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楼里的地下迷宫，一个空间建设的叙事
乐活
文化
2024-05-31 20:07
湖南
从花炮大楼的楼道走下去，一开始周围的环境还很黑暗，片刻之后视野豁然开朗，星光局相比17楼的书店更给人一种桃花源记的印象，仿佛走进一个独立的小世界，外面是芙蓉中路上熙熙攘攘的车流和老城区喧闹的生活秩序，里面却别有洞天，像一座迷宫。
在这座迷宫里可以容纳展览、即兴、戏剧、工作坊以及其他许多目田有待展开的活动，而对目田的朋友们来说，则是找到了一处新的可以自由栖息的地方......
23年的年底，在星光局举办了目田的圣诞礼物交换活动，这是目田每年固定的传统，只是第一次改到了星光局来举办，12月的长沙天气寒冷，因为那段时间流感多发，街上显得比平常萧条很多，走进星光局却感到格外的暖和。星光局的空间远比书店和悲伤省大得多，但是也同样挤满了来参加活动的人，大家的状态很多样，有人在演奏音乐即兴，有人在专注看圣诞节放映的电影，也有人在交谈，或带着些许好奇的目光打量周围的人和事，之后到了礼物交换的环节，熊叔(目田空间的创始人)打扮成圣诞老人出场，拿到交换的礼物之后，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开心，人声沸腾，气氛越来越高，之后大家集体涌向花炮大楼外放烟花，来参加当天活动的人里有的是常来目田的朋友，或者只是对圣诞活动感兴趣的人，但气氛欢乐的像过年一样。据目田的工作人员AT说，每次目田做活动的时候，都有人感慨大概这里就是乌托邦，这种感觉在那天的星光局达到了顶点。沿着花炮大楼凹凸不平的水泥墙面，走进星光局，仿佛进入了一个独立的小世界，隔绝了外界的喧嚣与躁动，星光局整体装潢灰黑色的基调给人一种朴素的秩序感，这种秩序感和长沙追求色彩、声响刺激的日常有着不小的差异，那种感觉就像回到了家，充满安定的氛围，无论外界怎样风吹雨打，世界怎样运行，这里似乎都一样的安全、温暖、稳固，有某种东西一直存在，后来才意识到，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共同体。星光局是目田继目田书店、悲伤省（酒吧）、棉花厂（民宿）之后在花炮大楼创办的第四个实验空间，在以往介绍长沙书店的文章中，我们了解到目田最早起源于创始人熊叔在花炮大楼17楼的家，熊叔和朋友们一起把它改造成了书店，以此为基础，他们又租下了16楼的房间改造成一家酒吧，而后又在4楼开了一家民宿，星光局也是顺着这个逻辑落地在花炮大楼，对于熊叔来说，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仿佛目田系列的空间就应该在花炮大楼，上上下下都在一栋楼里，他带着开玩笑语气说：“因为我们现在也不喜欢出门，不想到处跑，因此就觉得要把几个空间都搞在一起”。星光局最早在2019开始构想，那时这里还只是花炮大楼负一层一处阴暗潮湿的闲置场地，目田租用了一部分做临时仓库，目田的伙伴们有时会来这里，之后熊叔和AT产生了将这里改造成独立空间的想法。熊叔以前有过不少空间建设和改造的经验，他形容自己像一个电影导演或者制片人，面对着这个潮湿、气味刺鼻的地下室，脑海中浮现出了这个地方截然不同的可能性，那就是最初的星光局，如同当初在自己位于花炮大楼的家里，想象着这间房子变成一家书店的样子。作为目田系列的第四个空间，星光局的诞生经历了一个十分坎坷而漫长的过程，最早以熊叔和AT为主做了基本规划，建筑师杨一博负责设计，2020年即开始施工，但是施工难度之大，远远超出了熊叔和设计师的预想。那时花炮大楼的地下室，几乎还是一个大废墟，仅仅清理垃圾、整理水电线路这样的前期工作就耗费了大量时间，之后紧接着就遇到了疫情管控，同时资金也捉襟见肘，因此星光局的建设被迫暂停了两年，两年之后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很多事都要从头开始。和其他书店一样，经过疫情之后目田的经营也遇到了困难：疫情管控期间不能营业，租金却要照常；经历两年疫情，很明显的人流量也变少了，经营更加雪上加霜。在保住已有的三个空间已属不易的情况下，继续把大量资金投入到星光局似乎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面对这些考虑和压力，熊叔也曾想过放弃，会想“要不算了吧”，当时如果意志动摇了一下，少一点坚持，星光局大概率就会和许多的事情一样不了了之。后来回忆起为什么要坚持做这个空间，熊叔只是轻描淡写的说“我还是觉得我和目田需要这样一个地方”，因为相信这种“需要”，在其他书店都在忙着自救的时候，目田却逆着潮流，扎根在花炮大楼，建设他们新的阵地。从2020年开始施工算起，星光局的建造花费了目田的伙伴们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做一个空间事务繁杂，千头万绪，需要统筹安排各个方面，从宏观到局部，不仅要考虑如何实现心中的理念，还要顾忌每一处细节、每一个环节，有时处理一项琐事，就能花掉大家几周乃至几个月的时间。从本质上来说做一个空间，就是在进行创作，从无到有的创造事物，从脑海中的一个想法、一个念头到一个具体的可以让人停留、活动的空间，其间要经历漫长而繁琐的劳动，这个过程熊叔也觉得十分的煎熬和消耗，同时也相当的孤独。在做完星光局的建设后，他说“大概这辈子不会再做空间了”。他自认为是那种凭一口气将事情进行到底的人，确定了的一个想法，只要自己相信，就一定会去克服各种困难将它完成，但是在做完这一切后，他也感觉到自己做空间的激情挥洒完了。目田的日常建设还是会继续，但自己创造空间的阶段已然结束，从最初的目田书店开始，到星光局为止，剩下的工作是完成这个空间的后续建设，深入挖掘这个空间的可能性，把不同的人与事业连接起来。对于目田，熊叔有点像领袖的角色，许多事情需要他来承担和处理，但他却不是一个专横独断的人，在别人的印象，他总是温和、包容而充满耐心，中国传统说人五十而不惑，不惑之年的熊叔认为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是越来越清晰的，知道了什么对自己是重要的，知道自己这辈子要干什么。之前在关于目田书店的采访中，他曾经简短讲起过自己的人生经历，在面对其他媒体采访时，他也多次的讲过，后来作为朋友了解的越多，对他人生与个性的拼图也越来越完整。熊叔出生在长沙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在大学校园里长大，自己上大学又正好在八十年代末，亲身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那时候大学校园里人人都在读书、写诗，带着好奇心热切拥抱各种新鲜事物以及西方文化，这种时代氛围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一直怀揣着对文学的兴趣，虽然不是中文科班出身，大学学的是经贸专业，但他很早就开始写诗，作为在八十年代末上大学的人，他也见证了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社会的剧烈变迁。
后来回忆起来，熊叔总是感慨自己那时还相当的懵懂无知，真正的成长都发生在后面，但那个理想年代的气氛似乎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他，在他身上有种不妥协的少年气。他自己和大多数人的人生方向有些不同，用现在的话说叫做逆生长，年轻的时候他比同龄人显得更加冷静，知道穷的感觉不好受，因而在大学毕业后，和当时大多数长沙青年一样他选择南下广州，从事外贸行业，努力挣钱，成家立业，等到自己稍微能在社会上立足，他才重新拾起搁置多年的诗歌创作。在湿热的岭南生活多年后他又回到长沙，跟朋友一起开文化公司，开书店，做独立空间，把精力投入到这些看上去不能得到回报的事情上，直到现在星光局的开放，他已经为这些事业投入了无数的精力和心血，年龄在增长，他看起来却更像一个少年，怀着一片赤子之心。在熊叔的眼里，他从不认为目田是一家公司，他们在做的事情也不是在进行经营，如果从经营角度看，目田很难称得上成功。他更愿意将目田看作一个自发的小组织，更希望目田的事务有人继续下去。今天在中国各地，都不乏形形色色的独立空间，它们有着千差万别的外表，各式各样的经营功能，但最初的动机，无非是想有一个可以让自己和朋友待着的地方，与此同时经营一个空间又是在建构自己与这个世界的相处方式，也是在自己生活的地方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这也是星光局最初的目的。经过八年的发展和建设，目田周围已经聚集了许多朋友和同仁，目田的伙伴们相信大家需要这样一个空间，因此才有星光局的诞生，同时这些人也是支撑一个空间出现和持续进行下去的基础，归根结底，一个空间的核心还是人。谈到这个问题时，熊叔正在和一位广东朋友吃饭，当时这位朋友漫游到长沙，住在棉花厂，同时在茶颜悦色工作了一段时间，攒了一点钱，又游荡到了泰国、哈尔滨，还顺便以网红奶茶店的工作经历为基础，做了一系列的讨论和分享。记得熊叔当时刚吃完饺子，停顿了一下，之后非常认真的解释道：因为有这些朋友，所以他相信在目田以及星光局上的投入是有意义的，同时也能获得“回报”。从23年秋天开放到现在，星光局已经做了一系列的活动和展览，如日本艺术家霜田诚二的行为艺术工作坊、咚咚个人海报设计展、水象杂志巡展、哈萨克音乐家叶斯哈提的冬不拉演奏会等等，但是在熊叔看来，这些还只是雏形，能做的还有很多。比如他希望做一个小小的农贸自由市场实验，以此培育一种城乡连线，让农产在农户与用户之间得以平等的自由交换，发展持续的人际关联。他认为星光局理想中的状态不应该只是一个承载活动和展览的背景空间，它本身应该逐渐发掘出自己独特的事业和功能。从规模上看，星光局远比目田的其他几个空间大的多也复杂的多，在熊叔和目田其他伙伴的规划里，它应该集不同的功能于一身，如目田的办公室、吧台、驻留工作间、展厅和排练室，这些事业不仅需要目田的工作人员齐心协力，也需要其他一些有想法、有思路的朋友参与共创。目田曾经举办过两届书会，书会的场地在花炮大楼的天台，而星光局在花炮大楼地下，以星光局的开发为标志，从天台到地下室，目田社群的这4个空间在花炮大楼里逐渐形成了某种生态，就像是一棵树木在花炮大楼里生长，扎根在这片社区里，将许多孤立的个体连接起来，形成某种共同体，互助、依存和发展。「星球雷达」是P8星球媒体旗下的城市探访栏目，我们致力于描绘一个城市的文化生活版图，连接城市居民与场所，助力城市更新和发展，还原长沙这座城市沸腾热烈的人文生态，为居民提供一套在地生活的探索攻略与家园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