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各地军阀为维持割据地位，必须养兵、扩军。巨额军费常使他们辖区内的财政入不敷出。军阀遂想方设法地从鸦片贸易中牟利。如唐继尧、龙云统治云南期间，不断扩大鸦片种植面积，至1932年，全省烟田面积约224万亩。1927年前的几年，云南每年收入约1100万元，其中鸦片收入804万元，1932年鸦片税收占当年总收入的38%。
四川是鸦片的另一个重要产区。当地军阀除了征收烟苗税、起运税、印花税等十几种杂税外，还发明了所谓“懒税”，以惩罚因“懒惰”而不种鸦片者。其规定“农民种粮食而不种烟，则种粮食一年，应完三年的税，而种烟只完本年一年的税……到后年，再不种烟，仍种粮食，则这一年，应完七年的税。”
紧邻云南、四川的两广、两湖，因气候条件所限，鸦片产量不大，但他们垄断了鸦片外运的通道。湖北在1924年征收鸦片通行税1500万元③;广西在1932年收入3100万元，其中鸦片过境税1588万元。
总的来说，除了吉林、山西两省，全国各省大小军阀无不视鸦片为重要财源。一项关于13个地区种烟面积变化的调查显示，1914年—1919年，种烟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到了1929—193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0%。⑤军阀割据，是鸦片种植面积急剧扩张的根源。
民国军阀混战，鸦片是极重要的导火索。1925年，时人评论，“这几年许多次的战争，固然说不到因为主义，并且还不配说是争兵权，实在是争鸦片税与包卖鸦片烟。”唐绍仪甚至说，“民国十四年来之数次战争，均为鸦片，故可称为十四年之鸦片战争。”
他们的话虽有所夸张，但也同实际大体相符。
据有关资料统计，1929至1933年间，中国的罂粟种植面积约8000万亩，每年生产鸦片6000万公斤，约120万海关担，其中陕西、甘肃、云南和四川为四大鸦片产区。
当时，中国所产的鸦片总量约占全球鸦片总量六分之五，为其他各国鸦片产量的5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