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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故事？”
“为什么要我来讲一个故事？”
一个女孩（本剧主人公）着迷于探索已故外公年轻时候的生活。
她在童年居住过的房子里发现了一堆信件，这些信件是她的外公在军队服役时没收的物品，是士兵和囚犯写给亲人、朋友、爱人的信……而这些信件从未被送达目的地。
她还发现了外婆的笔记本，外婆记录下了过去生活的故事。这些故事在过去的岁月里是被禁止的。于是，女孩沿着手写的墨迹和废纸的痕迹，踏上一段穿越时空的旅程。
经历智利独裁统治的恐怖岁月，也从那些有勇气挑战命运和时代的女性的故事中找到希望。
独角戏《黑色河流的闪光》的开场与大多数剧目的静场形式不同：当观众还在熙熙攘攘的戏外世界忙着入场、闲聊时，演员已经坐在高脚凳上、穿着黑色西装，以角色的身份循环演奏一首手风琴圆舞曲。“故事发生在一座城市里，在森林里，在一间房间里。”在所有人之前，她已经在这间房间里流畅地用琴声倾诉，吸引观众走向她身处的那一重空间。
欧丁剧团创始人尤金尼奥·巴尔巴导演的戏剧人类学以“前置表达”为核心概念，其主张以演员的身体行动和声音行动激发观众的注意力。戏幕拉开前的提前在场，圆舞曲和手风琴正是这一概念的生动呈现。同时，巴尔巴也主张凭借舞台上物质层面的服装、道具、音乐、声响、灯光以及空间特征达到整体演出的完善。尽管《黑色河流的闪光》只有一位演员，但在舞台上却不止一位角色：正式开场后，主人公的琴声不再流利，她头顶的吊灯反复滋滋作响，粗暴地打乱一切叙述；反而舞台另一侧的那一盏吊灯自点亮以来一直温柔照亮。闪烁的吊灯、恒亮的吊灯分别代表故事里的外公与外婆——一位竭力阻止她讲述；一位恒久地为她洒落光明，无论是否被殴打得摇摇欲坠。
《黑色河流的闪光》无疑是一曲有关权力、性别与时代记忆的多重交响。创作者通过一个小女孩的成长故事，展现了皮诺切特政权高压统治下的独裁恐怖和性别暴力，以及个体在其中的生存、觉醒和抗争。主人公小女孩从以军人外公为榜样，到渐渐发现外公等一系列深陷暴力中的男性正是痛苦的根源，最终脱下外公的外套与男性的伪装，以女性的身份讲述自己故事、发出自己的声音。故事启航于1987年的智利，却并未于智利抛下船锚，而是拉响汽笛，航向更为开阔的海域，与所有经受过暴力、于压迫下挣扎过的民族共鸣。尽管黑色河流中充斥遗忘、谎言与伤害，但其上依然有点点波光闪耀，而“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有光而已”。演出逼近结尾时，主人公要求所有观众起立、聚拢，齐唱一首西语里有关团结与抗争的歌谣，故事真正成为“由我们讲述的故事”——它发生在一座城市里、森林里，在一间房间里，也最终从这间房间里走出去，走向森林、城市，走向更为广袤的空间里。
《黑色闪光的河流》讲述了主角偶然发现外公的信件和外祖母的日记，重新审视家庭在智利独裁时期的痛苦经历。该作品通过内心独白与历史反思，探索身份与记忆的深层次问题，以简约的表演手法复现沉痛的历史创伤，展现了人类面对压迫时的坚韧。
宏大与微小：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交织
戏剧的核心主题之一是记忆的呈现。在莫里斯·哈布瓦赫的框架下，个人记忆往往是通过与社会记忆（集体记忆）的互动而构建的，而集体记忆由社会制度（如政治和文化机构）框定。在《黑色闪光的河流》中，主角通过家族遗留的信件和日记来重建过去，这表明个人记忆不仅仅是个体的私人事件，而是在宏大历史在微小个体中的显影。因此，戏剧呈现的不仅是个人的悲痛，还揭示了社会对创伤的集体沉默和遗忘。
戏剧背景深受智利皮诺切特独裁政权时期的影响，作品中的家庭经历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迫害与社会动荡。这种集体创伤在许多拉美国家的文化作品中得到了反复探讨，特别是在艺术和戏剧领域。通过历史创伤的叙述，剧作表达了对记忆丧失和历史歪曲的控诉。
刑具上的女性：被压抑的声音与抗争
根据波伏娃的《第二性》中的理论，女性往往在历史和社会结构中被他者化，被迫沦为历史的旁观者或无声的牺牲者。然而，戏剧中的祖母却用文字完成了无声的呐喊，她所留下的日记成为了揭示压迫和不公正的关键证据。
剧作中的女性不仅仅是家庭历史中的配角，反而成为了抵抗记忆抹杀和历史压迫的象征。祖母的日记代表了一种微观的、私人化的抵抗方式，正如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所提出的，通过语言和文本，女性可以在被边缘化的历史中重新获得主体性。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记忆的政治性
扬·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不仅是记忆的个体化过程，还是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黑色闪光的河流》中，主角的身份认同随着记忆的发现而逐渐明晰。她不仅重新认识了家族的历史，也在历史的洪流中锚定了自身的位置。
戏剧中的记忆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它不仅展现了个体和家庭的私密历史，还揭示了在独裁政权的压迫下，记忆如何成为反抗的武器。主角通过重拾家族记忆，抵抗官方历史垄断性的单一叙事，唤起了对被镇压的左翼人士的同情与激愤，这种过程体现了文化记忆的对抗性与解放性。
戏剧，亦是记忆；独角，也可共鸣
《黑色闪光的河流》通过独特的戏剧形式和深刻的叙事结构，将个人记忆、女性抗争和政治创伤巧妙融合，成为一部具有强烈社会批判色彩的艺术作品。它不仅通过表演表达了对历史创伤的思考，还探讨了记忆、身份和抗争的复杂关系。主角在记忆中的独舞，向世人开启了深入理解人类经验和社会机制的重要窗口，也提醒我们倾听和凝望那些被历史深埋的声音与故事。
《黑色河流的闪光》是由两名来自智利的艺术家创作的独角戏，讲述了一个从小向往成为军人的女孩，在翻看外公和外婆留下的信件与笔记本的过程中，重新发现历史真相的故事。
“黑色河流”是该剧的主要意象，象征着1973年9月11日之后智利在独裁军政府统治之下的黑暗岁月。而这条河流之所以是“黑色”的，不仅源于军政府对当时人民，尤其是对女性的残忍迫害，还在于这段历史中普通民众所受苦难的“不可见”。在演后谈时，导演说：“虽然这段历史在现今的智利不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但有太多当时失踪的、被害的民众的故事被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同时，现在也有很多人发现，他们的祖辈是那段历史中被动的施暴者。”对于这些人而言，如何看待祖辈们“有罪”的历史是非常艰难的，而该剧的主人公女孩就是这些人的代表。观众正是跟随着她的目光，“在黑色的河流中钓起记忆的鱼”，重新审视个体在特殊时期的处境与选择。
中国观众最熟悉的“女扮男装”的女军人是花木兰，而该剧的主人公同样是一个为了成为军人就不得不女扮男装的女孩。不同的是，“成为军人”是这个成长于军政府独裁时期的军人世家的女孩从小耳濡目染形成的梦想。退役的外公是家里的独裁者，曾经则在军队里负责管控军人们的信件。虽然他经常对家人，尤其是外婆大打出手，女孩仍然将其视为榜样，还总是偷偷穿外公的衣服。可以说，女孩的梦想不仅是“成为军人”，更是“成为外公”，“成为男人”。然而，随着她重新发现外公和独裁军政府对当时民众的残酷罪行，女孩对于“男性军人”这一偶像祛魅了。于是她脱下了西装，重新寻找自己的理想，重新建立身份认同。剧中有一段相当精彩的舞蹈，演员在正面和背面戴上了男性与女性两个面具，一面穿西装，一面穿纱裙，展现家暴乃至死伤的同时，表现外公与外婆所代表的两种性别与意识形态对于女孩这个主体的激烈争夺。
而在主人公的故事线中间，剧中还穿插式地讲述了几个在当时为了自由地追求理想而女扮男装的智利女性的故事，构成了“智利花木兰”的群像。然而，虽然她们和花木兰一样勇敢、坚毅，却非常不幸地生活在了一个对女性更加残忍、高压的时代。她们中的“幸运儿”披着男人的外衣生活了一辈子，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就；更多不幸的人则被政府发现，被关押、刑讯逼供，被当成疯子，甚至被虐待致死。虽然她们的遭遇是那样的悲惨，主创依旧用“闪光”来形容这段历史中的这些女性的故事。在演后谈中，导演提到了阿富汗女性当下正在面临的无比严苛的禁锢。卡罗琳娜导演希望通过讲述这些女性的故事，告诉所有正在遭受压迫的女性，你不是一个人，在另一个时空中有人经历着你所经历的痛苦，而她们选择了反抗。
除了对当时独裁政府的批判，该剧还有很深刻的历史反思意味。在倒数第二场，演员穿上黑西装、戴上眼镜“扮演”军事政变时被推翻的智利前总统阿连德，让观众在不自觉中“成为”智利民众，并在其带领下唱响《团结人民之歌》。然而，因为语言障碍和这个安排的突如其来，人们唱的是“团结的人民永远不被击溃”，却稀稀拉拉。此时“阿连德”嘲弄地说：“你们一点也不团结，是会被击溃的。”主创们以这种强参与的方式，使不同语言、不同民族国家的观众和当时的智利民众产生共振，意识到个体身处于集体时是多么容易被操纵。而这样不加思考的站队是无力的，所以阿连德的政府被轻易推翻了；这样集体性的沉默又是如此恐怖，我们的权利与自由正是在我们不自觉的选择中一步步走向无可选择的深渊。
在故事的最后，女孩发现了外公家里军人们狂欢的音乐声中隐藏着女性被虐待时的惨叫。此时巨大而欢快的音乐和前场无力的团结之歌形成鲜明的对比，而演员念着一个个扮过男装的女孩的名字，数着1973、1990、2020、2024等时间节点，再次提醒观众，我们对历史和当下的态度正在时刻塑造着我们的未来。面对这条黑色河流，是选择遗忘，融入黑暗，还是讲述故事，成为闪光，全系于我们的一念之间。
观看独角戏《黑色河流的闪光》的日期恰是9月11日。51年前的这天，智利陆军司令发动军事政变，开启长达17年的军政府统治。话剧讲述的是一个智利女孩重返小时候生活过的外公家，通过外婆的日记本、一封封未曾寄出的信件，逐渐揭开智利独裁政治时期被尘封和遮蔽的一面。通过女孩的讲述，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尤其是该剧着重刻画的备受歧视的女性得以被看见，并书写属于他们的“战争史”。
外婆的日记本不仅记录着被外公家暴的经历，还记录着那些为实现职业梦想被迫女扮男装的女性士兵、爵士乐手等的故事。外公家里收藏的信件则是战争期间身为长官的他所没收的麾下士兵写给女性亲友的家书、情书。台词中反复出现的“这是由我们讲述的故事”是这部戏的“剧眼”，通过女主角一人的讲述、演奏、表演和小范围的灯光操控，私密的日记和信件的内容变得公开、可听、可视，沉默无言的文字获得发声的权利，那些被侮辱和蹂躏的女性及背后更为广大的弱势群体得以走到历史的台前。
该剧的两段处理令我印象深刻。一是舞台上悬挂着两盏吊灯，当女主角讲述故事时，左侧吊灯常亮，右侧吊灯却忽明忽暗，不断发出“噪光”，分散女孩的注意力，试图打断她的陈述。左侧吊灯似乎可象征外婆，始终为女孩照亮；右侧吊灯似乎可象征外公，其利用强势的父权和军权，试图让一切弱小者噤声。在此情形下，女主角的讲述非但未受丝毫影响，其语调反而愈加铿锵有力。二是在演绎若干男性虐待、残害一名年轻女性的场景时，舞台背景音乐被尽可能地调大，舞台中央的女主角的嘴型不断变化，应是在求救、咒骂，但她的声音最终湮没于嘈杂的音乐中。这生动地象征了在过去的岁月中，书写历史的权力一直由男性掌握，女性一旦发声，其下场大概就如外公没收的那些信件一样，被篡改、被扣留。
该剧谈论的战争史，不再是宏大叙事，不再是刀光剑影、流血牺牲、国土沦陷，而是由一串串具体的名字、一个个鲜活个体的真实故事组成的无名者的历史；而这将成为今天的智利人直面历史、抗争传统、捍卫自我和追寻公正平等的力量源泉。
《黑色河流的闪光》是一部直面黑暗与创伤的戏剧。剧名既富有诗意，也饱含隐喻：“黑河”是那段不为人知、不甚光彩且不堪回首的历史，给人们带来如水般源源不绝的阴暗与沉重；“闪光”则是那些残存的真相、无力的抵抗与微弱的希望，是黑暗中难得且仅有的光芒，引领着他人了解那些掩藏已久的过往。
作为一部独角戏，演员以深刻的情感演绎多个角色，带领观众回到上世纪中后期那个军事独裁统治下的智利。忧郁的手风琴声如泣如诉，合着昏暗且闪烁的灯光，烘托出当年神秘阴暗的社会背景；主人公在手电照明中独自阅读信件及祖母笔记时的独白，增添了所述时期人们的孤立感、恐惧感和脆弱感。观众随之置身其中，探寻着那个国家不断被揭开的事件与场景，体会着智利人民浓烈的挣扎与伤痛。
主人公出生于军人世家，自幼时便崇拜祖父，并渴望成为他。她喜欢穿着祖父的制服，将自己打扮成男孩的样子。那时的她，并不觉得这一切有何不妥。多年后，她在童年住所中找到了一堆信件和祖母留下的笔记本，通过对祖父的探寻，她发现了过去越来越多的秘密。主人公模糊的回忆被勾起，历史残忍的面目也被揭开。
这部剧的叙事结构是非线性的，有如智利国民那尘封已久、破碎且零散的记忆。年幼的主人公不知1973年的9月发生了何事，只记得祖父外出归来后，面对祖母追问的长久沉默。而后续的年代有太多的沉默，无数的话语在书信中沉寂。那些被祖父收缴的信件背后，有多少亲人、爱人落空的期待和破碎的心，又诉出了多少受害者的孤独与恐惧。那些或装于袋中、或被损毁的信件，足以让我们瞥见当初恐怖氛围的一隅；那些或被关押、或是失去踪迹、最终只能被遗忘的人们，或许唯有这些字迹，是他们曾经存在过的证明。还有祖母笔记中那些女扮男装的名字，那些敢于挑战时代与命运的女性，她们悲惨的结局，既让人扼腕叹息，又教人充满勇气。
我们就这样，跟随着演员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和人物之间交替。主人公略显杂乱的记忆，恍然发觉她又何尝不是带着创伤，在混乱与迷失间踽踽独行？时光远去，伤痕却难以抚平。她想起祖父曾在家中对祖母拳脚相向，却每每利用高声的音乐加以掩盖。她戴着两张面具旋转起舞，似打斗、似撕扯、更似挣扎，那既是曾经的祖父与祖母，亦是当初的独裁者与受害者，家中令人窒息的父权，何尝不是独裁高压政权的缩影？她重现女性被迫害、虐待的场景，在浓烈的痛苦中，歌颂智利女性的顽强与不屈。
因此，尽管剧情的基调是黑色的，但努力揭开真相，追求正义的人性是闪光的。过去有在压迫中坚韧抵抗的人，如今便有在伤痛中拒绝遗忘的人。尽管黑色河流中满是苦难与罪行，但人类的清醒和韧性仍能泛起波光粼粼。感谢这部优秀的戏剧作品，将我们带去了那个遥远的智利；感谢困境中的人们将真相与希望一并存留至今，自有后来者会理解、懂得并铭记于心。
9月11日，丹麦欧丁剧团的独角戏《黑色河流的闪光》在老舍剧场上演。剧后，来自智利的该剧导演、演员上台分享，提到9月11日在智利有着特殊的历史坐标意义。原来51年前的9月11日，正是智利发生军事政变、民主政权中断，长达17年的独裁统治开始的日子。
《黑色河流的闪光》对这段恐怖的独裁历史进行了深刻的、独特的批判和反思。
首先，戏剧以读信的叙事手法展开，从演员嘴中流露出血泪的泣诉。主人公从外祖父收缴的犯人、士兵信件中触摸到了未曾了解过的历史。正如电影《我是古巴》以 “我是古巴” 这一自述贯穿始终，从古巴这片土地的视角出发，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故事串联起来，使观众能全方位地了解古巴社会的全貌。《黑色河流的闪光》以一个没有上过战场但始终受到战争余毒侵害的小女孩为叙述者，用几袋子亲历者的信件还原战争带来的伤痕，每一句来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话语都仿佛在呐喊着“我是智利”。这种以国家主体为叙述者的方式，突破了传统戏剧以个体人物为中心的叙事模式，让观众更深刻地感受到智利的整体命运和民族精神。
其次，戏剧采用了女性、孩童视角，成长型的演绎策略让剧情跌宕起伏，惊心动魄。主人公自幼便在一个世代从兵的家族中成长，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她的心中早早地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那便是成为像外祖父一样威风凛凛的军人。在她纯真的眼眸中，军人的形象是高大而神圣的，外祖父无疑是她崇拜的偶像和努力的方向。但当她逐渐了解到外祖父的人生和家暴、屠杀、监狱、坟墓等紧紧绑定时，曾经那个高大的形象瞬间崩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复杂的人物。这个对外祖父本人和他所代表的独裁恐怖统治祛魅的过程，被演员演绎得淋漓尽致。观众仿佛能亲身感受到她的困惑、痛苦与成长，仿佛能看到她在黑暗中努力寻找光明的身影。这个过程如同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灵之旅，引领着观众一同思考人性的善恶、历史的沉重以及成长的代价。
主人公宣读的每一封信、每一句话，都坐着无数的眼睛，都是智利人民遭受沉重历史的印记。这些信件不应该只是被扔进黑色河流泛起的闪光，也不应该只是记忆的鱼钩，而是一座座墓碑，提醒着人们历史曾在这里按下死亡的门铃。
END
审核：姜虹羽
编辑：崔一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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