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求贤令：没有陈平，只有司马懿

在汉末世家大族政治的局面下，曹操的横空出世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他的三道“求贤令”都凸显了他的人才观念，尤其是“唯才是举”，被人们津津乐道。

但如果与求贤令颁布的时间背景结合，就能看到曹操本人思想中的矛盾，和为了篡汉做准备的舆论工作。

志在统一天下的曹操在赤壁被孙权、刘备击败后，于两年后的建安十五年第一次颁布了《求贤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易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

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曹操发现江南并不好平定，况且此时的马超在西凉蠢蠢欲动。更无奈的是，曹操在击败袁绍后统一的华北，并未来得及消化。

而且，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好处是吸引了许多士人效力，但这其中许多士人的效忠对象却是汉献帝。

汉献帝进入许昌后，曾经一度恢复了三公朝见时的古礼，两个持戟卫士将戟交叉于三公脖颈前，然后带入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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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汉献帝当时发癫，来了次激情决策，曹操瞬间就会化为虚无。

当然，汉献帝在最初和曹操是利益共同体，肯定不会这么无脑。可对于曹操这样成熟的政治家而言，忽悠别人卖命是可以的，让他自己献身是不可能的。

因此，曹操在之后，再也没有朝见过汉献帝。

曹操平定河北后，将自己的大本营设在了邺城，从此与许昌的汉献帝成了两套班子。

赤壁之战后的曹操发布求贤令，目的很明显。

一是告诉天下士人，除了大汉之外，有另外的堂口可以投靠；二是擢拔更多人才，应对接下来的军事、政治行动。

在建安十九年，曹操击败马超、韩遂，且杀了伏皇后的情况下，颁布了第二道求贤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

由此观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这代表着，曹操功业的进一步加强，话语权的进一步加大，自然与汉献帝的冲突就越来越强烈。

此时再度强调求贤，并且针对人才的能力和品德进行讨论，是曹操对汉末世家大族、名教社会选拔人才的叛逆。

自然，曹操意欲以魏代汉的目的就凸显了出来。

建安二十二年，曹操由魏公进爵魏王，且收伏了张鲁，颁布了第三道求贤令：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疑。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第一次提到了“至德之人”，这是与前两道片面强调能力的最大不同。

曹操的爵位已经位极人臣，再进一步便是直接取代汉献帝，“逆取”而“顺受”，曹操自然希望在篡汉后，魏国的大臣能够德才兼备，尤其是对魏忠诚。

三道求贤令，是曹操在不同时期的心态变化。

曹操出身阉宦家庭，这是时人黑他的一个理由。曹操年轻时，其实也曾经尝试打入名士的圈子，奈何效果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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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雄逐鹿的年代，曹操因为杀了名士边让，而被张邈、陈宫等人驱逐。在兖州没有背叛他的就剩下了程昱、毛玠等“文吏”。

因此，曹操对名士的厌恶，名士给他造成的心理阴影始终存在。

加上，曹操骨子里的权变诡诈，本身就有反传统的思想基础，所以，有了现实中的遭遇，这就坚定了曹操对名士的排斥。

三道求贤令，更加强调人才的能力，就不足为奇了。

况且，可能文吏出身的人解决问题的能力确实更为突出一些，曹操的求贤令是他本人性格、现实遭遇、现实需求三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

然而，曹操虽然反名教传统，权变的性格又让他不得不表现出对“名教”的某些顺从（对名士肯定不能绝对排斥，不然荀彧怎么可能加入曹操阵营）。

“郑恽……高祖父众，众父兴，皆为名儒……太祖闻其笃行，召为掾。”

这就纯粹是因为德行而被曹操征召的例子，并且，在某些时候，曹操所任用的人才还有重视品德高于能力的时候：

“琰尝荐巨鹿杨训，虽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太祖即礼辟之。”

崔琰被曹操委任负责典选举之事，曾夸赞崔琰：“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

而最后一道求贤令，是曹操为篡汉作进一步的舆论准备，想谋求世家大族的支持。

毕竟，魏王和皇帝仅有一步之遥。而完成这最后一步，需要的是世俗功业的更进一步，来增强自身的神圣性。

在不久后，刘备在汉中向曹操发动了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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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曹操在汉中击溃了刘备，那就会加速他篡汉的时间。然而，此战却是刘备获胜，让曹操的计划不得不延后。

更让曹操憋屈的是，刘备的大将关羽在水淹曹军后，威震华夏。宛城的侯音等人反叛响应关羽，这直接威胁到了曹操统治的腹心地区。

在曹操出征的时候，邺城又发生了魏讽的谋反。魏讽的特殊在于，他本人是曹操的乡党，仕途多少受过曹操的照顾。

被自己人造反，曹操意识到，汉朝的拥护者仍旧不在少数。他不得不重新审视历史的走向。

曹操假惺惺地说出了那句：“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这和那个积极推动自己加封魏王的他判若两人。

盖因，这让曹操没了称帝的信心，也宣告了求贤令的颁布，并未有效整合自身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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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能力胜于德行，肯定会在行政效率等现实层面的效果更为明显。

但这类人才同样喜欢在大变动的时候，提前布局进行新一轮的投资，毕竟，名教、德行这类东西对他们的束缚很有限。

终曹操一世，他都在反叛名教，又不得不服膺名教。而且，他的求贤令某种意义上确实有助于篡汉，但也埋下了魏晋嬗代的一大伏笔。

曹操的三道求贤令，都提到了陈平，这位汉高祖的名臣。大概，曹操希望以陈平安汉的故事，找到能够安魏的人才。

陈平的绯闻且不必说，他的为人处事和政略能力，“阴谋”色彩更多一些。当然，将阴谋使成阳谋，是陈平的独到之处。

曹操麾下众位谋士中，按时间跨度和能力来说，贾诩可能更类似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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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曹操死后没多久，贾诩也驾鹤西去。

曹魏众位谋士中，没有陈平一类的人物，倒是有一个司马懿。

求贤令虽然没有彻底鄙视德行，但强调能力更多，那么忠孝这些东西都不如解决问题的能力重要。

高平陵之变时，曹操时代的文臣猛将并不少，但选择为曹氏效忠的却没几个。

司马氏篡位成功，身边有很多帮手，其中有一位重要人物陈骞。

陈骞的父亲名字叫陈矫，曾经做过司徒，也就是宰相级别的官员。

陈矫本姓刘，过继给他舅舅后才改姓陈。他又从本姓刘家娶了太太，但按礼法这是不允许的，因为“同姓不婚”。

陈矫因为这个问题被人抓了把柄，在官场上遭弹劾、打压。

但是曹操爱才，为了帮助陈矫平息舆论，专门下了一条教令，说这类事情要既往不咎，不许再拿出来说事了。

曹操肯定没想到，他全力爱护的人才陈矫，到他儿子陈骞，就积极地投奔到司马氏阵营当中去了。

像钟繇的儿子钟会、贾逵的儿子贾充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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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蜀汉是三国最早灭亡的政权，但诸葛亮的垂范效应在先，蜀汉仍旧有姜维这样的死忠骨鲠之士。

而曹魏被司马氏控制后，皇帝是一个傀儡，从实际意义看，曹魏才是三国最先退出历史舞台的。

司马光后来讨论道：“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是和曹操人才观的绝对对立。

在优先考虑德与才的时候，司马光认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

这就是说选用小人，是他制住你。而选庸人，底线是你可以制住他。

其实，这两种看法不矛盾，司马光的看法着重于基本，是长时间的赛道；而曹操的看法更重视权变，着眼的是当前问题。

当然，对人才要求“德才兼备”，总是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