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历史，背影模糊，却又滞重困顿。
明朝的兴亡，反复被人们提起和讨论，随着年代的不同，还有不少反转。
在过去的90年代到新世纪之初，研究明史的人都会把东林党定义为正面的典型。
时光荏苒，东林党在现代已经成了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不少人开始缅怀魏忠贤公公。
他们认为，应该把东林党代表的文官集团钉死在耻辱柱上。
虽然，历史爱好者反复讲到文官集团这个概念，但你让他们准确下一个定义，又往往都能说出自己理解的内涵，却无法达成统一。
中国古代历史，文武百官其实很难做到完全的分野，在唐宋大变革的时代，可能才变得更为清晰。
吕布绰号“飞将”，但曾经担任过丁原的主簿，也就是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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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现象，更多是基于管理的专业化分工，而非文官话语权的扩大。
中国历史浩若烟海的典籍中，“文官”出现的次数虽然多，却没有“文官制度”这个词。
“文官制度”是黄仁宇先生根据美国的新史观提出的，其实更应该称之为公务员制度，这种很明显具有现代政治制度意义的政治概念根本不可能适用于古代。
至于“集团”，是陈寅恪先生为关陇贵族的命名，从此开启了地域分析的滥觞。
并延申到汉末三国南北朝，把那种基于乡里社会中长期形成的联系，借助于两汉察举，征辟，魏晋九品官人法等基于乡里而运行的选官制度，由乡里关系跃升为官宦关系，在仕途中相互提携的群体，统称为所谓的"集团"。
那么，文官集团应该对黄仁宇“文官制度”与陈寅恪“集团”两种概念的组合或总结，自然会显得有些蹩脚。
李世民和长孙无忌作为关陇集团的代表，但其实更应该称他们为北周勋贵家族后人|图片出自网络
当然，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在研究某一群文官的相似性，如南方、北方官员的整体气质差别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可如果，将文官想象为利益一致，能共同与皇权对抗；或者与其他利益群体如勋贵、阉宦等斗争时，能成为具备充分动员能力的共同体，就有点想当然了。
既然觉得文官们天天私斗，挖朝廷墙角，又能忠诚于来自于天南海北、背景千差万别的文官集团，这个“文官集团”太神奇了。
可以说，根本不存在一个能够与皇权对抗，颠覆朝廷的“文官集团”。
在皇帝与文官的博弈中，皇帝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即皇帝想要掌握权力，那么文官也没办法；皇帝如果懒得掌权，此时文官才能分得一些权力。
如果皇帝被文官架空，嘉靖这样的早就被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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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说明了，嘉靖时期和崇祯时期，二位皇帝对权力的热情很高，此时文官基本没有任何兴风作浪的机会；尤其是崇祯，17年换了19个内阁首辅，群臣也不敢说什么。
更不要说，朱元璋、朱棣父子秉政时期，文官的处境有多么艰难。
但这依旧不能打消人们对文官集团的想象。
除了东林误国，不少人认为，“土木堡”之变是文官集团的阴谋，是他们出卖了大明。
经历过这场战争，明朝的勋贵们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文官集团少了勋贵为主的武将们的制约。
可是，土木堡之变中，包括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鼉等五十多名高级官员同样阵亡了。
难道说，这些文官都选择了以死殉道，就是为了让自己所属的集团在日后掌权？完成了这样关键一步的于谦，却被下一批的文官集团领袖清算？
于谦|出自网络
更不要说，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这么多文官集体“殉道”，难道没有一个人留下怨言，都是心甘情愿？
这么来说，文官集团比三合会这种帮派组织还要严密，他们为了自己集团利益最大化，每个人都是宗教徒一般的精神。
但社团组织有个龙头老大，宗教组织也必须有个教主，请问文官集团的话事人究竟是谁？
如果说这是文官集团集体卖国的事例，那东林党则是党争误国的典型了。
明朝灭亡，东林党应该担负相当多的责任，但其实东林党在晚明和南明，掌握实际话语权的时间非常短，而且人数有限。
并且，我们可以就东林党人的政治决策进行指责，但李邦华、史可法等人又是为明朝殉难的。
“平日空口谈心性，临节一死报君王”，这当然应该批评，但那种平日不作为，也没有为国殉节的人肯定更应该指责，比如钱谦益。
钱谦益|出自网络
可不要忘了，明末贰臣很多，比钱谦益混得滋润的人大有人在。冯铨倍受礼遇，死后还获得了满清“文敏”的谥号。
冯铨的身份，却是阉党残余。因此，谈东林党党争误国他们单方面的集体误国是冲突的。
当然，阉党成员大部分也是文官，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文官集体出卖了大明，但这不是又说明了，文官内部还存在着利益不一致，从哪儿来的“集团”呢？
明朝的灭亡，是多种因素加在一起共同作用的，单纯归结为某一股力量，某一项原因是偷懒的做法。
如果从土木堡开始算起到南明彻底灭亡，假设文官集团始终和朝廷貌合神离，那大明怎么还存在了200年？
大明天子举目四望，没有一个真心为朝廷出力的人，该多么无助和寂寞。
可是，饶是如此，明朝仍旧创造了璀璨的文化，一度非常繁荣，至今仍在被我们津津乐道。
难道，这些成绩全部是皇帝、勋贵和宦官的功劳？
蓝玉为首的淮西勋贵可是被朱元璋处决的，皇权是个饕餮猛兽，勋贵被皇帝边缘化才是主流，而不是被文官架空|图片出自网络
任何一个朝代，通过世袭的方式产生的皇帝和勋贵，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行政能力必然退化。
与皇帝不同，勋贵的生活还可能更早地腐化，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
而通过科举产生的文官，是在全天下选拔，选择面广泛的同时不会出现后继无人的局面。
但明朝的勋贵有个特点，他们纵然没有大权在握，可累积的财富、所干的不法勾当一点也不弱于文官。
更不用说宦官这个群体，不能因为出现个别的优秀人物就去肯定全部，不然怎么不用文官的优秀人物去肯定全部呢？
宦官大部分时间，大多数人虽然保持着对皇帝的绝对忠诚，但更多时候是扰民滋事，是负面现象。
可以说，依靠文官是必然趋势，是在那么多选择中看起来不是缺点最少的一种罢了。
按照文官集团的这种逻辑，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编排一下明朝的勋贵和宦官：
永乐大帝出于国防的考虑，把都城迁到了北京。南京的勋贵非常不爽，他们秘密培养了一个宦官王振，双方达成了合作，通过土木堡之变葬送了宣德一系的皇帝和北京勋贵。
王振|出自网络
这样，南京勋贵和宦官就可以把都城迁回南京，迎立一个新皇帝。但是被一个叫于谦的文官给坏了事儿，所以他们弄死了于谦。
虽然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但他们却抛弃了大明朝，南京勋贵和镇守太监变本加厉地对当地百姓和卫所军户敲骨吸髓地盘剥，最后导致了南明南京城的失守。
徐达后人徐文爵、李文忠后人李祖述、汤和后人汤国祚都选择了投降清朝，更早的时候太监曹化淳已经得到了顺治帝的信任和重用。
所以，勋贵和宦官联手做掉了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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