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筆墨書寫雜考
馬 怡
在漢晉時期的圖像裏，有不少表現書寫的畫面。此類畫面中，書寫人或坐或坐立，皆以一手握持書寫材品，以另一手執筆，懸肘而書，並不憑藉几案或書桌等承具。在有的畫面中，跪坐的書寫人旁邊可見硯、墨、水器等文具，它們被放在地面上，或放在略高於地面的小書案上。不過，在更多的畫面中，跪坐的書寫人旁邊卻不見上述諸物，似乎它們不太重要，可有可無，以致被作畫者省略了。而對於那些在畫面中站立的書寫人來說，即便其旁邊的地面或矮小的書案上陳置了文具，要想屈身使用也頗為不便，甚或無法使用。而且，由於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是席地起居，家具皆矮，高足的桌、凳等都尚未出現，[1]故畫面中那些站立的書寫人身邊全不見文具，在真實的境況下恐怕也是如此。
如圖1：
圖1. 漢晉畫像中的立姿書寫人[2]
圖1展示了6例站立書寫的畫像。從數量上說，不能算很少，可證此類情況在該時期並不稀見。圖中的書寫人皆戴冠，穿寬袖長服（圖1.6中的書寫人除外。此人戴高耳帽、袖略窄，應與其所處時代偏晚有關），為文者樣貌。他們的立姿顯示，其書寫不似長時間的持續行為，可能有一定的臨時性。他們的兩手分別握持筆與書寫材品，正處於書寫過程中，其身旁則未見硯、墨、水器等文具。從常識上講，沒有水與墨的毛筆是無法寫字的。那麼，當時的人們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
問題看似微小，卻頗難回答。學人一般都予以忽略，或避而不談。僅有個別研究者關注過該問題並進行了討論，指出：“在睡臥或侍從長官須站立等情況下，不便使用硯墨，則或用炭條、鉛筆。炭條只是推想，了無實證，鉛筆則有文獻可據。揚雄答劉歆書云：‘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于椠。’……他先以毛筆書於油素，再以鉛錄於椠牘。” [3]認為站立的書寫人或許是用“炭條、鉛筆”。但是，這一說法似不能解答上面的問題。因為揚雄“歸即以鉛摘次之于椠”的“鉛”是否鉛筆、他為何用此物“錄於椠牘”而不用毛筆，以其文過於簡略，尚難以明了，需要進一步的探討。且依常情推想，他歸後整理記錄時，應是坐下來從容進行，已不大可能是以立姿書寫。至於他調查“異語”所用的文具，則為“三寸弱翰”（小毛筆）和“油素”（絲織品），彼時他是否曾以立姿書寫、是否攜帶了水墨，亦皆不詳。再者，細審圖1中那些書寫人的姿勢（皆站立、懸雙肘，無書寫承具）和握筆方法（多握筆桿中段，而非接近筆頭），再來看其手中之筆（多較細而長，有的可辨認出筆毫），它們似乎不大像是堅硬的鉛筆之類，而更像是有柔軟筆頭的毛筆。
在研究有關古代書寫的問題時，往往會遭遇困境，引發思考。怎樣才能得到較準確的答案？其實，在一些習見的史事典故和文獻資料、考古資料中，或許就有端倪可考。
（一）“墨筆”
《管子·霸形》記載：“（桓公）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注：“方，謂版牘也。凡此欲書其所定令也。”[4]齊桓公要頒新令，故命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於第二天朝會時記錄。“方”，即方板，指牘板（即“版牘”），其容字量多於單枚的簡支，但不及編聯起來的簡冊（“策”）。《儀禮·既夕禮》：“書賵於方。”鄭玄注：“方，板也。”《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賈公彥疏：“簡謂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以其百名以下，書之於方，若今之祝板，不假編連之策，一板書盡，故言方板也。”[5]此處“削方”連文，意思是削製牘板。“墨筆”亦連文，“墨”為動詞，“墨筆”的意思是將毛筆著墨染黑。這兩者都是為朝會記錄而預作的準備。
又，《韓詩外傳》記載：“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問之……周舍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後，而司君之過而書之。’”[6]這裏的“墨筆”，也是將筆著墨染黑；“操牘”，以手握持牘板。周舍願做趙簡子的忠直之臣，帶着染了墨的毛筆和牘板跟在趙簡子身後，伺察並記下他的過失。
因為這種毛筆是預備隨時取用的，故書寫人往往將其簪插在前額一側的髮間，即所謂“簪筆”。“簪筆”並手持牘板，可以隨時記錄尊者的意旨和命令。而“簪筆持牘”又由此成為一種示敬的禮容（見圖2）。《漢書·武五子傳·昌邑哀王髆》記載：“（故昌邑王劉賀）衣短衣大絝，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顏師古曰：“簪筆，插筆於首也。”[7]“簪筆持牘趨謁”，這是被廢黜的劉賀會見山陽太守張敞時的謙恭樣貌。
圖2. 頭簪筆手持牘板，河南洛陽伊川西漢畫像磚[8]
所操、所持的牘板也可放在隨身攜帶的橐袋中。《漢書·趙充國傳》記載：“（張）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張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負橐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曰：“橐，所以盛書也。”[9]純用來示敬的“簪筆”，或有可能為白筆。[10]而張安世“持橐簪筆”是為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故其所簪之筆應是“墨筆”。
（二）“舐筆和墨”
不過，僅有“墨筆”還不能滿足書寫的條件。因為時間稍久，著了墨的筆毫就變得又乾又硬，難以使用。故在書寫之前，還須用水來濕筆、潤墨，整理筆毫。如果是短時間的書寫，所需水量不多，水器和硯又不便隨身攜帶，古人便用唾液代水，將筆放到口中舐毫調墨。《莊子·田子方》記載：“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司馬云：“般礴，謂箕坐也。”“將畫，故解衣見形。” [11]宋元君命眾史畫圖,眾史皆“受揖而立，舐筆和墨”，知畫者皆為立姿，且多“在外”，他們應以兩手分持毛筆與畫幅（可能是木板，或是經過處置而挺括的小塊絹帛），則其畫幅必定不大。他們以“舐筆”的方式和墨，知現場應當沒有其他可用、可承藉的器具（如前述，即便有置物的家具，也因低矮而不適合立姿畫圖時使用），要靠自己的口、舌和唾液來準備筆墨。後到的一人卻與眾不同。他“儃儃然不趨”（趨，小步快走以示敬）而入內，解衣而箕坐（坐姿形似簸箕，兩腿張開），宋元君認為這才是“真畫者”。解衣、箕坐等本不合禮儀，但這些舉動顯露了此人不拘形骸且自信的樣態。他可能是要畫一幅大圖，單手無法握持，需鋪到地面或畫架之類的裝置上；“舐筆和墨”恐不足用，或需預備較多的繪畫用材，故此人最晚到達。而上述物品都需在低處擺放，於是他解開“史”的寬袖褒衣，採取了放鬆的坐姿，以便席地作畫，自由揮灑。而他的行為也得到了宋元君的認可。
還要指出，《莊子·田子方》記載眾史畫圖時“舐筆和墨”，則“舐筆”不僅可以整理筆毫，應當還可以調和墨汁。果如是，則眾史所用之墨，除了預先著於筆毫的，可能也要用（或兼用）隨身攜來的墨粉或細小的墨粒。《說文解字·土部》釋“墨”：“書墨也。从土，从黑。”蘇易簡《文房四譜·墨譜》：“墨者，煙煤所成，土之類也。”[12]最初的墨，“土之類也”，呈黑色粉狀或碎泥狀。後因使用的需要，才被加工成形。墨的基本成分，是通過燃燒松木等多油樹木和石墨而製取的煙料。煙料又經入膠、和劑、蒸杵等數道工序而最終成墨。[13]較為講究的，並配加香料。[14]早期的製墨工藝較為粗簡，或不大用膠，[15]又無墨模，[16]故墨質鬆散、塊小，使用時要以研子（研石）在硯上加水（或唾液）碾磨並調和，乃得墨汁。研究者一般都認為，較大的塊狀墨產生於漢代。[17]尤其自東漢以來，書寫材品有所變化，書寫量隨之增加，遂出現了墨跡附著力強而不易洇漶、形體較大且堅實規整的墨塊，研子也就逐漸被棄用了。[18]但這一過程似較平緩。舊式的小墨可能仍續存了一段時間，直至帶研子的平面硯大多被有硯池的凹心硯取代，簡牘大多被紙取代。
今所見到的出土古墨，其年代較早的，都是不大的墨塊。例如湖北雲夢睡虎地四號秦墓的圓柱形墨，殘高1.2、圓徑2.1厘米，墨色純黑。这是現存的最早的古墨實物。[19]又如湖北江陵鳳凰山168號西漢墓的瓜子形墨，長1.5、最寬處1.1、最窄處0.6、厚0.4厘米，墨色純黑。[20]特別引人矚目的，是廣州西漢南越王墓的墨丸，其總數多達4385顆，直徑0.81-1.31、厚0.23-0.42厘米，墨色黑中微泛紅。據發掘報告稱：這些墨丸“質地細膩，作小圓餅形，表面漫圓，底平，周緣鼓起，如滴珠凝聚狀。從外形觀察，其製作當是將糊狀原料隨意滴聚成型，故大小不一”，“墓內空氣潮濕，墨丸飽含水分，鬆軟易碎”。[21]這種以“滴聚成型”的方法製作的墨丸，外形薄小，遇水後鬆軟易碎，顯然適合用研子在硯上碾研，或在那種勺狀的小硯中搗研（見圖3）。而從它們的大小與性状看，當可零星攜帶，或許也適合放到口中咬碎化開，調成墨汁。令人遺憾的是，目前尚未見關於這些古墨成分的正式的鑒定報告。[22]
圖3. 西漢的墨丸、石硯、毛筆[23]
關於在口中“舐筆和墨”的行為，還可舉一條旁證。東漢趙壹《非草書》曰：“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皆黑也。”[24]上述文字記述了當時一些人苦練草書的情形。以“月數丸墨”這樣的用量推測，他們所用的應是較大的墨塊。其“領袖如皂”，這容易理解，因為長時間地大量書寫，會使練字者的衣領和袖子沾染皂色的墨跡。其“唇齒皆黑”，卻值得玩味。因為這樣的容貌，必定與練字者的唇齒在書寫過程中接觸了筆墨相關，也就是說，他們應當有在口中調理筆墨的行為。而根據這條記載，又可推知，在口中調理筆墨的行為應不限於臨時性的書寫，它很可能本就是某些古人的一種書寫習慣。不過，從《非草書》的語氣看，該習慣似乎並不普遍。畢竟，即便那些在臨時性的書寫中的“舐筆和墨”者，也多會小心，不至於都將自己弄得“唇齒皆黑”。
（三）“飲墨水”
墨不僅可以含吮，還可以飲。上文提到，墨的基本原料是煙料，而煙料的化學成分是碳。碳的穩定性甚強，不易反應，對人體的毒性極低。《隋書·禮儀志》記載：“後齊……正會日，侍中黃門宣詔勞諸郡上計。勞訖付紙，遣陳土宜。字有脫誤者，呼起席後立。書迹濫劣者，飲墨水一升。”還記載：“後齊每策秀孝……皇帝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其有脫誤、書濫、孟浪者，起立席後，飲墨水，脫容刀。”[25]後齊（北齊）“正會日”時，如果上計的官吏“書迹濫劣”，就要“飲墨水一升”（北齊一升約為今300—400毫升[26]）；在“策秀孝”時，如果對策者“有脫誤、書濫、孟浪”，也要“飲墨水”。這種懲罰，可能在稍早的南朝梁時已有。蘇軾《監試呈諸試官》詩：“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飲。毎聞科詔下，白汗如流瀋。”注：“梁試進士，不中程者飲以墨水……北齊選舉，濫者飲墨水一斗。”[27]又楊慎《升菴集·墨汁》亦曰：“梁武帝時舉秀才，謬者罰飲墨汁一斗。”[28]以上兩條中的“斗”，應皆是“升”字之誤。則“飲墨水”之罰或源自梁武帝時，但未見載於正史。墨本無毒，且如前述，製墨時還往往加入香料，[29]其味並非苦惡不堪。因此，當眾施以“飲墨水”之罰，其性質、用意很明顯是羞辱。
或與“飲墨水”之罰相關，後世便稱書寫濫劣、無學問者為“胸（或腹）中無墨”。例如，呉子良《林下偶談·飲墨》記載：“俚俗謂不能文者為胸中無墨。”[30]釋淨全《自贊》曰：“匙挑不上曰箇村夫，文墨胸中一點無。”[31]劉克莊《三和》詩其三：“腹無點墨寧非懶，腰有重金未是貧。”[32]反之，那些有學問、能書能畫者則被稱為“胸中有墨”。例如，黃庭堅《題子瞻畫竹石》詩：“東坡老人翰林公，醉時吐出胸中墨。”[33]陳秀民《題江山萬里圖》詩：“曹郎胸中墨數斗，筆下煙雲千萬重。”[34]高明《題龔翠巖中山出游圖》詩：“楚龔胸中墨如水，零落江南髮垂耳。”[35]
文人所關切的文思之來去，似乎也與胸腹中的墨水有關。《林下偶談·飲墨》記載了這樣的傳聞：“唐王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汁數升，酣飲，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改一字。人謂勃為腹稿。”[36]有些文人甚至喜歡“啜飲”墨水。蘇軾《仇池筆記·看茶啜墨》記載：“真松煤遠煙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數合（宋一合約為今70毫升[37]），弄筆之餘，乃啜飲之。”[38]“松煤”，松煙墨；“遠煙”，製墨的煙料。“真松煤”的“遠煙”，被認為“有龍麝氣”這樣的異香。
墨還可以入藥。李時珍《本草綱目·土部·墨》記述墨的藥性和功效：“氣味：辛，溫，無毒。主治：止血，生肌膚，合金瘡，治產後血運，崩中卒下血，醋磨服之……又眯目物芒入目，點摩瞳子上。” [39]可知作為醫藥的墨，既能口服，也能外用。
（四）“小史好嚼筆”
準備文具的工作，在官府中大抵是由低等級的“小史”等人承擔。《北齊書·徐之才傳》：“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徐之才）嘗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40]侍奉長官書寫，既要將筆毫調理得濕柔合度、尖圓順滑，又須快而及時，這並非易事。故小史往往用口“嚼筆”，以求便捷。由“小史好嚼筆”，知此舉乃是其常見行為，甚至帶有一定的特征性。正因此故，徐之才將手執的毛筆放進朝臣元文遙的口中“借齒”，顯示了他的傲慢不遜。
在北齊楊子華（或說佚名）所作的《北齊校書圖卷》中，可以看到貌似小史身份的人伺候筆墨的樣態。如圖4：
《北齊校書圖卷》中的一組人物
局 部
圖4. 伸筆入口、整理筆毫[41]
該圖卷描繪北齊天保七年(556年) 樊遜等人奉文宣帝高洋之命校訂五經和諸史之事，是當時儒林活動的寫照。圖4為圖卷中居右的一組人物，以坐在胡床上執筆書寫的文士為中心，其旁有隨從男女數人。可注意者，是站在文士右邊的那個少年（見圖4之局部），其形相、舉止像是小史或書僮。他雙目凝神，右手執一染墨的毛筆，正向自己的口部探去。因筆尖已接近嘴唇，可推測其接下來的動作應是：伸筆入口、“舐筆”、“嚼筆”，整理筆毫。從該少年所站的位置及其舉止看，他正在伺候文士書寫，為之準備可供替換的毛筆。
此外，在文獻中還可見到一些與寫作相關聯的“含墨”“嚼墨”“吮墨”等記載。如葛洪《神仙傳·班孟》：“班孟者，不知何許人……又能含墨，舒紙著前，嚼墨一噴之，皆成文字，滿紙各有意義。”[42]這段文字所記述的雖是神異之事，但其中的“含墨”“嚼墨”“舒紙著前”等，或許也能從側面透露一些古人書寫的信息。又如《梁書·劉孝綽傳》：“由此而談，又何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43]“韜翰”同韜筆，就是將毛筆裝進套子而停止書寫。“吮墨”，此處既可解釋為以筆毫蘸墨，也可解釋為以口吮墨或以口吮淨墨汁。而將上下文聯繫起來看，後者似較允當。故“韜筆吮墨”的意思，應當是指擱筆不寫或為文躊躇遲疑。
在口中調理筆墨的行為可能有很古老的歷史。當人們尚慣於席地起居、未使用高足家具的時候，恐怕就久已存在了。從先秦到漢晉，室內家具陳設不多，較大的可固定放置筆、墨、硯和水器等文具的書桌尚未出現。與這一狀況共存且相適應的是，當時主要的書寫材品是硬質的竹木簡牘，故書寫可無需家具的承托。但是，簡牘的笨重又給文本的製作、傳播與收存帶來不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們的書寫活動，乃至影響了全社會的書寫量。加之簡牘的吸水性、受墨性不強，遜於後世的紙張；其書寫面又較為狹窄，寫不了大字且容字不多，所用毛筆的筆毫則尖銳細小。因此，在一般性的書寫中用水、用墨不多。以上所述，大致就是這種在口中調理筆墨之行為產生的背景。後來，人們的坐姿和家具發生了變化，簡牘也被廢棄了。但某些傳統的舊習卻久未消除，沿襲下來。
（五）“含毫”
相比較而言，在文獻記載中更多見的是 “含毫”。“含毫”，即用口含住筆毫。但此舉卻不一定是整理筆毫，而多是為文者在凝神深思時的一種表現。正如《南齊書·文學傳》末的議論：“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44]當為文者專注於“蘊思”時，因“遊心內運”，精神大多緊張而辛苦。口中含毫或在一定程度上有轉移情緒、減輕壓力的作用。
傳說西漢司馬相如在寫作時“含筆”。劉勰《文心雕龍·神思》曰：“（司馬）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45]司馬相如之“含筆”應就是“含毫”，因時間過久，乃至筆毫腐壞。蘇易簡《文房四寶·筆譜》也記載，司馬相如寫作遲緩，“把筆齧之，似魚含毫”。[46]後世文人或追慕前賢，或因循舊習，為文時也往往“含毫”。如《晉書·束皙傳》：“束皙閑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几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異。”[47]“含毫散藻”，即蘊思而寫出優美的文辭。又陸機《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48]“含毫而邈然”，形容寫作時用心遐想而意境悠邈。“觚”，指簡牘。李善註：“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49]陸機為西晉人，身處簡牘時代之晚期，此時仍用簡牘。又《宋書·志序·律曆上》：“元嘉中，東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而愛嗜異情，取捨殊意，每含毫握簡，杼軸忘飡。”[50]“含毫握簡，杼軸忘飡”，形容構思寫作的專注，甚至忘記了進食。此處的“簡”應是虛寫，泛指書寫材品。“元嘉”為南朝劉宋年號，當五世紀上半葉，紙時代之早期。其時簡牘已經廢用，而影響未滅。
“含毫”也用來比喻專心地構思為文或作畫，此是修辭手法，而非實寫。例如，《梁書·昭明太子傳》：“司徒左長史王筠為哀冊，文曰：‘……懸忠貞於日月，播鴻名於天地；惟小臣之紀言，實含毫而無愧。’”[51]《舊唐書·柳登傳》：“（柳芳）勒成國史一百三十卷……而敍天寶後事，絕無倫類，取捨非工，不為史氏所稱。然芳勤於記註，含毫罔倦。”[52] “含毫而無愧”、“含毫罔倦”，皆以“含毫”喻寫作，是謂寫作之心態。又如，姚最《續畫品錄·蕭賁》：“含毫命素,動必依真。”[53]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敘自古規鑒》:“蓋古人必以聖賢形象,往昔事實,含毫命素,制為圖畫者,要在指鑒賢愚,發明治亂。”[54]這兩處“含毫命素”，皆以“含毫”喻作畫。“素”是白色的絲織品，[55]這裏指繪畫材品，圖畫之載體。“含毫命素”，即鋪展素帛加以設計，進行繪畫創作。
明萬曆四十五年刊本《牡丹亭還魂記》插圖（局部）[56]
[清]范雪儀《吮筆敲詩圖》（局部）[57]
圖5. 明清畫像中的“含毫”
（六）“寶唾”
當古人將筆放到唇齒之間，用舌含住筆毫，口中會產生唾液。在此之際，苦於構想的為文者、作畫者可能會稍稍紓緩心神，靈感也可能會隨之而至。由於這個緣故，他們便用“含毫”來指代蘊思，甚至認為唾液也與此相關。《南史·儒林傳》記載：“（鄭）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58]鄭灼因在夢中得到其業師、著名學者皇侃的唾液，從此“義理益進”。可見古人認為唾液可同靈感、才思相伴。
在較早的文獻中，有用“咳唾”來稱美他人之議論或見解的例子。如《莊子·漁父》曰：“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59]又，《後漢書·文苑傳》載趙壹所撰《刺世疾邪賦》曰“欬唾自成珠”，[60]《晉書·夏侯湛傳》載夏侯湛所撰《抵疑》曰“咳唾成珠玉”，[61]是用欬（咳）唾“成珠”、“成珠玉”來比喻尊貴者之言。而在蘇軾《次韻參寥師寄秦太虚三絶句，時秦君舉進士不得》詩其三“何妨却伴參寥子，無數新詩咳唾成”、[62]楊萬里《送姜䕫堯章謁石湖先生》詩“釣璜英氣横白蜺，欬唾珠玉皆新詩”中，[63]則將“咳唾”同詩人的寫作聯繫起來。
文人還直接用“寶唾”來比喻難得的佳文佳作，此類例子頗多。如黃庭堅《被褐懐珠玉》詩“寳唾歸青簡，晴虹貫夜窗”，[64]汪藻《聚山閣為呉氏題》詩“晴嵐入肺腑，寳唾落碑版”等。[65]有意思的是，在洪适《浣溪紗·席中答錢漕》詞“開尊禮數自來寛，更看寶唾寫烏欄”、[66]方岳《次韻劉簿寄示》詩“銀鉤寳唾俱入妙，令我見之生踴躍”中，[67]“寶唾”還用來指稱珍美的墨跡。
值得一提的，還有《董天任硯銘》。其文曰：“圓其中，蒼璧橢。窊其前，初月破。出天滋，如炙輠。為臞仙，零寶唾。”[68]銘文讚美了硯的形貌，又用“炙輠”比喻硯的滋潤（“輠”是車上的盛膏器具，烘熱後流油，可潤滑車軸），最後說到硯的功用“為臞仙，零寶唾”。“臞”同“癯”。“臞仙”為清癯老者之借稱，文人也往往以此自比。如劉克莊《最高樓》詞：“這先生，非散聖，即臞仙。”[69]“零寶唾”的大意，是此硯可承接硯主人墮零的“寶唾”。這裏的“寶唾”，顯然有文思、妙想之類的含義。而另一方面，從銘文所顯示的硯與“寶唾”的關係看，似乎也透露了這樣的信息：當時可能仍有人將唾液滴入墨硯，古意猶存。
（七）“茹筆”
附帶說到“茹筆”。[70]揚雄《方言》曰：“茹，食也。吳越之間，凡貪飲食者謂之茹。”郭璞注：“今俗呼食粗食者為茹。”[71]“茹”的本義是“食”、“食粗食”，而“茹筆”則指一種用口來加工筆毫的工藝和行當。梁同書《筆史·筆之製》曰：“製筆謂之茹筆，蓋言其含毫終日也。” [72]梁章鉅《浪跡叢談·記筆三則》的說法幾與此雷同：“製筆謂之茹筆，蓋言其終日含毫也。”[73]則“茹筆”用口，與“含毫”相似，但耗工費時，“終日”不休。大概是受“含毫”風氣之染，古人發現，將筆毫放進口中，使之長時間地經受牙齒的咬齧、舌尖的舔舐和唾液的浸潤，筆毫會變得毫圓、鋒銳，甚有利於書寫。於是，便出現了專門做此活計的“茹筆工”。
從文獻看，“茹筆”行當最遲在唐代已有。晚唐陸龜蒙所撰《哀茹筆工辭》記述了“茹筆工”的勞作情況：“夫余之肱兮何綿綿，耕不能耒兮水不能船。截筠束毫，既勝且便。晝夜今古，惟毫是鐫。爰有茹夫，工之良者。責其精粗，在價髙下。缺齾叉互，尚不能捨。旬濡數鋒，月秃一把。編如蚕絲，汝寔助也……圓而不流，銛而不欹。在握方深，亦茹之為。”[74]按此，該行當雖不是耕田、行船那樣的重體力勞動，但“茹夫”要持續工作，致使其牙體缺損，齒列錯亂；“茹筆”是慢工活計，“旬濡數鋒，月秃一把”，一旬只能得數件成品，價格因作工的粗細而有高低；其成品“圓而不流，銛而不欹”，筆毫圓而存墨，筆鋒挺而不斜，為使用者所看重。
該行當在後世仍然存在。宋代，如林逋《林和靖集》記載：“予頃得宛陵葛生所茹筆十餘筒，其中復得精妙者二三焉。每用之，如麾百勝之師，横行於紙墨間，所向無不如意。”[75]文中提到的“宛陵葛生”，應是當時有名的茹筆人，其“精妙”成品深得林逋喜愛。元代，如王惲《贈筆工張進中》詩：“進中本燕産，茹筆鐘樓市……我藏一巨拂，用久等篲弊。授之使改作，切厲鋒健銳。疏治近月餘，去索稱不易。”[76]詩中記述“茹筆鐘樓市”的筆工張進中為其製作一隻大筆，耗費了近月餘的時間。清代，如梁同書《筆史·筆之製》記載：“製筆謂之‘茹筆’……今製法如故，而‘茹筆’之名隱矣。”[77]梁章鉅《浪跡叢談·記筆三則》也提到：“今製筆者尚守此法，但以口餂之使圓，而‘茹筆’之名，鮮有人道者矣。”[78]是清代仍有此工藝，但已有所諱言。[79] 而在現代，據研究者指出，古時的“茹筆工”已由“水盆工”替代。[80]
“水盆工”又稱“水作工”，是製作毛筆筆頭的“最複雜最關鍵的工序之一”，“是在水盆中對筆毛料進行浸洗、篩選、梳理、整形”，“包含的小工序有二十餘道。以羊毫水盆為例，大致有浸、拔、抖、做根、聯、選、曬、挑、切筆芯、攪、蓋筆頭等”。[81]可見其操作之精細與過程之繁複。難以想象，現今這些在水盆中的活計，古時竟多是在口中用齒牙和舌頭來進行的。另據相關文章介紹，“由於擇筆工以男性為主，加以舊時代輕視婦女，因此在歷史典籍的記載上從來沒有提到過女性筆工”，而與擇筆工同屬關鍵工種的水盆工，“其實歷來都由女工擔任”。[82]對於此說法，似可略加討論。
從水盆工“歷來”為女工的敘述看，知女性從事該工種已久。追索水盆工藝與“茹筆”工藝的關係，知“茹筆工”應是水盆工的前身。查看前文所引唐、宋、元代的文獻和清代的文獻，前者明確記載了“茹筆工”之存在、且為男性；後者則稱“今製法如故，而‘茹筆’之名隱矣”、“鮮有人道者矣”。按此，可推知清代（或亦包括明代）仍有“茹筆工”，但可能已改由女性擔任。中國傳統的手工業中歷來有女工，如紡織、刺繡等業，並未因“輕視婦女”而諱言。清代鮮有人道“茹筆”，可能與此時期該活計是在女性的口中進行有關。“茹筆”是精細的工作，本適合女性，但將女性以此法製作的筆上市出售，人們恐怕又覺得欠雅。加之“茹筆”的效率太低，口中的操作又容易引發牙病和其它疾患，於是這種工藝後來便改到水盆中進行。而“茹筆工”也就隨之轉變為“水盆工”。
在研究的過程中，筆者有這樣的認識：我們今天覺得較為特殊、甚至不易理解的古人的一些行為，往往有深遠的源頭。例如寫字用軟筆，字序為豎排，行序則從右向左……包括我們今天仍在使用的不少成語和詞彙，如“咳唾成玉”“拾餘唾”“胸無點墨”“喝過多少墨水”等等，它們其實都自有來歷，值得探討。
（附記：本文在寫作中，承蒙吳小強、徐嬋菲、徐呈瑞、崔啟龍諸友提供寶貴的資料，謹此志謝。2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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