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男，1954年8月8日，出生于昆明。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中国第三代诗人代表。著有诗集、文集五十余种以及摄影集、纪录片。于坚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散文创作也令人瞩目。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鲁迅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等。作品翻译为多种语言，包括俄语、波兰语、保加利亚语、斯洛文尼亚语、亚美尼亚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丹麦语、荷兰语、瑞典语、日语、韩语、印地语等。
《诗刊》致信于坚，请他给《诗刊》改版提点意见
于坚的几点意见
1.较之七十年末开始到九十年代《诗刊》所发挥的作用，今天的《诗刊》还在发挥作用吗？
回顾一下，《诗刊》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刊物，毛泽东甚至在上面发表作品，并题词。
这是基于中国的“诗教”这个传统。在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十字路口，许多文明选择了神教，中国文明选择了诗教。“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的路线就是文教，诗教。所以中国最伟大是《诗经》而不是《圣经》。“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这就是诗教。在中国，诗就是文学，语言中的语言，最高的语言。“修辞立其诚”，其作用与宗教相当。所谓“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陈寅恪）“灵魂”“灵光”（本雅明的概念）“性灵”“精神”“道可道、非常道”之道……乃是通过诗持存。孔子宣布：不学诗，无以言。《易经》讲“修辞以辨吉凶”，“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诚就是“灵光”。
五四发端的新诗继承并要复兴的正是这个伟大传统。在晚清，诗“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成为平仄修辞游戏。灵魂成为一个虚词，语言灵光丧失（沦入工具性的黑夜）“日常语言是被用罄的诗”（海德格尔）失去了命名的神力。“名不顺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十九世纪中国的失败其实就是诗的失败。
胡适之的文学《文学改良刍议》，就是要重建中国的诗教，唤醒中国的文化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鲁迅说：“新声之别，不可究详；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浪漫）诗派。……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摩罗诗力说》
如果诗成为自我表现者的自恋的修辞小游戏，不群，人们要诗干什么？
“诗可群”，这个群是世界之群。诗意味着精神世界，形而上之超越、沟通，团结、共享。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就是普遍性。“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这是一种宗教性的使命。
西方诗人可以玩修辞游戏，因为西方的“灵光”主要由教会保管。语言只是制造概念的工具，而不是存在。汉语的灵光在语言中，语言即人的存在。人通过语言与世界建立关系，群就是一种关系。而且是中国文明最基本的关系，孤家寡人在中国是穷途末路。我反对所谓的“少数人的游戏”。那是西方诗人的游戏。
“吾丧我”。庄子说。诗人引领人们回到群，这是诗的合法性所在。
诗人是语言的守夜人。这是一种宗教责任。
今天的诗人越来越便宜，自恋狂、玩世不恭、油滑、调侃、党同伐异、短平快，立竿见影、巧言令色。不群，丧失了庄重，尊严、深沉。甚至连禅宗曾经带来的微弱的群都在丧失。诗人们在今天无法像古代诗人那样令人肃然起敬。黄庭坚称苏轼对于他是“于无佛处称尊”。
《诗刊》如何重新令人肃然起敬，打开它就像是打开一本“纸上教堂”，这是一个使命。
写诗是一种牺牲、出家。今天应该更紧迫、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哲人张志扬说：“归根复命中国文化”势在必行！中国是中华民族的中国，必将“化极中和以为仁人——高山仰止以观沧海”。我深表赞成。
诗不是青春事业，一切宗教都是没有年龄的。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世说新语》）这才是汉语诗人。
2.您认为目前《诗刊》存在哪些缺点，需要在哪些方面予以改进？
编辑要读经典以知作品好歹。熟读“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衡塘退士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其编辑建立在深沉的阅读经验上。
诗的方向不在未来，而在初心，诗总是在引领文明“复命归根。”“返故居些”（屈原）只有如此，人类才知道我是谁？来自何处。要去哪里。
独立寒秋，回到那种正常的刊物。比如《纽约客》。这是一个世界文学的时代：“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诗刊》毕竟是国家刊物，它要体现这个国家诗歌的世界水准（我指的不是所谓“走向国际”。我过去批判过那种挟洋自重的“国际写作”，而是“在世界中”。诗从来不是地方性知识，而是各种语言与不可见的、超越性的人类普遍心灵、精神、魅力的沟通，持存、共享、诗可群。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典诗歌至今在世界享有盛誉的原因。）《诗刊》不能仅仅是个地方刊物，习作园地，作者摇篮、诗歌活动中心。编辑应该想象自己是在编辑一本阶段性的经典刊物。经典刊物拒绝走红、哗众取宠，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应该争取那些不写诗的正常读者。作者的小圈子刊物是当前中国刊物最大的危机。诗从地方、身体、感觉出发，但是刊物这个平台是个世界性的平台。
我本月在保加利亚出版了保加利亚语的诗集《对一只乌鸦的命名》，译者罗伯特来信说，“于先生，前一月畅销书排名上您的诗选列第4名，是本次排名里唯一的诗集。”何以？我相信这就是世界性。
刊物要有尺度、门槛、尊严。编辑要专业，需要伟大的编辑！《诗刊》就是刊登诗的刊物，这是《诗刊》的第一要义。如何编辑，刊登，出版，这是《诗刊》的唯一之事。
不在于多，而在于好。我建议取消诗分两栏排列。诗不能挤挤攒攒。我喜欢写蓝调式的长句。这种排列方式取消了我的诗的建筑感。
新诗八十年代的辉煌，不仅仅是因为有一批诗人，更是有一批伟大的编辑。
我认为《诗刊》的刘湛秋、唐晓渡、王燕生……都堪称伟大。
我记得八十年代唐晓渡将我的投稿《在烟囱下》，从一个麻袋里找出来，然后给我写了一封亲笔信，没有署名。《尚义街6号》刘湛秋居然在头条发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至今从未以任何方式感激过他们（这是他们的职责）。八十年代的《诗刊》是一本世界水平的刊物，令我这样的作者肃然起敬。我记得我80年代末去拜访《诗刊》，怀着的是朝拜圣殿的心情，那个小楼更像是一个修道院。
《诗刊》现在太杂，好像越来越像是一个活动中心。活动是必要的，但是要有利于诗的尊严，传播。而不是乞讨。
3．《诗刊》应该重点推出什么样的诗歌作品（风格、主题等）？
好诗为准。（不在于民间、口语、知识分子、下半身、废话、书面语之类。诗好，怎么写都行。新诗是自由诗嘛！道在屎溺。）
要多听取大诗人的意见。不必妄自菲薄，我认为自七十年末期《诗刊》复刊以来，中国切实出现了一批卓越的大诗人。就二十世纪以降的中国文学来说，水平最高的还是新诗，在一切写作之上。虽然新诗依旧孤独，不被待见。
希望《诗刊》不要辜负。
（原载《诗刊》2024年1期）
刊名题字：顾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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