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书院始于唐代，历经宋朝，逐渐形成一种制度化的教育形式，它在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地区展现出以儒学为中心的多种文化特征。一般来说，在书院里主要进行讲学及祭享等各种形式的礼仪，此外还有藏书和出版等活动。由此可见，书院并不是单纯的教育场所，而是传授多种文化的一种扩展空间。当然，书院具有这种特点的历史背景，可以说是孔孟式儒家教育的问题及缺陷不断被修正完善的结果：从追求个人人性这一狭隘的自我省察的教育目的，扩大到对天地间常有的“理”进行探索的趋势；就教育内容而言，从重视诵经发展到对义理进行明确的阐释，进而开始关心普天下的问题；在教学方法上，也超越了单纯的授徒的教育方式，出现了通过对学术及思想进行讨论来解决问题的方法。
众所周知，朝鲜时代书院里的藏修是通过三种方法完成的，即通过祭享、讲学以及游息来学习。书院的这种藏修教育不是教育一个人进入社会当官出人头地，而是通过这些进行全人教育，培养性理学所追求的真正具有人性的人物。在中国特别是宋代以后，书院作为私学，起到了促进学派活动和学习，以及促进新学风的诞生和发展的学术研究基地的作用。因此，书院在不同地区，根据学脉、思想、教育方式的不同，呈现出独特的教育方式和运作模式。每个地区的士大夫可以说是此地的社会精英，他们在以本地书院为据点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就形成了地方的人际网络，即知识人社会。唐代中期以来门阀社会衰落，从而需要新的教育机构来培养寒门出身的士人的实力；从科举制上来说，不再重视师生之间传授知识的明经科，取而代之的是将诗赋的创作作为及第和落第标准的进士科。唐代以来，随着雕版印刷术的扩大普及，小规模的私学也可以保存不少藏书，且由此也可以正式地传授知识等等。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宋代书院所具有的特征当时已初露端倪。同时，州学和县学作为地方官学，因唐末五代持续的战乱被彻底破坏，残存的官学也举步维艰。因此，当时由知识分子新建的私设书院代替官学，成为教育场所。然而教育追求的目标仍是官职的任用，这大约一直持续到12世纪南宋朱熹之后，书院重新切断与官方之间的纽带，在科举中强化其作为纯粹学术研究机构的性质。因此书院教育随时都有可能被国家吸纳；并且只要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下来，或者国家如果对教育采取积极的态度，那么书院实现官学化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早在唐德宗贞元年间，李渤、李涉兄弟在白鹿洞建立的读书堂日益发展，到五代时期就达到了众多士人聚集的学校规模，南唐政府在此地置办田地，特请李善道执教。事实上，这种现象到宋代初期就更加普遍，到了北宋中叶，当时著名的四大书院与官学也没什么区别了。
二
如果将书院的起源与名称关联起来的话，则大多数都源于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的丽正殿书院，以及后来由其改造而来的集贤殿书院。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丽正殿书院和集贤殿书院除有藏书和修书的功能外，还兼具侍讲、侍读，以及作为帝王开设宴会招待贤才酬唱诗歌的场所之功能。虽然侍讲和侍读的功能可与教学相联结，但这只是应对帝王个人的咨询，很难将其看作行使了教学职能。而与修书相关的校勘、撰辑、著述等则需要相当专业的素养。因此，不难想象有必要对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进行一定的“职业”训练。文职、修撰、校理等与学士的关系，自然可以设定为指导与训练的关系，并且自然地将这种关系与教学作用挂钩，也无大碍。最初通过讲学培养人才的书院，当数南唐升元四年（940年）建立的白鹿洞学馆，当时称之为庐山国学。
但与普遍的讲学相关的功能则始于宋代。韩国则将朱熹重兴白鹿洞书院及其《学规》或《揭示》结合起来解释书院教育，白云洞书院的建立也基于此。
然而，将白云洞书院的建立与白鹿洞书院相联系，只强调朱熹和白鹿洞书院的关联性，很难理解白云洞书院的历史地位。当然，虽说建立白云洞书院是16世纪朝鲜王朝的事，但从引进朱熹思想并接受集大成的性理学这一观点来看，强调与朱熹的关联性也似乎妥当。白鹿洞书院（由朱熹重兴，之后由朝廷固定其模式，成为书院的典范）作为白云洞书院的发端，若想要准确地加以理解，那么不仅需要留意其从庐山国学发展至白鹿洞书院的过程，更需留意之前唐代书院的问题。因为有观点认为，不仅书院之名始于唐代，且具有实际教学职能的书院的起源也要追溯到唐代，对此也应予以重视。
实际上，通过各种地方志和诗文等的记录，可供考究的建于唐代的书院如：张九宗书院、丹梯书院、凤翔书院、瀛洲书院、李公书院、丽正书院、青山书院、松洲书院、鳌峰书院、草堂书院、孔林书院、光石山书院、天宁书院、李宽中秀才书院、南岳书院、韦宙书院、卢藩书院、杜陵书院、皇寮书院、桂岩书院、景星书院、东佳书堂（义门书院）。同时，聚书、聚徒讲学、习礼可以说是学校的功能，而具有这三要素的书院早在唐代就成立了，对此相关研究仍在继续。经过不懈的探索，被证实成立于唐代的书院，也由原来的20余所增加到现在的41所。书院的创建年代也被考证，
比如，瀛洲书院创建于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年）以前，李公书院创建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以前，张说书院创建于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年）等等。当然，对于这些书院是否完全具备教学功能仍存争论，但书院源于唐代中期已成为不可撼动的史实。朱熹在《石鼓书院记》中认为书院起源于唐元和年间（806—821），由李宽创建。作为书院发挥私人讲学功能的证据，通判刘庆霖在皇察书院的讲学，以及陈珣在松洲书院对士民的讲学，尤其值得关注。毋庸置疑，唐代书院的历史遗产无论以何种形态存在，都将影响后来书院的创建和发展。因此不难看出，将书院的创建和发展只与宋代以后联系起来进行理解的视角存在一定的问题。当然对于白鹿洞书院的理解也存在这一问题。
三
众所周知，白鹿洞源于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洛阳人李渤、李涉两兄弟曾隐居在此读书。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1），李渤出任江州刺史，因其对自己管辖区域内的白鹿洞极为关心，故在白鹿洞修学的学者数量逐渐增加。五代初期在白鹿洞讲学的人物中，最杰出的当数颜翊。
据悉他是颜真卿的后代，《江西通志稿·星子人物列传》中记载道：“颜翊，少孤，笃志先业，善词翰，谨礼法，率子弟三十余人皆受经白鹿洞。三十余年，进修不辍，后从祀白鹿洞先贤祠。”在李渤、颜翊二人的努力下，“白鹿洞”逐渐具备了私塾的性质，从而自然地营造出讲学环境，这不仅为后来创建白鹿洞书院提供了条件，而且通过购买、收藏书籍，为以后书院的功能起到了引领作用。
一般认为庐山国学是白鹿洞书院的起源，那么其性质如何？创建于五代南唐升元四年（940年）的庐山国学，有观点以其聚徒讲学一事为例，称其为书院的噶矢，但仅凭教学就将其视为书院噶矢的看法是存在问题的。即庐山国学作为学馆，是具有国子监性质的官学，与书院的性质大相径庭。只是其教学课程的设置与教学方式，后来的确间接地影响了白鹿洞书院。庐山国学一般也被称为白鹿洞国学、白鹿国庠、白鹿洞学馆、匡山国子监、辟雍等，这与书院初期名称不固定、呈现多样化有关。随着南唐势力的扩张，庐山国学在白鹿洞建立国学，它与升元二年（938年）在金陵秦淮河附近建立的国子监是同一类型的学校，具有官学性质，大大超过私塾与学馆的规模，是国家最高学府，与书院还是存在差别的。然而如前所述，后来白鹿洞书院的创建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不言而喻的。主管国学事务的所谓领洞事，亦由太学通经者负责，以强调其重要性。李善道、朱弼、刘元亨、陈赐、毛炳等人都是名望之士，分别主管国学事务，他们从各个方面为后来白鹿洞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北宋以前，庐山国学培养了大量人才，各种地方志及相关的史书中皆收录了他们积极活动的情况。
后来，书院多位于各州县风景秀丽、教学环境稳定之地，庐山国学在这一方面为其树立了重要典范。除此之外，它还在运营模式上为各地书院提供了先例。即庐山国学成立初期，官方赐予其土地，庐山国学则通过收取田租筹措必要经费，这为后来书院的运营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虽然其当时在庐山国学阶段还未见制定具体学规，但它也有严格的纪律。学生必须遵循规范礼法行事，这为以后白鹿洞书院制定学规奠定了重要基础。除此之外，它还选拔具有丰富经验和学识的人，将其任命为师长，使其发挥培养人才、繁荣学术、实现学校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开放门户，使各地区的学者可以自由讲学、交流。庐山国学在学习内容方面以儒家经书为主，其次为史书，并教授诗文与诸子书等，在这些方面其与私塾形成对比，也影响了以后书院的教育内容。庐山国学在教学形式方面，以自学为主，讲学为辅。以前面提到的朱弼为例，他让学生自主提问，他再进行详细的解答说明，以提高效果，这也对日后书院教学方式的设定产生了一定影响。
四
宋开宝九年（976年），宋占领江州，南唐时代结束，庐山国学的时代亦落下帷幕。之后，白鹿洞归江南东路江州德化县星子镇管辖，当时江州地方人士在庐山国学的旧址创建学馆，称之为书堂或书院，终于开启了名副其实的白鹿洞书院时代。宋初建立的白鹿洞书院的规模似乎并不大，学生不过数十人而已。虽然也有观点认为其学生数量达到数千名，但考虑到当时白鹿洞书院的建筑规模及经济条件，是根本无法容纳如此众多学生的。就北宋时代来看，白鹿洞书院的发展并不顺利。太平兴国五年至七年（980—982）之间，当时白鹿洞书院的主持人明起将书院所有的土地献给朝廷，出任蔡州褒信县主簿，之后书院逐渐衰落。之后咸平四年（1001年），宋真宗向全国各地区的学校与书院发放国子监刊行的经书，命令修缮孔子庙堂。翌年，白鹿洞书院也蒙受这一政策的恩泽。但后来白鹿洞书院又大幅衰落，直到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礼部郎中孙琛重新在白鹿洞书院旧址建造建筑，称之为白鹿洞书堂，让弟子居住、读书，同时向各地的书生提供宿食。孙琛并非当地人，也不是南康军官员，在朝廷也不主管文教事务。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其父孙冕曾请求以白鹿洞为归隐养老之地，真宗准之，但实际上孙冕还未到此地便在途中去世。后来孙琛迁到白鹿洞居住，创建学馆，教授弟子。后来此学馆逐渐衰落，并再次毁于战火，成为废墟，后由朱熹复兴。
如此，作为朝鲜时代白云洞书院的原型，白鹿洞书院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对以后朱熹重兴书院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关于朱熹与白鹿洞书院的重兴，已有众多研究。大部分研究都强调白鹿洞书院的《学规》或《揭示》成了以后书院教育的重要典范。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说，这过多地反映了书院朝着与初期创建意图不同的方向发展的面貌。换言之，人们自然会强调朱熹重兴白鹿洞书院及其学规，但在某些方面，朱熹之后白鹿洞书院的特征被附会的地方不少。因此，正如周世鹏对白云洞书院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样，关于白鹿洞书院的建立，朱熹最初的意志也应当被重视与强调。
过于强调南宋时代的书院发展历史与朱熹的白鹿洞书院的关系，则会错过具有重要意义的另一段历史。比如，南宋时代程子通过在书院讲学宣扬性理学，杨时为其弟子，这里就不得不提杨时和他的东林书院。因为从时间上来看，它早于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宋史》中的相关记录也表明东南学者推杨时为程氏正宗，杨时传罗从彦，从彦传李侗，侗传朱熹，朱熹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杨时于宣和（1119—1125）、建炎（1127—1130）年间家居常州，讲学东林，前后有十几年时间。其间，白鹿洞尚为一片废墟，经绍兴、隆兴、乾道大约50年之后，朱熹才知南康军，重兴白鹿洞书院。吕祖谦于乾道四年（1168年）至六年，连续修订《丽泽书院规约》，虽与朱熹手订《白鹿洞书院学规》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先导作用。
同时，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重兴白鹿洞书院，在此之前，江西一带已创建或重兴了二十余所书院。周敦颐于嘉祐年间创建了江州濂溪书院。淳熙三年，州守潘慈明与通判吕胜重新修复并扩建。绍兴年间，陈自俯创建丰城龙光书院，朱熹过丰城留居一月，并为其心广堂作记。宋高宗赐院额，刘子澄曾在此掌教。除此之外，李椿年创建的浮梁新田书院，陈光荣（字功显）创建的武宁柳山书院，汪应辰讲学的玉山端明书院，刘宏仲创建、胡安国曾题诗的竹园书院，盛温如创建的丰城盛家洲书院等，均建于绍兴、乾道年间，在朱熹重兴白鹿洞书院以前。朱熹重兴白鹿洞书院对当时以及后世影响深远，因为其如实反映了南宋时代书院发展的脉络。朱熹重兴白鹿洞书院与当时重兴书院的时代氛围不无关系，这一点有必要多加注意。
朱熹对官学和科举一直存有偏见，因此他批判官学存在的问题，“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同样，他认为科举沦为追求利禄的手段，其弊极矣。因此对于科举，他反对学校之为声利之场，主张教育一定要注重“道德政理之实”。这一教育目标成为其重兴白鹿洞书院的动力。朱熹为以白鹿洞书院为代表的各个书院题辞、作记、讲学等，自然表现出他对书院的关心。乾道年间，他在家乡创建了云谷书院和寒泉精舍。他重兴白鹿洞书院之后，继续创建了武夷精舍、沧州书院。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担任荆湖南路安抚使，重建岳麓书院，将《白鹿洞书院学规》作为书院的教学指针等等。由此可知，朱熹重兴白鹿洞书院是他一贯关心书院教育的一个环节。
但众所周知，重兴白鹿洞书院并非易事。重修白鹿洞书院耗费了38年的时间，在朱熹死后才竣工。当然在重兴的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反对的声音。朱熹知南康军差不多两年时间，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赴任，同年十月开始重建书院，七年三月开讲，淳熙八年三月离职。直到朱熹离职，白鹿洞书院的规模仍然处于“初成”阶段。“其白鹿洞所立书院，不过小屋三五间，始以表识旧迹，使不至于荒废湮没而已。”据说到朱熹离职时，“大小屋二十余间，教养生徒一二十人”。至于礼圣殿、三贤祠等建筑，以及置院田充当经费之事尚属规划，而未实行，划拨建昌庄田也是朱熹之后的事，收取郡廪充当诸生的经费也是后来的事。如前所述，白鹿洞书院的重修历经38年，到嘉定十年（1217年）才竣工，这一过程中，朱熹的儿子朱在担任大理正一职，遵循其父遗愿进行大规模重建，其规模之大，他郡无法与之比肩。重建期间，南宋政事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此有必要进行关注。其中与朱熹、理学和白鹿洞书院有关的，所谓的“庆元党案”和“嘉定更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理学一度受到贬斥，到了这一时期，复受褒奖。朱熹虽已逝世，但也受到了朝廷的追封。这一时期朱熹的儿子朱在负责完成白鹿洞书院的建设并非偶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时代造就的结果。
五
众所周知，白鹿洞书院曾经对南宋和后世书院以及其他学校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亲书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颁之学宫。之后白鹿洞书院不仅仅只是书院，还成为学宫的典范。纵观书院发展的历史，从未有书院有如此高的地位。当然白鹿洞书院的这一地位在朱熹死后才发挥影响。虽然白鹿洞书院的影响是随着朱熹本人思想、政治声望的不断提高而扩大的，但从某种程度来说，它具有开放性，这一点超出了朱熹本人及其朱子性理学的范畴，是不可忽视的。朱熹重兴白鹿洞书院，吕祖谦作记，陆九渊演讲，因此白鹿洞书院与之后的南宋理学三大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有了联系，并且成为三派后学共同顶礼膜拜的教学典范，这具有重要意义。譬如，陈傅良的学生吕冲之在白鹿洞书院讲道；又如袁甫，他是陆九渊的大弟子杨简的学生，绍定年间为江东提举，他“用白鹿洞规制请于朝廷”，奏建象山书院；等等。
白鹿洞书院虽与南宋理学的发展过程及结果密切相关，但也超出了理学本身的影响范围。朱熹主张重兴白鹿洞书院是实践其教育主张的一次重要实验。他通过书院进行教育实践，相较于过去理学家和佛教禅林的主持者兴办的书院、学校和禅林等以教育经验为基础的场所，更具有新的教育实验场所的性质。因此，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具有中国古代多种教育方式的综合特征，可以说，这些价值在今天从某些方面来看也具有重要的生命力。
从另一方面看，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虽然促进了体现私学价值的书院的发展，但同时也促使书院“官学化”。虽然当年朱熹试图重兴白鹿洞书院时其身份也是地方官，但白鹿洞书院与官学相距甚远。显而易见，此时的白鹿洞书院自唐、五代以来不仅均为私人自行创建，乡党筹措资金，由书院自行设置课程，采取合适的教学方式，而且学习者可以自行选择课题，师生互相析疑问难等等，教学氛围十分自由。然而朱熹却一再要求朝廷批准、备案、赐额、赐书，进而建议为管理白鹿洞书院设置官吏，禄比祠官，使其正式纳入官制。这最终导致白鹿洞书院发展成官学，即开启了不同于实践理学的教育目标与价值的另一种形式的书院模式。这一主张的目的在于统一当时存在的多种模式的书院，同时将其改造为官学。朱熹的这一构想在南宋嘉定年间之后，尤其是理宗时期逐步得以实现。如前所述，《白鹿洞书院学规》经皇帝手书颁予学宫，实际上可称之为御定教学方针，在此基础上施行书院设官，使其与原来的官学相差无几了。关于设官，在后来的《宋史》《宋元学案》以及各种地方志中有很多记载。最初州郡教授兼任书院山长，但后来其他官吏兼任山长的情况逐渐增多，所以有时地方的制置使或提举也兼任山长。这种现象表明朱熹“禄比祠官”的构想得以实现。
朱熹曾非议科举，指责官学，批判徒以利禄、功利为务。他认为居敬穷理、高明自得是学问的过程亦是目标。他在《白鹿洞书院学规》的跋语中写道：“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陆九渊在白鹿洞讲义利，朱熹称他“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听者莫不竦然动心”，“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虽然这一精神在朱熹死后不仅成为白鹿洞书院也成为各类学校的典范，《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共同的教学方针，朱熹及其后学注释的《四书》《五经》都成为各类学校的基本教材，但它没有解决士人追求声名利禄的风气的问题，即过去学校作为“声利之场”的痼疾。虽然朱熹的教学方针与教学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古代的辞章，完全取代了王安石的《新义》《字说》，但它依旧无法摆脱登科入仕的倾向。“朱子的神主祀于学宫，《学规》高悬讲堂，经书注解置于案几，增添了新的偶像与经典，然士风依旧”，这一评价也不失其恰当之处。朱熹重建的白鹿洞书院曾经是学者自择课题、各抒己见、兼容并蓄的论坛。这一讲坛对于促进当时的思想交流、繁荣各种学术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由于朱熹及其门人后学的不断努力，朱子学的学术地位上升到了“官学”，书院随之采取无异于官学的教育方式、教育内容、管理方式，这就使朱熹陷入了重兴白鹿洞书院时所继承和发扬的古代书院传统遭到自我否定的矛盾之中。结果门户之见不断深化，过去书院的务实之学遭到排斥。官学化的过程最终弱化了过去书院所具有的生命力。当然，与这些过程相比，大部分朝鲜王朝的书院发展史都具有与南宋及其以后发展不同的独立面貌。可以说它们都失去了初期书院原有的生命力，从这一点来说它们经历了类似的命运。鉴于此，相比将变得与官学相差无几的白鹿洞书院与朱熹联系起来看待，或者将其与李混的书院普及运动等联系起来看待，我们应该更突出安珣（1243—1306）、周世鹏（1495—1554）、安孩（1501—1560）等的努力以及丰基地区的历史性，将成立初期之白云洞书院与赐额之后的绍修书院区别看待是很有必要的。
作者：李润和，韩国国立安东大学终身教授、孔子研究院海外儒学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
（本文选自“尼山儒学文库”之《韩国的儒学受容及其史论性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