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治、光绪年间，由于曾国藩主导的湘系，以及李鸿章主导的淮系的存在，晚清官场上湖南人和安徽人都很混得开。尤其是安徽人，因为李鸿章对家乡感情很深，老乡求他帮忙，几乎是来者不拒。
而混得比较不好的，则是江西人。
实际上，在道光、咸丰年间，江西人在晚清官场上的分量也很重。在最鼎盛的时期，有新城的陈孚恩、九江的万青藜、新建的胡家玉同时身居高位。其中陈孚恩和万青藜都曾担任吏部尚书，专门管人事，是六卿之首，掌握着极大的权力。
不过，与其他省的官员比起来，江西的京官比较不善于拉帮结派。用晚清吏部主事胡思敬的话来说，是“江西人向无党援。”
胡思敬认为，他们江西人因为没有自己的老乡团体，容易被人排挤。一旦被陷害打压，就很难再有翻身之力。
比如万青藜担任吏部尚书时，本来有晋升为协办大学士，封侯拜相的机会，但因遭后进的军机大臣李鸿藻嫉妒，指使其“清流党”的小团体攻击万青藜，导致他失去升迁机会。
而胡家玉则因为家乡浮收赋税的问题，与江西巡抚刘坤一发生矛盾，结果被揭发胡家玉自己家人就有偷税漏税的情况。
最后胡家玉因此被降职，随即退休。自同治十二年（1873年）胡家玉被罢免后，历经30年，江西人再也没有出过三品以上的京官。
当然，虽自胡家玉罢免后，江西人未出过三品以上京官，但三品以上的地方官员中，还是有江西人的身影。比如晚清湖南巡抚陈宝箴，便是其中之一。
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事情，此为后话。而早在同治三年（1864年），陈宝箴还是一个年轻举人的时候，前往拜见曾国藩时，曾国藩就和他分析了江西人在京中如此颓唐的原因。
曾国藩对陈宝箴说：“江西人素尚节义。今顾颓丧至此，陈子鹤不得辞其责。转移风气将在公等，其勉图之。”
在曾国藩看来，江西人不受重用，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力不足。恰恰相反，曾国藩认为大多数江西人都有气节、讲义气。而江西人之所以落到如此田地，主要是陈孚恩的责任。
陈孚恩虽然能力很出众，但为人很喜欢钻营取巧，是政治上的一个投机客。在道光朝，陈孚恩阿附军机大臣穆彰阿，排挤林则徐等人，得到穆彰阿的保荐重用。
到了咸丰朝，陈孚恩又倒向了肃顺一派，没想到这次政治投机站错了队，在辛酉政变之后，陈孚恩遭到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清算，被流放新疆。
由于恭亲王查抄肃顺家时，发现陈孚恩写给他一些“暗昧不明语”的信件，有意图劝肃顺造反的嫌疑，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导致在京的江西人，都或多或少受陈孚恩事件的牵连，不被朝廷所信任。
因此，曾国藩在接见年轻的陈宝箴时，把转移这种风气的重任托付到了他的身上，勉励他说：“转移之任，不必达而在上也，但汝数君子若罗惺四、许仙屏者，沉潜味道，各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则风气转矣。”
后来陈宝箴受命为湖南巡抚，身居一方封疆大吏，算是没有辜负当年曾国藩对他的一番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