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桓帝可恨不是因为昏庸，而是因为太聪明，大幅复兴秦制｜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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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2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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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昏君”这个概念大司马是比较不感冒的，因为古代皇帝多数都接受过当世最顶尖的皇家教育，“昏”的概率不高，很多所谓的“昏君”干坏事其实不是因为昏，而是因为坏，称之为“奸君”比较合适。这种奸君一般是有一定能力的，所以网络上热衷于给一些似昏实奸的“昏君”翻案，却忽视了“奸君”对社会的伤害。洛阳的这个秋天，淫雨霏霏，时断时续已经下了一个多月，仍没有停息的意思。城西新建的显阳苑工地泥泞不堪，劳作的刑徒们又冷又饿，不时有人死去。[1] 向北眺望，厚厚的灰色云层下，北邙山烟雨缭绕，密林之间，大大小小的墓地祠堂时隐时现，仿佛在召唤着亡灵。因为延熹二年（159年）八月的那场政变，洛阳城骚动了好几天。现在，连最普通的居民都知道了梁氏家族倒台的消息。他们津津乐道洛阳市上被斩首后丢弃的尸体分别是梁家的谁，做过多大的官，曾经怎样肥马轻裘、耀武扬威……北宫里传出了好消息：梁冀多年积攒的财产都被充公，作价三十多亿钱，史书称可减少天下租税之半固然夸张，但一定能缓解朝廷的用度开支；梁冀圈占的园林亦都还给百姓为耕地。外朝在梁冀倒台后几乎一空，依附梁冀的贼臣酷吏就不提了，连一些声誉尚可的大臣，只因曾经被梁冀辟召，也被免职，比如刚打了胜仗的使匈奴中郎将、“凉州三明”之敦煌张奂，将作大匠庐江周景等。对了，周景就是周瑜的从祖父。新的三公已经产生，黄琼再次出任太尉。这位李固的著名朋友，长年和梁冀对抗的老臣，终于笑到了最后。朝廷还下令，辟召一批贤人入朝为官。刘志的老师，曾任尚书、被梁冀免官归家的弘农杨秉被征拜为太常；豫章太守汝南陈蕃被征拜为尚书令、大鸿胪；陈蕃的好友、度辽将军颍川李膺也被征召。除了十四年前差点被梁冀害死的名将、“凉州三明”之安定皇甫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接到了五次征召，但他正在故乡给三百多名学生教《诗经》《周易》，全部婉拒。当然，人们最想望的是皇帝刘志。一位少年天子，在梁冀时代受过那么大的心理折磨，掌权之后一定能以己度人，爱惜臣民，复归汉章帝之政，当一个仁慈的帝王吧。八月十五日，北宫德阳殿前殿，皇帝举行盛大典礼，册立梁猛女为皇后，追废下葬不到二十天的梁皇后为贵人，大大抒发了胸中愤懑。此时刘志还不知道猛女实际上姓邓，因为对“梁”姓很厌恶，就将其改姓薄。这一举动可能会引起外界解读：刘秀晚年曾对皇室宗庙祭祀做过一次重大调整，尊薄太后为高皇后，以刘邦配天，以薄后配地；吕后在宗庙祭祀中原有的身份资格被剥夺。因为吕后险些灭了刘氏，薄后则培养了伟大的汉文帝。现在刘志把皇后改姓薄，是皇室努力向善的表示。还有，大臣们提出要给梁冀迫害致死的李固、杜乔等人平反昭雪，寻访他们的家属，流放的要接回来，都被慷慨应允。但事情不会如此简单。经历过暴力特别是心理暴力的人，往往更加敏感，更容易遗传暴力。在梁冀的梦魇下，刘志没有受到良好的政治教育。因此，他本能的政治安排并不是给天下开太平，而是把权力牢固地攥在手里，防止第二个梁冀出现。纵观两汉，除了开国皇帝外，前汉的武帝、宣帝对权力的把控最为有效，因为他俩都特别擅长用近臣驾驭外臣。特别是汉宣帝重用宦官，宦官首次在汉朝历史上形成了势力或小集团，在宣帝死后依然发挥了重要影响。没有史料能直接证明汉宣帝对刘志的影响。但是，他俩都有相对低微的出身、做过傀儡的处境、防备权臣的动机；同时，汉宣帝庙号中宗，是汉朝公认的英主，后汉士大夫特别喜欢拿他作为榜样来规谏皇帝，因此刘志很可能有复归武宣的志向。[2]只是，刘志在武宣身上看到的主要是权力的把控，是“霸道”，至于汉宣帝“霸王道杂之”的训诫，他未必有切身体会。这在刘志大封功臣的安排里，已经有所显现。![]()
汉桓帝想当汉武帝再世
当日的秋风秋雨，掩不住德阳殿前殿里洋溢的喜悦。刘志一次性封了五个县侯、八个乡侯、七个亭侯，创造了后汉一次性封侯最多的纪录。和刘志歃血为盟的五位宦官都被封为规格最高的县侯，主谋单超功劳最大，食邑两万户。单超、徐璜、具瑗本来就是中常侍，左悺和唐衡升为中常侍。这就是刘志一朝赫赫有名的“五侯”。除了他们，当时参与铲除梁冀的还有多位表现抢眼的宦官，如小黄门赵忠等，有八人被封为较低一等的乡侯。剩下更低一等的七个亭侯全部封给了尚书令尹勋等尚书台官员。大概因为“五侯”太过有名，后来的恶行太过刺眼，遮盖了这次封侯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这次封赏不是“五侯”，而是“二十侯”，刘志是把他们当作一个由近臣组成的功臣群体来看待，就像昔日汉顺帝所封的“十七侯”。对内朝和中朝，刘志不仅没有进行清洗，相反一些和梁氏家族关系密切且没有参与行动的高级宦官，如中常侍曹腾、曹节等，仍然得到信任和重用，曹腾还被提升为长乐太仆[3] 。可见刘志对“二十侯”虽优容放纵，但对这批功臣有所保留。后来，“五侯”基本死在刘志之前，其余十五侯也在刘志死前被集体贬爵。曹腾、曹节等人却长宠未衰。此外，新任太尉黄琼没有获得“录尚书事”的职权。在梁冀时代，梁冀和李固等三公都有过“录尚书事”的安排。而刘志从亲政直到死，没有给任何一位三公这个职责；刚被罢免不久的前太尉胡广，已经六十八岁，竟然又一次复起，进入了尚书台。立皇后、封功臣、调整中朝、重建外朝，刘志在铲除梁冀之后迅速建立了符合自己意愿的统治秩序。在这个秩序里，外戚空前弱势，可以忽略不计，外朝被削弱，中朝和内朝受到重视，宦官成为最大赢家。“中常侍 + 小黄门”可以视为对标“三公九卿 + 尚书”的“新内朝”[4]，皇帝通过新内朝来实施统治。洛阳的各方势力对新秩序都保持了默许，主要是因为梁冀倒台后大家对恢复皇权的共识。看起来，刘志的确建立了一个类似武宣二帝的宫廷，通过提升宦官，他的专制加深了，不管他的才能是否配得上他的统治，后汉已经进入一个转折阶段。刘志的心情也非常好，他精通音律，擅长抚琴和吹笙。在梦魇般的十年里，音乐为他纾解烦闷，排遣压抑。如今他终于能畅快地“诗言志，歌咏言”了。徐璜瞅得很准，欣然向刘志提议——有一位陈留蔡邕，二十几岁，和陛下差不多年龄，擅长抚琴，而且是胡广的学生，不妨把他征到洛阳，和陛下谈音论乐？[5]延熹二年暮秋的霜露里，和皇帝建立新秩序有关的一件件消息，通过官方诏书或是民间传言，从洛阳向着各地传播。假如一辆马车自洛阳出发，以正常的速度，向东走三到五天，就能到达兖州的陈留郡；从陈留郡向北，是兖州的东郡；若从陈留郡向东，是兖州的济阴郡，再向东走个八到十天，就能到达徐州的琅琊国（见下文图9）。大概是八月底或九月初，东郡白马县[7]县令甘陵李云，从这些消息中，拼凑出一幅沮丧的图景：巨恶梁冀虽然已被铲除，但灾异仍然频频出现。皇帝竟然不思悔改，把掖庭里一个姓薄的民女册立为皇后，还给新的外戚封侯；重重封赏宦官“五侯”不说，有的甚至是极高规格的万户侯！这将在西北浴血平羌的将士们置于何地？还有，宦官竟然“专权选举”[8]起来，连人才选拔都要插手，这还了得？李云是来自甘陵的年轻官员，孝廉出身。前文说过，甘陵国有“南北部”之争，是党人评议的先声。李云应该也在这个党争之局里，而且站在房植一边。不过，受制于官位低微和消息混乱，他所拼凑出的洛阳政局真伪相杂，并不完全属实。例如，他误认为薄皇后是民女，“五侯”把持了人才选举。宦官固然安插了不少子弟当太守县令，对选举有所干涉，但官吏选举的“专权”始终在三公府，尚书台配合。因此，李云没法像中央朝官那样，设身处地感受到洛阳政局的某种平衡性，更无法想象这些其实是皇帝刻意的安排。而且，白马县所在的东郡，东南紧挨着济阴郡。济阴太守单匡是“五侯”之首单超的侄子，据说他在任上“负势贪放”[9]，仗着单超的势力贪污放纵。两郡隔壁，李云大概率对单匡的劣迹有所了解。李云为人刚直，受礼教熏陶，对洛阳之事极为气愤，写成一封奏书，把竹简一卷，系好绳结，正准备密封，忽然停下了。迟疑片刻，他吩咐下属：将这份竹简再誊写三份，简单打结，不填封泥，不盖印章，送到洛阳后，正本呈皇帝，副本分送三公府。按照后汉日常的公文机制，这类给皇帝的奏疏必须卷好打结，再在绳结处填上封泥，盖好印章，放进帛囊，达到密封效果方能传递，而且也未必搞个副本给三公府。只有大赦的诏书、打仗的檄文之类，需要经手人快速知晓信息，才会不加密封。[10]李云估计这封上书会引来雷霆震怒，导致石沉大海，于是故意不密封，希望更多的人看到，产生舆论影响，给皇帝施压。他很可能认为，如今天下想望太平，皇帝即使不高兴，最终也会纳谏。约略与李云送出上书同时，陈留太守也接到了朝廷敕书，不敢怠慢，立刻备马向圉县[11]奔去。在圉县，无人不知蔡氏家族。蔡邕的祖父当过县令，叔父蔡质在朝为官；母亲出自陈国袁氏，舅舅袁滂后来当了司徒；蔡氏的姻亲则是前文提过的李固的故吏泰山羊陟，蔡、羊两家世代联姻。表5 陈留蔡氏、泰山羊氏、陈郡袁氏家族关系简表[12]但蔡邕的父亲是处士，蔡氏家族的名气并非仕宦，主要来自蔡邕衣不解带侍奉病母三年，母亲去世后又在坟旁结庐守丧；父亲去世后，蔡邕和叔父、堂弟不分家不分财，三世同堂，是远近闻名的孝子；更不用说他流芳后世的文学和艺术才华。在后汉，这类在礼教孝道影响下几世同堂、聚族而居的现象并不少见。多年以后天下大乱，各地家族不论大小贫富，往往集体行动，亦与此密切相关。蔡邕见到皇帝的敕书，听了府君一番话，却陷入了迟疑。蔡邕并非狂狷之士，知道怎样与世俯仰，对入朝为官并不排斥。不过，敕书里提到抚琴鼓瑟，令他担心此行不会受重用，被倡优蓄之，这对以德才兼备、家国天下自诩的蔡邕来说很难接受。倘若去了洛阳，成日和皇帝谈艺论乐，时不时还得来一段现场演奏，要是被太学生们知道了，岂不是对他看低到尘埃里！此外，士大夫讲究的是天下有道才出仕，洛阳的朝局蔡邕看不清楚，应召是否合适，难以判断。由于是皇帝亲自征召的敕书，陈留太守只能不断做蔡邕的工作。几天以后，蔡邕大概认为皇帝刚刚亲政，朝廷风气一新，且天下想望太平，最终决定应召。大约李云的奏疏刚刚送到洛阳，蔡邕的马车上路不久的时候，徐州和青州交界处的一座小城里，一位在街市上卖卜算命的老先生，走进了一所在本地经营多年的酒家。酒保们以为他是客人，但酒家年轻的少主人，也是老板的女婿，连忙迎了上去。两人看上去非常熟悉，交换着近期从市面上或是酒客中得到的某个传言。一番言语后，他们确定梁冀已经倒台，这意味着他们终于熬到了头。此一老一小究竟何人？卖卜先生是十二年前被梁冀害死的前太尉李固的门生王成，酒家的少主人则是李固三个儿子中唯一幸存的李燮。李固殉难后，长子、次子在逃亡过程中被发现，不幸被杀。李燮时年十三岁，是姊姊李文姬出面，恳求王成说：王成慨然应允，立刻带李燮向东逃亡。王成这么做并不仅仅出于道德责任，作为门生，他对李固负有臣子乃至儿子般的义务。礼教之下，府主对故吏、举主对门生，是一种类似“君臣”甚至“父子”的关系。王成和李燮在青州北海国的剧县有所停留，得到了当地大姓滕氏的庇护[14]，最后落脚在徐州这座小城。十多年来，王成扮作卖卜先生往来于市上，李燮隐姓埋名投靠到一个酒家当酒保，两人平日在街市见面装作不认识，只私下里往来。酒家的老板看得出李燮出身不凡，博通经学，却从不多问他的身世，后来还将女儿嫁给他。现在，王成和李燮确切知道了梁冀倒台的消息，他们终于不再遮掩，公开见面。当然，朝廷的赦令还没有下来，但以李固的威望和遗泽，这是迟早的事。至于汉家未来将会如何，他俩也只能暂且观望。总之，在这个秋霜白露的暮秋，县令李云、征士蔡邕、等待赦令的王成和李燮等身处州郡的臣民，都在等待着季候的变化。约莫九月上旬，洛阳北宫，那道没有密封过的上书，呈在了刘志面前。上书批评了皇后的册立，批评了“五侯”的封赏，还把除梁冀这件刘志最引以为豪的大功贬低为“犹召家臣搤杀之耳”，不就是杀了个家臣嘛。总之，刘志这半个多月干的所有事情，就没几样做得漂亮的！刘志的震怒，不仅因为上书的内容不准确，对他提出了近乎诅咒的严厉批评，还在于上至三公、下至流转这道上书的人，都看到了全文。若是以前，对于令自己不悦的奏疏，哪怕是重臣上书，他也可以“不省”，不处理，外人不知道也就不会问。但现在，面对区区一个白马县令，刘志不得不有所回应，给舆论一个说法——大约五六天后，李云被带到。刘志下诏，李云被“高规格”地由尚书带领剑戟士押送，关在设立不久的黄门北寺狱里，中常侍管霸会同御史台、廷尉进行审讯。洛阳已有属于“司隶校尉—河南尹—洛阳令”这一地方行政系统的洛阳狱，也有属于廷尉这一中央司法系统的廷尉狱，在这两所监狱里，即使是皇帝亲自督办的案件，大多数也需要走司法行政的程序。因此，后来才有了设在禁中、由宦官管理、可以绕过司法行政程序的黄门狱。刘志驻在北宫，所以李云就被关在北寺狱里。[16]此举足见刘志对李云上书的重视。值得留意的是，他派去主办案件的中常侍管霸并非“五侯”，说明逮捕李云不会是“五侯”被参奏的打击报复，而是刘志亲自督办的政治案件。当管霸等人残酷审讯李云时，李云不密封上书的效应开始显现。从中央到地方，看过上书的大臣有不少骚动起来，酝酿着抗议。正如李云是因为人在郡县，不了解洛阳宫廷的微妙才愤然上书，另一位地方官吏杜众也有相似的观感。杜众是弘农郡本地人，在郡中任五官掾，是太守最重要的属官之一。听说李云下狱，他也给皇帝上书，说如果李云被处死，他愿意同日死。在刘志看来，这显然是要挟，不吃这一套，将杜众也下了廷尉。朝野发现，继李固、杜乔之后，第二对“李杜”出现了！刚上任没多久的大鸿胪陈蕃、太常杨秉等，纷纷上书为“李杜”求情。舆论的压力使得刘志更加恼火。因为曾经当过傀儡，刘志对批评特别敏感，视之为对他权力的挑战；又因为梁冀对待挑战是一种“睚眦必报”式的政治恐怖主义，刘志也深受其影响。陈蕃的上书言语恳切，近乎哀求，没提刘志有什么过错，只为李云求情。但刘志仍然十分不满，下诏训斥了陈蕃和杨秉，将两人同日罢免，遣送归乡。九月下旬的一天，廷尉把审理李云、杜众的结果送到了管霸手里。廷尉很好地领会了皇帝的意图，认为二人沽名钓誉，言辞过激，建议罪名为“大逆不道，请论如律”——死罪。管霸对这个结果不意外。他虽然是宦官，但在连日的审讯中，对“李杜”有了一些了解和同情。即便李云批评了宦官，管霸也觉得他俩不过是性格强硬的书呆子，不是处心积虑捞取名誉的伪君子。听说皇帝正在北宫北边的濯龙池消遣，管霸猜测皇帝可能心情不错，连忙赶去上奏审讯结果。汇报完后，管霸突然跪下，恳切地说：这两人地位低微，因为愚蠢才出言狂妄，实在不值得死罪啊。管霸这番话，在陈蕃和杨秉被解职的场合下，是一种仗义执言。他希望凭借刘志对他的信任，救下这两条命。然而刘志说了一句话：李云上书里说“帝欲不谛”，这样的话管常侍你也能说情？管霸一听，恍然大悟，原来刘志一定要致“李杜”于死地，核心是因为这四个字！儒家纬书有言，“帝者，谛也”。谛的意思，是仔细、公正、精微、审慎地对事物作判断。用谛来形容帝王，就是说帝王应当至大至公，做决策要公平正义。李云说刘志“帝欲不谛”，字面的意思是批评他没有按照帝王的原则行事，但也可以谐音为“帝欲不帝”，你不配当皇帝。这是管霸对刘志亲政后心理的一次探知，如此敏感、狭隘。他还没有回应，刘志已扭头对身旁的小黄门说“准奏”，同意廷尉处死“李杜”的判决。[18]多年以后，魏明帝曹叡和魏国最重要的经师王肃交谈，聊起这件事，面对受禅于汉的魏帝，儒者王肃对刘志是否定的。刘志为何一定要杀李云？他的回答与管霸大致相似：但为言失逆顺之节……杀一匹夫，无异蝼蚁。宽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广德宇于天下。[19]对帝王而言，即使是臣下的话有些“大逆不道”，杀了他其实不会起到什么警示的效果，而赦免才能体现帝王的仁慈和德性。朝廷又死了一对“李杜”，陈蕃和杨秉同时免官，这消息很快向四方传播。蔡邕这几天已经到了洛阳附近的偃师，可以说抬腿就能进城入宫。消息传来后，蔡邕立刻称病，实在无法应召，调转马车返回了圉县。秋雨又淋淋沥沥漏下来了，对这次短暂的出行，蔡邕后来伤感地写道：后汉的皇帝，大都习惯了征辟的贤人不来。对于蔡邕的失约，刘志估计并不介意，他暂时没有什么心情玩音乐了。“李杜”的案子意味着他亲手打碎了“后梁冀时代”的共识，也暴露了他所建立的新秩序的本来面目。沮丧的刘志吩咐臣下做准备，去一趟西都长安。即位十多年来，不知是否出于梁冀的安排，还是因为西北羌乱经常波及长安周边，刘志从未去过长安，也没有拜谒过前汉帝陵。这很不妥当，也不符合惯例。十月初五（159年11月3日），刘志启程，十三天后，他住进了长安未央宫。刘志离开洛阳时，“李杜”的案子在中央层面已经了结。但是到了地方郡国，它的影响却刚刚开始……因为兖州有几名郡太守恰恰是“五侯”的亲戚。蔡邕所在的陈留郡，太守很可能是左悺的弟弟左敏，或是徐璜的哥哥徐曾[21]；济阴郡，太守比较确切是单超的侄子单匡。李云的结局大抵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但也激起了时任兖州刺史京兆第五种的愤怒。[22]第五种是本书第一章提到的汉章帝司空第五伦的曾孙。这一时期，“刺史，二千石”常常并称，作为一州的监察官，第五种有权对州内违法乱纪的官员进行查办。他很可能在“五侯”封赏之日、李云上书之前，已经动了查办单匡的心思。“李杜”之死则促使他下定决心，付诸实施。考虑到单匡背后是单超，第五种需要一位强有力的下属来经办此案。他想到一名属吏，担任州从事的卫羽。不久前，他派卫羽成功招降了盘踞在兖州泰山郡的大规模叛乱，首领叫叔孙无忌，有三千多人投降，说明卫羽很有能力。[23]第五种招他来商量。卫羽爽快地答应了，做好准备后，带人直奔济阴郡的郡治定陶县。到了定陶，卫羽带人把城门一关，先抓了单匡的宾客、亲信掾属等四十多人。连审讯带搜查，七八天里查实了赃款五六千万钱。卫羽把事情干脆利落地办完了，第五种立刻给洛阳上书举奏单匡，罪行涉及单超。单匡措手不及，竟然走了一步险棋，雇了一名刺客去暗杀卫羽。卫羽不愧是能员，早有发觉，将其生擒并送往洛阳狱。这算是人赃俱获，整个兖州为之震动。这桩案子大概发生在刘志去长安期间，他肯定收到了第五种对单超、单匡的参劾，下令廷尉收监单匡。单超很担心，主动去监狱“自首”表示认罪。[24]不过，刘志并没有对单超进行惩罚，相反，在十一月初六（12月3日）任命单超为车骑将军。这并不是对单超的袒护，而是意味着单超已经病入膏肓。自从汉顺帝在孙程死后追赠他车骑将军以来，后汉形成了一个惯例，对于优宠的大宦官，在其快要去世或死后赠予车骑将军之衔。单超的病一定是非常重，才能得到这个名誉称号。十二月初三（12月30日），离开两个月的刘志回到洛阳。既然李云、杜众已死，刘志可能觉得这件事情翻篇了，就把陈蕃、杨秉又召回来，陈蕃任光禄勋，杨秉拜河南尹，试图恢复两个月前的朝局。这是刘志的一厢情愿。杨秉一上任，就从济阴郡接收了第五种送来的刺客，关押在洛阳狱。杨秉显然不会放过这个能将单匡、单超定罪的关键人物。于是，在延熹二年的最后一个月里，杨秉、第五种等士大夫们不可避免地和单超等宦官正面交锋了。单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帮了侄子一把。据载，单匡担心杨秉对此案追查到底，因此秘密通知刺客越狱逃跑。[25] 但单匡此时已被下廷尉，不可能自由活动，能够通知刺客并安排越狱的，只有单超。杨秉没有料到，刺客还没审判就越狱了，这不仅使继续追查的良机落空，还担上了看管不严的责任。很快，尚书台就来调查越狱一事。杨秉努力辩解，希望先审讯单匡，必然能拿获刺客，查个水落石出。但不知道是尚书没有采纳，还是单超在背后使力，杨秉最终承担了全部责任，丢掉了刚当上没多久的河南尹，还被“输作左校”，就是罪徒到负责工程劳作的“左校”（属将作大匠）服劳役。今天常说的“有期徒刑”中的“徒”，指的就是这种服劳役的身份。对于第五种，病榻上的单超也没有放过，他仔细查看第五种和卫羽在兖州的行迹，发现一个名字有点熟悉——叔孙无忌。原来，第五种和卫羽曾经招降过叔孙无忌，并以此为大功一件。但最近泰山郡有人造反，声势浩大，中郎将南阳宗资讨伐未果，损兵折将，其首领也叫叔孙无忌！朝廷无奈，打算征召名将安定皇甫规为泰山太守去平乱。那么，第五种岂不是谎报功绩？[26]此时已到延熹三年，这是刘志即位以来第一个没有梁冀的新年。加上久旱，他下诏大赦天下，放出了杨秉，还下令查访李固等忠臣的后人，准备抚恤褒奖。单超特意在大赦令之后拎出叔孙无忌这件事，安排宦官侯览大做文章，导致第五种在大赦之后获罪，被免去兖州刺史，流放到朔方郡[27]。选择朔方也是单超精心安排的，因为他的外孙是朔方太守。他在兖州刺史任上被流放，兖州的官民当然会关注。特别是第五种曾经在兖州东郡的卫公国[28]当过相，卫国的百姓更会关心。卫公国虽然只有一县之地，却是按照儒家“通三统”的原则，为周朝的姬姓后裔建立的公爵封国，规格比较高。朔方郡在并州。第五种上路之时是延熹三年初，天寒地冻，去的又是汉家最北面的郡，其艰苦可想而知。一行人经司隶、过冀州，终于到了并州的地界。走到太原郡一处僻静之地，突然有人跳出来劫道。第五种眼睁睁看着这几名刺客干净利落地把押送他的吏员全部杀死，大抵猜到了几分。果然，这几位侠客里，领头的是第五种在卫国当相时的故吏孙斌。他听说第五种被流放后，抓紧安排，招了几名侠客，星夜追赶，终于在太原郡追上。和李固的门生王成一样，孙斌对第五种也负有义务。“君臣”相见，一番寒暄不表，火速离开凶案现场。孙斌把马让给第五种，自己徒步跟随。第五种的去处，孙斌早已安排两位友人负责藏匿。多年以后，第五种又遇上了大赦，不久去世。[29]至于单匡、孙斌等人，史料中再无踪迹……第五种成功逃脱的消息，不知道单超是否知悉，因为延熹三年正月十一日，单超病死了。刘志给了他很高的哀荣，毕竟是铲除梁冀的第一号功臣。延熹三年，大赦和寻访忠臣后嗣的诏令传到了徐州。李燮、王成终于不必再隐姓埋名了。李燮把身世告诉了妻子和岳父，这位酒家的老板虽然知道当年这位来路不明的酒保身世不凡，但怎么也想不到竟然是太尉的儿子，于是准备了厚礼车马要送他去洛阳。李燮拒绝了。他带着妻子回到汉中故乡，去见姊姊李文姬。暌违许久，姐弟俩终于重逢，悲喜之际，他们也提起了当下正在发生的这几桩案子，特别是李云和杜众，大概使他们想起了父辈李固和杜乔。就像当年，李文姬再一次窥到了时局的险恶，告诫李燮说：慎无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则连主上，祸重至矣。[30]意思是说，即使现在梁冀已经被杀，也千万要记住，对梁氏的评价无论好坏一律不许讲，评价梁冀就是评价皇帝，会再次招来灾祸！“后梁冀时代”，各方势力的暂时平衡主要来自一种共识：权臣终于铲除，皇权应该恢复，皇帝需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从而实现天下太平。但是，皇帝的位置在哪里，皇权恢复到何种程度，大家实际上在各说各话。在中间阶层的代表士大夫们看来，皇帝应该回归汉章帝、汉顺帝，处在“秦制—礼教”的中庸位置，既要遵循礼教，又要维系权威，成为一个恩威并重、恩大于威的慈父。但刘志觉得应该回归汉武帝、汉宣帝，成为雄主，下一个“梁冀”说不定就来自士大夫。蒙在这一分歧上的表面共识，在刘志亲政仅仅几个月内就被一系列案件所撕掉，就像后汉晚期政局的预演。那些关于后汉的耳熟能详的概念，诸如地方豪族、儒家、清议、党锢等，在这几个案件里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却仿佛无处不在……![]()
第一，这些案子虽然涉及皇帝、宦官和中央大臣，但都不是宫廷斗争。最初是地方官对皇帝及其宫廷的批评，随后是其他地方官的不断“拱火”，造成了连锁反应。时代正在变化，后汉的地方官员、郡县舆论、社会风气、豪族世家，经过百年涵养，已经和从前大不一样了。例如，在前汉多数时间的政治叙事里，中央政治决定着地方政治，甚至看不见地方政治；而现在，地方政治将逐渐反控中央政治。第二，刘志在最初的李杜案里展现了乾纲独断的气质，促使“秦制—礼教”体制向“秦制”一端倾斜。专制意味着揽权，因此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他亲自负责，不得不通过宦官来干涉。于是，士大夫和皇帝的矛盾就变成了士大夫和宦官的矛盾。宦官都在洛阳的宫廷供职，宦官子弟却大量担任地方官；地方大族官宦有的交结宦官，有的属于士大夫，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互动。第三，第五种因为查办单匡雇凶而被罢职，又因为自己的故吏雇凶得以逃脱。在前汉，汉武帝采取雷霆手段，将继承战国贵族遗风的侠客基本诛杀殆尽。在后汉，侠客之风再度兴起，不同之处在于，由于儒家礼教在各阶层的渗透，后汉的侠客遵循的是儒家道义，体现在对受到伤害的亲人的复仇、对朋友的两肋插刀、对主公的忠诚等方面，维系的是一种家族、地方、个人的利益。第四，府主和属吏、举主和门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君臣”化，在王成、孙斌等人的眼里，诏书、汉律，都比不上主公和自己的伦理关系。社会舆论也支持他们这样做，不然舆论清议会认为他们没有尽到道德义务。同样，一个官员倒台，大家也能接受他的门生故吏被迫中止仕途。后世赵翼曾概括说：是时郡吏之于太守，本有君臣名分，为掾吏者，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31]当然，这几个案子里的政治斗争不算太激烈，还是在司法体系内解决矛盾。但以后呢？[1] 蔡邕《述行赋》：“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见龚克昌等评注：《全汉赋评注》，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第817页。[2] 田丰：《“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3] 长信宫、长乐宫分别是皇帝祖母、母亲的宫号，服务这两个宫的宦官首领，要高于皇后长秋宫的宫官。据《水经注》，曹腾墓碑有“汉故中常侍长乐太仆特进费亭侯曹君之碑”字样。见（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第553页。[4] 卫广来《汉魏晋皇权嬗代》：“到顺帝时常侍、黄门的组合才得以与公卿、尚书对峙而立，被视为体制上的新内朝”（第77页）。其依据是顺帝时李固在一封上书中所说：“今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则公卿尚书，内则常侍黄门。”[5] 《后汉书·蔡邕列传》，第1980页：“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闻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陈留太守督促发遣。”蔡邕《述行赋》序言：“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陈留太守发遣余。”[6] 出自汉乐府《古艳歌行》：“秋霜白露下，桑叶郁为黄”。[10] ［日］冨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刘恒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第76、175页。[12] 关于泰山羊氏，党人羊陟是泰山梁甫人，羊续是泰山平阳人，应属同族。《晋书·羊祜列传》，第1013页：“祜，蔡邕外孙”。又《后妃·景献羊皇后传》，第949页：“羊皇后讳徽瑜……后母陈留蔡氏，汉左中郎将邕之女也。”另参张铁民：《蔡邕和他的两个女儿》，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第3期。[14] 李燮逃亡后，按《后汉书》“入徐州界内”，李贤注引谢承书则作“远遁身于北海剧，托命滕咨家以得免”（第2090页）。剧县，今山东昌乐一带。两处说法差别很大，也无旁证，未知哪个是真；但也可能两者皆真，或有时间先后，或是同时存在。因为北海的剧县距离徐州不远，李燮完全可能既藏在徐州，又得到滕咨照顾。因此笔者将两种说法糅为一种。[15] 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第44—45页手绘。豫州在南，下辖颍川郡、汝南郡、陈国、梁国、沛国、鲁国；兖州在北，下辖陈留郡、东郡、济阴郡、泰山郡、山阳郡、东平国、济北国、任城国。[16] 宋杰：《汉代监狱制度研究》之“汉代的廷尉狱”“东汉的洛阳狱”“东汉的黄门北[17] 以上三条引文俱见《后汉纪·孝桓皇帝纪》，第410页。[18] 李云被杀的时间，据《后汉书·桓帝纪》及《杨秉列传》为“延熹三年”；但《后汉纪》作“延熹二年”，蔡邕《述行赋》序亦明言“延熹二年秋，李云以直言死”，二者有矛盾。按：《杨秉列传》在叙述杨秉因李云死而被免职后，又说“其年冬，复征拜河南尹”，并在河南尹任上和单超交锋，说明杨秉复拜河南尹时，单超依然健在，而单超在延熹三年正月去世。因此，杨秉免职太常、复拜河南尹之事，必定发生在延熹二年秋冬。可参赵德波：《蔡邕〈述行赋〉写作时间考论》，载《文教资料》2013年第14期。此外，汉桓帝离开洛阳去长安并在年底返回。李云被杀，是刘志在洛阳濯龙池下的命令。如果此事发生在刘志从长安返回洛阳后，那么复拜杨秉为河南尹就来不及了，因此李云被杀只能是在刘志去长安之前，也就是九月。[20] 蔡邕：《述行赋》，见《全汉赋评注》，第819页。文中引用的这段赋，简单意译：“前面的马车刚刚倾覆，后来的却重蹈覆辙；建造了精致的亭台楼榭，工人却露天住在水洼里；最好的粮食都喂了禽兽，百姓连糠都吃不上；对奸佞之徒十分宽容，对忠臣却报以雷霆之怒……”[21] 现存史料只知道左敏、徐曾担任陈留太守是在延熹中，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也可参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22] 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将第五种任兖州刺史的时间，置于牵颢任同一职务之后（第306—307页）。按：第五种被单超陷害被免，单超死于延熹三年，据《后汉书·皇甫规列传》，延熹四年时牵颢在任，因此两人任职兖州刺史的时间顺序是第五种在前，牵颢在后。[24] 《后汉书·陈蕃列传附朱震列传》，第2171页：“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谴超，超诣狱谢。”[26] 《后汉书·第五种列传》在叙述卫羽招降叔孙无忌后，紧接着说“单超积怀忿恨，遂以事陷种”，虽然没有明说是什么事“陷”第五种，但细玩前文，必与叔孙无忌造反有关。此时单超还没死，则必定是延熹三年正月间的事情。而同书《皇甫规列传》又说叔孙无忌的叛乱难以讨平，才征召皇甫规为泰山太守，继而又收录皇甫规在延熹四年的一封奏疏，提到时任兖州刺史为牵颢，可知皇甫规、牵颢都是在第五种之后任职兖州。因此，可知第五种、卫羽所谓招降叔孙无忌一事并不彻底，当是降而复叛，被单超大做文章。见第1404、2132页。[29] 《后汉书·党锢列传·苑康列传》提到党人张俭在山阳郡查办宦官侯览的宗亲宾客，有不少人逃入泰山躲藏，时任泰山太守苑康捉拿了这批人，导致“览大怨之，诬康与兖州刺史第五种及都尉壶嘉诈上贼降”（第2214页）。据同传《张俭列传》，此事发生在延熹八年，如属实，则第五种大赦后又担任过兖州刺史。不过，《第五种列传》明言其遇大赦后“卒于家”，未言出仕，因此更大的可能是：《苑康列传》说侯览给苑康、第五种安的罪名是“诈上贼降”，与《第五种列传》单超污蔑第五种的罪名相同；考虑到单超污蔑第五种时已经病重，他可能是通过其他人来具体经办。《苑康列传》恰好提到了侯览对第五种的污蔑。两相参照，推测延熹三年初，单超安排侯览以“诈上贼降”的罪名污蔑第五种；延熹八年，侯览以相同罪名污蔑苑康。因泰山在兖州境内，范晔在编纂史料时，误将两事糅为一事。《苑康列传》说第五种再次出仕为兖州刺史有误。[31]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卷五，中华书局，1984，
本文节选自张向荣的新作《三国前夜：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解》，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讲述儒学士人从皇权极端强大的西汉崛起，在东汉发展，与东汉皇权数番博弈，最后在皇权迫害之下得到天下人心，迫使三国统治者不得不向士大夫退让，以及士大夫政治的最终成型。观点周全，文笔通达，大司马已读完，向大家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