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平至刀靶水——寻觅父辈长征的战斗踪迹之一

民生 2024-11-16 00:01 北京

铭/记/历/史

传/承/精/神

致敬缅怀

自去年到闽赣苏区游历归来，一直想循着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路线一游。可叹的是，由于笔者年老体衰，所以只能选择到先父生前念念不忘的几处刻骨铭心的地点进行凭吊，通过现场查看体会当年先辈们艰难困苦的征程。

此行选择的地点，主要为贵州的黄平、刀靶水、娄山关，顺道路过重庆、成都与几位网上结识的好友把酒言欢，最后从延安转道去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吴起。金秋十月，乘着乍起的秋风，如愿踏上了寻觅父辈战斗踪迹的旅途。

纪行之一：从黄平至刀靶水

作者思目

按照最初的打算，是要到先父陈目海念念不忘的黄平新城，去察看一下当年红军战斗的遗迹。由于去黄平的交通不便，原以为从遵义去较佳，但经过一番探究，发现先到贵阳，租车或乘火车到黄平，然后再设法去现场凭吊为好。

没想到笔者的网友得悉后，热情地提出不必如此麻烦——可以先到重庆与他会合，然后他驱车陪我一同去黄平，并说他也想去看看。对于他的好意及托辞，笔者当然心知肚明！感激之情，一时难以言表。

十月下旬某个周六一早，网友如约来到下榻的宾馆，驱车带我前往黄平。经过四个多小时的奔波，顺利赶到黄平城。匆匆吃过午饭后，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山坡上，找到了当地政府树立的红军黄平战斗纪念碑。

笔者拍摄的图片

看到纪念碑周围的荒芜景象，心中禁不住感慨万千！在中央红军长征众多的战斗中，黄平之战只不过是一场普普通通的战斗——军史中的记载只不过寥寥数笔，一带而过。但对于在此战中负伤的红军战士而言，却开启了一段终生难忘的痛苦经历。

（一）势在必然的黄平战斗

1934年10月21日夜，中央红军突然发起总攻击——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在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掩护下，同时向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一线之敌发起猛烈攻击！拉开了中央红军主力西征的帷幕。由于之前红军已与粤军达成秘密协议，敌余汉谋部稍作抵抗便全线撤退。随即红三军团一部由王母渡顺利跨过桃江，迅疾向南康、大余、崇义前进，红一军团前卫主力也快速向桃江挺进。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由于队伍过于庞大，尤其是军委第二纵队携带了大量的辎重，因而作战部队的快速机动，受到了极大限制。军委第一纵队主要由红军总部及干部团等组成，中央核心机关和中革军委随该纵队行动并指挥，队中虽然也有一支辎重队（主要负责运输中央机密的档案资料等），但总的来讲比较精干。但第二纵队就大不一样，除了那支庞大的运输队之外，中央各机关及军委总供给部、总卫生部等，几乎所有的非作战人员都集中在这支队伍里，主要由中央教导师负责护卫。

教导师是于1934年7月中旬开始组建的，据时任师参谋长孙毅回忆：“新组建的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主要任务是负责掩护党中央和军委机关，并保障其安全。”（注1）教导师下辖三个建制团——教导一团主要由各县独立营及游击队抽调人员组建而成，教导二团由原军委教导五团及二团剩余部分合组而成，教导三团由原军委教导第一、三、四团的老兵（班长）及排以上干部组成。其中教导二团有三千多人——大部分为新兵，教导一团和三团各有一千多人，全师共约六千多人。

军委第二纵队行进时，由教导师第一团担任前卫，教导三团担负后卫掩护任务。因教导二团大部分为手持梭镖的新战士，只有老兵（班长）及排以上干部手中有枪，所以主要负责保护运输大宗物品的辎重队——据时任军委一局作战参谋吕黎平回忆：“另外，由于转移时决定带上许多笨重的炮弹制造设备（如官田兵工厂的机器）、印刷机械（总部和中央政府的石印机）、以及野战医院的X光机、电台的发电机和蓄电池，十几个人才能抬动的小山炮等一大批辎重，……。”（注2）

蒋介石确认红军主力已离开闽赣苏区后，立刻手忙脚乱地调整部署：先是于12日命令原西路军总司令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原西路军及北路军的薛岳及周浑元部共十六个师专事“追剿”中央红军。同时命令粤军、桂军、黔军各派有力部队，分别到湘粤、湘桂和湘黔边，对红军进行堵截。

随即何健在衡阳成立“追剿军”总司令部，将所配属部队分为五路大军，对红军进行追击。前两道封锁线虽然没能堵住红军的西进，但却为第四道封锁线的设置争取到了时间。

16日，红军沿着湘桂两省交界的九嶷山脉继续西进。由于山路崎岖狭窄，蜿蜒起伏十分难行，虽然已抛弃很多辎重但总有些舍不得丢，故部队的行进依然缓慢——原计划五天的行程，却走了整整十一天，整个部队都被拖得疲惫不堪。时至25日，当中央红军从道县和江华之间突破第三道沱江（潇水）封锁线时，国民党军设置在全州、兴安之间湘江沿岸的第四道封锁线已基本完成。此时的蒋介石禁不住大喜，认为红军已是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

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禾塘会议”上，研讨强渡湘江的意见。毛泽东提出，尽量不要从广西过湘江：一是要翻越五岭之一的都庞岭，山高路窄不适合大军行进，前面还横亘着更高的越城岭。二是桂军战斗力远胜湘军，且民风强悍。彭德怀也认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注3）

表面上看，指挥中央红军作战的是中革军委，但实际一切都是由博古支持的“洋顾问”李德说了算！大概由于这是此前不久，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因此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提议随即便遭到否决。可叹的是，“洋顾问”李德对这一带的地理地势并不了解，只是通过简单的地图作业来部署红军的作战行动。25日下午五时，中革军委下达了向全州、兴安之黄山地域前进的命令，部署中央红军分四路强渡湘江。

由于博古与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经过湘江战役后的中央红军，已由出发时七万一千多作战兵力锐减至三万多人。由于红三军团在湘江战役中，主要担负光华铺、新圩一带掩护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渡江的任务，仅此一役就伤亡四千多人！其中，红十八团伤亡殆尽，红六师只剩下不到两个团。随后，红三军团进行缩编：将军团医院缩编为卫生所，减少军团及师直属分队并合并供给部的运输队，抽出的人员补充给作战部队。

12月11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通道县城。12日，中央及军委纵队抵达芙蓉镇。当日傍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即史称的“通道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尽管毛泽东的建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但博古、李德等拒不接受！执意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14日下午十七时三十分，中革军委下达15日行动命令：红一军团攻占黎平，红九军团向锦屏挺进并相机攻占。红三军团由播杨所前进至中温、平铺、地青地域，准备援助红一军团进攻黎平。军委第一、二纵队在洪州司、小寨地域，休息并进行改编（合并）。

其时的国民党军匆忙间，在黎平至锦屏一线设置了一道封锁线。可能是来不及调兵遣将，该防线主要由黔军周芳仁旅及当地民团负责防守。从黎平至锦屏的直线距离，超过九十华里，就这么两个兵如何防守？！

15日一早，红一军团开始出发，经鹰坡、新厂、界牌进入贵州的黎平。随即，红三军团也经团头、播阳，进入贵州境内。令红军意外的是，负责防守的黔敌所部已逃离，红一军团兵不血刃进占黎平城。

根据史料记载，14日凌晨得知红军先头部队正向黎平疾进，守在外围的民团率先开始逃跑！随后驻守黎平东北十万坪的国民党军也跟着逃离，据守黎平的敌旅长周芳仁及守军（第七团）和民团总指挥等获悉后，随即也弃城带领部队逃往岩洞、铜关方向。14日下午，红军先头第三团率先进入，不久红一师也进抵县城。

黔东南这一带，俗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民谚，老百姓十分贫穷——可谓“一贫如洗，十室九空”，但县里囤积的粮食却堆积如山。红军随即打开粮仓放粮，赢得当地穷苦百姓的热烈欢迎！于是林彪、聂荣臻电告中革军委：“……，建议‘我军主力应利用目前机会在黎平西北一带略事休息、整顿于集结’后，‘重新布置经施秉以南向镇南关……以桐梓、遵义、仁怀为中心之地域前进’。”（注4）

黎平会议旧址（图片取自网络）

黎平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县治位于一座山顶之上——周边群山环绕的德凤镇中。该镇的主要街道为翘街，又称东门街——实际为二郎坡和东门街两条街：东起古城垣东门，南至二郎坡荷花塘，全长约一公里有余。之所以被称为“翘街”，盖因其街中间低凹，两头缓缓翘起如一根扁担。经过审时度势，中央决定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史称的“黎平会议”，就通道会议发生的争论，进行研究讨论。

此次会议是在二郎街一家胡家店铺召开的，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参加者有博古、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陈云、刘少奇等。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改道黔北的建议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最终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同时确定在适当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19日下午18时，朱德与周恩来发出《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的具体命令：“‘野战军大致于二十三日可前出到剑河、台拱、革东地域’，其区分为：一、九军团为右纵队，有占领剑河的任务，以后则沿清水江南岸向上游前进；三军团、军委纵队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应经岭松、革东到台拱及其以西地域。‘野战军到达上述指定地域后，于十二月底右纵队有占领施秉地域、左纵队有占领黄平地域的任务。为此，应坚决进攻和消灭在上述地域的黔军部队。’”（注5）

红军西进贵州后，虽然走的还是数月前红六军团行进的老路（线），但难保不会袭取贵阳。因此贵州省府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在贵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经过一番研究认为，横贯贵州中部及东北部的乌江是天险——两岸多为高山峭壁，江宽水急难以泅渡，只要守住沿江渡口，便可阻止红军的西进，保住老巢。同时在施秉、黄平一线，部署了六个团的兵力，企图逼迫红军北上湘西。

24日7时，中革军委下达命令：“我野战军以夺取先机，首先消灭黔敌，并占领镇远、施秉、黄平地域之目的，……。”（注6）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以两个师攻取镇远，一个师威逼施秉；红三军团主力则进至施洞口地域，向黄平侦察敌情及道路；军委纵队进至革东地域；红五军团跟进至大田角、九坑地域。红军的目的是消灭新、旧黄平地域的敌人并攻占该地域，然后在这一带稍事休整，准备强渡乌江向遵义挺进。

注释：

注1：见《中共党史资料第59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9，第2页。

注2：见《吕黎平回忆录》，第94页。

注3：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记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第196页。

注4：见王健英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记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021页。

注5：见《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第441页。

注6：见《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第442页。

（二）父辈讲述的黄平战斗

由于湘江战役后部队大量减员，中革军委不得不于12月4日发布命令：“‘为提高各兵团的战斗力及灵活性，后方机关应缩编。’命令要求取消师的后方机关，取消兵站，缩编军团医院和卫生队，缩小军团的直属队，充实战斗部队。”（注2）

其时护卫军委第二纵队西征的军委教导师，是当年7月中旬开始组建的，据时任教导师参谋长的孙毅回忆：“新组建的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主要任务是负责掩护党中央和军委机关，并保障其安全。……。为此，军委参谋长刘伯承亲自领导教导师组建。”（注5）被任命为教导师师长的是张经五，政委则由何长工担任。

据时任教导二团司号长老红军陈目海回忆：在强渡湘江之前，几乎所有雇用的脚夫都逃跑了，教导二团的大部分（主要为新战士）都去充当脚（挑）夫了。进入越城岭时，因作战伤亡及一路上开小差等，教导师只剩下三千多人。上级命令取消教导一团和三团，以二团为主缩编成一个大团，由何长工担任团长兼政委，我被任命为司号长。

此后不久，大约在苗山附近，我随文年生（原教导一团团长）及一个整营的兵力，补充到红三军团第五师。之前文年生曾在红三军团担任过团长，湘江战役原红十四团团长牺牲，故文年生被任命为该团团长，我被分配到该团一营任号目。我原来的老部队是杨得志的红一团，来到红三军团打的第一仗，就是黄平战役。

根据红三军团战史记载：“24日，红三军团从台拱（今台江）地区出发，经施洞口、平寨等地，于25日攻取瓮谷陇。当日22时，即兵分两路向黄平县城进击。”（注1）

此战亲历者陈目海回忆：

记得部队在黎平休整了几天后里，军委命令红三军团攻打并占领新黄平县，具体由红五师执行此次任务。当天夜里，我们红十四团作为前卫团，以急行军的速度率先出发。由于路不熟，出发前特意找了个苗族老太婆做向导——她跟随马帮多年，熟知这一带的道路。考虑到她年老体衰，汉话说得也不好，营里专门安排四个身强力壮的战士轮流背着她走，并带上她的侄子做通司（翻译）。

那天夜里天很黑，部队沿着山间小道打着火把，跌跌撞撞快速行进。大约走了三个来小时后，前卫连突然停了下来！营长带着我急忙赶到前面去察看，只见老太婆耷拉着脑袋双目紧闭，爬在背他的战士身上一动也不动。营长与她的侄子交谈后得知，老太婆大烟瘾犯了，吃点儿大烟膏就行了。

营长急忙命令后面送来一坨大烟膏，掐下黄豆粒大那么一小块儿，递给老太婆的侄子。没想到他摇头说不够，营长问得多少才够？他随手掐下由小拇指甲盖那么大一块儿，说这些差不多。营长顿时吃了一惊，因为普通一次吞下这么多，是会死人的！她的侄子说没事儿，平常她一次就吃这么多。

看着她侄子将那坨烟膏喂到她嘴里后，我们大家都紧张地盯着她。大约过了几分钟，老太婆突然抬起头，两只眼睛似乎像猫一样发着光，向四周扫视了一下，便拍了拍背她那位战士的肩膀，指了指右侧的一条小道。随后部队放开脚步，快速向西边的黄平城行进。天亮时分，部队在离城不远的一道山隘口，遭遇在这里的防守的敌军。

由于情报不准，原以为守城的敌军只有一个团，结果打了没一会儿，从黄平（新）城又赶过来一个团的敌军，向我们发起反冲锋！由于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我们全团只好退到后面的山上，一边防守一边等候主力部队的到来。大约接近中午的时候，红五师第十三团和第十五团，先后赶到战场。

其时红五师的师长是李天佑，他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后，命令一个团向敌右侧后迂回包抄，主力向当面之敌展开反攻。

陈目海回忆：听到进攻命令后，我立刻跳出临时构筑的工事，吹响了冲锋号！由于山上的路少又很狭窄，是敌军重点封锁的地方，我站在高处刚吹完一遍冲锋号，就被敌军的一颗步枪子弹击中——造成前胸进入、后背穿出的贯通伤，眼前一黑，接着就昏死过去。

陈目海回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四周一片寂静，太阳已经开始偏西。我挣扎着想坐起来，可身体刚一挪动，伤口就痛庝难忍。我强忍着痛庝，慢慢地坐起来，掀开衣服查看了一下伤口。发现子弹是从胸膛下部，中间偏右一点的地方打进去的，后面的创口如何看不到。虽然伤口血已凝固，但稍微动弹的厉害一点儿，血又缓慢地流出来。

此时的周边空无一人，除了战死的尸体外，没有人活动的迹象。我咬紧牙关，缓慢地解下自己的绑腿，屏住呼吸将前后的伤口紧紧地扎住。随后打算起身去找部队，但人还没站直一阵晕眩袭来，又一屁股坐到地上。喘了几口气感觉好点儿，我挣扎着站起来，捡了根被枪弹打断的树枝拄着，强忍痛疼向县城方向走去。

好不容易挪动到县城边上，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坐在路边喘息。恰在此时，兄弟部队一位炊事员出来挑水，发现我后立刻跑了过来。在他的搀扶下，我回到了红十四团团部。团里的医生检查后，将我的创口清洗干净，洒上一些白色的粉末，就严实地包扎起来。医生说我命真大，子弹大概从肺尖处擦过，要是直接打中肺就完了！可能是因为年轻，虽然被流了不少血，最后还是自己凝住了。

由于物资缺乏，当天晚上，安排我同另一个重伤号躺在一起——共用一条军毯。第二天早上喊我们吃饭时，护理员推了推我旁边那位伤员，发现不知何时已经牺牲了。得到我还活着消息，营部的人都感到惊讶！这时我才知道，我的军装、毯子等早已被分光了，只剩下团介绍信和号谱等零星物品。我补充进红十四团之前基本上没打过什么仗，背包里的军装、毛毯等被分走没有再还回来，另找了些旧的给我了事。

根据笔者考证，实际陈目海昏迷了约二十五、六个小时——“时近中午，雾散天晴，强攻更加不利。正面攻击部队遂暂退摆街营一线，另一一部千余人由黄飘新庄出发，绕过尖山坡抵达县城东南面，……。正面部队此时再次发起猛攻，终于在当晚22时攻下尖山坡。…… 27日凌晨2时，红三军团攻克黄平城。”（注2）由此可知，陈目海大约是在26日中午过后负的伤，27日下午方苏醒过来。

几乎与此同时，右路红二师也攻克了黄平旧城（旧州镇），军委纵队推进至施秉、黄平之间驻下，后卫红五军团则进至台拱。随后，中革军委下达命令，部队在这一带休整。依据相关史料推测，中央红军主力之所以要在此停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要做好西渡乌江的各项准备。二是要隐藏红军的真实目的——之前红六军团就是由此转向北进湘西的，以便能出敌不意，一举突破乌江天线！

29日，红一军团兵分两路，快速向乌江畔挺进：红二师于30日进占猴场、陈家寨，31日推进至木老平及其东北地区。红一师主力从余庆出发，30日进抵乌江龙溪渡口。红三军团于31日进占瓮安城。31日下午十五时，野战军司令部来到猴场，命令红一、三军团分别在江界河、袁家渡、清水口三个渡河点架桥。

未曾想就在此时，博古与李德又发事端，要求部队停止西进，继续执行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在贵州瓮安县猴场镇宋家湾一个名叫宋泽生的商人的宅子里，召开的（史称）“猴场会议”。据说这是党史上，唯一一次“跨年”度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候补委员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洋顾问”李德等列席，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猴场（又叫草塘）会议会址（图片取自网络）

猴场会议虽耽搁了一天时间，却为众多的红军伤病员赶部队，创造了条件——依据史料记载，红军将湘江战役以来的大部分行动不便的伤病员，留在黎平及黄平、施秉一带。但其中那些尚能动弹的很快就后悔了，他们宁可牺牲也不愿离开部队！据

陈目海回忆：其时我同另外两个重伤号，被寄养在一户老百姓家里。一位记得是连指导员，被步枪子弹从左肩射入右肩穿出，擦伤了食管和气管，因此说话、吃饭都很困难。另一位则是江西籍战士，他的左大腿被子弹打穿，但没伤到骨头。

我们寄养这一家是苗民，由于战乱，家里只剩下个小脚老太婆，说话也听不懂。头一天还在，第二天不知什么时候，人就不见了。就这样大约又过了几天，担任后卫的五军团同志从后面上来，见到我们就惊讶地说你们怎么还在这里？！说他们后面就再也没有红军的队伍了，劝我们即使受伤也要尽量跟着队伍走，再不走等国民党军上来就来不及了！我们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去追赶部队，匆匆吃了点儿东西便互相搀扶着上路。

截取自陈目海1956年上报组织部门的《自述》底稿

一路上，我们每天只吃一顿饭，拄着拐杖、互相搀扶着咬牙前行。好在这时中央红军正准备强渡乌江，虽然部队的行进速度很快，但走的距离还不算远。每天部队停下来宿营后，我们虽晚几个小时也还勉强能赶到，终于在乌江边赶上了部队。过了乌江之后，为了不影响部队作战，各团的伤病员都被集中到一起，跟随师部行动。

突破乌江后，红军一路紧追侯之担的残兵败将，乘胜拿下了遵义城。此时，国民党军的追兵已被甩在乌江东岸，于是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当时红三军团所部，在遵义城南面的刀靶水一带驻守，防止贵阳方向的敌人越过乌江。幸亏有这几天的休息，跟随部队行进的伤病员获得了喘息。

陈目海回忆：在此期间，医护人员给我检查伤口时，发现前后伤口都已生了蛆，清洗后敷上药重新包扎起来。此时，伤口的痛庝已大大减轻，感到伤势似乎有所好转。但那位战士的情况不太好，本应将伤口内的旧纱布抽出来，再将涂上药膏的新纱布用木棒捅进去。但因我俩帮不上忙、他自己又克服不了痛疼，结果伤口化脓，整个大腿都肿了。而指导员则因为食管被擦伤，吃东西受到影响，所以恢复较慢。

记得当时我们被集中在一起，同军团部及师部在刀靶水街上，几个相距不远的院子里休息。大概是由于连续作战，一直没有完全休整过来，再加上有些轻敌——经过乌江等战役，认为贵州的双枪兵没什么战斗力。没想到就在刀靶水期间，突然遭到了王家烈双枪兵的袭击！后来才晓得，王家烈的双枪兵吸足了大烟，还是能打一阵子的。

注释：

注1：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第335页。

注2：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第335、336页。

（三）从刀靶水到土城

刀靶水，尽管始名于三国蜀汉末期，但真正使其彪炳史册，还是因中央红军的战斗及播下的火种。当笔者站在刀靶水南北贯通狭长的街上，望着两侧红军长征路过时留下的遗迹，心头悠然想起父辈们当年在这里斗争的情景！

今日刀靶水小街（笔者摄）

1935年1月12日，红军控制了遵义及其周边地域后，中革军委电告各军团及军委纵队：“我野战军为求得机动，便于今后向川南发展与打击阻我发展之敌，特重新规定各兵团集中于行动地域。”（注1）红一军团驻守遵义以北的桐梓一带；红九军团居于东侧的绥阳及永兴、湄潭一带；红五军团主力移驻团溪地域；红三军团护住遵义城的南及东南侧；中央（军委）纵队仍驻扎遵义城。同时，命令各军团按照军委指示，对部队进行缩编。

随即，中共中央召开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13日至15日，政治局集中研讨刘伯承与聂荣臻提出的建议，即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创建苏区及根据地的问题。15日至17日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检查了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共中央的军事路线以及“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起初，博古并未承认其“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在其所做的报告中一味地强调客观原因——归结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上。

但洛甫（张闻天）在反报告中，较为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接着，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除分析批评错误的军事路线之外，重点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以及今后应采取的军事策略。

由于大部分与会者都支持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意见，因此会议决定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并决定取消“三人团”及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周恩来为党内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会议期间，国民党军并没有停止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尤其是贵州军阀王家烈与侯之担等，既担心遵（义）桐（梓）一带被红军占据，又疑虑中央军趁机入黔从而失去自己的地盘与统治！于是集中了所能调集的队伍，从金沙和息烽两个方向，向红军发起进攻。由于北路敌侯之担的兵力薄弱，前来支援的川军尚未赶到，只是用少量兵力对红一军团进行骚扰和试探性进攻。而敌南路则集中何知重、柏辉章八个团的兵力，从乌江上游的黄沙渡、六广渡一带过江，企图经刀靶水北上去“收复遵义”。

其时守卫在这一带的，主要为红三军团：红五师驻守刀靶水，红四师镇守西侧的鸭溪一带，红六师（已缩编为独立团）镇守东侧尚嵇一带。军团部则与红五师师部一起，设在刀靶水街上。刀靶水地处一条狭长的谷地，地广人稀，阡陌（小路）纵横。15日夜，一股黔军在熟悉地形的向导带领下，绕过前面防守的部队，渗透到刀靶水进行偷袭。

据老红军陈目海回忆：黔军士兵吸足了大烟，还是能打一阵的。由于连日征战，战士们十分疲惫，这股敌军摸到第二道岗哨才被发现——根据部队战后检讨，敌军是从街西侧摸进来的。第一道岗哨大概是睡着了，幸好第二道岗哨及时发现，但因未来得及擦拭武器，仅打了一枪就卡壳了！只好将四颗手榴弹，一一甩了出去。

刀靶水南北长、东西窄，由于天很黑，敌情又不明！枪一响大家就知道不好，按照部队事先的部署，部队纷纷冲向村外集合地点。那天晚上，我们不少伤病员都合衣睡在师部院内。混乱中，我们这些伤员纷纷爬起来，不由自主地跟着部队往外跑。跑到村外集合时才发现，那位腿部负伤的战士跟着大部队冲了出来，而那位指导员却不见踪影。

笔者在刀靶水红三军团司令部旧址门前留影

根据“红三军团司令部旧址”前的介绍，其时红五师师部也驻在此处——这里是原万福寺第七至第九重殿所在地。尽管进行了整修，似乎院落与框架等，还是原来的。

其时，红五师师长李天佑正患病——打摆子（疟疾），跑出来时身上只穿了件衬衣。只见他不顾浑身颤抖，立即组织部队实施反包围！打了没几下，王家烈的双枪兵就撒腿跑了。此次遭袭，共牺牲几十名同志，其中大部分都是行动不便的伤病员。部队返回后，我同腿部负伤的那位江西籍战士一起去寻找，发现指导员已被敌人枪杀在大门外。

可能是因伤双臂使不上劲，动作慢了，刚跑出门就遇到敌人了。我们两人十分难过，毕竟在一起共患难了十几天，彼此有了感情。掩埋的时候才突然醒悟到，我们连指导员的名字都不知道，所以只能草草埋了了事，那时也只能这样。

16日下午，彭德怀等提前离开遵义会议，一路骑马赶回刀靶水。将李天佑调军团部作战科长，红五师师长由彭雪枫接任。17日凌晨2时许，黔军三个团逼近刀靶水。为使镇上的民众免受战火伤害，彭德怀指挥红五师与红四师，将来黔军何知重的第一、三、五团经槽子土、鸡屎岩，诱至田脚坝伏击圈——这一带山高林密，地势险要。

在随后发起的战斗中，红五师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与敌人激战！经过约四个小时激战，来袭的黔军何知重所部伤亡惨重，溃不成军，仓皇逃窜，红军一路追杀至艾田和螺蛳堰。当日下午，红军又与从金沙县扑来的黔军柏辉章部五个团，进行激战！一时间，枪炮声、喊杀声震动群山，经过一番血战，将黔军柏辉章部击退。

18日晚，鉴于国民党军已围了过来，中革军委下达新的指令：红一军团仍留守松坎地域；红九军团推进至通往桐梓大道的适当地域；红五军团进至板桥、娄山关地域；红三军团主力由遵义向仁怀方向侦察前进，红四师在遵义以南运动防御，并构筑警戒阵地，伪装长期防守遵义，迷惑和迟滞敌军的行动。

19日，中央红军由松坎、桐梓、遵义，分三路开始北上。20日，中革军委正式下达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目前的基本作战方针，是由黔北地域经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红四方面军由川西北方面执行总的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并赤化四川。各部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红五军团于次日5时进至桐梓南部宿营，负责监视和侦察遵义及其以南之黔敌，担负后卫任务并要在板桥带足四天米粮。

22日23时，中革军委急电各军团及军委纵队：红一军团进抵狮子口，红三军团进抵回龙场，红九军团进抵良村，军委纵队进抵温水，红五军团进抵双龙场；24日红一军团到习水，红三军团推进至土地坝，红九军团进至东皇殿，军委纵队进良村，红五军团进至温水。红五军团主力（缺一个团）9时起开进栗子坝，一个团仍留娄山关地域向遵义方向侦察警戒，至13时后由娄山关撤至桐梓城西北地域宿营，并加强警戒。

由于这一阶段的作战及快速行军，部队的伤病员增加了不少，各军团的卫生部门已无法再派人，跟在后面对伤病员进行照顾了。因此，伤病员们每人又发了四块银元，大概的意思是一旦掉队好用。

据陈目海回忆：每天一早吃过饭后，各部队的伤病员便跟在各自部队的后面行进。由于伤病员走得慢，中间吃不上饭——只能在头天晚上搞一点儿剩饭，如果没有搞到第二天就只能饿肚子。

贵州这个地方，天气始终都是阴沉沉的，动不动就开始下雨。贵州的道路修的又差，一下雨满地泥泞很不好走，对我们这些伤病员来说就更加艰难。往往部队到达宿营地四五个小时后，我们这些伤病员才能走到——有时甚至半夜才能赶到。由于第二天一早又得出发，得不到充分休息的伤病员们，越来越疲惫、越来越跟不上队伍。

那位腿部负伤的江西籍战士由于伤势没有好转，每天拄了根棍子，一瘸一拐走得非常吃力。一次休息后，他和另外几位伤员落在后面，晚上宿营时也没见到他们。第二天早上部队出发时，我回头张望了好久也没看见他们，估计很可能牺牲在半路上。我们三个人中，本来我的伤最重，没想到他们两人却都牺牲在我的前面。

我之所以比较幸运，伤口奇迹般地长出了新肉并基本愈合了。后来想了一下，大概是因为年轻——当时还不满二十岁。虽然我的伤好了不少，但随着部队不停地快速行进和体力下降，慢慢也吃不住劲了。当中央红军主力进抵良村一带时，川敌郭勋祺旅和廖泽旅也尾随追击到达温水。于是，毛主席决定利用土城一带的有利地形，伏击一路紧追不舍的川军所部。

记得那天上午，红三和红五两个军团，在青杠坡与刘湘的模范旅打上了。我们这些伤病员，就待在军团部后面不远处的小山丘下面休息。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们正坐在地上打盹，突然前方枪声大作，打得很是激烈。不久，部队通知后撤，喊着叫我们赶紧走。看到大家都站起来了，我也竭力想站起来，跟着向后撤。可不知是怎么搞的两条腿全麻了，眼看别的伤病员都起身走了，我怎么站不起来了！

正在这个时刻，红三军团部的教导营走过来了。下辖的司号排中几个小司号员见我坐在路边，就急忙跑过来说还不快走！敌人马上就追过来了！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告诉他们我实在走不动了，今天就死在这儿吧！几个小司号员一听，不由分说，将我从地上架起来就往回跑。跑出十几里地后，我渐渐感到好一点儿了，两条腿也能走了。

这些个小司号员中，有好几个是我在教导二团任司号长时训练出来的，如果不是他们的帮助，我肯定会牺牲在一渡赤水之时。其时，军队行军打仗的通讯手段主要是通过号音，来指挥部队的作战与令行禁止，因此司号员往往是两军作战时的狙击对象。因此，不仅每个连都配备两名司号员，而且军团部都设有司号排。

长征刚开始时，战斗中受伤的团以上干部，大都安排在军委第二纵队的后方医院休养。之后，由于负伤的干部越来越多，各军团只好自行解决。当时在三军团教导营休养的大都是团以上干部，由于缺乏医护人员，只好安排小司号员一边照顾、一边负责保卫。大概是看到我与小司号员们的关系，加上过后我还能自己走，所以我就在教导营待下了。

由于教导营的医疗条件相对较好，我也得到了较好的治疗，因此在教导营的这三个月里，身体很快得到了恢复。一天换完药，医生笑嘻嘻地告诉我，前后的伤口都已完全愈合，以后不必再换药了，慢慢地养着就行了。这时中央红军在毛主席指挥下，通过四渡赤水形势已大大好转，因此我主动要求离开教导营，回到作战部队去。

由于此时红五师已缩编为红十三团，我就被分配到红十团二营营部司号班。可刚过了两天，团里下来个政工干部，非要我立刻下到四连去当司号员。可我虽然外伤已长好，但因伤到了肺——伤口处还留有酒盅大小近一寸深的窝，所以根本就吹不了号。我解开衣襟给他看伤口，没想到他却无动于衷，打着官腔说我该不是怕死吧！

我听后尽管十分愤怒，却也没再说什么，强忍着怒火下到了四连。此时已是5月，中央红军刚刚渡过金沙江，红三军团接到的命令是打会理。

注释：

注1：见《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第449页。

说起这位政工干部，老红军陈目海气不打一处来！这位成天喊着革命口号的政工干部名叫罗保成，不仅多次同他过不去，而且时至抗战最艰难困苦的阶段，竟然受到大叛徒王凤鸣的蛊惑，投降日寇当了可耻的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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