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后评 | 《志愿军：存亡之战》：“反战”视觉与中国战争电影的当代化
文摘
2024-11-01 14:30
北京
近期，北京评协组织文艺评论工作者代表赴保利国际影城观看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观后评”栏目第135期选取赵立诺的评论文章，分享观影感受。陈凯歌执导，《志愿军》三部曲第二部《志愿军：存亡之战》将聚焦铁原阻击战。震撼巨制还原铁原硝烟，铁血不灭谱写英雄故事，一场存亡之战，一支英雄铁军！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的转移阶段，铁原阻击战正式打响，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2.5万将士与近5万“联合国军”展开激战。志愿军将士们浴血奋战，终于把敌军打上了谈判桌。面前，武装到牙齿的敌军步步迫近；身后，是数十万正在转移的主力部队，生死存亡，在此一战。1个小时，敌军的4500吨炮弹向我军一个师的阵地倾泻而至，12昼夜，步坦炮协同的敌军数次冲锋……志愿军战士们发扬“钉子战术”，把自己变成一根钉子，狠狠地钉在阵地上！暗藏机巧的防御工事，神出鬼没的地道突袭，招招见血的贴身肉搏，“人在阵地在”的誓言响彻铁原战场，63军全体将士一起，在铁原构成了一道冲不破的“铁长城”。作为第五代的领军人之一，陈凯歌一直以诗意而富有层次的视觉与史诗般的雄浑叙事著称，常常以旖旎的情感和复杂的命运，构筑大历史之下的个人命运，诸如《黄土地》《霸王别姬》以及后期的《妖猫传》，都具有这样的特色。也因此，我们常常无法想象陈凯歌会拍摄战争片，直到合拍的《长津湖》和后来独拍的《志愿军》三部曲的问世。2024年国庆档《志愿军》三部曲第二部《存亡之战》上映。在中国电影票房正在整体性的发生震荡之时，《志愿军：存亡之战》竟然在十一假期七天的上映时间里收获了8亿多的票房，这也证明了战争史实类型片、尤其是近年来重新燃起的抗美援朝题材的市场号召力，以及陈凯歌对于鸿篇巨制的把控力。与陈凯歌一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遮挡构图相比，《志愿军》系列的战争视觉实在是过于直接了。例如辛柏青所饰演的李默尹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炸断一条腿，断腿伤口处骨头清晰可见，导演毫不避讳的屡次用摄像机从不同机位将其纳入画面之中，甚至不在观众的视觉与其之间加诸任何遮挡。这让人不由得想起《霸王别姬》中，陈凯歌屡次放置在程蝶衣前景处的鱼缸，最后演映在段小楼面前的火光——当人物陷入最为窘迫之时，导演会用一些具有隐喻性的遮挡让画面多出一个层次，不仅加深了画面的寓意，同时也对人物的命运赋予了一种“不忍直视”的悲天悯人。但是显然，在《志愿军》中，他拒绝再次使用这样的手法，这种开门见山、直面惨烈的方式，他不仅用在最后的李默尹身上，也同时用在朱一龙饰演的李想、张宥浩饰演的杨三弟的多个战斗场景之中。这也就意味着，在新的类型尝试中，陈凯歌也尝试着用全新的美学方式来表达主题。不遮蔽，面对残酷的战争场面，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视觉暴力的方法。如果是在黑帮片中，这种方法则显得过于血腥和残酷，甚至有一种宣扬暴力之嫌。但是在抗美援朝题材的战争片中，这种视觉方法本身就具有着一种史学的高度，也与整体性的大开大合的视觉方法保持一致，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反战叙事”的呈现形式。在“反战”叙事的电影创作中，如何呈现暴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既要呈现战争的残酷以表达“反战”，又不能因此违背电影的视觉美感。这是一个需要导演反复拿捏的部分。在《辛德勒名单》中，斯皮尔伯格就曾经毫不避讳的让士兵在镜头前对着俘虏开枪，让观众一次又一次的观看战争暴力之下的血流成河；也曾经刻意染红一个小女孩的衣服，让观众眼看着最后布满弹洞和鲜血的红衣小尸体被抛进焚尸场。这种做法构成了最著名的“反战”叙事，其也正因为他“不遮蔽”。也因此，陈凯歌这一次对于自己曾经所创造的多层次的视觉美学的逆向而行，却重新创造了一种属于陈凯歌的“反战”叙事，对于《志愿军》系列电影而言，这种做法是更加符合题材的，这更是一次从艺术家视角对于此类侵略性国际战事的无声反抗。但是，这种方式并没有让这部电影失去陈凯歌曾独树一帜的个人史诗的方法优势。陈凯歌从不愿意在大历史中放弃对于小人物的书写，甚至人本身，才算是他追寻的终极对象，大历史常常沦为背景板，成为映照人物的镜子。即便是在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电影《搜索》当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网暴时女主人公自身的情感、选择与成长，反而成为了他所要表达的东西，而“网暴”则变成了映射主人公命运的大历史空间。虽然《志愿军》的抗美援朝无法变成背景，但是人物仍然是多层次的。例如朱亚文所饰演的武器专家向大家询问新造的武器有什么问题时，一个小兵淡淡的说手榴弹有问题，但是已经克服了；随后就在战争中向观众展示了他们如何克服的——以牺牲自己为代价。肖央所饰演的卡车司机老赵也极为独特，看似利益至上，却实际上始终保持着一个军人的本色。而最为动容的，则是李想拿出最后的那片糖纸用舌头舔一舔上面的味道。“舔糖纸”是一种儿童化的行为，但是当这个行为在最后面对敌人时做出，它便成为了一种对于观众遥远的“童年感知”的有力召唤，不仅在电影院中达成真正的共情，也同时起到了最终的“反战”思想的叙事价值目标。在一些评论中，陈飞宇饰演的孙醒被屡次诟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孙醒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虚构对象，却被塑造成一个战神般的存在。但是，作为艺术作品，理应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创造一个虚构的角色用以连接整个三部电影的宏阔叙事是无可厚非的，而孙醒这个角色所承担的叙事线索，也几乎完美的向我们展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残酷和战士们的一往无前。换句话说，孙醒这个角色的失败并不在于剧作，甚至在动作美学的层面上也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其根本问题在于陈飞宇的表演似乎并没有很好的融入整个战场，尤其是《志愿军：存亡之战》中，他将这个具有弧光的角色处理的过于僵化、程式化，以至于前期的PTSD和“战神状态”之间的切换，并不像走入战争的精神病人，而更像是一个“上课打瞌睡的学生”和“打真人CS的玩家”，直至他彻底回忆其自己是谁，表演才开始融入整个全局。这也就意味着，孙醒这个更加复杂的角色，似乎需要更加坚实的表演，才能做好链接整部作品的工作。但无论如何，陈凯歌在《志愿军》系列中所做的自我挑战都几乎是成功的，他也为当代战争片再次奉献出了一个优秀之作。在战争美学、史诗叙事和人性深度的同时兼顾中，他仍然将电影叙事呈现为快节奏多线索的复杂叙事，并详尽的讲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战争策略，让整个电影呈现出“高智商电影”的风貌来。这不仅是一位老导演走向当代观众的一次成功尝试，也是中国战争片不断当代化的一个明证。北京评协投稿邮箱：beijingpingxie@bjwl.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