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元月，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宣布退位，与隆裕太后等其他皇室成员幽居于紫禁城中，中国从此再无封建王朝。
清室垮台前，京中有一户人家极为耀眼，家宅被称之为“潜龙邸”。
因为这间宅子中，走出了晚清最后的两位皇帝，光绪帝载湉和宣统帝溥仪。
想必您已经猜到了，这户人家便是醇王府。
两代醇亲王都是“本生皇考”，也就是皇帝的生父，因此身份极为显贵。
不过，今天老路不再多赘述老王爷们往日的光辉，而是要介绍一位醇王府的女眷，溥仪的胞妹韫龢。
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一位曾经的皇族女性最典型的思想变迁。
1911年，积贫积弱的清政府已大限将至，宫外的醇王府却迎来了一桩喜事。
这一年，醇亲王载沣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取名为韫龢。
韫龢出生时，仰赖着载沣皇考的身份，醇亲王府每年还能分得四万多两银子，日子依旧过得奢华。
即便在溥仪逊位后，韫龢也常被家人带去皇宫，和大哥溥仪一起玩耍。
在这12年间，两人建立起了十分亲厚的兄妹情，也为日后韫龢成为溥仪身旁一股重要的力量埋下了伏笔。
1924年，因冯玉祥强硬逼宫，清室众多贵族子弟被逐出了紫禁城，溥仪也被迫离开了北京，辗转来到天津，定居在静园宅邸之中躲避纷争。
在此期间，即便自家祖坟清东陵遭到贼人入侵，各位祖宗的陪葬珍宝被孙殿英等人洗劫一空，“手无寸铁”的溥仪也只得忍气吞声。
这一事件，也间接促使了溥仪轻信日本人蛊惑，北上长春做了伪满洲国的傀儡。
除了皇后“婉容”，以及身旁的部分亲信之外，追随溥仪北上的队伍中还有一人，令溥仪本人都出乎意料。
这个人，正是自己刚满20岁的胞妹，不肯舍弃“皇妹”身份的韫龢。
来到东北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溥仪将韫龢当作拉拢人心的筹码，嫁给了“伪满洲”的“总理大臣”郑孝胥的孙子郑广元。
这个郑孝胥，正是劝说溥仪北上的主要运作人，是日本人的一条忠实走狗。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一桩以利益交换为前提的政治婚姻。
因此，意识到自己被当成了棋子的郑广元，最初并不愿接受这桩婚事。
可婚后不久，郑广元便惊讶地发现，韫龢和那些封建家庭的女孩子都不一样，她前卫又自信，很有自己的思想。
作为在当时极为罕见的“先婚后爱”的典型，两人此后还结伴共赴英国留学，直观地见识到了西方世界的摩登与先进。
学业完成后，两人启程回国，准备继续追随溥仪，不料却亲眼目睹了伪满洲国的垮台。
时隔30余年，溥仪再一次宣读了逊位诏书，把亲人全都丢弃在东北，带着几名亲信准备坐飞机逃出国门。
临走之前，他最后一次以“皇帝”的身份下旨，命令韫龢和郑广元夫妇留下，料理好族人的生活。
带着这么一大家人，韫龢夫妇不知该去何处容身，只好开始在东北四处流浪。
好在，一行人流浪到临川县时，碰到了曾经的宫廷御医安东。
当年在北京时，安东和韫龢的关系素来很好，他建议韫龢尽快回北京，还送给她一箱草药和眼药水。
除此之外，他也无能为力。
流浪到通化时，韫龢夫妇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日子过得很是艰苦。
这时，恰好通化流行起了眼病，夫妻二人想起安东赠与的眼药水，便拿出来试着给邻居用。
很快，许多人开始排队来韫龢家求药，用馒头、贴饼子来换，勉强填饱了韫龢一家人的肚子。
到了夏天，韫龢和郑广元又开始学着认野菜，种地瓜，蒸熟拿集到市上去卖。
然而，出身名门大族的夫妻俩，连大街都没上过几回，更别提在街上叫卖，实在抹不开脸面。
白薯蒸好，他们只好催促自己的两个女儿沿街叫卖。
在东北流浪许久，韫龢夫妇终于回到北京，找到了父亲载沣，希望能够改变现状。
可今时不同往日，载沣家里也没有什么财物，彼时其他兄弟姐妹也陆续回了北京，家里十几口人根本吃不上饭。
无奈之下，载沣只好把宅子卖了，把钱分给子女，让他们自谋生路。
靠着这笔钱，韫龢家终于买了间平房，过起了普通老百姓的日子。
为了养家糊口，郑广元省吃俭用，买了一辆独轮小推车，打算转行做搬运工。
“郑大公子”生平第一回推车，刚开始自然是百般不适应，只能走走停停。
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郑广元终于能像老百姓那样，平稳地推着货物前行，靠力气赚钱了。
不久之后，夫妻俩又领到了选民证，标志自己终于成为了普通百姓，不再是封建思想的代表。
那天，夫妻俩高兴得一夜没睡着觉。
后来，得益于两人的海外留学经验，夫妻俩都分配到了工作，郑广元做了一名工程师，韫龢也来到了居委会工作。
在居委会工作时，韫龢认识了一位鲁大姐，通过闲聊得知，这位大姐曾在宫里做过宫女。
更令韫龢意料不到的是，鲁大姐偷偷告诉韫龢，她早已认出了韫龢“醇王府二格格”的身份。
过往重叠的经历，使两人很快熟络了起来。
五十年代，国家曾发起过号召，妇女应该走出家庭，出来工作。
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女人出来工作，家里孩子没有人带怎么办？
这时，韫龢和鲁大姐两人发现了商机，她们可以帮人照看孩子。
不久之后，新中国第一个街道家庭托儿所，在韫龢手下诞生了。
起初，很多家长对韫龢带娃的本领不放心，托儿所只招收到了三个孩子。
不过，由于两人都是经历过生活苦难的人，有很强的同理心，为孩子们提供的服务十分周到，很快就做出了口碑，陆续收到了几十个孩子。
为了帮孩子们早日开蒙，韫龢就把自己多年来在海内外的所见所闻汇总起来，编成故事讲给孩子们听，那时最流行的是前苏联卫国战争的故事。
由于出身特殊，有次韫龢正在讲故事，竟突然有人闯了进来，夺过她手里的书，仔细检查里面的内容。
自己尽心尽力做事，却还是不被信任，韫龢感到委屈不已，甚至打算放弃继续做托儿所。
多亏了身旁鲁大姐的鼓励，韫龢终于重拾信心，随着托儿所效益越来越好，姐妹两人还领到了工资。
第一个月的工资拿到手，韫龢啥也没给自己买，而是跑到街上买了主席的画像，张贴在托儿所内。
彼时，恰好市里正开展托儿所大检查，多亏了这张画像，她们的托儿所因思想觉悟高，被评为了全区业内第一名。
韫龢很开心，她觉得自己努力终于得到了新社会的认可，和丈夫的路一定会越来越好走。
往后余生，韫龢始终深耕于她所热爱的基础教育事业，身旁的伙伴从鲁大姐一个人，逐渐发展到一群人。
50年间，讲台前来来往往，唯独她一人岿然不动。
2001年，韫龢于北京安然离世，享年90岁。
时代的火车头呼啸而过，恰好碾过韫龢的前半生，由于血统和曾经的错误选择，她也受到了诸多苦难。
可不管身处何种境地，她都努力改变自己，尝试顺应时代特点去做事，这才让她得以在每一个时期都能安稳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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