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中，某直播平台的运营人员利用自身职权，以帮助主播解封、推流等为由，向主播索取贿赂，以此获利300多万元。最终，法院认定该运营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30万元。
在这类案件中，较为典型的行为，一是利用管理主播等职务便利，为主播提供帮助，向主播索要钱款或非法收受主播给予的钱款；二是利用负责管理运营某项业务的职务便利，为请托人承揽项目等提供帮助，向请托人员索要好处费；三是利用负责管理运营某项业务的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获取激励金、流量等资源提供帮助，收受请托人好处费。
本文来源：方圆公众号（fangyuanmagazine）直播间被封禁后主播卢魏依规向平台提交申诉，但平台的主播运营人员万浩波却爱搭不理迟迟没有动静，无奈卢魏只好准备50万元现金试探性地给了万浩波，让他没想到的是万浩波连一句推辞都没有就坦然收下了，卢魏这才明白这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保护费”，保的是他直播间未来能正常有序运营。万浩波来自东北一个普通家庭，学历不高，很早便到北京打拼，在多家互联网公司上过班。2017年，时年22岁的万浩波入职了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后来担任主播运营一职。主播运营是主播、主播所在工会与直播平台沟通的桥梁。处在主播运营岗位，万浩波算是个小领导，对接的也都是平台的大主播和大工会。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可能存在违规情况，例如说脏话，这时候平台的检测系统会自动检测到违规情况，由审核部门核实后作出警告、停播等处理。而万浩波所在的岗位，有一定的操作空间——他能在主播提交解封申请时加速处理，以“违规行为不严重”等理由帮助主播尽快重新开播。同时，万浩波还有一个工作权限是“活动流量”的发放。直播平台赋予主播流量的多少，极大地影响着直播间的观众人数，继而影响主播的收入。违规申诉是加速处理还是拖延处理，流量是给多还是给少，这些操作空间留下了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万浩波也以此来拿捏主播们，以多种理由来找他们“借”钱。其实，万浩波的收入并不低，也不缺钱，但他“缺”能满足其高消费的钱，如少了辆豪车撑场面等。2021年7月，万浩波第一次找主播“借”钱。当时，他表示自己要结婚，需要一笔钱，两三年后还款。这个主播“借”给他70万元，但万浩波没有留下借条。同年9月，万浩波找到另一个主播，又以结婚为由，“借”走30万元。万浩波称年底能还款，但到了年底，还款一事从未被提及。2022年1月，万浩波声称妹妹“也要结婚”了，以需要买房、装修为借口，第三个主播被万浩波“借”走60万元。这笔钱，万浩波倒是在一年后主动提出说要归还债主，但却也只是说说而已，钱是一点儿也没还。这几笔钱都是主播转账给万浩波的，万浩波都没留下过借条，也没明确提出还款期限。几个主播心里其实也有数，不指望能拿回这些“借款”。万浩波这几次“借钱”可以说是毫无技术难度，钱到手得格外轻松，他胆子也越发大了，于是挑好了下一个“冤大头”。直播平台的头部主播卢魏便是万浩波选中的下一个目标。相较于之前的几个主播，卢魏粉丝数超5000万，带货赚的佣金更多，从他那儿要钱显然也更方便。卢魏和万浩波联系也比较密切。卢魏工作中有什么问题经常通过线上同万浩波沟通，时不时也会给万浩波发个红包，送点小礼品，以此维系和万浩波的友好关系，也是在维系同直播平台的关系。有时候，万浩波需要到现场观看直播并提供一定的支持，卢魏的接待更是到位，主打一个“吃喝玩乐一条龙”。因此，万浩波觉得，自己开口想要点钱，卢魏这么“社会”的人肯定能明白他的意思。2022年初，万浩波和卢魏线上聊天时，多次透露自己想买新车，甚至具体谈到了某款名牌车，称这款车车型、性能都很好，而这款车的价格为50万元左右。卢魏明显察觉出那段时间，万浩波在处理他账号相关事务时很不积极，账号被禁播、禁言，万浩波总是以各种理由拖延处理。卢魏觉得，可能需要给万浩波“上缴”一点保护费了。于是，在接下来一场线下活动结束后，卢魏将装有50万元现金的袋子交给万浩波，这本来也只是一种试探，但没想到万浩波二话不说就收下了。收下钱款后，万浩波在处理账号问题时果真迅速了不少。几个月后，卢魏发现自己的账号又频频出现问题，而因为有事到其现场的万浩波却非常巧合地表示，自己需要40万元急用。卢魏告诉对方，自己账面上没有这么多钱，万浩波随即变了脸色。尽管当时没给钱，但卢魏一直惴惴不安，考虑了几天后，觉得还是不要因为这笔钱得罪了万浩波，便让他公司的会计将40万元转给了万浩波。同样，万浩波虽然说是借款，但没有给借条，没有说明用途，也没有还款期限。或许觉得卢魏是大主播，不缺这点“小钱”，过了一阵子，万浩波又试图明示卢魏给钱。那时临近年底，卢魏的账号又是令人熟悉地频出问题，找万浩波解决，他也总是爱搭不理。在万浩波出差去找卢魏讨论第四季度的工作任务时，多次提起，自己这一年带领卢魏这个团队非常辛苦，有多么不容易等，像是对朋友倒苦水。然而，有了前两次的经验，卢魏自然明白万浩波这是什么意思。于是，卢魏第三次准备好了钱，又给了万浩波50万元。每次给过钱后，万浩波对他的直播间就能更上心，积极维护一段时间。万浩波向各个主播“借”来的钱或者明示索要的钱，都用来在老家买房、买豪车以及在网络游戏里疯狂“氪金”。万浩波找上的主播都是带货主播，粉丝数最低也有1600万。面对万浩波的无理要求，他们权衡之后通常也都是接受了。相较于直播间出问题的损失而言，“借”给万浩波的钱不算什么。实际上，主播是有渠道联系直播平台反馈投诉的，但基本没有人会主动投诉。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直播平台会如何处理此事，如果不更换对接人员，万浩波继续当运营，那岂不是撕破了脸面，双方关系闹得更僵。如果更换了对接人员，又需要投入资金重新建立、维护关系，谁又能保证这个人不会是下一个“万浩波”呢？所以，对于被索贿的主播而言，花钱消灾，确保主播生涯顺畅、保障直播效益会更划算一些。然而，万浩波对个别主播的“偏爱”总会引起他人的注意。2022年底，一封匿名举报信通过直播平台的内部投诉渠道发给了万浩波所在的公司，举报信称万浩波涉嫌违规发放活动流量。收到举报后，公司的廉政部门进行了3个月的内部核查，在不惊扰万浩波及可能相关的员工的情况下，从工作痕迹、业务数据等客观性证据入手，查证万浩波确实涉嫌违法。2023年2月14日，涉案公司到公安机关报案。次日，万浩波被公安机关抓获。在万浩波租住的房间里，警方还发现了50万元现金。2023年5月16日，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至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就万浩波职务相关的工作制度、受贿手段、利用职务便利提供帮助、牟取利益的具体形式等方面继续补充证据、引导侦查。万浩波自愿认罪认罚。经审查，2021年7月至2022年11月，万浩波利用其负责直播管理、账号维护等职务便利，以借款、购房、购车等名义向其管理的多名电商带货主播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为主播提供快速解封、快速加“白名单”等帮助，多次收受上述主播的钱款共计300万元。承办此案的检察官王婵媛表示，万浩波到案后曾对钱款性质辩解称为“借款”，但检察机关根据万浩波与主播的身份关系、有无正当合理借款事由、有无还款行为等情况，准确认定其行为构成借款型受贿，这对于互联网企业中“以借为名”的商业贿赂认定具有参考意义。2023年6月15日，海淀区检察院以万浩波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向海淀区法院提起公诉。9月15日，海淀区法院作出判决，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万浩波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30万元。在万浩波一案中，王婵媛告诉《方圆》记者，万浩波的受贿手段其实非常单一，没有什么高明之处。他只是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准确地利用自己的工作特点来向主播们索贿。那么，同类型犯罪案件主要有哪些特点呢？海淀区检察院梳理了近3年办理的辖区内互联网公司员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案件，发现被告人主要有以下3类犯罪行为：一是利用管理主播等职务便利，为主播提供帮助，向主播索要钱款或非法收受主播给予的钱款；二是利用负责管理运营某项业务的职务便利，为请托人承揽项目等提供帮助，向请托人员索要好处费；三是利用负责管理运营某项业务的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获取激励金、流量等资源提供帮助，收受请托人好处费。针对这些漏洞，2023年11月27日，海淀区检察院向涉案公司制发了检察建议，建议涉案公司加强对员工的法治教育、加大高风险岗位监督力度、健全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在内部制约监督机制方面，王婵媛介绍称，互联网公司的组织架构呈现出扁平化的特点，企业层级少，减少了审批层级和沟通成本，但也导致每层级的工作人员职权相对集中，业务流程中相互制约不足。以上案件中的被告人单独一人即可以对重要项目作出决策，这无疑增加了员工被拉拢腐蚀的风险，也降低了腐败行为发生的门槛。检察官助理王鲁玥以万浩波一案举例告诉《方圆》记者，她曾询问过直播平台，对于主播提出的直播间违规情况申诉，主播运营的处理时限是否有规定。直播平台答复称并未作出相关规定，通常为3至5天。王鲁玥说：“如果公司没有具体规定，这就是主播运营这个岗位自由裁量的权力，这正是问题所在。虽然说直播平台是考虑到每位主播运营所负责的主播数量不同，需要处理的问题复杂程度不同所以没有作出规定，但我认为如果没有硬性规定，是否可以有个通常的时限来制约，超过时限需要另外说明情况，以此加强监督。”涉案公司依据检察建议书进一步整改后，还同海淀区检察院形成不定期举行会议的沟通机制。每隔一段时间，公司结合日常经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向检察官们咨询，检察官也根据近期案件特点，为公司提供固定证据、追赃挽损以及合法经营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对于新兴的直播行业，王婵媛也表示，涉直播的案件数量有所上升。“直播行业里，主播可能涉嫌违法，运营人员、供货人员也可能涉嫌违法，常见的罪名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王鲁玥介绍，许多互联网公司总部的员工有着更大的话语权，哪怕是小岗位也能决定很多大事情。事实上，各个互联网公司都比较重视警示教育，但监管难免有漏洞，小岗位有大权限、大岗位缺少监督的情况比较普遍。据了解，海淀区千亿级企业便有8家，记录在册的约有26万家企业，其中，约14万家企业为科创企业。而据海淀区检察院调查了解，互联网公司部分员工对法律的敬畏之心较弱。今年4月，结合区域特点，海淀区检察院针对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法律困惑和诉求，为消除检企沟通壁垒，推出“检启智远”微信小程序，线上全时段倾听企业声音，收集涉企法律监督线索。企业也可以“订单式”填写企业普法需求，邀请检察官到企业内授课，还可以自助咨询，进行企业问诊。目前，已有多家企业下了订单，检察官也已按需定制好专属课程，进到企业内部授课。今年6月，海淀区检察院携手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海淀区工商联前往中关村环保园，开展普法主题活动。普法课依托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案例，介绍了舞弊类犯罪、背信类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等常见涉企犯罪类型，并对案例反映出的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违法犯罪高风险环节提出了法律建议。王婵媛表示，下一步，海淀区检察院将切实增强检察履职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聚焦发展之需、企业所盼，打好“检察护企”组合拳，为建设以首都发展为统领的现代化强区、高品质海淀贡献检察力量。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8月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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