穰明德政委

要修筑川藏公路，首先要打通“康青段”。康青公路又称雅甘路，起点是雅安，终点在甘孜。全长603公里，需穿越二郎山、折多山，青衣江、大渡河等复杂地形。它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修筑的，路基粗糙简陋。1940年10月15日曾经举行试车，颠簸了5天，才有一辆小车勉强到达康定。到1946年，这条耗时4年半、先后征工13万余人、死伤9000人的所谓“公路”，就被水冲毁、废弃了。陈明义司令员和我谈到康青路时，对国民党修的这段公路，用不屑一顾的口气说：“它没有正式通车，实际上是我们重修的。”

重修康青路，第一个接受任务的是穰明德。贺龙司令员对他说：“我给你命令，9月1日通车到甘孜。”

修复康青路，有三大工程最为艰巨，即二郎山、橡皮路、“八大桥”。

那时所谓的“八大桥”，其实只是些木头架起来的便桥，现在看来算不上是什么大工程。当时，“八大桥”还可以勉强通过，用来运输进藏物资，起的作用很大。事不凑巧，本来就摇摇欲坠的这八座桥，当穰明德赶到工地时，正碰上下大雨，一夜之间全部冲毁了。而此时已经到达甘孜的进藏先遣部队，正在粮荒的逼迫下勒紧着腰带，靠寻找野生动植物度日，日夜期盼着公路的修通、汽车的到来。

西南军区批准了穰明德的意见，从重庆派来两架飞机，送来了工程师和器材。当时钢材供应紧张，贺龙司令员答应了拨给他们所亟须的钢材，致使成渝铁路的铺轨推迟了3天。

架设钢桥，当时的他们缺乏经验。穰明德部长承认：“那时连18公尺长的钢架都摆不上去。”

抢修仙人桥时，如何把30吨重的根基钢架拉上去就成了问题。施工人员众说纷纭，一人一套办法，有的人甚至主张用绳子吊。

遇到难事善于找群众商量的穰明德，带了一瓶酒（他直言不讳地向我表明过“我爱喝酒”），4两花生，还有2斤面，找到了3位比较有经验、懂技术的工人，请他们为架设钢桥出主意，同他们碰了杯。工人们哭了，说：“做了一辈子工人，还没有这样一位首长和我们碰过杯。”工人们发誓要把桥修成，当即提出了可行性方案。穰部长说：“你们不能走，先到房子里去休息。我去找人算账。”

穰部长知道，工人的理论水平不够，单靠工人还是不行的，还要去找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计算。国民党和美国的安全系数是5，我们计算的结果则是1。甘城道工程师见此情况，不安地说：“安全系数少了一些！”这时，正好汽车十六团的团长来了，又将两台吊车调来，使安全系数达到了4，合乎苏联的标准。

架桥成功了！

1951年5月12日，根据西南军区的决定，成立了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陈明义任司令员，穰明德任政治委员，张忠任副司令员，王其梅任第二政治委员。周恩来总理电示中共西南局：“决定穰明德同志为党中央、毛主席派到西藏负责修路的全权代表。”

在公路的修筑中，少不了勘测先行。

穰明德政委直接指挥着600多人的勘测队（组）。他对我讲过：“测量设计是一切基本建设的关键。政务院决定，没有测量设计不准施工。”他在平时的谈话中，对于踏勘队艰苦卓绝的表现赞扬有加，还在一篇题为《我国公路史上的奇迹》的文章中写道：“拿（康藏公路）路线的勘探与测量来说，就有十多支踏勘队在千山万水之间进行了探索。他们有时在原始森林里露宿，有时在石崖上和山洞中过夜，翻越了200多座大山，徒步行程1万多公里，提出了7条比较线；收集、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计算出许多原始数据，为选择最佳线路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穰明德非常重视施工规范和技术标准。他在修筑康藏公路的4年里，一直为此和人发生争论，对某些人发脾气。他曾经十分不满地对我说：“二郎山以东的路，没有按照施工规范工作，而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解决的。”他还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当时有个剧本叫《架旱桥》，故事情节大概是来了工程师，反而把路修坏了，而只有战士是万能的。我把工兵纵队的政委批评了一顿。”

是的，我也挨过他类似的批评。记得我写过一个歌颂高原驾驶兵的作品，其中写有这样的镜头：半个轮子悬在崖边开了过去。他看过以后，毫不客气地说：“这样的路能让汽车走吗？这哪里是人修的？是狗啃的嘛。你们这些同志就是爱犯片面性认知错误，表扬了开车的，却批评了修路的。”这件事，对我教育意义很大，印象也极深。

1954年8月的一天，在波密的通德——帐篷搭建的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的临时驻地，穰明德政委对我说过：“在康藏公路修筑中存在着四种形态的斗争：内部的，外部的，人为的，自然的。”

1953年底，张国华与穰明德（右）在波密地区的合影。 穰李华供图

是的，要在世界屋脊上修筑公路，与大自然的斗争是最明显不过的了。外部的阻力，主要是来自对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态度的藏族上层人物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人为的方面，主要是客观条件上的经验不足、资料不足、专家不足、设备不足。

他经常与人发生争论的焦点，聚焦在坚持科学施工方面，这也是内部的斗争。他说：“艰苦不等于冒险，光荣不等于蛮干，意志不等于命令和口号，乐观不等于乱喊和麻痹。一定要跳出这些东西的包围，清醒地检查自己。”

试想，这么新的事业、这么大的工程、这么多的人员、这么长的时间，大家在认识、想法、做法上能够完全一样，没有矛盾吗？部队、技工、藏族民工、工程技术人员、苏联专家、领导层，一共有6个方面，他们各有各的贡献、各有各的伟大之处，但谁也不会完美无缺。

怒江是筑路中的一道天险。岸边的山从水中直插云霄，高达1900米；江水的最深处达29米；流速为8至9立方米/秒，最大流量时可达到12立方米/秒。那浪涛在峡谷中的轰响，发出震天动地的回声，使人们站在一起讲话都听不清楚。

架设怒江桥的工程由部队和桥工队共同担任。穰明德部长亲自在工地坐镇指挥。我到达怒江东岸又见到他时，他正在风尘仆仆地指挥桥基建设，依旧穿一身很久没洗的中山装，留着短短的头发，脸面被高原的强紫外线晒得黝黑。他欢迎了我的到来，我跟他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架设怒江桥的日子。

这期间，他又抽出时间对我谈论修筑康藏公路的许多问题。其中特别深情地谈到各方面的支持：“全国各地有许多任务厂为了支持康藏停止了其他工作，有时轮船专运康藏公路用的器材。如果没有全国各地工人的支持，公路肯定难以修成。藏族人民拿着刀斧，砍一块石头走一步，是这样给测量队带路的。藏民能越界运输，畜力不足时，又拿出人力背运，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牦牛运输完不成任务，军队也就完不成任务。”他还肯定“藏族的上层人物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又怀着复杂的心情补充说：“但他们也发了很大的财。如果他们不愿意发这笔财就坏了。”

修筑川藏公路八宿怒江段时，战士们攀爬“云梯”上工地。高平供图

又一次，本来和穰部长说好了，我在他的吉普车前等他，他办完事后用车把我送到江边去，让我从钢索吊桥上过江。我见他久久不来，就趁机到不远的一座四川人开的帐篷商店里去买酒喝。我的一茶缸子酒还没喝完，就听见穰部长在用汽车喇叭叫我。我赶紧跑过去，他操着湖南口音责问我：“你到哪里去了？”我如实回答：“喝酒去了。”他再不吭声了，因为他也爱喝酒，不过此刻顾不上。

架设桥板时，他一个人站在桥上，不停地挥动着双手，一寸一尺地指挥着桥板的延伸，他那辛劳的身影、兴奋的表情，摄入了电影的镜头，也永远留在了我和战士们的心中。

1954年夏天，当公路顺利地修进了波密地区时，一场洪水突然在波密爆发，冲毁了31.5公里的已成路基，加上半毁的达50公里，帕隆藏布江上的通麦大桥也垮塌了，数十名战士不幸牺牲。

贺龙司令员得知情况以后，特别委派李达副司令员和后勤部余秋里部长来到康藏公路前线，看望和慰问部队，全国公路总局局长潘琪也来到筑路工地。在他们的指导下，修建司令部在五十三师师部所在地嘉龙坝召开了专门会议。

在会上，大家本着总结经验教训、保证年底通车的精神作了讲话。穰部长的讲话要点是：“淹没路线的教训原本就有，今年之所以重犯，可能是有些人总想省一些力气。这次的教训，由领导负责。我们要互相信任、互相团结，重要的是从事故中吸取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要向战士和工人们承认错误，说明不是有意犯下的，而是经验不够。”

会后，穰明德政委又奔走在筑路工地沿线督导，坐镇于艰险地段。在东久的桥头、在鲁浪的帐篷、在风雨的泥泞中、在夜战的火堆旁，我又多次同他一起吃住、一起交谈。他非常支持文人的写作，记得有一次他收到了一叠战士的决心书，立刻走到我的帐篷里来，交给我看。我又就近拿给诗人杨星火、新华社记者林田共赏。

他挑过无数重担的坚硬骨架、被高原紫外线晒黑的面孔，定格在了“庆祝康藏、青藏公路通车典礼”的大会主席台上。

1954年11月，穰明德在扎木修建康藏公路司令部。穰李华供图

穰明德经历过长征，一生为革命牺牲了不少，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他十分谦逊。在同我的最后一次谈话中，他说了这样推心置腹的话：“我可以说是革命队伍中的落后分子，但自信不是最落后的。我欢迎你们批评我的思想，但我对保守主义、对向困难低头的人作无情的斗争。如果要我做一生公路工作，我愿意做一辈子；要我干别的，我也马上就去干。我后悔的是没有文化，赶不上工作需要。”

穰明德是湖南省茶陵县秩堂彭家祠人，1912年10月出生。他们彭家祖宗三代都是贫苦农民。由于父亲做了穰家的上门女婿，他才改姓了穰。他是一位性格倔强、雷厉风行的实干家。后来成立“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时，他兼任政治委员。在艰苦卓绝的4年里，在川藏公路全线，“郎部长”无人不知，不知从谁开始把“穰”字不规则地简化成了“稂”字，读音由“让”变成了“郎”，以讹传讹，约定俗成，人们一直就这么叫了。“穰青天”无人不晓。

“穰青天”的绰号是怎么来的呢？根据我的了解，应该先是从技工大队传出来并且叫响了的。因为他坚持原则，铁面无私；关心群众，体恤下情。他还毫不留情地清除了技工大队中的坏人，为工人伸张了正义。他在一次同我深夜长谈时，曾经说：“对任何人我都决不姑息。对党内的人，我特别严；对我亲近的人，我不能有丝毫的宽。”

青年高平。高平供图

有一年，他因为亲弟弟组织手续不清，竟把弟弟送到公安局蹲了3天。他同妻子远隔两地，笑着承认：“我们夫妇也经常在通信中进行思想交锋。”还不止一次地宣称：“对于保守主义者和向困难低头的人，我要作无情的斗争。”

穰明德喜爱文学，特别喜欢看小说。他曾经对我说：“我是个没有读过书的人。正因为过去没有读过书，所以爱读书。小说，只要买得到，什么都爱看。我的眼睛不好，就是夜间看小说看的。我很希望我们能有像《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那样的作品。”他不但爱看，而且动笔写。他说：“我爱写，什么都想写，但发表得很少。”的确，多年来，我只见过他的一本科技著作，是他送我做参考的。书名叫《西南公路建设中的若干问题》，由西南交通部出版委员会编印，1952年出版，扉页上还印有“干部读物 注意保存”的字样。看来，他很懂实干的艺术，而不擅长用艺术表达，怪不得他坦率地说：“参加革命以来，我什么都干过，除了宣传员。”

我在参加修筑川藏公路的全过程中，与穰明德政委的接触很多。除了在新陆海湖边的松林里，他住过设在那里的工程局的木板房子以外，整整四年中不论春夏秋冬他一直住的是工地的帐篷。我还记得，除了去北京汇报工作以外，他没有去内地看过病、休过假、探过亲。他不是铁人，但他有钢铁的意志，更有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

他后来担任了湖南省政协副主席，2000年5月病逝，享年88岁。

穰部长子女之一的穰玉武是著名律师，后来和我取得了联系。我俩在兰州、深圳等地见过面，相谈甚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