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均 | 麻 雀

李文均，男，汉族，贵州赫章人，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当过中学老师，乡镇党委书记，现供职于毕节市文联。

       表哥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不久，舅舅就来到了我们磨盘山的家中。

       说是车祸，其实经过交警后来认定是对方全责。

       表哥是泥水工，邻村有人修房子，他和族中几个兄弟去承包人家的砖墙来砌。自从表嫂把两个孩子带出去打工以后，他因为要留在家里照顾舅舅，每天就靠酒来打发日子。那天天气冷，寒冬腊月，工地上刮着呼呼的北风。临收工前，他在工地旁边的小卖部买了两斤散装白酒，用碗装着端到大家面前，说暖暖身子，就和兄弟们一起分着喝下去。其他人嫌回家路远，平时都在工地附近找地方住。他因为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就一个人醉醺醺回家。到三家寨，离家已经只有几步路了，斜刺里窜出一架农用车。他摇摇晃晃躲闪不及，撞在车子前保险杠上，当场就没命了。据参与事故处理的潘警官说，保险杠都撞弯了。

       驾驶员对处理结果不服，说他是喝醉酒的，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

       潘警官是我初中同学，他怒冲冲地对驾驶员说，我没有听见交通安全法规上有禁止喝酒走路的条款。他妈的，人家一条命都没了，你说他该负什么责任？

       我舅舅抱着表哥血肉模糊的身体，不停的用头在他的胸口碰撞，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前来帮忙的亲友哭诉，老天爷不开眼啊，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倒一下收走了。为什么不让我这个活着没有一点用、反倒成负担的人代替他去死啊？在场的亲友无不流下同情的眼泪。

       这时候，他们听见空中响起叽叽喳喳的鸟叫，抬头看到一群麻雀，有的在低空盘旋，有的落在现场周围空地上。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个多么不祥的预兆。我舅舅当时因为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也没有留意到那个天色晦暗的黄昏，出现在老家天空的这个看似平常的现象。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切已经准确无误地告诉他，比起后来自己所经受的一切，表哥的这个横死还不是最可怕的。

       舅舅经过这次打击，原本年老多病的身体迅速衰弱下去。

       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人生的三大苦难全让他摊上了。但是相比之下，这次表哥的事情对他的打击是最大的。

       外公去世的时候，他还少不更事，我妈妈和几个姨妈都还没出嫁，外婆的身体也还康健，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又是最小的弟弟，所以没有体会到多少外公离世带来的苦难；舅母去世的时候，正赶上大队过渡，早先分散的好几个生产队合并成一个大队，就是把后来的村民小组合并成村，上千劳动力集中起来接受统一指挥调度。舅舅是他们那里的大队支书，那时候，大队的收音机线路都是牵到各家各户的，每一家都在堂屋的墙壁上挂一个喇叭。喇叭里每天除了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就是大队干部在里边安排全大队所有社员的活路，比我们市里后来到处宣传推广，并到省委宣传部扛回先进经验牌子的“收音机送党的声音到农家”效果好多了。

       时移世易，后来组织推广这个典型经验的市委书记因为腐败锒铛入狱，通报中说他热衷舆论造势，不知道是不是包含这一条。但他出事以后，宣传部口头指示，和他有关的所有东西全部下架，这个经验也不了了之。

       通常情况下，革命歌曲刚刚播放完，一阵滋滋啦啦的电流声之后，收音机里就会传来我舅舅的声音，谁谁谁到坛罐窑割荞子，谁谁谁到火焰地撕包谷，谁谁谁到磨盘山去背电影机，晚上在三家寨放露天电影。因为每天忙忙碌碌，他也没有感觉多少失去妻子的悲痛。

       当时的省委机关报《苗岭日报》还登载了长篇通讯，赞扬他舍小家为大家的牺牲精神。小时候，母亲带我去外婆他们家里，还见过他裁剪来放在玻璃镜框里的报纸。上边配发了一张图片，大舅口衔哨子，站在山梁上催大家下地出工。照片上，一轮日光从他身后喷薄而出，使得舅舅年轻的身形和英俊的脸庞都成了一幅黑白剪影。我们隔着报纸和好几年的时光，仿佛都能听得到他哨子“嚯嚯嚯”的响声。

       母亲叹息着说，死掉的眼睛一闭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可怜的是活着的。母亲骨子里倒还是个唯物主义者。她提议让我去把舅舅接到家里来和他们住，父亲没有反对。虽然他平时对我舅舅多有微词，认为他一生贪图虚名，结果是害了自己，也害了孩子和家庭。但他也理解母亲他们姐弟情深，何况我的几个姐姐都已经出嫁，我在市里上班，家里就只有父亲和母亲，舅舅过来了，他们正好多个说话的人。

       舅舅最早响应国家计划生育号召，他听信公社袁部长的话，误以为他就是组织，所以在全公社的大队干部中最先带头给表哥办了独生子女证。在舅舅看来，作为一个大队长，组织就是让你带头办个独生子女证，又不是砍脑袋的事，有什么条件可讲呢？舅舅办证后，报纸上又有连篇累牍的报道，在县上掀起了学习舅舅的又一次高潮。作为做通舅舅思想工作的袁部长，也跟着沾了光，一年后就担任了公社书记。这是舅舅一生中最后在报纸上抛头露面，之后不久，属于他和袁部长的时代就永远结束了。

       后来我表嫂带着两个孩子，去一个磨盘山人在福建那边开办的砖厂打工，赚钱供两个孩子上学。因为舅舅一个人在家里没人照顾，表哥始终没有能和表嫂一起出去。第一年春节，表嫂回来过年。舅舅喝了酒，从箱子里翻出那些他当时为表哥办独生子女证的报道，喋喋不休地一张一张炫耀，从国家的《计划生育报》到省里的《苗岭日报》再到市里的《彝山苗岭》。那时候国家已经放开二孩了，舅舅翻看着那些白纸黑字的报道，想起现在政府还鼓励年轻人生孩子，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表嫂回到家里后，天天和表哥吵，一肚子的火到处找地方发。看见舅舅翻这些陈年旧账，就极不耐烦地朝地下啐了一口唾沫，说：你还好意思拿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来说啊，不是你当初听信袁部长那个老杂毛的，现在也不至于没一个兄弟姊妹在家帮着照顾你。就是为了你不至于像个孤魂野鬼困在家里，我才被逼到这一步，一个女人家拖儿带崽出去打工。你看看周围方圆百里，哪家不是夫妻成双成对地出去？眼看好好的一个家，就要毁在你这几张破报纸上了，你还好意思拿出来显摆？那袁部长当初说得冠冕堂皇，他自己还不是瞒着组织生了一窝儿女？

       舅舅说，小满香，年轻人说话要一是一、二是二的，哪个说袁部长不是独生子女，我敢拿老命跟他赌。

       表嫂冷笑着说，你那条老命已经不值钱了，哪个还跟你赌？你自己去查，他家袁老六就和我们在一个厂上班。

       大舅回头看表哥，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声援，可是表哥坐在熬糖的炉灶门口，一言不发，只是面无表情地一把一把朝灶膛里面添柴。从那一年开始，表嫂再也没有回来过春节。而表哥在家也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白天他在工地上忙，晚上回到家，父子俩就真正的成了一对沉默寡言人。他喜欢上了喝酒，床下的塑胶桶里，总是装满他从工地上带回来的散装白酒。他坐在火炉边倒一碗，一个人喝，喝醉了才去睡觉。关于媳妇，村里的妇女们各种谣言满天飞，都是关于她和这个办砖厂的磨盘山老板的。舅舅想，表哥天天在工地上，肯定也没少受这种风言冷语攻击。

       有天晚上，表哥甚至睡到半夜，一个人在床上嚎啕大哭，可是第二天，他还是早早起来上工地去了，出门前没有忘记给舅舅把饭菜做好放在碗柜里。舅舅听着表哥的哭声，联想起关于儿媳妇的种种传言以及村里的妇人们看自己的复杂表情，心里充满了内疚和自责。更加觉得是自己年轻时的无知害了孩子。因此对于孩子的愧疚和对袁部长的怨恨就同时猛烈滋长。特别是他终于从邻居嘴里证实，袁部长当初在动员自己办理独生子女证的同时，确实让老婆偷偷在老家生了一窝儿女之后，这种怨恨更是与日俱增了。于是，他也慢慢变得和表哥一样沉默寡言。他以前经常翻出来给人们炫耀的报纸也卷了压在箱底，不再轻易拿出来给人看，甚至闭口不提年轻时候的往事。

       表哥死后，表嫂带着两个孩子回来了一趟，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悲伤。丧事办完，她说孩子还要上学，就匆匆忙忙回福建去了，也没管舅舅一个人在家生活起居怎么安排。

       舅舅是在一个黄昏搭乘一辆拉尿素的拖拉机来到我们磨盘山村的，他没有等我和母亲开车去接他过来。他坐在明显高出货箱边沿的一堆塑料包上，随身携带的一个木箱子就放在脚边，看上去随时都有坠落下来的危险。他的怀里还抱着一个相框，里面夹着我们小时候见到过的那张《苗岭日报》，报纸已经烟熏火燎，泛出陈旧的黄色，可见他对那段日子的重视与怀念。母亲说，他的箱子里除了换洗衣服，就是一些旧报纸。至于他为什么把很多旧报纸都收进了箱底，却把这一张吹哨指挥生产的放进相框里抱过来，母亲也不明白。

       父亲说，这个小六妹，活到这把年纪也还是贪图那份虚名。他指着相框说，这算什么？还不如隔壁邻居张老二家小黑狗放的一个屁。

       六妹是我舅舅的乳名，当年我外婆生下妈妈她们五姊妹之后才有了他，就顺着给他取了个女孩的名字。

       母亲白了父亲一眼，说你才不如张老二家小黑狗放的一个狗屁，不如王老五家花母猪放的一个猪屁。

       她让舅舅住在堂屋后面隔出来的一间屋子里，说是便于照顾。在墙壁上钉了颗钉子，把相框挂在墙上舅舅抬头就能看见的地方。木箱被舅舅加挂了把铁锁，放到了床底下。

       我们家房屋侧边有两棵高大的皂荚树，枝杈盘曲，是当年母亲嫁过来时，外婆特意从家里移栽过来作为陪嫁，给母亲摘皂角洗头的，可见母亲年轻时候是个生活讲究的美人。门前小河边有几株高大的攀枝树，一排垂杨和一片翠绿的小竹林，那些是父亲后来辛劳治理家园的成果。

       以前那里一直是各种雀鸟的天堂，每当夕阳西下，倦鸟归巢，或是清早起来，房前屋后总有各种鸟儿欢乐和鸣。妻子和儿子都喜欢利用假期回老家住几天，说那种在鸟叫声中醒来的感觉特别好。

       可是自从舅舅来到家里后，一切都变了。

       舅舅坐着拖拉机来的那天下午，房前屋后的鸟突然多了起来，灰喜鹊、杜鹃鸟、斑鸠、啄木鸟都来了。更奇怪的是还来了三只猫头鹰，他们是夜行动物，白天并不出来活动的。

       我父亲咂一口旱烟，往地上吐口唾沫说，不怕夜猫子叫，就怕夜猫子笑，这个猫头鹰出现，对六妹怕不是什么好兆头哦。

       夜猫子就是猫头鹰，在老家人的观念里，它们绝不是什么吉祥物。

       母亲接口说，你哪里听见它们笑了？咹，你什么时候听见他们笑了？

       我母亲就是这样，只要是话题稍微涉及我舅舅，她就喜欢和父亲抬杠。

       父亲不说话了，继续一口一口咂旱烟。

       在各种鸟类中，最多的还是麻雀。它们黑压压的一片，不仅落满树梢和竹林，还霸占了院坝和墙头。它们叽叽喳喳，遮天蔽日，把半黑半白的雀粪拉在墙头和院子里，母亲一直弯着腰打扫，也没弄干净。隔壁张老二的媳妇带着抹布和扫帚来帮忙，她们刚把院坝清扫干净，院墙上又拉满了；把院墙抹过了，院子里又满是黑白相间的雀屎。

       国庆长假期间，大约是不喜欢老家嚣张聚集的鸟类以及落满院子和院墙上的麻雀粪便，妻子和儿子都找各种借口，不愿意和我回老家。最后他们报了一个海南的旅行团，双飞七日游，两个人的费用才不到四千，我只得一个人开车回磨盘山看父母和舅舅。

       托了乡村振兴的福，公路已经用水泥硬化了，但还是狭窄、曲折，近三百公里的路，我开得并不快，到家已是下午。屋旁的皂角、房前的攀枝、柳树和小竹林里都很安静，院子里也没有看见那么多的麻雀粪便，我心头便暗自高兴，也后悔没把妻子和儿子带来。父母对他们没和我回来过节也有点小遗憾。

       我撒了个善意的谎，说孩子要去参加省里的一个比赛，妻子得去陪同，这是来之前我就和他们说好的。父母果然容易相信自己的子女，他们跟孩子打电话，孩子在电话那头替我圆了我撒下的谎言。

       舅舅没有在火边，大白天躺在堂屋后面的屋子里。母亲神色悲戚地说，表哥的事情对他的打击太大了，自从来到这里之后，他就这样终日昏睡，饭也是做好后给他送到床边的。他们建议我先去房间看看他。

       我推开房间门，拉亮电灯，他果然在昏睡。我说，大舅，我回来了，我是毛它。

       母亲跟着进来，她呼叫大舅的小名，六妹，六妹，她说，毛它回来了，他来看你呢。

       大舅用被子捂着头，听见我们说话的声音，他轻轻拉一下被角，露出半边脸来。眼神迷茫，空洞，嘴里没有发出任何一点声音。我发现他的脑袋要小一些了，同时他原本挺直的鼻梁塌陷了下去，嘴唇凸出，有点尖尖的，整个人已经变形了，如果不是在家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我亲爱的舅舅。

       这时候，屋后的皂角树上突然响起叽叽喳喳的鸟叫，母亲脸上一时间流露出焦急的神色，她轻轻叹口气，说：又来了，天啊，菩萨啊。

       与此同时，舅舅的身体开始筛糠一样颤抖起来。

       这是鸟叫，嘈杂，汹涌，还有点蛮不讲理，像是要把房屋侧面的皂荚、房子前面的攀枝、河边的柳树和竹林都压断。同时，我感到屋子里的光线暗了下来。我来到院子里，果然看见成群结队的鸟群已经站满了树干和树梢，一群麻雀黑压压在院子周围盘旋，聚集，飞翔。刚才屋子里暗下来的光线就是被它们遮挡住的。

       看见这么多鸟儿如此大规模地聚集，我心里还是难免有点紧张。我转身回到屋里，然后又回过来把门关上了，但是木门管不住鸟的叫声，吱吱喳喳的声音仍然透过门缝挤进来。

       舅舅把被子裹得更紧了，他似乎很冷，浑身不停地打颤，牙齿也碰撞得格格响。阴历节令也就是九月初，还不至于冷成这个样子。母亲说，这病太奇怪了。每一次，只要皂角树上雀鸟聚集，院子里麻雀盘旋低飞，他就牙关咬紧，浑身打颤。但是以前雀鸟从来没有这样多，这是第一次，而大舅的症状今天也明显比前几次要重。

       我从被子里面拉出它的手，瘦，只有薄薄的一层皮包着骨头；冰凉，仿佛不是人的肢体，那种寒意可以浸透人的骨髓；有力，他枯瘦的手指抓握着我的手，枯瘦和冰凉都仿佛深深嵌进指掌。

       我告诉母亲，我对于舅舅容貌变化的发现和我的困惑，我说我发现他的头似乎越来越小。母亲坚持说这都是疾病折磨的，我不太相信，疾病竟然可以使一个人的容貌发生这样大的改变。母亲有点生气，她说，毛它，你不能这样说你舅舅，你小时候他带你带得有多好。我天天给他送饭，他就是真的变成什么鬼样了，也还是你舅舅，难道我和你爸爸还会从外边去换一个你不认识的人来骗你？

        看见母亲生气，我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晚上，乡里的甘乡长听说我回来了，就来家里看我。三个月前，这里的书记提拔到县政府当副县长以后，他就一直以乡长的身份主持工作，却迟迟没有转正。他听说县委杨嵩书记是我在党校的同学，希望我帮助周旋一下，早一天名正言顺地工作。同来的有乡里的副书记，甘乡长说他对经济工作非常熟悉，言外之意就是可以接任乡长，还有办公室的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是从乡中学借用过来的女教师，人长得很漂亮，性格也活泼，能说会道，乡长说她的公文写得很好。

       我们把他们带过来的茅台开了一瓶，开始喝一点我就发现酒是假的，连香型都不对，又不好说穿，毕竟人家花了茅台的价格买来的。我们谈了一会乡里的工作，然后说到我舅舅的病情，说到我母亲介绍的鸟群一出现，病情就严重的奇怪现象。乡长很谦虚，一直责怪自己没做好工作，当面交代副书记和随行的年轻人，一定要关心到位，不让领导操心。因为和县委书记的同学关系，他把我当成市里面的领导来尊重了。他说让我放心，这件事情他们乡里一定会处理好。

       估计是喝了假酒的原因，晚上我醉的有点严重。父亲批评我喝酒没有节制，见酒就醉，见了茅台连命都不要了。我当然不能跟他说，茅台是假的，只辩解说都是好朋友，兄弟感情，不喝说不过去的，说你们老年人观念早就过时了，你们哪里懂得现在的年轻人啊。

       父亲继续抽着他的叶子烟，脸上的神情似笑非笑。他答非所问地说，睡觉，慢慢看吧。

       七天假期很快结束了。乡长很客气，来陪伴了我三天。三天都是下午就过来了，从乡机关食堂带了许多菜来陪我喝酒。那两个年轻人每天陪着过来，我发现，那个借用过来的女教师是真的能喝。她有一个本领，喝醉了，到卫生间呕吐一阵又能接着喝。母亲对于乡长他们的到来却稍有抵触情绪，她在私下里告诉我，只要他们一来，房前屋后聚集的鸟就更多，而舅舅也就会因此经受更多的痛苦。父亲似乎对他们的到来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他多数时间保持沉默，偶尔用那天我的话说，我们老年人哪里懂得年轻人的事？我就估计他还在为我那天晚上的话生气。可是他仍然是那种似笑非笑的神情说，慢慢看吧，看多了就会懂了。

       最后那天，乡长在鸟雀们铺天盖地的聒噪声中，来到舅舅的床前。我给他介绍说，这是我们乡的甘乡长，我们的父母官，全乡最大的官。听完我的介绍，舅舅原本颤抖得很厉害的身体忽然慢慢安静下来。甘乡长估计了解过舅舅的一些情况，说他是老同志，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过去把青春献给了国家和组织，现在老了，应该是组织回报他的时候了。乡党委、乡政府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我发现乡长说这些话的时候，舅舅的眼睛里含着激动的泪水，枯瘦的手似乎要抓住什么东西。他虽然不能说话了，但听觉没有障碍，乡长的话他应该听到了。后来他的双手紧紧抓着乡长，嘴唇嗫嚅着，已经是泪水长流。我依稀听到他吐出两个字：组织。这也是我一生听见舅舅吐出的最清晰的两个字，以后他多数时候发出的就是类似鸟叫的吱吱声了。

       因为要回单位上班了，晚上送走乡长他们，就和父母单独坐下来说会话。父母果然没生我的气，他们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对于子女，永远是没有气可以生的。

       说到我回来这段时间雀鸟异常变多，尤其是麻雀突然大量增加的现象，父亲开玩笑说，连鸟雀都知道我儿子是市里来的，知道我儿子有个同学是县委书记，也知道乡长他们是乡里最大的官，知道乡长要当书记了。

       母亲说，跟孩子都没有一句正经话。毛它，去睡觉，别听他的。

       父亲说，怎么不正经啊？非常正经的。说你是头发长，见识短，你还不服气？

       我说，他们去看舅舅，舅舅也很激动，他认为组织终于来关心他了。

       父亲说，这个就是你舅舅一生都在盼望的东西，可怜了，小六妹。

       母亲说，小六妹可怜，你不可怜？毛它，睡觉，明天要开车。

       回到单位后，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加班赶一个材料，忽然接到乡长打来的电话，原来他和乡里的几个干部亲自把我舅舅送到市人民医院来住上院了。他说怕影响我的工作，所以不敢打扰，等人已经住上了，才敢给我报告，请我有空去关心一下父老乡亲。

       这个乡长果真是神通广大，他居然在市医院给舅舅找了间单人病房，在一楼靠近行政大楼的旁边。病房很安静，外面有几株高大的法国梧桐。我赶到医院，只有他和那个材料写得很好的女老师守在床边，其他干部都逛街去了。

       树上陆陆续续飞来许多鸟，麻雀居多，它们栖息在外面的梧桐树上，又开始吱吱喳喳地叫。这时候原本安安静静躺着的舅舅，又开始筛糠一样颤抖，被子卷起来裹着身体。我看见窗外越聚越多的鸟儿，又看看筛糠一般颤抖的舅舅，想起国庆回家母亲说过的话，就对乡长说：乡长，真的是让你们费心了，但是病情看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乡长对我说，领导，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刚刚住进来，医生都还没有好好见到呢。

       正说着话，护士推门进来，她还没有看见病人浑身筛糠一样颤抖的样子，倒先被窗外树上密密麻麻的鸟群吸引住了。她惊叫起来，天呐，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鸟？

       确实，不怪她这么吃惊。不长的时间，树上的鸟群已经密密麻麻，把树枝上已经全部蹲满了，而地上更聚集了数不清的麻雀。它们有的栖息在院子里，有的停在窗台上，小屁股一翘，就在那里拉出一小泡黑白相间的稀屎。

       而舅舅的表现也更加痛苦不堪了。护士手忙脚乱地给他上了心电图，又插上氧气管和其他我叫不出名字的仪器。看得出来，舅舅呼吸很困难，喉咙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音。在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发出一点声了，却是细微的唧唧声，有点像是窗外的鸟儿在叫。

       那个护士似乎是在自言自语，又似乎是在问我和乡长：今天怎么有这么多鸟？

       乡长没有回答，我却记起在老家临行前那天晚上，父亲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所说的那句类似玩笑的话。

       父亲在那晚上说，连雀鸟都知道他儿子是市里的，知道他儿子有个同学是县委书记，知道乡长是我们那里最大的官，知道这个乡长要当书记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因为陪着领导到乡镇调研，就没有去医院。乡长他们也回去了，留下两个工作人员在医院里照顾舅舅。

       我利用出差的间隙给我那个当县委书记的党校同学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正跟主要领导在下边调研，没空回去看他，然后装作漫不经心地说了甘乡长和那个副书记的事。这个同学倒很豪爽，说一定安排好，请放心。

       回来后，我又及时赶到医院。那天病房很安静，外面也没有鸟群聚集，舅舅刚睡着，呼吸平稳。那两个留下来伺候舅舅的年轻人谦卑地朝我点头问候，争着介绍病情。看来市医院的条件还是比县里要好。

       我坐到床头，一个星期没见，我发现舅舅的头又缩小了很多，眼窝更深地陷了下去，眼睛更小更圆了，转动起来也更快，与他七十多岁的年龄和行将就木的身体很不协调，有点滴溜溜的感觉。嘴唇更加凸出出来，鼻头却一点点塌陷进去，快要没有了。他还是说不出话，喉咙里的唧唧声却比一个星期前更明显了。他看见了我，情绪还是很激动，我却一点也看不出大舅的样子了。如果单纯从相貌上看，这就是一个跟我完全不相干的人。

       突然，他向我伸出手来，我赶紧伸手去接住。说实话，接触到他手指那一瞬间，我感到是抓住了一只鸟的爪子。枯瘦，冰凉，皮包骨头，指爪努力要嵌进我的皮肉。我下意识的朝窗外梧桐树上看去，那里果然已经开始聚集起鸟群。

       两个年轻人马上跑出去叫医生。我坐在床边，用另外一只没被他抓住的手，轻轻抚摸他的手背，试图安抚他的情绪。这时候，树上的鸟雀们都吱吱喳喳叫了起来，窗台上又蹲满了麻雀。它们喧哗着，哀叫着。小屁股一抬一翘，又拉下一点黑白相间的稀屎。不大一会工夫，窗台上和外边的院子里已经密密麻麻拉满鸟粪。

       医护人员推门进来了。走在前边的是个戴着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中年人，随他一同进来的是一个个头很高，面容白净的男子。乡里的两个年轻人把我们互相作了介绍。戴眼镜的男子是他们科里的主任，他是甘乡长的高中同学，难怪甘乡长能找到这种条件的病房。那个高个子是北京来的专家，说一口很流利的普通话。

       就在护理人员手忙脚乱的给舅舅上各种设备的时候，主任和这个北京专家趁机给我大舅做耐心细致的检查。他们翻开他的眼皮，检查瞳孔，然后在眼眶周围反反复复的用一个什么仪器不停的查来查去，互相疑惑地交换一下眼神。又看他的鼻子和嘴，那嘴，连我也发现，更尖，更凸出了。又掰开他的嘴，检查他的喉咙，一个护士噘着嘴，示范着，教我舅舅：啊，啊，啊。

       我舅舅学她的样子，认真的噘起嘴来，但他发出来的是吱，吱，吱。

       他们又脱开大舅的衣服，戴着橡胶手套的手在大舅的身上小心翼翼地抚摸。他们说，让一点，让领导看得清楚一点。实际上，我看得见。大舅的眼睛周围和身上已经长出了一层细细密密的绒毛。

        然后，他们示意我到医生办公室。

       这是医学上很奇怪的病例，我怕拿不准，特意请来了北京来的专家。主任对我说，正好，今天你也在病房。我的同学，甘乡长特别交代了，领导工作忙，让我们少打扰您。但你要相信，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我急忙解释，我不是领导，就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

       主任会心地笑了，说，领导就是谦虚。这就是大官好见，小鬼难缠。不过话说清楚，今天我们可没敢打扰您，我们是在病房偶然遇到您的。那正好，我们现在就请北京来的专家给您介绍一下您舅舅的情况。

       这样的，北京来的老师也很客气，他用很流利的普通话说，您舅父的这个病例，医学上非常非常罕见。

       主任插话说，根本就没有，我学医二十几年，也是闻所未闻。

       也不是从来没有，是说非常罕见。医学典籍有记载的是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个猎人，渐渐变成豹子的案例。说是那里有个猎人，是个神枪手，年轻时候到处打猎。上了年纪之后，就出现问题了。一开始是生活习性慢慢改变，不吃熟食，吃生肉。后来慢慢的身上长出豹纹，长出狮子毛，最后长出獠牙，人也变得越来越像豹子。出现了暴力倾向，会攻击人类。被美国医学界作为医学特例，送到美国最好的医院，也没有解决问题。

       我有些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也开始感到害怕。

       专家继续说，刚才您也看见了，您舅舅身体上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征兆。

       我想起刚才他眼圈周围和身上出现的细细密密的绒毛，就点了点头。

       主任又插话说，还有，我感到很奇怪的，还有他来医院以后，这里不断出现在窗外的鸟群。就在刚才，你也看见了。

       岂止刚才啊？我看见的次数太多了，但我没说，仍是点点头。

       他对着门外叫：小张，小张。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黑眼睛护士从门外探进半边身子问：什么事？主任。

       你去看看，那些鸟儿飞走了没有？护士出去了，一会儿推开门说：主任，还没有。树上密密麻麻的都是，有灰喜鹊、杜鹃鸟、斑鸠、啄木鸟，还有三只猫头鹰。猫头鹰不是夜猫子吗？他们来凑什么热闹？另外，院子里都是麻雀，树上、墙上、地上，到处都是，院子里、窗台上，都是它们拉下的粪便。连打扫卫生的阿姨都说她打扫不起了，要给她反映加工资呢。

       北京专家说，你再去看一下，其他病房的窗台上有麻雀粪便没有？

       主任说，不用看了，没有。而且，我们请化验室化验过这些粪便，成份就是普通的雀粪。

       最后，他们遗憾地表示，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

       主任说，早点送他回去吧，能给他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

       我问他们，我舅舅这个情况，会有暴力倾向吗？

       北京专家想了想，说现在还不好判断，不过你舅舅疾病的方向就是鸟嘛，更准确的说是麻雀。就算有暴力倾向，也问题不大，你们没必要紧张。

       我没有麻烦乡长，向单位请了假，找几个朋友帮忙，又给老家打了电话，第二天就把舅舅送回家中。

       家里已经开始为舅舅准备后事，棺木是他自己早就备好了的。母亲找了村里一个开拖拉机的小伙子，花半天时间去给他拖了过来，寿衣和烧纸乡街上的纸火店里就有，母亲踮着小脚亲自去采买回来。

       舅舅还是住在堂屋后边的那间小屋里。母亲说，自从乡长把他送到市医院那天，这些雀鸟就消失不见了。可是自从我们把舅舅送到家里，它们又来了。这些鸟儿虽然形形色色，但还是麻雀居多。舅舅躺在屋里，他们就停在院子里或是院墙上。我看窗外，果然密密麻麻的。有的蹲在院墙上，有的栖息在院坝里，有的在天空低低盘旋。它们吱吱喳喳叫着，仿佛在诉说什么委屈和不幸。

       舅舅还是和以前一样，每一次群鸟聚集，他就浑身筛糠一般颤抖不止，用被子把头紧紧捂着，喉咙里发出吱吱的叫声。可是听的次数越多，我越发现，这声音越接近窗外麻雀的鸣叫，由最初的吱吱变成唧唧了。有一天傍晚，母亲问我：毛它，你听出来了没有？你舅舅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和外面麻雀的声音是一样的。

       我一直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也就不愿意给母亲把这个发现说破，现在她终于把这层窗户纸主动捅开了，我就趁机给她说了北京专家介绍的情况。

        “要不，我去找安伯摩看看吧。”母亲迟疑地征询父亲和我的意见。安伯摩住在附近的四方村，是个年纪很大的先生了，在老家一带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附近人家有事的时候，经常去找他帮忙。他为人和善，总是来者不拒，也不向人们索要钱物。通常是，你家里有，多给一点，他不拒绝；家里没有，不给什么，他也一样帮着看。前年，他们村里有个人患了一种很奇怪的病，送到省城的大医院看了几个月，说是肾衰竭，从医院挂着盐水拖回来。这边家里已经按照医院的嘱咐在准备后事，灵棚都已经在屋外搭好，亲戚朋友和邻里来帮忙的也在家里等着，等那边到了以后，好帮着把尸体抬进灵棚。文伯摩来家中看见这一切，说病人没事，大限还没有到的，让人快点把灵棚撤了。主人将信将疑地照做了，病人回到家，果然还没有断气。安伯摩从他家神龛上抓了两包类似香灰的东西给他化水喝了，病人慢慢恢复了元气，现在都还在福建打工挣钱呢。从这以后，他的名声更大了，在我们老家，差不多是个神一样的存在。

       我小时候，也听父亲说过他的一件神秘往事。那时候，爷爷奶奶还在世，父亲还是个孩子。一天，安伯摩来我们家里，说肚子饿了，让奶奶给他弄点东西吃。那个年代，普通人家，家境毕竟不宽裕，所以奶奶就在火塘里烧几个洋芋准备打发他走，他没有说话。一会儿，我们家放在楼上的腊肉就一块一块自动掉了下来。

       我奶奶虽然有点害怕，可心里的执拗劲也上来了，就继续坐着，就是不给他煮腊肉。这时火塘边的三个锅庄石忽然自动摇晃起来。晃着晃着，居然晃出了眼睛，鼻子，耳朵，嘴巴还有眉毛。我奶奶眼见三个锅庄石变成了三个人脑袋，终于坐不住了，对着他又是打拱又是作揖，求他不要跟女人一般见识，并且马上开始煮腊肉。伯摩却再也不领情，起身出门去了。奶奶无奈只好用箩筐把那三个怪模怪样的东西装起来，让我父亲背到河里丢了。小时候，父亲曾经指给我看过，就是几个普通的石头，已经被河水冲刷进河床中间。父亲找了好长时间才辨认出来。

       父亲说，后来安伯摩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师傅的反感，把他召回山上狠狠训斥了一顿，从此改邪归正，慢慢的才恢复了道行。

       我小时候，村子里的小男孩差不多都患过一种奇怪的病，大腿根长一个硬硬的包块，差不多有鸡蛋大小。特别痛，路也走不了，去公社卫生院也没有办法。农村叫生羊子，安伯摩就会治这种病。我有一次也生了，父亲无奈之下把我背到他家。他点燃一柱香，隔空在我腿根处边划边念：“饿虎缠羊，饿虎缠羊，饿虎缠羊羊要死，饿虎缠羊羊要瘟。开羊肝，破羊肚，羊儿落在石板上，石板无草饿死羊。”就是这样简单的几句咒语，他闭着眼睛一口气念了七七四十九遍，他越往下念我越感觉轻松，念完就完全好了，而且从那以后没有复发过。父亲看着我蹦蹦跳跳的样子，给了他一斤散装白酒作为酬谢，他也没有推辞。我把这个咒语说给村里好多人听了，他们学着伯摩的样子给人治病，却什么效果也没有。

       后来我成了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专业是哲学，接受的完全是唯物主义教育，渐渐地对这些事情就是半信半疑了，即使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样，安伯摩也成了故乡的一个传说。父母亲他们受我的影响比较深，跟一般农村老头，老太太的认识水平当然也不一样，所以舅舅的病一直都是在医院治疗，从来没去找过安伯摩。现在母亲主动提出来，我当然不太好说什么。父亲也是一样，他老了受儒家文化影响比较深，哪怕年轻时有过和安伯摩打交道的经历，现在也信奉不语怪力乱神。但他也没有反对，关于舅舅的事，他尽可能尊重母亲的意见，以免引起母亲的误解，带来不必要的争执。

       私下他也曾说，这个人，越变越不像你大舅了。我从小认识他，会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吗？毛它，我觉得他越变越像一只鸟。具体说，越来越像一只麻雀。我们养着的这个人，真的是你舅舅吗？

       父亲的这种感觉，我更强烈，特别是在市医院听北京专家介绍了情况以后。但是出于种种考量，我一开始并没打算把北京专家的意见告诉父母，更不适合在老家张扬。我联想起专家说的美国科罗拉多州那个病例，他是一个猎人。我问父亲，舅舅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曾经，比较的那个？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和父亲说说美国那个猎人的事。

       那是个猎人吗？父亲沉吟着说，这就对了。去叫你妈妈把你舅舅床下那个木箱打开。

       母亲不太乐意动舅舅的东西，特别是这样的时候。父亲也没有勉强。她说，那还是去请安伯摩来吧，世上有些事情还真是说不清楚的。

       我让侄子开我的车送母亲去安伯摩家里，如果他愿意，就顺便把他接到家里来。可是伯摩却没有跟着母亲他们来。母亲只说不巧，伯摩不在家，就不愿意多说了。我和父亲也不好多问，我们老家的习惯，出门去请先生做事，先生刚好不在家，是一种不太吉利的征兆。可是我侄子私下给我说，叔叔，安伯摩实际上是在家的。可他就是不愿意到家里来，三奶奶怎么求他都没有用。这件事，你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三奶奶特别交代我，不给你和三爷爷说的。

       难怪母亲回来后神色很不安，晚上在火塘边，她对父亲说，要不，我们还是打开箱子看看？

       第二天，我和父母亲一起来到舅舅的房间，却发现舅舅从床上摔下来了，他裹着被子，完全挡住了床脚，使我们根本拿不到箱子。我们把他往床上抱，却发现他对此非常抵制，腿到处乱蹬，干枯的手抓住母亲的手臂。母亲又呼叫他的小名，说，六妹，六妹，听话。啊，我们上床睡。

       舅舅还是很抵制。

       母亲又说，六妹上床去睡，我们把箱子搬出来。

       母亲刚说完，舅舅突然狂躁起来，喉咙里发出滞重的喘息，并且带出唧唧唧唧的声音。父亲说，你安心上床睡吧，我们不动你的箱子了。

       听见父亲说不动他的箱子了，舅舅一下子安静下来，脸上也露出了孩子似的开心笑容。我把他抱上床，他居然安安静静的睡下了。

       我们回到灶膛边，和父母亲说起大舅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是四面八方有名的人物。父亲说，他就是太有名了，才有今天这个结果。母亲制止父亲说，你跟孩子说这些做什么，你是什么意思啊？

       父亲不说话了。

       我在老家呆了十多天，这期间，乡长顺利转任书记，副书记当了乡长。而我同学因为委派他当县委书记的前任市委书记在反腐败斗争中锒铛入狱，受此牵连，他已经调回市里一个党群部门任副职。关于他的传闻还比较多，说他送了前任书记两百万，才买到这个县委书记的。这个前任书记就是创造了“大喇叭送党的声音到农家”的典型经验，被全省表扬，后来通报中又说他热衷舆论造势的那一位。关于我这个同学，坊间传闻还比较多，说他接下来还不一定能平稳过关。好在他在离开之前，总算是把我委托的事办了。大约因为换岗位了，工作忙，乡长他们没能像长假期间一样来陪我。但是最挂念他们的是我舅舅，因为这段时间母亲总是让我们把他抱了坐在轮椅上，推到屋外，对着乡里上来的那条路张望。也不知母亲是怎么和他交流，并准确理解他的意思的。这个时候，舅舅的眼神里总是充满期待，嘴里含混不清的念着组织，还不时发出唧唧唧唧的声音。

       他的眼睛更小更圆了，睫毛和眉毛也变成了更细密的绒毛，唧唧唧唧的声音也更清晰了，一切都在向着北京专家预估的方向发展。

       父亲看着舅舅充满期待的眼神，又用那种似笑非笑的神情看着我说，我们老年人真的是不懂年轻人的情感。但我说了，慢慢看，看的时间长了就懂了。毛它，你说是不是？

        母亲说，别张他，神经病。

        父亲呵呵笑着，并不生气。

       后来，舅舅的精神渐渐好转，能够杵着拐杖在院子里走走，还能走到屋后皂荚树下和河边的攀枝、柳树和小竹林中去，但更多时候，他还是站在乡长他们下车的路口，朝乡政府方向张望。母亲为他的康复很高兴，父亲却撇着嘴说，真是头发长，见识短，这是回光返照。

       母亲说，什么头发长见识短，你没看见啊？最近院子里的雀子少多了。

       父亲说，你没看见他那嘴吧，已经跟雀子嘴一样尖尖的，眼睛跟雀子一样又小又圆。还有他身上的毛是不是越长越多了？你再注意看他在树下和竹林里的样子，那是康复了吗？

       我不得不佩服父亲的眼光。舅舅确实越来越像一只鸟了，特别是眼睛和嘴。在树下和竹林里是什么样子呢？母亲说，他就是那种唧唧唧唧的声音，这又不是第一次了。

       问题在于，父亲说，你难道没有听出来，他越来越像雀儿叫了。

       母亲不说话了，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下午，我和父亲在屋里喝茶，母亲从院子里慌慌张张地一下子推开门，说你们快出来，快出来看啊，还这么悠闲地喝什么茶？

       我和父亲急忙随她来到院子里，顺着母亲的手指的方向看去，我们看见舅舅正蹲在院墙上，神态像极了一只麻雀。那眼睛，那嘴唇，那双脚微微分开，两手下垂，蹲踞在院墙上的姿势，还有嘴里不断发出的唧唧唧唧的声音。

       母亲不断呼叫着他的小名，六妹，六妹。她几乎是带着哭腔央告，你下来，别吓唬我们。别吓唬毛它，他没见过什么事。

       小六妹，我父亲大声说，你闹够了没有？闹够了，你马上给我下来。怎么爬上去的怎么爬下来。我们有哪点对不起你，你下来说。

       舅舅嘴里发出唧唧唧唧的叫声，算是对父亲吼声的回应。同时，他在院墙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然后双臂缓缓张开，做出要飞翔的姿势，嘴里的唧唧唧唧的声音更大声也更清晰。我母亲大声叫嚷起来，朝院墙奔去。就在这时，舅舅忽然从院墙上飞出来，像一张树叶一样飘飘悠悠跌落到院子里。跌倒院子里的舅舅嘴里继续发出唧唧唧唧的声音，双脚努力支撑着坐起来，双臂向后面忽闪忽闪的煽动着，头不断点着地面，像是在啄食地面的粮食颗粒。我们飞奔过去，把他揽在怀里，只见他七窍流血，不一会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舅舅的葬礼还是隆重的，虽然书记和乡长都没能亲自到场，但他们都以私人名义送了花圈。我倒是多少替舅舅感到有点遗憾，临终前他天天坐着轮椅朝乡政府来的路口上张望，嘴里一边发出唧唧唧唧的叫声，一边含混不清的说着组织组织。

       舅舅的遗体下葬后，我和父亲把他的木箱从床脚拖出来，用斧头砸开那把已经锈迹斑斑的铁锁。打开箱子，里面除了他的一些换洗衣物，还有一张磨盘区委的公函。标题是《中共磨盘区委关于停止对陈昌华同志宣传的意见》。

       陈昌华是哪个？我问父亲。

       父亲说，还能是哪个？小六妹，你舅舅。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舅舅的大名。

       公函下边有一摞已经泛黄的旧报纸，都是关于除四害的内容，好几张报纸上都配发了舅舅的照片。

       公函的意思是说，之前关于陈昌华同志的宣传报道对于提升磨盘区的影响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该同志在除四害的工作中，个人有急功近利的思想，将中央部署的除四害工作简单扩大化，导致把灰喜鹊、杜鹃鸟、斑鸠、啄木鸟等许多益鸟都当做害鸟除灭。甚至把猫头鹰也纳入除灭的范畴，然后统计入灭四害的数字中，博取人民群众的眼球，获得宣传资本，借机搞舆论造势。鉴于该同志在除灭四害的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加上中央已经将四害的范围做了调整，麻雀已经从四害中调整出来，予以平反，当做益鸟加以大力保护。而陈昌华当初说是除四害，实际上他所除灭的主要是麻雀，对于四害中危害最大的老鼠，苍蝇和臭虫却心慈手软，在除灭工作中没有作出什么贡献。

       鉴于以上情况，区委建议对他的宣传进行冷处理。

       父亲仔仔细细的看了几遍这份函件，他说，这个小六妹，他是怎么得到区委文件的呢？

       报纸上都是对他的宣传，我认真阅读了其中有一篇报道标题为《磨盘山不容许有四害，支书陈昌华一天灭雀10000只》，文章选取除四害期间一天的视角，比较详尽地记载了舅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轰轰烈烈的灭雀运动。

       为了磨盘山区彻底消灭这种偷吃粮食的小小妖魔，舅舅专门到当时全国除麻雀的先进典型四川郫县考察学习，带回他们先进的灭雀经验，并结合磨盘山区山深林密的实际做了创新。舅舅把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吃过晚饭就全体上山，到麻雀集中栖息的树林，敲锣打鼓，大声吆喝，进行干扰。还把大队的收音机和几台高音喇叭搬到山上，翻来覆去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东方红》，让他们一晚上无法安睡。第二天早晨，再接着追击这些昏昏沉沉的麻雀。小孩子用弹弓和石子对他们进行射击，妇女和老人用扫帚和竹竿捣毁他们树上的巢穴，将雀蛋和刚刚孵出来的小麻雀用脚踩死，碾压。青壮年劳力则继续对那些还能继续飞行的麻雀进行驱赶，追击。直到他们因为疲惫不堪从天空坠落地上，他们就跑过去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割下他们的头颅，血淋淋地挂在腰上，用来作为当天登记工分的依据。报纸特别表扬舅舅作为一个大队干部，身上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精神。说他们在驱赶麻雀的过程中，麻雀虽然飞进其他村的山头和树林里，他们也坚决不肯放过，而是继续追击。在除四害中活学活用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伟人思想。

       父亲说，都是些陈年旧事，有什么看头。他把旧报纸和衣物重新收进木箱，抱到小竹林前面，泼上煤油，一把火烧了。

       竹林里，不知什么时候，又蹲满黑压压的麻雀，把竹子都压弯了。他们集体沉默着，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的麻雀在一起，却没有一点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