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奇：夏商考古“笔名行世”现象趣谈

20世纪70—80年代，夏商考古领域屡见使用笔名发表文章的有趣现象，或可称之为夏商考古“笔名行世”现象。各家学者所用笔名的字面寓意各不相同，颇具个性。但他们使用笔名发表文章的原因多有相通之处。以笔者后学之视角，在了解各家学者所持观点的基础上，再看各家的笔名与文章内容，别有一番趣味。

笔者曾在《中原地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源》一文中误将“文雨”当作刘绪先生的笔名。实际上，《洹北花园庄遗址与河亶甲居相》所署“文雨”之名乃是刘绪先生与雷兴山先生姓氏拆字重组而成——刘取文、雷取雨。笔者深以为愧，特此致歉。所幸拙文再次发表时得以修正。此次“乌龙”激发了笔者的好奇之心，开始着重留意夏商考古领域以笔名发表文章的现象。受限于学力，笔者搜求夏商考古“笔名行世”现象多集中在与夏文化探索相关的领域。晚生趣谈前贤，应先致歉意，如有不当之处，更乞先生及他们的亲友、弟子原谅。

笔者所知夏商考古领域“笔名行世”的现象共有20例，具体信息如“夏商考古‘笔名行世’现象例表”所示。许顺湛先生在徐旭生先生1959年“夏墟”调查的促动下，策划组织了针对“寻找早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晚于龙山文化的遗址”的调查试掘工作。这些资料虽并未公布，但却为其探索夏文化提供了基础。随即，许顺湛先生以水湛的笔名在《河南日报》上发表了一组与夏文化探索有关的文章。这组文章的观点可概括如下：夏代确实存在；可通过地层叠压关系与各时期遗迹遗物比对辨识夏文化；夏都阳城在登封告成镇地区；稍柴遗址可能为斟鄩；庙街遗址可能为少康所迁之原。以上观点经许顺湛先生整理融合形成了《夏代文化探索》一文，可作为他早期有关夏文化的认识。若对比15年后的《夏代文化的再探索》一文，其观点发生了较大转变。2001年，许顺湛先生将早年在《河南日报》发表的那组文章以《夏代文化探索（一）》为名收入《许顺湛考古论集》，并在文后附记，谦逊而坦诚地说明了该组文章的不足之处。他对夏文化探索这一重大课题有极高的敏锐度，并积极开展工作、参与讨论，堪称60年代夏文化探索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许顺湛先生（《手铲释天书》）

1977年夏，安金槐先生主持发掘登封王城岗遗址时发现夯土城墙遗迹，他推测此为夏代阳城所在，乃是一重大考古发现，因此希望召开一小型研讨会。在报经领导部门批准后，原定30多人的会议，却吸引了全国32家单位110人参加。（张立东、任飞编著：《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安金槐先生专访”，第13页。凡引该书均同此版，简注之）邹衡先生在分两次共耗六小时的发言中明确提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引得全会震动。这是“告成会议”的爆炸性记忆点，更是夏文化探索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性事件。自此拉开了“郑亳说”与“西亳说”学术争鸣的序幕。当时杨育彬先生作为告成会议的资料组成员，负责编写会议简报和会议纪要。他以“余波”为笔名写成《国家文物局在登封召开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发表在《河南文博通讯》1987年第1期上。杨育彬先生在《走进考古——杨育彬回忆录》中解释了署名“余波”的两层含义，一是其工作单位河南省博物馆—“豫博”的谐音；二是他认为“关于夏代的学术争论一定是长期的，将成为会后连续不断的余波”。正如杨育彬先生判断的那样，告成会议后，有关夏文化的讨论火热异常，余波不断。1977年召开的“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在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孙庆伟先生在《追迹三代》一书中将之称为“考古学的春天”，并评价道“就夏文化探索而言，我们依然生活在告成会议的时代”。

杨育彬先生（《手铲释天书》）

1980年《河南文博通讯》第3期上刊登了一篇商榷性质的短文《“殊为可疑”之处》，该文署名轲秋，恰似这篇文章的标题，“轲秋”之名也显得“殊为可疑”。我们可以通过追索这篇短文的商榷对象，明确该文主要观点，进而推测“轲秋”的真实身份。《考古》1978年第1期刊登殷玮璋先生的《二里头文化探讨》一文，该文论述二里头文化前后及自身各期文化特征，认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为夏商文化分界。《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4期刊登郑杰祥先生的《二里头文化商榷》一文，该文与殷玮璋先生《二里头文化探讨》一文进行商榷，指出“二里头遗址地处夏王朝的政治中心区域，汤灭夏后，会不会马上把自己的国都迁于敌对势力的政治中心区域，殊为可疑”。《“殊为可疑”之处》一文则是回应郑杰祥的质疑。由此可见，《“殊为可疑”之处》作者的真实身份应为《二里头文化探讨》的作者—殷玮璋先生。当然这一推测并没有决定性证据。

赵芝荃先生（《手铲释天书》）

《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与试掘》刊登于《考古》1980年第3期上，执笔者署名为张岱海和高彦。高彦实际上是高炜先生和张彦煌先生合用的笔名。高炜曾在访谈中透露了该文参与者的各自贡献：“《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和试掘》一文是在张彦煌《晋南调查报告》1964年稿的基础上，经张岱海整理，其后由我执笔定稿的。文末所署‘高彦’即张彦煌同我合用的笔名。”（《手铲释天书》“高炜先生专访”，第342页）

关于南关外遗存年代、性质、来源的认识历来众说纷纭。邹衡先生在《试论夏文化》中将南关外遗址T95中、下层遗存合并归入商文化第一期（即“先商期”）第一段第Ⅱ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认为南关外型是自辉卫型、漳河型发展而来，又受二里头文化影响形成的，属先商文化。赵芝荃先生以罗彬柯为笔名发表了《小议郑州南关外期商文化——兼评“南关外型”先商文化说》一文，后被收入《赵芝荃考古文集》中。该文也可视作商榷性文章，商榷对象自然是邹衡先生的《试论夏文化》等相关文章。赵芝荃先生认为南关外中、下层均为二里头四期文化，属早商文化，而非先商文化。有意思的是，1955年赵芝荃先生自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考古所，其导师是郭宝钧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赵芝荃先生与邹衡先生亦存在着“学术亲缘”。赵芝荃先生长期在洛阳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所谓罗彬柯，盖为“洛滨客”的谐音，大意为“洛水之滨的客人”。赵芝荃先生似乎颇爱用笔名，除罗彬柯外，支前、谷洛群、武津彦、吴戈皆为其笔名。（《赵芝荃考古文集》）

1987年，许宏、郑光等先生在二里头的合照。从左至右依次为许宏、郑光、赵芝荃、杜金鹏（许宏 提供）

1980年《考古》第3期上《“郑亳说”商榷》一文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更令学术界好奇的是文章作者“石加”的真实身份。传闻石加是“考古所某某为首的十个人组成的”（《手铲释天书》“郑光先生专访”，第435页）。当时，作为北京大学教授的邹衡先生创立“郑亳说”，提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卓然树立，成一家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为二里头遗址的主要发掘单位，仍坚持二里头遗址“西亳说”。因此这篇以“郑亳说”为商榷对象且底蕴深厚的文章，自然被学界揣测为考古所集体合作的成果。随后，邹衡先生以《再论“郑亳说”——兼答石加先生》回应该文，石加以《“郑亳说”再商榷》进行再商榷。其实，石加正是邹衡的师弟——郑光先生。郑光先生自述石加之名取自《荀子·劝学篇》中的“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寓意为“我（郑光）很笨，像匹驽马，但我愿不断地努力前进”（ 《手铲释天书》“郑光先生专访”，第434页）。邹衡先生与郑光先生均为郭宝钧先生的学生，这场学术争鸣也被称为“同室操戈”（《追迹三代》，第157页）。此外，郑光先生还曾以“仇祯”为笔名发表《关于郑州商代南关外期及其他》一文，“仇祯”显然是取“求真”之意，大概是表达为了追求真理而与师兄商榷。该文认为“南外下层即属二里冈期下层，又属二里头四期”，它们均为“商代中期的一个文化发展期”。这篇文章同样具有商榷性质，商榷标靶自然是邹衡先生的夏商考古年代框架。该文末尾提出“夏与商文化只是一个文化系统（按朝代分可称夏文化、商文化），所谓根本不同于夏民族文化的商民族文化从考古上还反映不出来”。这一观点成为郑光先生系统反思“夏商文化二元论”的先声。笔者看来，郑光先生的反思及引发的相关问题颇有价值，这涉及王朝、族属与物质遗存的内在联系问题。如今我们似乎低估了这一观点的重要性。

2023年12月，郑光先生（左）与张立东先生（右）在郑州（王仲奇 摄）

方燕明先生在主持《华夏考古》编辑工作时，曾收到一篇题为《夏文化内涵特征疑问》的文章，署名为肖冰。（张立东、王仲奇编著：《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Ⅱ》“方燕明先生专访”，第213页）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与邹衡先生商榷夏文化问题。《华夏考古》编辑部本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理念，邀请邹衡先生撰写《与肖冰先生商谈夏文化内涵问题》一文，与前文同时发表在《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上。肖冰实为杜金鹏先生的笔名，这篇《夏文化内涵特征疑问》也被收录进他的文集《夏商周考古学研究》中。《夏文化内涵特征疑问》花费较大篇幅论述邹衡先生所引文献中的夏文化特征与二里头文化物质遗存不能完美契合。实质上，该文意在质疑邹衡先生“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论断是“先画靶子再射箭”的结果。换言之，该文实际上是有关夏文化探索的逻辑、方法的讨论。然而该文或许对邹衡先生的研究逻辑有所误解，邹先生在回应文章中已经作了针对性回答。在此之前，杜金鹏先生就以肖冰为笔名发表《偃师商城与太甲桐宫刍议》，与邹衡先生的“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进行商榷。在此之后，他还曾以肖冰为名与王学荣先生合作《关于郑州商城始建年代问题》一文。这两篇文章同样被收入上述文集中。那么，“肖冰”是何意呢？杜金鹏先生曾对张立东先生解说，所谓“肖冰”乃是“考古战线上的‘小兵’”之意。

郭引强先生曾以洛夫为笔名，与蔡运章先生合作《商都西亳略论》一文。《手铲释天书II》中，郭引强解释了为何以笔名发表此文章。偃师商城发现时，“西亳说”与“郑亳说”激战正酣，偃师商城的发现对两说均提出了挑战，使其成为夏商考古领域的焦点。洛阳考古学者受学术“本土主义”的影响，坚持偃师商城为商都西亳。郭引强先生作为洛阳考古学者的代表性人物，在当时大环境下，不发表观点或发表不同的观点均会受到指责。郭引强先生也坦诚地讲述了当时他对偃师商城的研究思路并不十分清晰，出于学生对老师的崇拜与敬仰，使他不愿与邹衡先生“唱不成熟的反调”。（《手铲释天书Ⅱ》“郭引强先生专访”，第163页）以上种种交织，才有署在《商都西亳略论》上的“洛夫”之名。至于“洛夫”或有“洛水之人”“洛阳本土的考古工作者”之意。

郭引强先生（《手铲释天书II 》）

张立东先生曾以朱召晶为笔名发表《论“郑亳”之失名与“西亳”之得名》一文，引起了学界关注，方酉生先生针对此文发表了商榷文章。这篇文章还被收入郑州市城市科学研究会、郑州古都学会编纂的《古都郑州》一书中。不过收录该文时，署名仍作朱召晶。张立东先生的笔名颇有谐趣，所谓“朱召晶”，正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简省变换的结果。张立东先生作为邹衡先生的弟子坚定支持“郑亳说”，并努力为“郑亳说”寻找新证。张立东先生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当时考古所的诸位先生大多支持“西亳说”，张先生一时显得进退维谷，故而调侃自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1994年10月，“全国夏文化学术研讨会”期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合照。从左至右依次为孙华、宋云涛、邹衡、雷兴山、张立东、刘绪、宋豫秦、董琦、郭引强（《考古学研究·五：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

21世纪初，张立东、任飞先生合编的《手铲释天书》在夏商考古领域风靡一时，许宏、梁国真、曹兵武等先生均有评介或读后感发表。曹兵武先生发表《中国考古学中的主流与暗流—读〈手铲释天书〉偶得》时署名为霍雨杰。该文后被收入他的文集《考古与文化（续编）》中。任飞其实是周雁女士的笔名，“任飞”与“天高任鸟飞”之意相合，也是真名中“雁”之行为。《手铲释天书》出版后，作为受访者之一的许顺湛先生还曾疑惑任飞是谁：“当我看到书是张立东和任飞编著，周雁只是责任编辑，我又迷惑了。张立东是我的老朋友邹衡的学生，任飞没有听说过，但是后记是任飞写的，写得非常好，我认为只有周雁才能写出这样的内容，其中的情节别人是不知道的，但是署名却不是周雁。我感到非常奇怪。”（许顺湛：《回忆周雁》，载《忆周雁》，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7页）周雁女士从河南大学毕业后到大象出版社工作，曾任《寻根》杂志编辑部主任。李伯谦先生在《和周雁的两次交往》中评价周雁为人“实在、真诚、好学、上进和善解人意”（李伯谦：《和周雁的两次交往》，载《忆周雁》，第37页）。她在出版系统的工作对考古文博事业有推进之功。周雁女士英年早逝，可惜可叹！

《手铲释天书》书影

王恩田先生曾以齐文涛之笔名发表《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后来，该文改题《概述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被收入《商周铜器与金文辑考》。

《对姚官庄与青堌堆两类遗存的分析》一文署名为吴秉楠、高平，这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队五位先生名字中各取一字所组成的集体笔名——吴：吴汝祚；秉：胡秉华；楠：任式楠；高：高广仁；平：邵望平。

缪雅娟女士曾以京浦为笔名发表《禹居阳城与王城岗遗址》一文。高天麟先生以高煦为笔名发表过《也谈客省庄二期文化的性质及其年代》《略论二里岗期商文化的分期和商城年代——兼谈其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两文均被收入他的文集《黄河流域史前·夏商考古》中。高天麟先生还有一笔名为愚勤，《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年代与性质》便署此名。该文同样被收入上述文集中。《菏泽安邱堌堆遗址发掘简报》执笔者中的“郅生龙”也属集体笔名。“郅生龙”是菏泽地区文展馆郅田夫、周元生、张启龙三位先生名字中各取一字的结果，只因执笔者不宜过多，方有此名。

观察上述夏商考古领域的“笔名行世”现象，我们可以初步形成以下认识：从时间上看，20世纪70—80年代是“笔名行世”现象的频繁发生期；从内容上看，署笔名的文章议题集中在“西亳说”与“郑亳说”之争，并涉及“夏商分界”“何为夏文化”等问题。这其实是夏文化探索这一课题的不同侧面，这些文章的性质也多为商榷性文章，而商榷对象以邹衡先生的学说为主。若试析以上“笔名行世”现象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是为学术争鸣。学术求真往往离不开激烈的争辩。在夏商考古这一小领域内，探索相关问题的同行大多彼此相熟，或是师兄弟、师生，存在学术亲缘；或是同事、上下级，存在工作关系，因此以笔名行文避免直接冲突。其实被商榷对象可以从文章风格、学术观点等推测出学者的真实身份，但回应文章依然就事论事，仍在学术争鸣的范畴内。况且以笔名发表的文章后续多被收入作者文集之中，张立东先生戏称之为“做贼三年，不打自招”。这种论辩往来，似乎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二是集体主义思潮下，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名利思想弱。考古调查、发掘、会议纪要等文字多被视为一种集体成果，加之评职称的力较小，以笔名代表集体成为一种常见现象。

三是出版避嫌。在自己工作的出版社出版自己担任责编且参与编著的著作似乎有些难为情，而用笔名则可以化解这一尴尬。

笔者学识有限，不能穷尽夏商考古领域的“笔名

行世”现象，更不能详述先生们笔名寓意及以此发文的因缘。本文可以为初涉夏商考古领域的学友省下些揣测笔名背后作者身份的工夫，亦可使关注夏商考古的“圈外人”更加深入地了解本领域的学术史。小文权且作引玉之砖，若有不足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教正。

本文为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四个分时期专题历史文化研究课题”（豫文物保〔2023〕192号）之“夏文化探索的百年历程”（第27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2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五帝时代到夏代王权与国家形态研究”（项目编号：22VLS003）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在张立东老师指导下完成，宋豫秦先生、郭引强先生、许宏先生多予以帮助，王梦恒学长也费心审阅，在此谨致谢忱。

（作者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附记：

拙文发表后笔者又检得夏商考古“笔名行世”现象几则，兹录于下。

黄石林先生是徐旭生先生的学生兼助手。他曾为徐旭生先生作过数篇传略类文稿，并整理徐老遗作《尧舜禹》一文。1985年《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再版时，出版说明中这样写道：“这次重印，由徐先生的学生黄石林同志写了序言”。书中序言落款为“天石”。可见，“天石”即为黄石林先生的笔名。至于该笔名之内涵，应与其名中“石”字有关，具体何意，尚不可知。

2024年10月29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郑光先生进行学术指导，另就三代及有关上古史问题做主题访谈。笔者跟随张立东师一道前往，并于前一日编纂“郑光先生论著目录”。会议举行期间，我就所辑目录是否齐全请教郑光先生。郑光先生回忆需增补几条，其中便有两条是以笔名发表的。郑光先生曾以“鲁木”为笔名为《商周考古》写评介（鲁木：《〈商周考古〉评介》，《考古》1980年第4期）。据郑光先生自述，“鲁木”为“驽马”之音转，取自《荀子·劝学》“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句。郑光先生还曾以“求真”为笔名为“第四次全国14C学术会议”写报道（求真：《第四次全国14C学术会议在苏州举行》，《第四纪研究》1989年第1期）。此可与更早时发表《关于郑州商代南关外期及其他》的笔名“仇祯”对读，均为“追求真理”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