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推进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动学科建设，11月17日，第二届《资本论》与当代人工智能发展高端论坛（2024）在我校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国防大学、江西师范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校党委书记陆敏，我校师生代表等8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由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永章主持。
会议合影
开幕式
开幕式上，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陆敏在致辞中向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他介绍了学校办学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展情况，学院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学院围绕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研究，初步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研究方向。他表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智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进一步拓展与创新研究，同时对智能劳动等人工智能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进行阐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人工智能问题，也有利于推动人工智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发展。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陆敏致辞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永章教授主持开幕式
第一场主旨发言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曹泳鑫主持第一阶段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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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陈学明认为，要正确认识和评估智能化对人所产生的影响，必然在理论上要面对三个问题：数字化、智能化作为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形态，究竟是一种天然的进步力量还是天然具有负面效应；人的异化问题究竟是数字化和智能化本身带来的，还是由应用数字化、智能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对于应用数字化、智能化有没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方案和途径。他认为，要正确回答这三个问题，应当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寻找答案。按照《资本论》对科技本身价值取向的论述，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不能把科学技术本身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混为一谈；按照《资本论》相关观点，科学技术要想获得发展并充分地履行进步的社会功能，必须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完善的操作程序以及正确的发展与应用方向三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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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鲁品越从三个维度论述人工智能时代资本权力新形态。他认为，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的本质实际上是人的一个工具，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载体。作为载体，人工智能本身并不具备“积极性”或者“消极性”，而是取决于其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表示，资本权力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形态表现出三个特点：即“隐蔽性”，资本权力在人工智能时代具有隐蔽性，它隐蔽在人工智能背后对其他主体发挥作用；“渗透性”，智能时代的资本权力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它借助于人工智能的相对独立性的程序展现自身，无所不在；“自主性”，人工智能由于具有自动性和自主性而能够按照程序自动作出决策、自主完成任务，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资本权力也必然具有强大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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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成素梅认为，马克思社会财富观的衡量标准不是资本，而是“自由时间”。马克思用自由时间来衡量社会财富，表明财富是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的，只有当自由时间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劳动过程才成为承载着人成之为人的成长过程。在当前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语境下，劳动的样态已经改变。从物质生产自动化到知识生产自动化，在机器替人、机进人退的场域中，人的自由时间就会增多。但这个“自由时间”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时间，而是被迫的自由时间。因此，在“四化”语境下，我们要重塑劳动观。她表示，可以从劳动和休闲的融合角度理解“四化”的劳动内涵，“休闲”并不自由时间的娱乐活动，而是带有伦理的意蕴。休闲实际上是生活的重要激发器，其最高目标是人的善良本性的展开，也就是说，智能时代的新劳动观使休闲成为劳动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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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伟平教授认为，在传统工业时代，智能系统（智能机器人）肯定只能是一般的劳动工具。但在今天，机器拥有了智能和自主性，人们现在正在赋予机器以“思想”和“灵魂”。智能系统是否具有比人类更高的劳动效率？智能系统一旦被赋予“思想”和“灵魂”，它就可以自主学习、自主升级，然后自主去输出一些答案，自主去处理一些问题，自主去完成一些任务。由于这些“自主性”优势，智能系统正在逐步取代人类的各种各样的行业和职业，甚至有可能成为比我们人类还要厉害的、更加合格的、更加高效的“劳动者”。那么是否只有人的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智能系统的自主活动，虽然使活劳动持续减少，但社会财富却在极大地增加，因此对于“是不是只有人的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的问题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里面展开更为深入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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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特聘教授王天恩以两个基本层次及其双向循环机制论述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第一个基本层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握人工智能。当前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理解缺乏一定清晰度，这就需要我们在一个更高层次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去把握人工智能的当代发展。第二个基本层次就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当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使我们可以更好的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说，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时代化，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可能有效地指导我们的实践。前面两个基本层次其实是一个“理论-实践”一体化的内在结构即双向循环，这类似于“分型理论”，正是由于“分型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几何与自然的完美契合。因此，在“理论-实践”一体化的内在结构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发展实践的完美契合。
第二场主旨发言
《思想理论教育》常务副主编曹宁华主持第二阶段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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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拥军教授就人工智能与价值生产问题展开阐释，他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商品生产在本质上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生产的统一；对于商品生产来说，价值生产才是目的，使用价值生产只是手段。价值生产规律具有独特性，价值生产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即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作为商品，人工智能可以创造使用价值，但它不创造价值。人一方面有“本能”从而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又有“自我”从而是社会存在物，但人工智能却没有这种二重性，从而不是人的那种劳动，因此它不创造“私人劳动与私人劳动相对立所转化成的社会劳动”所创造的那种价值。价值生产为剩余价值生产设置了界限。剩余价值只能作为价值的一部分而存在，随着价值生产的萎缩，剩余价值生产必然走向萎缩。因此，人工智能导致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其必然后果是破坏剩余价值的生产。作为新质生产力被生产出来的人工智能不是为赚钱而赚钱，不是为了剩余价值，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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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吴冠军认为，今天的人工智能打破了人类对智能的、对智慧的“独占权”，对作为智人的我们形成了更深层面的挑战。我们要走出学科的边界来看人工智能问题。今天的人工智能来自于人工神经网络，神经网络是人类大脑的一个特色，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仿生学，人工智能的成功就是仿生学的成功，对于事物的理解，AI可以帮助我们提供一个非常独到的在场。人工智能并非制造消极现象的根源，今天我们要思考的人类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技术“奇点”的问题。面向技术奇点的人工智能，从物理学角度看，当前的宇宙仍然是没有构建完成，基于物理学底层的世界还有很多可能性，即世界是可以改变的，而技术奇点强调的是人类的共同基础，因此面向技术奇点的人工智能够重塑人类世界，使之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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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肖峰教授从三个维度阐述具身智能与人机融合的哲学前瞻问题。他认为，具身智能强调的是智能体跟环境之间的一个交互，通俗而言，就是给AI装上可以行动的身体（赋予AI一个“身体”），使其具有实体运动的能力，即使AI行动化、感性化。其意义在于它使AI从虚拟世界回到现实世界，帮助我们改造世界（成为实践工具）。具身智能使“身-智”配置成为可能，目前的“身-智”配置主要有三种：单纯（基本）配置、交错配置和混合配置。他表示，在混合配置中，赛博身体配置赛博智能是一种特殊的人机融合形式，即人机融合身体与人机融合智能之间的配置与融合，这是最强大的人机融合。这种结合的积极意义在于克服单一的智能或者单一的身体局限性，从而使我们走向更高水平的智能。具身智能给予我们的哲学思考在于：什么是身体，具身中的“身体”指什么？人机融合智能是一种新的人工智能还是被赋予新质的人的智能？人机融合行动是活劳动还是死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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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夏莹对于“机器能否劳动”的问题开展探讨，他认为机器是一个“诸多中断的体系”，因此它是中断的链接，是社会性的链接之流。今天的人工智能所形成的技术基地，例如它的网络、计算机、数据流等，都符合当代对机器这个观念的理解。并不是机器构筑了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构筑了机器。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不停地引入新的阶段，而这种阶段的实现所依赖的正是生产技术模式的不断革新。今天的人工智能之所以有一个无限的迭代过程，就是资本造成的，而不是反过来说，技术的革新要求资本来支持。具有系统性运行机制的机器最具资本属性，它由机器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从而也把工人当作机器的有意识的肢体。人工智能替代劳动是必然要发生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体的，即劳动本来就是这个机器环节当中产生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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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孙乐强教授首先基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三个阶段”作出阐释：第一个阶段，马克思把16世纪之前的农耕时代及前期时代的生产力称之为“传统生产力”；第二阶段，16世纪以来的生产力，马克思把它概括为“新兴生产力”；第三个阶段，未来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形态，这是用一般智力所推动的生产力的一种发展形态。其次，马克思对潜在生产力和直接生产力的区分。科学的实际应用对于生产力的跃升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科学如果仅仅被发明出来而不能被运用到一个现实的产业化运作之中，那么这样一种科学更多的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而无法转化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形态。再次，未来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形态。未来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形态，马克思把它称之为叫一般智力。这个“一般智力”不是个人智力的机械相加，也不是某一个社会一般智力的一个凝结，而是指人类社会总体发展智力水平所达到的那样一个客观状态。
第三场主旨发言
《学术研究》杂志副主编罗苹主持第三阶段主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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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涂良川教授认为，人工智能的存在与发展，让我们从哲学层面引发了一种全新的翻转：以前我们总是以物的方式来理解人，或者说把人幻化成物；现在我们已经把物作为了人。人工智能自身的发展可以连接出一种唯物主义的新的理解方式：首先，人工智能以物或智能创造了全新的唯物存在，这个全新的唯物存在，既符合唯物主义的一般观念，又推进了唯物主义的一个全新的状态，原因在于人工智能就是一般智力丰富和发展的一个全新的物的形态。其次，以物生智。我们之所以对人工智能的客观性形成一种全新的认知，在于人工智能与高阶自动化是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体现，它通过对现实世界的物质基础（如数据、算法系统等要素）的加工和优化，跃升了传统机器智能的技术能力。再次，以物形智。人工智能是由人类智能所孕育和创建而成的，其出现不仅是激发人类重新观察与思考世界的认知革命，也包含了人在内的世界本身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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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高奇琦教授认为，在大模型推动下的知识商品化，它可以通过预训练的过程将人类社会的大量知识压缩到世界模型之中。知识商品化导致的结果就是知识生产的成本会变得更加廉价。全民基本收入能否缓解双向劳动导致的政治冲突？在波兰尼看来，工业革命导致巨大的社会混乱，并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调节的失败，最后导致自由市场和社会保护之后的双向运动。在大模型视域中不可避免的失业、失序和失控等风险，使得这种“双向运动”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政治冲突。马克思恩格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就在于通过一种社会的联合体解决现实中的“双向运动”的冲突问题。在波兰尼看来，在“新世界的基石”支撑下，市场社会最终会走向终结，而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会实现去商品化。这实际上是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构建问题：从秩序的角度看，大模型需要掌握在国家手中；从赋权的角度看，大模型产生的人工智能收益最终需要由社会共享；从创新的视角看，每个个体都需要在社会中产生创造性的活动，获得一定收入，并最终导向一种自由且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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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胡莹教授以三类“平台劳动者”的相关界定及功能展开阐释。第一类平台方的劳动者。这是以数字平台为直接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以数字平台的建设和完善为直接目的的平台方劳动者。第二类以平台为市场的服务提供者。这一类平台劳动者以数字平台作为直接的劳动资料、将数字平台作为虚拟市场的服务提供者，这种平台化劳动与灵活就业的方式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第三类狭义的平台产消者。这一类平台作为数字机器和人工智能发展的原材料，体现了平台产消者做出的贡献。她认为，三类“平台劳动者”各有特点：第一类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比较接近于传统知识型劳动者的劳动过程；第二类平台劳动者就是以平台为市场的一个服务的提供者，它体现出在新就业形态之下劳动过程的弹性化；第三类平台劳动者的一个特点，就是呈现出“受众集体智慧”兴趣的劳动化和劳动的无酬化。对平台劳动者的分析与研究，可以为当代中国平台劳动者的优化治理提供思路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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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闫坤如教授认为，从“劳动正义”到“数字劳动正义”的理论梳理，涉及到我们对劳动认识的深化。数字劳动在今天呈现出新的特征：劳动空间的拓展，劳动时间的延长以及劳动强度的提升。这使得它的剥削具有衍伸性、隐蔽性和虚拟性的特点。就劳动主体而言，数字劳动使得数字劳工的主体性日益衰落；就劳动关系而言，数字劳动“娱乐化”使得数字剥削更加隐蔽；就劳动分配而言，数字劳动生产者与所有者相分离导致数字不平等；就劳动本质而言，“数字共景式监狱”实现数字劳工的“自我剥削”。她表示，重构数字劳动正义的价值共识在于：唤醒数字劳工的主体意识，增强数字劳工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倡导数据透明及共享（破除“信息茧房”）是衡量数字劳动正义的重要标准；明确数据产品的价值归属（公正分配）是保障数字劳动正义的基础要求；摆脱算法之“算计”，使数字平台算法程序嵌入正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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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永章教授认为，《资本论》机器观与人工智能具有极强的关联性。“核心立场”的关联，表现为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人与机器的关系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根本方法”的关联，表现为二重性分析“物”背后的“关系”的本质，面对人与智能机器关系的争论，只有运用二重性分析方法揭示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走出人机关系的认识误区；“主要特征”关联，表现为具有辩证性、批判性和实践性相统一，这是我们立足当代认识人工智能本质的科学方法论。从机器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双重解放来看，机器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双重解放表征为在生产力维度的人与自然关系层次的解放，以及在生产关系维度的人与人的关系层次的社会解放。
第四场主旨发言
《经济纵横》杂志主编李琪主持第四阶段主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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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付文军教授认为，在马克思看来，机器是一种生产力、固定资本和压迫工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至少从三个层面对机器生产进行了详细论述：第一个层面就是对机器生产的原则进行了论述，这个原则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第二个层面对机器的论述就是生产过程和资本增殖过程的统一；第三个层面对机器的论述就是理性的揭露了机器生产的特点。他认为，马克思在第三个层面揭示机器生产的特点，表明机器生产属于一种悖论性的生产模式。马克思基于“机器”和“机器应用”作出区分，使得他抓住了机器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也找到了一条化解问题的出路。因此，我们必须在这种机器生产过程中对人和物、机器和资本的位置进行重新认识，或者叫合乎规律的认识，在合乎历史潮流和满足人民愿望的基础上善用机器产品来推动人类文明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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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黄再胜教授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主要经历了“福特制”（大规模生产）、“后福特制”（精益生产）和“平台制”（大模型生产）三种发展形态。大模型生产就是在生成式AI技术驱动下，以平台生产网络为载体，以智能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加速形成与辩证运动为支撑推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高阶自动化，进而实现商品和服务的超个性化定制和“一键式生成”。这种大模型生产在资本主义场域中会形成数字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新悖论：在表面上，大模型的应用正在掀起“知识版的生产率革命”，数字机器使人类劳动“离场化”加速，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看似日渐式微。但数字资本竟相打造“AI帝国”，热衷于人工智能商业掘金资本主义价值运动似乎“远离”劳动但却依然生机勃勃。对于这个悖论，黄教授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即“数字繁荣”：大模型生产的财富景观；数字劳动2.0：大模型生产的价值源泉；掠夺式积累：大模型生产的资本运动。他表示，深刻剖析大模型生产带来的“数字繁荣”，科学揭示数字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变”与“不变”，是当下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守正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持续深化对生成式AI资本主义应用的规律性认识，对于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模型发展之路，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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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仙娥教授认为，新质生产力的人文维度从理念层面上说，就是将人的潜能、欲望、需要需求、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全面发展纳入框架之中，是对新质生产力的人文性、人本性、人民性的重新审视，是对新质生产力“见物见人见心”的全面理解。从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看，人文向度的回归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立场；从经济理论的演变看，人文向度的回归是经济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从现实生产力发展面临的问题看，人文向度的回归是人的自由发展、发挥自己独特的创造性以及展示自己本质力量的必然要求；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以及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看，不能脱离“人”本身来谈现代化、谈经济、谈高质量发展。李教授认为，从人文维度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义表现在：站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立场，澄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推进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共存共进；推进人文与科技、经济的结合；规避所谓无主体的生产力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创新体制机制；激发劳动主体创新创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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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中国人学学会秘书长张梧从技术发展的三个阶段展开对科技与人之间关系的人学批判。第一个阶段是机器阶段。在此阶段，人与机器的关系就应该是一种主客体的关系，人居于主体地位，机器作为工具处在客体地位。第二个阶段是机器体系阶段。在机器体系全面发展的时代人就成为了机器体系中的一个零件，主客体的关系由此颠倒。第三阶段是智能化的机器体系阶段。如果人与机器体系之间属于一种外在关系，智能化的机器体系阶段就由于进入到了人的“内在自然”而打破了第二阶段的那种外在关系，从而也就颠覆了传统的人学的理论前提，也就产生出了对于人之为人的一个界限的根本性追问。所以进入到“智能化的机器体系”阶段，我们也就进入到了一个批判性人学得以出场的时代。他表示，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今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从这样的后果伦理来思考人之为人，来思考技术时代我们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由此再来重新定义人、定义人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时代去保持最后的人文主义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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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水兴教授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工智能统治人类，毋宁说是资本统治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恐惧，归根到底是对人本身的恐惧；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是两回事，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和人工智能社会主义更是两回事。因此，智能时代的来临，会带来劳动形态的变革，主要表现在：潜在劳动代替显性劳动，流动劳动形态（“活劳动”）代替（物化劳动形态）“死劳动”，创造性劳动代替机械性劳动，人文性劳动代替谋生性劳动。他表示，智能时代劳动形态的变革应当指向高质量发展。我们今天谈论高质量发展，归根到底就是要用更人文的方式进行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多次提到要消灭异化劳动。我们今天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要使千千万万人的劳动都成为丰富人、发展人的劳动，只有这样的劳动才会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从而使人类文明形态的创造成为可能。
闭幕式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毛天虹教授作会议总结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毛天虹教授作会议总结。她表示，今天的论坛是一场高水平的学术盛宴，此次论坛专家围绕人工智能及其相关问题发表了精彩纷呈、视角新颖的学术观点，提出了许多具有深刻洞见的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沿问题，让大家受益匪浅，对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焦点问题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本次论坛通过搭建学术交流平台，聚焦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性、综合性、前沿性的重大问题进行阐释和交流，对促进学术交流，提升学术研究能力，进一步推动我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再上新台阶具有积极作用。
来源：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杜泓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