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中国历史，儒家被认为是封建专制的“帮凶”，所以被立为标靶，反复被批判。
且不说，封建这个词的内涵该怎么用，那造成中国历史上所有负面因素的源头法家思想处境则好很多。
因为，许多人认为，法家思想和现代法治理念有吻合之处，包括大秦帝国系列的作者孙皓晖。
当然，对法家思想批判的也不是少数，以法家思想立国的大秦可以说强大，但像孙皓晖这样非要在道德层面美化的人还是不多的。
不过，要是提到墨家和道家思想，这两家堪称百多年反传统运动中经常出现的正面形象的代表。
老子|图片出自网络
尤其是道家，以及与道家渊源颇深但不是简单等同的道教，更是两千年来以来的显学。
表面看，道家是儒家的“批评者”，是反传统、反专制的，这家思想追求的是人格的独立和自由。
这种思想基础上产生的崇尚自然与无为，似乎又与现代市场经济中主张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自发运作暗合。
道家对物欲膨胀的批评，对当下社会的浮躁又不失为一剂良药。如果人们欲望都低一些，那当然内心会自由许多。
但是没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即便一个人没有世俗的欲望，追求精神升华，也要受到社会的限制。
即便可以突破儒家所讲的礼仪人伦，但这个世界的客观规律仍然会发挥作用，这就是“天道”。
小到我们在职场中的尔虞我诈，大到人类社会的战争杀戮，背后都是为了利益。
古代饥民|图片出自网络
什么是利益？简单直白说，就是都想要好东西，都拒绝坏东西。这种根植于人的本性，与“天道”的互相作用，构成了儒道两家的根本不同。
在孔子的言论中，会看到他敬畏天、顺天命、尽人事的看法，当然孔子许多时候是“罕言天”。
《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中讲道：“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天”，“察天道以化民气……”。
就是说要研究人道，必须从“知天”开始，由上而下探求。这样远近上下，不断循环反复，便形成了儒家立足人道求天道，知天而后知人的认识形式。
儒门圣贤|图片出自网络
假设一个村庄，出行的时候被一条河流阻隔，儒家会主张在桥上架一座浮桥，这样便可以通行无阻。
如果说河流的涨落，在汛期和旱期有所不同这类现象是“天道”，那么儒家便主张去归纳总结，然后根据实际需求去决定架设浮桥的高度和所用材质。
在修桥的过程中，必须认真细致，保持对河流涨跌的敬畏，不得玩忽职守，这就是由探索天道而衍生的对人道的认知。
相反，道家思想则更多宣扬人在“天道”面前的无能。道家会觉得堤坝越来越高，忽然有一天，堤坝被冲毁，人和房屋全部被水冲走。
人的努力不仅不能达到“努力变好不变坏”，反而会导致更坏的结果。
庄子|图片出自网络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倒不是说老天要虐待人类，而只是说老天对人类所欲望的，并不关心。
既然如此，你也不指望“老天开眼”。
那么我们干脆饿了吃、困了睡，不用讲究什么养生方法。身上不搓出泥垢别去洗澡，不用讲什么卫生。
除了满足生存必要的东西外，啥也别想，人类也没有什么纷争了。
可以说，儒家的自由讲究的是认识天道、熟悉世界的规律后的一种潇洒，而道家讲究的则是天道无法认识，人道没啥意思，干脆躺平就好。
让人躺平，放弃欲望，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人类社会必然出现竞争甚至战争。
但老子却认为，普通人单靠自己是无法作“恶”的，必然会有某种人物的带动。
张角|图片出自网络
比如汉末黄巾起义，光百姓是无法组织起来对抗东汉朝廷的，但张角等人的鼓动就差点掀翻东汉王朝。
可你不能认为张角是个农民，或者说普通人，这是妥妥的非主流“精英”。
据葛洪《抱朴子》记载：
曩者张角，招集奸党，称合逆乱，欺诱百姓，以规财利，钱帛山积，富逾王公，纵肆奢淫，侈服玉食，姬妾盈室，管弦成列。
青年曹操在镇压黄巾的时候，曾遇到过黄巾头领在城门上张贴布告，公开与他讨论哲学问题的趣事。
你能认为，黄巾里面的高层都是目不识丁的人？
对于这样的精英，该如何办呢？
秘诀恰好是在道家的典籍《道德经》中，老子建议要对其镇之以朴，特别是趁他们没有发挥出坏影响之前，就化之于无形。
此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就是千里之大恶，开始于一小步。
董卓也算汉末精英|图片出自网络
如果我们在恶人冒出苗头的时候就镇住他，那他就无法成气候了。
但现在这句话成了励志成语，也是奇葩。
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老子毫无疑问是精英视角，毕竟处决“坏精英”如张角这类人物，还是得曹操、刘备这样的“精英”。
对于普通百姓，老子认为“小国寡民”“安土重迁”，践行愚民政策就好了。
这和儒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孔子虽然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与老子对普通人的看法并无太大差别，但《中庸》里又讲：君子之道……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
在孔子看来，普通人可以通过学习，成为精英。
不过，孔子的出发点虽然好，但“好为人师”是谁都讨厌的，所以孔子的谆谆善诱、苦口婆心就不如老子的干脆不搭理让人更舒服。
人家印度进来的那位更加聪明，杜撰一些什么三世轮回、因果业报的理论，再编上段子和故事，俘获了大量信众。
儒释道三老|图片出自网络
只能说，孔子的“教民”、老子的“愚民”都给人提供不了精神抚慰，起不到心灵按摩的作用，才导致浮屠氏大盛。
可是人家佛教也有话说，你们提供不了，还不允许我提供？
正是在佛家的刺激下，儒道两家也开始关注人的内心需求，催生了宋明理学、道教的产生。
但三者骨子里的差别仍旧存在。
那就是儒、道两家更关注现实问题，他们的理论仍旧围绕着给社会“开药方”展开，至于这种药方效果如何，能不能实行，那是另外一个范畴。
因为对“天道”、“人性”这类基本问题看法的不同，导致了儒、道两家对国家运作的不同看法。
如果你回到秦始皇的年代，究竟实行分封还是郡县便是嬴政的“现代化”问题。
秦始皇|图片出自网络
儒家主张分封已经被许多人认为是开“历史倒车”，那道家所主张的“小国寡民”更是直接拒绝“现代化”。
因为，即便是“小国寡民”的时代，也不可能完全杜绝战争的存在，因为人口是不断增长的。
除了会导致因为抢夺资源而产生的战争，贸易交流也会发生，“安土重迁”就变得不可能。
在彼此联系紧密的陌生人社会中，社会问题自然就会多起来。
那老子开的药方是，“将欲弱之，必故强之”，让强大的组织、国家横行下去，天道会最终让他灭亡。
在动荡的过程中，人口会变少，道家的精英便可以顺势而为，保持“小国寡民”的形态。
某种意义上，秦朝确实是“刚则易折”的典型，汉初的确是全方位萧条。
大泽乡起义|图片出自网络
但当“文景之治”后，各方面恢复后，又变成了财富集中（不然汉武帝推行算缗告缗干嘛）、争斗加剧、竞相奢靡。
所以，老子开的药方只适合动荡后的调整，那现代市场经济带来的消费主义、物欲横行必然是老子所反对的。
而老子的一些思想，却很容易被韩非子这种人改造并利用。
对坏的精英要提前察觉，并在他们发挥作用时提前掐灭，这和韩非子那种要求君王大权独揽的呼应是一脉相承的。
老子要求“无为”，本来是什么也不干；但韩非子却可以用严刑峻法让你什么也不能干，这难道不是“无为”？
所以，司马迁将老子和韩非的列传放在一起，是非常有见地的。
韩非子|图片出自网络
可是老子同样认为用国家重器实现一些目的是饮鸩止渴，这种矛盾留给了庄子解决。
庄子重视个体自由而干脆选择了对现实的拒绝，道家作为一种学说，由汉代的“黄老”变为了魏晋的“老庄”。
但老庄思想彻底否定了儒家建构的道德，文恬武嬉、放浪形骸的自由之后便是申韩这种高压社会。
苏轼就坦言，“后世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可谓振聋发聩。
如果要追究法家思想的弊端，就必须溯源至老庄思想，迄今为止，还认为老庄代表自由的人，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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