙连仲所辖部队共有六万多人，不但建制齐全而且还有两个军官队，另有两个炮兵团和骑兵，给予两个军四个甲种师的编制更为合适。而且，西北军所部原来都是三三制——每个旅都下辖三个团，现在只给两个团的番号，多出的部队该如何安排？所以，孙连仲一方面不得不遵照执行，将所带来的四个多师的部队进行缩编，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多保留些作战经验丰富的士兵。

最令使孙连仲感到挠头的，是其中一个师长的安排问题。跟随孙连仲一起来的，共有四位师长，分别是原十二师师长高树勋、十三师师长董振堂、十四师师长季振同及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四人中高树勋的资格最老——不仅早年曾为冯玉祥的贴身警卫，而且1927年就接任孙连仲的第十二师师长，孙连仲调任甘肃省省长时也是由高树勋接任青海省代省长，所以其他三人难望其项背。第十四师师长季振同虽是冯玉祥的侄女婿，但毕竟前不久刚从旅长升为师长，估计对这个师长之位不会有所觊觎。董振堂虽然军中资历不及李松昆，可不仅是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高材生，且在五原誓师后几与高树勋一同升任（第三十六师）师长，而李松昆则直到中原大战前夕，才水涨船高，由旅长升任师长。

根据明确的史料记载，原西北军的将领主要源自两部分——由冯玉祥从起家部队的士兵中提拔起来的，以及陆续招进来的军校的毕业生。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孙连仲属于前者，因此他也就喜欢与自己同样出身的将领，走的更近一些。李松昆不但是行伍出身的“兵痞”，很长时间都在孙连仲手底下任职，而且一直都是忠心耿耿。但李松昆不管是带兵还是打仗，都不及董振堂！所以从各方面讲，由董振堂来担任师长可谓实至名归。但董振堂之前虽曾在孙连仲手下任过职，但由于是军校毕业生且中原大战前一直在河南，原师长刘兆祥战死（？）后方接任十三师师长一职，故与孙连仲没有很深的渊源。在当时那个年代，将领们大都将部队视为自己的命根子。因此思来想去，孙连仲决定，由他自己亲自来兼任这个师长。

经过一番算计，孙连仲决心将董振堂的第十三师、季振同的第十四师和李松昆的十五师，按照新下达的番号缩编成三个旅——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五旅（旅长李松昆），一同编入第二十五师，师长由总指挥孙连仲本人兼任；其嫡系原第十二师改编为二十七师，仍由高树勋任师长。由于中原大战时该师损失严重，故孙连仲将原第三十八师（周永胜）的曹金声旅及其它一些人员，分别按需要补进了该师下辖的三个旅。所部新番号为：第七十九旅（旅长池峰城）、八十旅（旅长施积枢）和第八十一旅（旅长吕如珂），曹金声则被调到季振同的七十四旅任副旅长。尽管与高树勋有袍泽之谊，孙连仲依然有些放心不下，为了能有效控制第二十七师，孙连仲又亲自安排其亲信王恩布，出任第二十七师副师长。剩下的原西北军骑兵第四师张华堂、祝常德的两个旅合编成骑兵第四师，由原西北军骑兵第三师师长关树人为师长。至于原来的重迫击炮团和野榴炮团和铁甲列车及卫队，则由二十六路军指挥部直接管辖。

经过整编后的第二十六路军齐装满员，虽然人数减少了差不多两万人——还剩有四万来人，但整个部队的素质却有所提高，这大概也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之所以说整体素质有所提高，主要基于这样几点：一是虽然人数减少了，但遣散的人员大都是老弱病残者，而且基本都是步兵，骑兵、炮兵等几乎未动。二是由于缩减了建制、遣散了冗员，装备反而较以前更好了——中原大战开战之初，原西北军的装备是各系军中最差的，一个班只有六枝步枪，其余的只有大刀片；每个连只有两挺轻机枪。只有原高树勋的第十二师，中原大战前有个机枪营，配备有三十六挺重机枪。所以经过裁员整编后，整个部队的编制小了，武器装备反而较过去充实了。三是经过整编和休整补充，虽然被编制较过去裁撤了不少，但部队的建制齐装满员，而且官兵都得到了的修生养息，身体和精神都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因此，这支新编的第二十六路军，很快便恢复了相当的战斗力。改变后的建制大致如下：

第145团 王广建？（注2）

第146团，团长郭道培

第147团 团长黄中岳

第148团 团长刘毓琪，后曹金声

第149团 团长张恩育

第150团 团长曹明道

第157团 团长杜×× 后侯象麟 （注3）

第158团 团长李锦亭

第159团 团长王天顺

第160团 团长杨守道

第161团 团长王广田

第162团 团长黄樵松

除上述外，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还有三个直属营：特务营、通讯营和炮兵营以及医院、电台队等。此外，指挥部和各旅，还有后方办事处等单位。

在整编期间，孙连仲经曾任冯玉祥少将交际处长赵以元（赵博生的五叔）举荐，聘请赵博生出任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少将加中将衔），原参谋长赵大璞改任总部参议。赵博生，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1919年8月毕业后，先是在皖系军队任见习排长。1920年直皖战争失败后，被编入直系军二十三师任无线电队中队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不久，加入冯玉祥国民一军，历任团副、参谋处长、旅长等职。因不愿随部归顺杨虎城的第十七陆军，几经磨难返回了河北老家。赵博生既是科班出身，又有多年从军经验，对参谋业务十分熟悉。被任命为参谋长后，又带进来不少参谋人才——如李青云、郭如岳以及孙毅等，很快协助孙连仲完成了部队的整编和裁撤工作。

俗话说得好，人逢喜事精神爽！经过改编的第二十六路军面目一新，又恰逢老母亲的七十大寿，于是孙连仲派专车将老母亲接至济宁庆寿。南京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后，特派时任军政部次长的曹浩森（曾担任过冯玉祥的参谋长）为专使，专程赶到济宁致贺，并赠贺礼五万元。其余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等人，都送了大礼。一时间，孙连仲精神焕发、红光满面，穿着新配发的崭新将校呢黄军装，再披上黑色的斗篷，脚蹬锃亮的大马靴，站在门口迎接一波接一波宾客，其神气劲儿，与在西北军时期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可就在这当口，韩复榘的一个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的疑心——据时任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参议的郑锡安回忆：“韩复榘企图利用孙连仲的力量，拔掉刘珍年这个眼中钉，孙连仲亦欲依附韩复榘，为自己建立根基，乃由韩复榘出名给蒋介石去电，要求将孙部调往胶东就食。这一要求不独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反而加深了蒋介石对韩、孙的疑忌。于是蒋施用各种阴谋手段，设法将孙部调离山东。”（注6）

根据其时的实际情况推测，孙连仲不太可能有依附韩复榘的念头，恐怕虚与委蛇的可能性更大。但蒋介石认为，韩复榘有野心，且反复无常，故始终对其加以防范。于是，数次派曹浩森及刘郁芬（原西北军高级将领）到济宁，先是同孙连仲商讨调孙连仲去江西进剿红军，继而分批邀请孙连仲部的主要将领到南京传见。从心底里讲，孙连仲是不希望去江西剿共，一来部队刚经历中原大战，至少要需要休整一段时间；二来怕老蒋以调江西为名，半路上将部队给解决掉；三来怕赴江西作战失败，搞不好落个“战败法办”的下场。为此，孙连仲找来亲信赵大璞商量一番，最终感到去比不去还是要好，于是不情愿地答应下来。得知孙连仲答应率部赴江西剿共后，蒋介石随即电召他入（南）京晋见。

关于孙连仲入（南）京晋见这段史事，说法不一，其中最离谱的一篇文章非但将具体时间搞错，而且还绘声绘色地描绘出蒋、孙二人见面的场景：

1931年1月8日，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在济宁防地，接到蒋介石急电：“请来京一叙为盼。”孙连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于12日赶到南京，晋见蒋介石。蒋介石设宴款待，笑容可掬，一个劲地劝酒。孙连仲迫不及待地问：“蒋主席，不知唤连仲有何指示?”

蒋介石摆着手：“不忙，不忙，我家乡的花雕酒，味香醇美，多吃几杯。”

孙连仲的酒喝不下去：“蒋主席，连仲不善饮闷酒。”

蒋介石的脸上依然和蔼，但态度却很坚决：“仿鲁兄，你部限于2月15日以前开至南昌，参加肃清湘赣红军的剿共战争。希望你部官兵，有上乘表现，不要辜负我的良苦用心。”

孙连仲听说要去打红军，酒无心再喝下去。军情紧急，他不敢怠慢，立即告辞，动身赶回防地，星夜调动部队，参加第二次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围剿”行动。

令人遗憾的是，上述描述却是地地道道的不实之词——根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1931年1月14日，“乙、蒋中正总司令召第二十六路总指挥孙连仲等训话，并令孙部开赣剿共。”；2月19日，“甲、孙连仲军之一部自济宁抵浦口，转往江西。”所以，真实的历史往往被淹没在各种人为的假象之中。

那么，第二十六路军为何要从浦口转往江西呢？这一路上又发生些什么事请呢？

注1：该表为笔者综合史料整理。

注2：根据史料王广建条目介绍，“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冯军失败，广建所在部队被蒋介石收编为第26路军，任73旅上校旅长。”73旅旅长是董振堂这个不会有错；另有资料介绍说，“宁都起义前就是26路军副旅长兼团长”。另外起义后，王广建任13军39师师长（首任）。综合上述资料，笔者推断王广建应为73旅一团团长。王牺牲于1933年4月，四次反围剿打陈时骥的59师时。

注3：根据杨奎松著《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与受挫”一节，“‘池旅之杜团，王旅之黄团，施旅之王团均损失殆尽，余亦多有损失。池王两旅之手枪队战死者各在三分之二，约计全师损失人近五千，步枪三千余，机枪廿余挺，迫击炮十余门，阵亡团长二，营长七，下级军官甚多’。《何应钦转报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来电》（1931年5月27日）；《何应钦致蒋总司令电》，1931年5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0007335，20007357。”据此推断，此时的团长应为杜某。

注4：根据《国民党军事制度史》中第二部分之15、中原大战后的陆军（1）， 一、中央直辖部队：第27师高树勋，第79旅池峰城；第80旅施积枢（未到任）、第81旅王恩布。但据《何应钦转报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来电》（1931年5月27日）中称：“池旅之杜团，王旅之黄团，施旅之王团均损失殆尽，余亦多有损失。”（见注3）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1、施积枢其时未到位；2、从何应钦电文推断，施积枢应为81旅旅长，因未到任，故暂由副师长王恩布兼任。3、其他有关资料中，施积枢也是80旅旅长。

注5：未查到确切资料，为保持完整性，综合采纳相关文章中的说法。

注6：《文史资料选辑-052》，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