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时,适逢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济南的各大书城都抓住机会“蹭热度”,大搞莎翁作品的活动。
当年,本着“有便宜不占就是吃亏”的心态,老路斥资三十几元,全款买下了两册平装莎剧合集:
(ps:没收到广告费,出版商已打马赛克)
莎翁生前主要活跃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与我国明朝中后期重叠。
他这一生中,共创作了39部大小剧目,其中以《哈姆雷特》和《罗朱》最富盛名。
巧合的是,他与我国同为著名剧作家的汤显祖在同一年逝世,后者的《牡丹亭》、《南柯记》等同样声名远播。
20世纪之前,由于语言不通导致的天然屏障,早已火遍欧陆的莎士比亚作品,在亚洲各国却鲜有流传。
若说起莎剧得以在中国民间传播,有一个人的功劳,不得不提。
他便是有着“中国莎剧译文第一人”称号的民国翻译才子,朱生豪。
只是可惜,这样一个翻译才子,只在世上游走了32岁。
短短一生,他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是长达180万字的莎翁译作,以及给妻子宋清如多达540余封的“情书大全”。
1911年,宋清如出生在江苏常熟的一个富贵之家,自幼衣食无忧,深受父母疼爱。
然而,对于封建社会加诸在女性身上的各种束缚,这位满脑子都是独立自由思想的小姐是打心眼儿里鄙弃。
当年,家中早早给她订了一门娃娃亲,她却极力抗争:“我不要结婚,我要读书!”
最终父母拗不过,只好遂她心愿退了亲。
中学毕业后,父母又想早点为她觅一门亲事,她却坚决拒绝,宁愿没有嫁妆,也要坚持读书。
那一年,意气风发的宋清如,如愿考上了杭州之江大学。
由于对宝塔诗颇有兴趣,一进大学,她就加入了学校的“ 之江诗社 ”。
有一天,诗社成员举办交流会,她在会上洋洋洒洒地读出了自己的诗作。
满以为会赢得满堂喝彩,谁知念完后,诗友们却默不作声,一脸懵逼的样子。
原来,宋清如只顾着研究新潮的宝塔诗,对于古体诗的平仄却不甚了解。
在那个年代,大家对于诗的平仄还十分重视,自然觉得她的新体诗“不知所云”。
正当宋清如尴尬得脸上发烫时,偶然之间,她的眼神触碰到了坐在附近的一个男孩子。
只见他手里拿着自己的诗,嘴角露出了浅浅的一抹微笑。
这一笑,让宋清如倍觉温暖,一扫内心的阴霾。
她在心里记下了这个男孩,向身旁同学打听后才知道,他叫朱生豪:
“那时,他完全是个孩子,瘦长的个儿,苍白的脸。
他脸上写满了和善、天真、自得其乐,很容易使人感到可亲可近。”
诗友会结束了,可是他们之间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数日后,宋清如收到了朱生豪的信。
在信中,他以恳切的语气,指正了她的诗。
就这样,俩人一来二往,成了诚挚的诗友,又在诗作的交流中,渐渐碰撞出感情的火花。
这一份暧昧,俩人心知肚明,却彼此不捅破。
或许,正是这种朦胧的感情,才最令人惬意。
这时的朱生豪,已经处于大学的最后一年,而宋清如却是大一的新生。
而这意味着,再过一年,他俩就面临分离。
1933年,朱生豪毕业,由于英语能力强,在导师引荐下,他获得了在上海世界书局英文部担任编辑的工作。
依依惜别之际,他一口气给宋清如送上三首《鹧鸪天》,将心迹表明。
其中一句“不须耳鬓常厮伴,一笑低头意已倾”,爱意尽显。
在上海,朱生豪主要做翻译英汉词典类的工作,这自然是略显枯燥无味。
好在,他还有聊以慰藉的喜好:给宋清如写情书。
在当时,朱生豪可谓是个“表里不一”的男子,用当今的话来说,略有一点“闷骚”。
这个平时内敛腼腆、寡言少语的男孩,内心的情感,却如岩浆一样炽热奔放。
他在信里,活脱脱一个陷入爱河的痴情儿,幼稚、纠结、耍赖、缠绵、肉麻、期待,恋爱中的各种小心思,一览无遗。
他的喜怒哀乐,时刻被异地的宋清如牵动着。
他敏感地从她回信的快或慢,篇幅的长或短,语气的浓与淡中,捕捉对方对自己的感情。
当他得知自己收到一封信时,就欣喜若狂,以掩耳不及迅雷的速度狂奔到房间,四处搜刮;
可若是发现并没有信时,他就“说不出来的闷,空虚,灵魂饿得厉害。”
当迟迟没等到她的来信时,他就开始胡思乱想:
“但愿你没有信来,是为着别的各种理由。
忙、懒、不高兴、生我气,或是嫁了人了都好。
只不要是生病。”
都说恋爱中的女孩才会过分敏感、细腻,可朱生豪比起女孩子来,丝毫不逊色。
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他对这份感情投入有多深。
正是爱的深切,才会如此在意对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并费劲心思去讨对方的欢心。
俩人的精神世界很丰富,可现实却很骨感。
那时正逢乱世,朱生豪所在的单位境况萧条,陆续裁员、降薪,剩下的员工也士气低落,纷纷辞职走人。
他的月薪由70元降到50元,但碍于生活所迫,又没有门路,只能继续守着这个饭碗。
他在信中还跟宋清如吐槽:“我相信,我将来会饿死”,足见现状之惨淡。
过了不久,朱生豪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
要知道,莎翁作品作为世界经典名著,没有深厚翻译和文学功力的人,很难胜任这个工作。
起初,朱生豪也有些犹豫,不过在宋清如的鼓励下,他决定好好做这件事。
他开始每天废寝忘食地查阅字典,斟酌字句,晚上也经常通宵达旦地埋头苦译。
而宋清如那边,情况也不见乐观。
1937年,江浙沦陷,毕业后的她只好背井离乡,辗转到四川湖州一个私立学校任教。
悬隔两地期间,朱生豪不时会将自己的译作寄给宋清如,恳请她给建议。
而校务繁忙的宋清如,也经常挑灯夜读,帮他校对指正。
一转眼,就在他俩一来一往的书信交往中,几年光景已然飞逝。
1940年底,宋清如的母亲催促她回上海。
女儿年纪渐长,一人离乡背井,婚姻又没着落,老母亲心里实在着急。
第二年的暑假,宋清如只好辞去工作,经过了半年多,才一路辗转回到上海。
异地多年,朱生豪和宋清如终于团聚。
宋清如发现,朱生豪还是一如既往的“表里不一”,他并不像信中那样肉麻,炙热。
现实中的他,依旧是内敛,寡言少语。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同时侵占上海租界。
一日,日军凶神恶煞地冲进朱生豪所在的报社,引发人群恐慌。
正在埋头工作的朱生豪,见日军突然来袭,火急火燎地跟着同事们逃走。
混乱之中,他的一些译本和很多资料都落在报社里。
第二天,他回到报馆想取回这写东西时,却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惊了:
自己苦心完成的译本,和多年收集的翻译资料,已经被日军付之一炬,烧为灰烬。
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朱生豪内心不由悲叹愤恨,无奈之下,他只好重新翻译。
战火纷飞下,朱生豪很快失业,紧接着,宋清如也失去了任教工作。
上海已然待不下去,宋清如决定回到重庆工作。
临行前,她邀请朱生豪跟她一同前往。
彼时,二人都已过而立之年,身边的亲朋好友也为他俩的人生大事操心。
大家纷纷提议,反正都要结伴而行,还不如先把婚事办了,做一对柴米夫妇,同行更加便利。
考虑到未来实际情况,两人接受了亲朋们的建议,结束了近十年的爱情长跑,在上海举行了一场简朴而温馨的婚礼。
婚礼上,民国词宗夏承焘出席,赠予他们八个字的题词:才子佳人,柴米婚姻。
而夏承焘的八字赠词,也正是他俩婚后的生活写照。
结为夫妻后,俩人开始筹划重庆之行。
不过,由于战乱导致出行备受阻滞,他们的行程被一再耽搁。
二人经过反复考量,最终还是决定放弃重庆之行。
他们很清楚,时下的局势,哪里都未必能稳定下来,说不定还要继续辗转别处,只好继续暂留上海。
这段时期,朱生豪不敢有所松懈,全身心投入到了莎翁作品的翻译工作中。
为了能早点赚取稿费,他的翻译量由原来每天3000字,加码到每天8000字,工作强度可谓到极致。
宋清如体谅丈夫的辛苦,默默地承担下了照料家庭的责任,每天买菜拖地,烧饭洗衣,照料着丈夫的日常。
战争年代,物价飞涨,俩人的经济经常捉襟见肘。
为了帮补家计,宋清如就去做家教,当裁缝等小工来赚取零用。
虽然朱生豪表面泰然平静,宋清如却察觉到他越来越沉默寡言,有时夜半还会泪湿粘巾。
她知道,丈夫其实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压力。
看到他们生活困难,有位邻居好心提醒,朱生豪的一位大学同学,正在某个县当教育局长,找对方谋个一官半职应该不成问题。
得知该地区已经被日伪控制,朱生豪坚决不去。
他表示,如果要去日伪那里要饭吃,还不如跟随已去世的母亲走算了。
一身傲骨固然令人敬佩,可残酷的现实也进一步将他推入深渊。
由于过度操劳和耗费心血,加上生活窘迫,朱生豪心力交瘁,本就孱弱的身体,渐渐垮掉。
由于忙着翻译,加之经济窘迫,妻子又刚生下儿子,朱生豪无暇顾及身体,只能一拖再拖。
拖到最后,最后竟然拖出了肺结核,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药石难医。
带着遗憾和不舍,朱生豪走完了他短短32年的人生,留下孤苦无依的妻子、嗷嗷待哺的一岁儿子,还有三十多部翻译好的莎翁手稿,以及待译的作品。
朱生豪的骤然离世,对宋清如而言,是猝不及防。
相恋十年期间,二人几乎全程异地传情,好不容易相聚成家,婚姻生活却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半。
很快她便恢复了理智,丈夫未了的遗愿,还需要她去完成。
33岁的她,开始一边在当地执教养家,一边挤出时间整理朱生豪生前的译稿。
除了工作,她极少外出,大多数时间都在埋头看书,整理资料和翻译。
经过三年呕心沥血的付出,她终于陆续译完了剩余的莎翁作品,丈夫生前的译作得以陆续出版。
宋清如欣慰地松了一口气,总算如愿完成了先生的遗愿。
往后余生,朱生豪生前的手稿和书信成为她的精神寄托。
在外飘零几十年,宋清如已将尘世看透,心静如水。
晚年,她回到嘉兴,住在朱氏老宅,时不时回忆着和那段短暂又梦幻的过往。
那个低头一抹浅笑的温柔男生;
那个信中情感炙热奔放的男友;
那个因生活重压而沉默不语的丈夫;
那个在病危时依依不舍的病人……
这一切,随着岁月的流逝,成为了镜中花,水中月,只有那随风摇曳的泛黄书信,记录着他俩这一生的牵绊。
朱生豪和宋清如的爱情是纯粹的,忠贞的,不夹杂世俗的各种欲望和附加条件。
这种纯粹的爱情,恰恰能经得住世俗的考验,让他们在柴米婚姻的繁琐,和物质条件的窘迫中,能够互相扶持,同舟共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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