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爱，叫相依为命，他们的爱情便是如此。

他们从青丝走到白头，一路携手相伴。

既走过坎坷，也熬过艰辛，却从未互相红过脸，吵过架，而是一天比一天珍惜眼前人。

在遭受20多年不公时，他们更是为了彼此而强忍委屈，硬着头皮活下去。

这对伉俪便是罗烽和白朗，一对热爱创作的文坛夫妇。

图 | 晚年的罗烽白朗夫妇

青梅竹马，红装娶嫁

1909年，罗烽出生于沈阳，三年后，白朗也来到了这个世界，两人是表兄妹关系。

一个原名叫傅乃琦，一个叫刘东兰，两人打小就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一起玩耍，一起长大。

说起来，罗烽的性格偏内敛，沉稳安静，白朗则偏活泼，爱玩爱闹。

两个人的性格可以说是完全相反，可却偏偏玩得特别好。

不过，起初的两人也仅仅是止步于“竹马情”，而且差一点罗烽就变成了白朗的姐夫。

白朗的母亲特别喜欢罗烽，故将大女儿许配给了他，两人年纪相仿，大人们都觉得合适。

可惜，不久后，大女儿就因病逝世了，罗烽这桩亲自然也就结不了。

但白朗的母亲还是想让罗烽当自家女婿，便将白朗许配给了他。

这也算是从青梅竹马发展成了恩爱夫妻。

1929年，罗烽20岁，白朗17岁，两人于这一年喜结连理。

许是因为年纪渐长，已为人妇的白朗已经不像小时候那般贪玩了，与罗烽相处时也是安安静静的。

婚后的他们可谓是相敬如宾，却不失亲昵。

若是聊起文学，那这两人的话可就滔滔不绝了，关系也会随之变得更加亲密。

只不过，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爱人在旁，不畏风浪

1931年，在满洲省委书记杨靖宇的安排下，罗烽接手了北满的文艺宣传工作。

为了加快宣传品的编印进程，罗烽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忙忙碌碌不停歇。

白朗看着罗烽这般辛苦，不由得心疼起来。

于是，她向杨靖宇请求，能否让自己担任罗烽助手，一来可以帮助他们工作，二来也好照顾罗烽。

这互利的请求，杨靖宇自然是同意的。

因此，这夫妇两便一同承担起了反日宣传品的编辑印刷工作。

那时他们的日常就是：白天一起出门，专心于工作；晚上一起回来，继续聊工作。

按理说，这样的日子其实也不差，毕竟爱人还在身旁。

可“屋漏偏逢连夜雨”，罗烽再怎么兢兢业业，也躲不过祸端。

图 | 罗烽

1934年6月，罗烽遭叛徒出卖，被日军逮捕。

虽然白朗逃过了此劫，可她是罗烽的妻子，敌伪并不会放过她，天天都派人对她进行监视。

可纵使如此，白朗也不怕。

她白天奔波，四处找人营救罗烽；晚上就回家照顾老人，操心家务。

同时，她还要坚持工作，办好《国际协报》副刊。

直到1935年，罗烽终于被保释出狱，一直悬着心的白朗才松了一口气。

她曾写道：“度过了十个月的惨厉生活，他挣脱了敌人的魔手，带着欢欣，带着病，竟然生还了，任谁都不能不说这是死里逃生的……春风拂苏了我的灵魂，望着那跳跃在树丫间的春光，我高歌着美丽的迎春曲，即使是北国的春天，也是迷人的了。”

或许，对白朗来说，幸福就是爱人在身边，只要他在，世间的一切都是迷人的。

图 | 罗烽、白朗

幸福时光，稍纵即逝

虽然身处烽火硝烟，可只要两人携手共度，再艰苦的生活，他们都能熬过去。

同年7月，罗烽与白朗离开家乡，奔赴上海，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

在上海，他们与同样从事文学创作的萧军和萧红一起居住，4个人挤在了同一个屋檐下。

然而，尽管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他们四个人还是能顺利创作自己的作品。

尤其是白朗，她的《月夜到黎明》就是在这个时期里写的。

1936年，白朗加入上海文艺家协会，先后创作了《伊瓦鲁河畔》、《生与死》等不朽的短篇小说。

这段岁月对于她而言，是痛苦的，是不甘心的，她的作品无不充斥着家国被侵略的恨意。

后来，“七七事变”爆发，怀着满腔爱国热情的罗烽和白朗纷纷加入了文艺界战地服务团。

他们开始不分昼夜地在街头游行，呼吁所有人“站起来”，一起保卫国家。

可惜，呼吁声敌不过日军的轰炸攻击。

为了安全着想，白朗和罗烽不得不撤离上海，前往武汉。

1941年，白朗以家属身份跟着罗烽一起前往延安，并担任《解放日报》的副刊编辑。

在延安的那些年，罗烽和白朗算是暂时地感受了一次苦尽甘来。

从前线下来后，一个继续从事抗日工作，一个则继续创作，生活平平稳稳。

当时作家董兴泉也说：“这段时间罗烽夫妇二人过得非常顺心，是值得回忆的美好时光，只是有些短暂。”

从1950年开始到1955年，白朗进入了创作黄金期，先后出版了《为了幸福的明天》等长篇小说。

这期间，她一直笔耕不辍，既写她经历过的岁月，也写自己看过的感人故事。

那个时候的她握着手中的笔，以为自己会一直这样写下去。

可殊不知，美好时光就是这么短暂，未来的她，会在崩溃之中抛弃心爱的“笔”。

图 | 1933年萧红（右）、白朗（左）、关大为合影

强咽苦涩，顽强生存

平静的日子悄然结束，猛烈的暴风雨随之而至。

1955年，罗烽与白朗被列入“反动集团”的一员。

紧接着，1957年，两人被划为右派，早前一切辛劳随之化为乌有。

在上头安排下，罗烽被发配到阜新矿区进行劳动改造，白朗跟着一起。

抵达阜新后，年过半百的罗烽被安排到煤矿做辅助劳动，没过几天，他又被安排到采掘场，下矿坑。

而白朗，则不得不忍着严重的哮喘病在地毯厂劳动。

可比起自己的身体，她更担心罗烽。

那时的罗烽不单单是身体上受折磨，他的精神也备受压抑，可他也不明说，一直在硬撑着。

但这瞒得了别人，瞒不住同床共枕的妻子。

只是白朗也无计可施，她除了更好更尽心地照顾罗烽之外，其余的都做不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1962年，两人才得以摘掉了“右帽子”。

当时罗烽还照了一张相片，并在其背面写上：“一九六二年春，大病初愈。”

这句话，一语双关，其中艰辛，只有他们能懂。

然而，这“大病”也仅愈合了几年而已。

这短暂的平静之后，迎来的将是更猛烈的暴风雨。

图 | 作家白朗与劳动模范赵桂兰

心力交瘁，积劳成疾

20世纪60年代，社会动荡，十年浩劫随之爆发，几乎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是安全的。

1969年，惨遭折磨的白朗被逼到精神崩溃，她得了精神病。

她时而说个不停，时而笑到颤抖，时而又嚎啕大哭，一天下来，就没有一刻是完全清醒的。

可偶尔，她仿佛又是清醒的。

她会愤怒地把假牙摔碎，把钢笔折断，并发誓不再写一个字！

这个时候的她，仿佛明白自己是何人，是做什么的。

可同时，她也是绝望的。

那时的她曾说自己最爱《咏梅》，“但最能说明我长期以来的处境和目前的心情，则是陆游的原词。”

她是神志不清的，但又对一切事情看得明明白白。

但不管如何，罗烽是一直陪在她身边的。

他带着白朗先后奔波于沈阳、北京、大连之间，送她去医院治疗。

同时，他还要接受上级突如其来的强制命令，被迫带着白朗一起去复县插队落户。

此时的罗烽，或许比之前劳作时还要心累，可他仍不能倒下！

1970年，他在《金州再迫迁复州湾途中遇雨》中写道：“春花绣半岛，迢迢靡行止，故国盛四海，孤山穷千里，细雨注金城，虚幻似游僧，故我偏飘零，苍茫浮落英。”

然而，人始终不是钢铁铸成的，再能撑，迟早也会倒下。

1973年，罗烽半身麻痹，两臂突发疼痛，自此开始，他往后的生活都得拄着拐杖。

图 | 昔日谈笑间的白朗

荣辱浮沉，漏尽钟鸣

1979年3月，罗烽和白朗顺利得到平反，恢复名誉，并得以重返文坛。

同年10月，两人一起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

他们，一个拄着手杖，缓缓走进会场；一个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进去。

看着这隆重的开幕式，两人倍感心安，这苦日子算是熬过去了。

1982年，罗烽和白朗得到国家分配的房子，两人终于有家可去了。

当时在新家吃饭时，罗烽还特别感慨，说：“总算能坐直腰吃饭了。”

总算，他们都能挺直腰杆了。

可才享受好日子没多久，罗烽就彻底撑不下去了。

在白朗的病情稍有好转时，罗烽却因为多年积郁和脑软化，精神也开始失常了。

而这一次，轮到白朗来扛起这个家了。

只是，就算她扛得起一个家，也阻止不了病魔对罗烽的侵袭。

1991年10月23日，罗烽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晚年回忆起这段岁月，白朗说：“他后来疯了。打人砸东西，谁能受得了哇。走了，也好……”

比起在世间苟延残喘，“走了”的确是一种解脱。

1994年2月7日，白朗也撒手人寰了，同样享年82岁。

按照他们的遗愿，后人们将其所有手稿、书信和照片等遗物都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正所谓，“生不带来一毛，死不带走一分”，罗烽和白朗这一生也是如此。

他们把大半辈子的努力，全部留给了中华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